就西方家庭史研究文献而言，勒普莱(Pierre-Guillaume-Frédéric Le Play，1806-1882)1855年出版的《欧洲劳工》（European Workers），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300多个工人家庭进行了对比分析，这是关于家庭研究的早期文献。勒普莱是经验主义家庭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追随者。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的状况可以通过家庭的物质生活和稳定性得到测量。他对家庭及家庭与社区的关系进行了长期艰苦的研究。同一时期的文献，如1861年梅因的《古代法》和巴霍芬的《母权制》，他们的出版开启了19世纪西方婚姻制度研究的热潮。此后研究古代家庭的文献不断涌现，比如《古代城邦》(库朗热，1864)、《原始婚姻》(麦克伦南，1865)、《古代社会》(摩尔根，1877)、《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1884)等。如何理解罗马家长制及其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是这些著作共同关心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学研究重心从家庭制度理论转向具体的家庭及其成员的状况，关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192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即现在的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家庭社会学分会成立，波土顿大学第一个开设有关家庭生活的系统课程(White&Klein，2002)。欧洲社会学家在家庭研究方面持续强调制度层面、历史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分析，把家庭置干社区之中进行分析，更加关注文化的差异性(van Leeuwen，1981)。20世纪下半叶，家庭现代化理论以及家庭性别研究、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混合研究成为新的趋势。

关于中国社会对家庭关注的学术脉络，李教授将其划分为四种视角。一是将家庭看作是礼法制度。这种礼法制度从孝道出发，通过描述家与国之间的政治与文化关联，论证家庭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二是从家庭结构出发，剖析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三是从人格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在论述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论述家庭的问题。四是从婚姻制度视角论述国家如何将婚姻制度纳入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治理范围。就研究而言，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家庭、家庭史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著作比较零散，20世纪30年代家庭婚姻制度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家庭和家庭史研究正式拉开了序幕。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旧式的家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是中国社会先天不足的一种表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中国家庭研究处于停滞阶段。1979到1988年底，婚姻家庭研究的论文，占社会学类文章的13.7%，占据社会学类文章之首(马有才，1989)。学者把这一阶段称为家庭研究的奠基阶段，1991-1996是发展成熟阶段。1997-2000是研究降温阶段(王金玲，2002)。2000年之后的家庭研究，研究深度提升，数量虽少，但质量不断提升(唐灿，2010)。总之，从家庭史角度关注农民工家庭研究者还比较稀少。

农民工家庭研究类型的选择

研究视角与方法

李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即用观点盘活资料。她在研究中的思路是这样构成的：关于家庭研究本身，如果只是拘泥于与婚姻观择偶观子女教育等相关联的系列问题上时，很容易流于琐碎的描述与叙事;侧重于某一地域的家庭研究，则可能会以偏概全。从时间维度进行论述，经过分析资料发现，家庭是连续变化的单位，用10年或者20年为单位进行论述，对家庭边界的界定、家庭模式的解读容易出现困境。从空间维度进行论述可以弥补时间维度上的琐碎感和断裂，但容易流于人文地理学的叙述，与研究主题游离。因此，李教授认为，经过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基于十多年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了解，用观点盘活资料的研究框架，比较适合研究的主题。

在研究中，李教授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个案追踪的研究方法，深入职业场所，深入家庭，进行参与式观察，对个案进行持续性追踪调查。并在不同时间节点采用访谈法、实验法等方法进行调查，比如农忙与农闲时节、春节期间等。紧接着，李教授界定了几个研究中的概念。家庭传播指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之间的人际交往、信息交流，家庭成员与人际圈子之间的交往，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共享信息体系。农民工概念较为宽泛，既包括离开所有家庭成员在城市里居住工作生活的家庭，也包括部分家庭成员在城市里居住工作生活的家庭，还包括部分家庭成员在家乡务工，部分家庭成员在城市上大学或已经大学毕业工作的家庭。研究中的家庭代际划分为三代。1975年之前出生的家庭为第一代家庭，1975年之后出生和80后家庭为第二代家庭，90后家庭为第三代家庭。但是在研究中，鉴于不同家庭的特殊性，只能做大致的区分，并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划分。

读书还是打工：“家”在何处？

李教授以“读书还是打工”的选择为关切，分享了几个典型的家庭个案。李教授通过家庭鲜活的故事阐发人生选择与家庭的密切关系。首先，打工还是读书，与父母的读书经验和社会感知关系密切。其次，留守环境对打工选择影响较大。90后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成年以后，大多都在城市打工谋生，家庭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符号。李教授提到信息技术对贫困家庭没有带来很大影响。信息技术只是让日常生活更方便、便捷，让人有进入社会体系的感觉，但对教育和观念没有带来很大影响。其带来的是让人感觉自己需要受教育、自我培训，获得职业进阶。总之，读书还是打工？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选择差别较大。市场化给了人们自由选择、找到自己位置的机会，新涌现出来的职业，让仅完成基本教育（初中教育）的人就可能找到好的工作，提供职业的机会、生存的机会和个体觉醒的机会。

初步结论

李教授总结，教育的虚拟在场与现实缺席，父母的虚拟在场与现实缺席，打工的现实与读书的困惑，个体觉醒与父母的集体缺席等因素，导致在农民工家庭的代际传播中呈现出留守、打工或读书、个体化三重奏的过程。其特点有四。首先，留守是代际关系中的一个记忆的节点，这个记忆节点重构或者改变了家庭未来的代际传播模式。第二，打工是家庭代际关系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中，子女远去打工的背影，成为父母无奈的心酸记忆，而父母外出打工的身影，则成为子女学习和模仿的情感记忆。这两种记忆交织在一起，使家庭的代际传播成为一种老一代在回忆中心疼新一代，新一代在疏离中叛逆老一代。家庭的传播功能由此也发生了改变。第三，读书与打工的交错形式，成为家庭代际传播与阶层传播中潜在的变革因素。第四，青年一代的个体化意味着他们试图从家庭本位中摆脱出来，在不同的城市打工意味着从原生家庭“出走”，“出走”之后的状况还需要慢慢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