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驱使大批农民进城务工，而部分农村儿童难以随亲进城入学，大量的留守儿童由此产生。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由 2005 年的 2000 万人，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697 万人，但这个由经济结构、制度安排、家庭条件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社会问题，短期内仍然难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关乎每个农村家庭的命运福祉，也关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谐社会构建，意义重大。在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少子化的趋势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就更为凸显。

正因为如此，网上 “留守儿童” 议题的热度一直很高， 甚至有关 “留学生” “对外援助” “重大工程” 等议题的公众讨论，最终都会和 “留守儿童” 问题关联起来。进一步的观察发现，网民对留守儿童群体普遍带有较强的同情心，但凡涉及 “留守儿童” 议题，大都聚焦于归因和归责，并且倾向归因和归责于政府或父母，同时伴有非理性表达。“留守儿童” 议题牵涉因素甚广，政府、家庭、学校、社会、个体乃至文化都可能有责任，不同的事件情境，相应的责任主体也会不同，但网民的归因却呈现明显的一致性偏向，这耐人寻味。

“留守儿童” 议题是极为重要的公共议题，舆论中网民的归因乃至归责倾向，反映的是网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和对农村父母的刻板印象。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网民为何如此归因？网民归因行为和媒体框架有何关联？但现有相关留守儿童与媒体的研究，基本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新媒体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媒体对留守儿童的呈现。几乎没有涉及“留守儿童” 议题的公众讨论及其影响因素问题。本文试图弥补上述缺憾，探索 “留守儿童” 议题中受众的归因行为与媒体报道框架之间的联系及其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1. 框架与框架效果

“框架” （frame）概念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提出，20 世纪 70 年代，戈夫曼 （Goffman）将该词理论化，认为 “框架”是一种引导人们感知和重现现实的基础认知结构，用于考察议题、意义与话语是如何被建构的。“框架” 概念引入传播学领域后，逐渐形成了 “新闻框架”  理论和 “新闻框架分析” 方法。新闻框架是指新闻工作者用以组织新闻事件的特定方式，主要包括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强调、重构、判断等，但框架不能被单纯地视为一种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手法，不同框架的背后所折射的是不同的话语权力关系。在新闻文本中，框架会导致事实的某些特征及对其的理解变得更为突出，从而对受众的认知、态度等产生特定的传播效果，这种对受众思维上的影响被称为框架效果。框架效果的研究取向最早可追溯至卡尼曼（Kahneman）和特威斯基 （Tversky）的 “等效框架理论” （equivalency framingeffect），他们的经典研究表明，同一信息在不同的强调和选择方式下，会对受众产生不同的认知效果。阿岩咖 （Iyengar）的研究也显示，受众接触不同的新闻框架，对被报道事件的解释层面的倾向有明显不同：接触 “主题框架”（thematic frame） 的受众会倾向于社会宏观层面的解释，接触 “片段框架”（episodic frame）的受众则会倾向于个体微观层面的解释。

恩特曼（Entman）认为框架研究是一个 “破碎” 的研究范式。尽管学界对 “框架” 的明确定义及识别标准并未达成共识，对框架效果的理解也各有主见，但新闻框架效果研究发展迄今，已然形成两大路径：一是致力于识别具体的新闻框架对受众认知或态度的具体影响；二是通过整体分析受众的认知或态度改变来检验新闻框架的效果如何。国内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前者，即聚焦于不同新闻框架的 “差异” 及其影响的受众认知 “差异”。这种路径也被称为强调框架的研究路径———强调某一方面信息的同时忽略或轻视另一方面信息的框架。本文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梳理发现，聚焦于强调框架及其效果的相关研究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同一议题的不同关注视角比较。如在中国经济议题中，积极框架与消极框架对受众的中国经济认知的影响差异；在政治冲突议题中，温和的冲突框架与粗暴的冲突框架对受众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差异；在政治制度议题中，民主制框架与协商制框架对受众制度偏向的影响差异。二是同一视角下的不同关注对象。如归因框架，在争议性事件中归因于民众与归因于司法人员、在城管事件中归因于当事人与归因于制度层面， 对受众的责任认知的影响差异；归因于美方与归因于中方，对受众对于贸易摩擦及美国的态度的影响差异。上述研究大都采用实验法 （包括网络问卷实验与实验室实验）探讨同一议题中报道框架的差异对受众认知与态度的影响差异，所关注的都是具体的框架效果，其实质是测试受众对所接触的媒体框架的赞同程度，或者说是测试受众框架与媒体框架的一致性程度，但更为抽象与普遍的框架效果研究几乎被忽略。媒体框架会影响受众 “怎么想”，当受众的观点受媒体框架的影响而最终与其一致时，意味着媒体框架达到了理想效果。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媒体框架是如何奏效的？在框架效果中，受众的认知和态度产生了哪些变化？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依然相对较少，值得深究。

2. 归因框架：从媒体到受众

框架效果的产生与归因密切相关。归因指对某一行为、事件或现象发生原因的解释，社会心理学中，归因有内归因（归因于个体特征）和外归因（归因于外部环境）之分。恩特曼指出框架具有定义问题、因果解释、道德评判、提出建议与预测事件发展的功能。媒体报道框架可视作影响受众归因的自变量，阿岩咖甚至将框架效果得以产生的机制看作对责任的归因。正如梵·迪克（ Teun A. Van Dijk）曾指出的新闻报道的 “ 宏观结构”，即由归因引导的新闻主题，对受众记忆、理解新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最终，这种对事件的理解将影响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可见，因果解释也就是归因。其不仅是构成媒体框架的核心要素，也是一种主要的媒体框架类型，但从归因框架的角度展开的研究尚不多见。另外，对框架效果得以发挥的影响因素的探究，以往多聚焦于受众个体特征，多采用实验法和问卷调查，甚少直接从文本角度进行分析。而根据相关研究，媒体框架本身的构成特征的影响，更有研究意义。“留守儿童” 在线新闻的网民评论给本文提供了从文本和语义关联角度探讨归因框架效果的良好契机。在线新闻后的跟帖评论，直观地把网民就公共议题的认知和态度充分展示出来，这些评论是公众自由自在状态下的有感而发，相较于填写测量问卷这种自我报告，可以更为客观地展示公众的认知与态度。

根据初步的文本分析，本文发现，就在线新闻来讲，当某篇新闻报道采用了某一特定框架，与这种框架相关的网民评论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区分：以 “留守儿童” 议题为例，第一个层面是关注视角的差异，当媒体以归因框架（而非呼吁框架或关心框架等）进行报道时，网民也倾向于从归因视角进行评论，但不一定与媒体的归因对象相关；第二个层面，网民的评论与媒体的归因紧密相关，但未必与其一致，也可能是质疑、反驳或中立；第三个层面，网民归因与媒体归因完全一致，对媒体归因表示赞同。可以看出，这三个层面实际上是网民接触到媒体框架之后的心理阶梯， 反映了媒体归因对网民归因的递进影响。

因此，通过 “留守儿童” 议题的在线新闻及其评论的内容分析，探索网民归因行为与媒体报道框架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解释网民在公共议题讨论中的归因特征，也有助于理解互联网背景下的媒体框架效果。

3. 研究问题

文献梳理发现，第一，既往有关媒体框架及其效果的研究，或聚焦于对媒体框架效果的检验，或着力于识别和测试具体媒体框架差异造成的效果差异，其实质是测试受众与其所接触的媒体框架的一致性程度。但是，这种一致性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具体实现过程如何，相关的实证研究依然很少，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体框架是如何奏效的，值得深究。第二，归因既是媒体框架的核心构件，也是媒体框架的主要类型，但围绕归因框架的研究却不多。第三，以往对框架效果影响因素的探究，多采用控制实验和问卷调查方法，着眼于受众个体特征，甚少直接从媒体文本角度进行分析。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弥补上述缺憾，拓展媒体框架和归因研究，尝试从媒体文本角度切入，分析互联网环境下媒体归因框架是如何影响网民归因的。具体到 “留守儿童” 议题，本文想探究的是微博平台上各大主流新闻媒体有关留守儿童报道中的归因框架特征，以及其如何影响网民讨论中对该议题的归因。

有别于既有研究直接测试和比较具体媒体框架的最终效果，本研究旨在探究更为细化、更符合受众心理过程的媒体框架效果。媒介效果主要作用于受众心理，而在传播回路中，受众从接触到接受的基本心理过程是注意、了解、确信（赞成），进而过渡到行为层面。可见，受众在赞成，即确信并接受媒体内容之前，还经历了注意和了解两个心理阶段。而 “注意—了解—赞成” 三个阶段，就效果而言，影响范围依次缩小，但影响程度却是递进加深的。借鉴上述研究对媒介效果的阶段性划分，结合笔者前述对在线新闻及其评论的经验性观察，本研究提出媒体归因框架效果的三个逐步递进的层次。

对受众视角（perspective）的影响，使受众从归因视角看待议题；对受众感知（perception）的影响，使受众围绕媒体归因对象进行讨论，即使受众感知（perceive）到媒体的归因；对受众评价的影响，使受众赞同（approve）媒体的归因。

进而，研究问题可以细化为以下三个问题。

Q1：网民的归因视角倾向是否受到媒体归因框架的影响？如果是，媒体框架的哪些要素特征会影响网民的归因视角倾向？

Q2：媒体框架的哪些要素特征会影响网民对媒体归因的感知？

Q3：媒体框架的哪些要素特征会影响网民对媒体归因的评价？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展开研究。首先，根据媒体报道的基本特征与归因的具体特征以及网民归因的主要特征构建各项类目，然后，将媒体归因特征与网民归因特征分别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索影响网民归因的媒体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主要用于结局变量为分类数据的多因素分析，通过构建线性模型揭示各因素对结局变量的影响。相对于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更能体现变量间的 “因果性”，但受众归因行为的影响机制复杂，难以通过几个有限的变量构建出的模型进行有效合理的阐释，所以，本研究不以构建出某种模型为目的，而是尝试对某些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在有限的样本情况下，相比于经典的实验研究路径，内容分析加回归统计的方法虽在变量控制的有效性上有所欠缺，但对于多个影响因素的探索性研究来说，其简便性大大高于实验法，而且统计分析可以作为后续实验的先导性研究方法，找出潜在的核心影响因素后再进一步进行试验验证。

1. 样本选择

在新浪微博上选择 《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凤凰周刊》《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 共 6 个新闻媒体的官方账号，以 “留守儿童”为主题词，检索得到从 2016 年 8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 月 30 日共 134 篇以留守儿童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报道，其中被认定为包含归因的报道约 65 篇。每篇报道抽取相应评论区热度排名前 5 的网民评论，共得到网民评论文本672 条，其中包含归因的约 164 条。

抽样理由如下。第一，微博作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化媒体，受众面大、新闻跟帖评论多，便于数据采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第二，选取的 6个新闻媒体，基本涵盖了党政媒体、外宣媒体、市场化媒体、境外媒体等现有的机构媒体类别。第三，选择以 2016 年 8 月 28 日为时间检索起点是因为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在该时间完成全国留守儿童的摸底工作，我国留守儿童数量至此有了确切数字。第四，每篇报道选取按热度排名前 5 的评论，在无法对每一条评论进行分析的情况下能最大限度代表网民评论的整体情况。

2. 类目建构及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网民评论中的归因行为特征，具体包括 3 个指标：是否采用归因视角进行评论、是否感知到媒体的归因、是否赞成媒体的归因。针对此构建以下类目并进行编码和测量。

有无归因，即网民是否从归因视角展开评论。只要是从归因的视角进行评论的，都视作有归因。有归因n =164（24.4%），无归因 n = 508（75.6%）。

是否感知到媒体的归因，即媒体的归因是否出现在网民的评论之中，类似于第一层议程设置假说中对象显要性的转移，属于认知维度。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媒体归因，只要在评论中出现了，就视为感知到。感知到n=151（46.5%），未感知到n = 174（53.5%）。

是否赞同媒体的归因或与其一致。这个类目考察的是网民对媒体归因的态度，即媒体的各种报道特征是否让网民对媒体归因产生了赞成或支持的心理，属于态度维度。赞同n= 96（52.2%），不赞同n= 88（47.8% ）。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媒体报道的框架特征，具体包括媒体报道的基本特征和媒体归因的具体特征。既有研究证明，新闻框架构成的一些特征在框架效果中作用明显，如文本上的风格、措辞、修辞手法、叙事策略、 情感表达、视觉运用；新闻的类型（正面或负面）、 刊载消息的媒体权威度、信息来源主体、框架的显要性及出现频率；事件本身特征（如谈及对象及其特征）等。而媒体归因的相关研究表明，归因对象的选择、直接归因还是间接归因、归因的来源、归因的不同取向以及是否归责，都会对公众讨论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结合在线新闻尤其是微博新闻体裁的实际，本研究确定媒体报道基本特征的 4 项指标，即话题类型、图片有无、片段还是整体叙事、报道的情感倾向；确定媒体归因具体特征的8 项指标，即有无归因、归因对象选择、显性归因还是隐性归因、是否有归责倾向、归因取向如何（包括对象特指还是泛指、 宏观还是微观、人还是非人因素）、归因来源等。

首先，针对媒体报道基本特征，构建以下类目并编码和测量（其中第2 ～ 4 个类目仅针对含有媒体归因的报道进行编码）。

（1）话题类型。将报道的话题区分为正、中、负三种类型。正n=14（10.4%），中n=64（47.8%），负 n =56（41.8%）。

（2）图片有无。其指新闻报道是否带有明显表现留守儿童弱势/ 困境/ 受害的负面性图片。带有图片n=32 （49.2%），不带有图片n=33 （50.8%）。

（3）片段还是整体。阿岩咖将新闻文本的框架区别为 “主题框架” 与“片段框架”，这里的 “主题” 对应的就是 “整体”。片段n=32 （49.2%），整体n=33（50.8%）。

（4）新闻报道中是否体现了情感倾向，如标题中带有明显情感倾向的表情，报道的语气显示出较明显的态度倾向。体现n= 20（30.8%），未体现n= 45（69.2%）。

其次，根据媒体归因的具体特征，构建以下类目并编码和测量（其中第 6 ～ 12 个类目仅针对含有媒体归因的报道进行编码） 。

（5） 有无归因。有归因n= 65（48. 5%），无归因n =69（51. 5%）。

（6） 归因对象。媒体在报道中将问题归因于哪一方。父母n=33（50.8%），政府/ 政策n=9（13. 8%），监护人（祖辈、老师）n = 11（16.9%），留守儿童自身 n =3（4.6%），其他n = 9 （13.8%），其中归因对象 = “其他” 指游戏、性教育、经济代价等，每一种的相关报道均少于 3 篇。

（7） 归因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其中，隐性归因指采用非直接的、隐性的归因话语；显性归因指新闻评论或媒体报道时有明显而直接的归因话语，或带有明显情感倾向，或引用专家等第三方对特定问题归因。显性n =37（56.9%）， 隐性n = 28（43.1%）。

（8） 是否存在归责倾向。媒体归因不一定归责，归责的情感态度比归因更强烈，是对该谁承担责任的判断，带有审判和批评的含义。有归责n=8（12.3%），无归责n=57（87.7% ）。

（9） 归因对象是特指还是泛指。如果归因只谈及 “父母” “政策” “政府” “社会” 等，却不具体指明是这些因素中的哪一种，认定为泛指；如果具体指出了父母是新闻报道中不负责的父母、政策是异地教育政策或户籍政策、政府是某地方的某政府部门等，认定为特指。特指n= 38 （58.5%），泛指n=27 （41.5%）。

（10） 归因于宏观还是微观因素。特定的人群/ 机构、 游戏、手机等视作微观因素；政策、经济结构、社会环境等视作宏观因素。宏观n= 17（26.2%），微观n= 48 （73.8%）。

（11） 归因于人还是非人因素。人n=47（72.3%）， 非人n=18（27.7%）。

（12） 归因的来源，即哪一方做出的归因。媒体n= 45 （69.2%），政府/ 专家n= 12 （18.5%），留守儿童n= 5 （7.7%），其他n= 3（4.6%），其中归因来源= “其他” 指父母、老师及校方。本次观测材料中的“专家”约 2 / 3 同时具有政协委员身份。

3. 重测信度检验

本次编码由作者独立完成，在第一次编码完成 50 天后随机选取 150 例样本重新编码，第 1、5、6、7、9、12、13、14、15 个类目的重测信度（Kappa 值）分别为 0. 775、0. 933、0. 913、0. 876、0. 937、0. 944、0. 945、0. 876、0. 944，符合信度检验标准。

四、结果分析与研究发现

1. 网民归因与否的影响因素

本次研究主要是探索网民归因与媒体归因间的联系， 而负面性的话题无疑更易引发网民的归因倾向 （在下文得证）， 或者说使网民更倾向于用归因的视角看待问题。因此， 本文先将话题类型这个影响显著的变量以及媒体有无归因作为自变量， 将网民有无归因作为因变量， 带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先前已进行了共线性诊断， 提示话题类型与媒体有无归因之间无多重共线性 （容差均 > 0. 2， VIF 均 < 5）。回归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 相对于正面话题， 负面话题中明显更易出现网民的归因行为 （OR = 5. 945， P = 0. 005）；在控制了话题类型的情况下， 相对于无归因， 媒体存在归因时受众更容易发生归因行为 （OR = 3. 554， P < 0. 001）。这可能是由于媒体的归因对网民起到了 “参照” 作用， 让网民更倾向于从归因角度进行评论。一篇新闻报道可能存在不止一种框架， 或主要或次要， 或明显或不明显， 由此产生的框架效果也不尽相同， 其中 “归因” 作为一种主要的新闻框架， 无疑更容易在报道中被凸显， 也更容易被网民捕捉并体现在评论中。

进一步， 本文想知道在新闻报道存在归因的情况下， 哪些因素可能对网民归因与否产生影响。首先， 将前文的第 1 ～ 4 个、 第 6 ～ 12 个， 共 11 个类目作为自变量， 进行共线性检验， 排除变量 “话题类型” 以及 “媒体归因于人还是非人因素”， 剩余 9 个自变量间均无多重共线性 （容差均 > 0. 2，VIF 均 < 5）。然后， 以网民是否归因 （以存在媒体归因为前提） 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变量———媒体归因的微观或宏观、片段或整体、 是否归责、 特指或泛指、 隐性或显性 （P = 0. 06）、 报道是否有情感体现以及归因来源等， 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结果如表 2 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 第一， 当带有表现留守儿童困境/ 受害的负面性图片时，相对于不带有这类图片的新闻报道更容易引发网民的归因 （OR = 2. 1， P =0. 006）。这比较好理解， 此类图片具有较强的视觉感染力， 易唤起网民对留守儿童的同情心， 进而产生寻求责任主体的倾向。第二， 相对于归因对象为 “父母”， 归因对象为 “ 自身” 时更能引起网民的归因倾向 （ OR =3. 748， P = 0. 029）。这是由于在观测材料中， 当归因的对象指向留守儿童自身时， 约 2 / 3 的报道是未成年暴力犯罪案件， 话题性高、 责任清晰， 很容易引起网民对此类 “问题儿童” 的关注。

此外， 由于隐性与显性归因对网民归因与否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 侧面说明隐性归因非主观认定的产物。媒体的隐性归因与无归因的情况明显不同， 但其 P 值接近 0. 05。为了进一步验证隐性归因与无归因之间有无显著差异， 将话题类型与归因情况 （编码为隐性归因与无归因） 作为自变量，网民有无归因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 在控制话题类型后， 报道中存在隐性归因比报道中无归因更容易使网民产生归因行为 （OR = 3. 610， P < 0. 001）。

2. 网民对媒体归因的感知的影响因素

在同一篇报道的评论中， 网民的归因并不完全一致， 其中有些评论与媒体的归因有关联， 即对媒体归因或赞同或反对或中立， 不管持哪种态度， 都表明网民至少感知到了媒体的归因， 或者说媒体的归因 “ 到达”了网民的评论之中， 而另外的评论虽然也是从归因的角度出发， 但与媒体的归因没有关联。本文想知道， 有哪些可能的因素会影响网民对媒体归因的感知。遵循前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步骤， 将因变量改为评论与媒体归因有无关联， 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变量———媒体归因的微观或宏观、 片段或整体、 是否归责、 图片有无、 隐性或显性以及报道是否有情感体现等， 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如表 4 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 第一， 相对于泛指的归因， 网民更容易感知到特指的某种归因 （OR = 2. 804， P = 0. 024）， 这可能是因为特指的归因对象更加清晰，能让网民更直观地感受到。第二， 相对于归因对象为 “父母”， 归因对象为“监护者 （祖辈、 老师）” （OR = 5. 264， P = 0. 001） 以及 “自身” （OR =3. 728， P = 0. 027） 时更容易让网民感知到。这是由于归因对象为监护者（祖辈、 老师） 时， 90% 的报道是留守儿童被伤害的具体事件， 祖辈或老师多以施暴者或不负责任的形象出现， 典型的如孩子调皮被殴打， 也包括孩子无过错却被故意伤害 （如幼教脚踹幼童、 扇耳光）。虽然也有一些评论表示管教严格是为了这些无父母监管的孩子好， 但更多的评论则是对本应负监护责任的施暴者的声讨。当归因为 “自身” 时， 如前文所说涉及未成年犯罪，话题性强， 易被感知。第三， 相对于来自媒体报道本身的归因， 网民更容易感知到来源于政府/ 专家的归因， 表明网民可能对来自权威话语或专业话语的归因更感兴趣， 更容易引起讨论。

3. 网民赞同媒体归因与否的影响因素

前文已经讨论了影响网民是否感知到媒体归因的因素， 接下来， 本文想知道， 在感知到媒体归因的情况下， 网民是否赞同媒体归因 （或者说网民的归因是否与媒体一致） 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由于这里只考虑网民感知到媒体归因的情况， 样本量相应减少， 话题类型也不再包含正面类型。对前文筛选出的 11 个自变量重新进行共线性检验， 排除变量 “归因于人还是非人因素” 以及 “片段还是整体” 后， 剩下各变量间无多重共线性 （容差均 >0. 2， VIF 均 < 5）。以网民是否赞成媒体归因为因变量， 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变量———媒体归因的微观或宏观、 话题类型、 是否归责、特指或泛指、 隐性或显性、 报道是否有情感体现以及图片有无等， 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 结果如表 5 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 第一， 相对于归因对象为 “父母”， 归因对象为 “政策/政府” （OR = 12. 512， P = 0. 011） 以及 “监护者 （祖辈、 老师）” （OR =12. 991， P = 0. 001） 时， 网民归因更容易与媒体归因一致。网民对归因于监护者 （祖辈、 老师） 的赞同， 原因可以参照前文， 而对归因于政策/ 政府的赞同， 则有些耐人寻味。第二， 相对来源于媒体自身的归因， 来自政府/ 专家的归因 （OR =0. 158， P =0. 002） 明显更不易获得网民的赞同。

五、结论与探讨

第一，媒体的负面报道在引发网民的归因行为方面影响明显，除了负面话题之外，报道采用归因框架也会使网民更倾向于从归因的视角看待问题；当报道中包含视觉要素时，这种效果会更加显著。有研究证实媒体对议题的负面报道能够增加议题在公众议程中的知觉显要性，以及影响公众负面情绪表达，本研究则表明负面报道在引发受众归因行为方面同样显著。而媒体的归因框架除了对公众的情绪与态度产生影响外，也会影响公众看待议题的视角。至于图片的运用，则是媒体惯用的引发公众情感的归因策略之一。

第二，相比于报道中无归因，媒体报道中存在归因更易引起网民的归因行为。前文数据分析显示，在控制话题类型的情况下，只要报道中存在归因，无论这种归因是显性还是隐性，都会比报道中无归因更容易导致网民产生归因行为。但隐性归因和显性归因之间的差异则不显著。

第三，网民对于媒体归因的感知， 受到媒体报道中归因来源、 归因对象及归因的指代范围的影响。具体来说， 当媒体的归因来源于政府/ 专家时、媒体归因的对象为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祖辈、老师） 时、媒体的归因是特指某个事物而非泛指某类事物时， 网民更容易感知到媒体的归因。

第四，网民对于媒体归因的评价，受到媒体报道中归因对象和归因来源的影响。在本案例中，当媒体的归因对象为政策/ 政府或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祖辈、老师） 时， 网民对此表现出较强的赞同倾向；当媒体的归因来源于政府/ 专家时， 网民则对媒体归因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赞同倾向。

有研究发现消息来源是媒体建构风险话语体系的关键参数， 来源的偏向性直接对媒体风险归因动机产生影响， 本研究则表明消息来源会同时影响网民对于媒体归因的感知与评价， 另外还发现了归因的指代范围 （特指还是泛指） 这个以往被忽略的影响因素。另外， 综合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 一方面网民对来源于政府/ 专家的归因表现出更高的感知度， 另一方面又对此表现出较低的赞同度， 并在媒体归因于政策/ 政府时表现出较明显的赞同倾向。“留守儿童” 议题中网民对于权威话语的高关注度和低信任度现象值得重视， 高关注度意味着网民认为政府和专家的影响力大， 低赞同度则说明网民对政府和专家的期望很高，一旦出现期望被违背， 就会影响他们的社会信任程度。政府信任和专家信任是现代社会系统信任的重要环节， 尤其是专家信任， 被认为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 极为关键。相关研究也表明， 互联网使用、 媒体介入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关联。这提示地方政府、 专家以及媒体在对相关议题归因时应更加谨慎、专业和公正， 积极回应公众关切， 以免落入 “塔西佗陷阱”。

综上， 本研究证实了媒介框架在视角、 感知和评价三个递进的层次上对网民归因的影响， 进而分析了影响网民归因的媒体框架的具体要素特征， 为框架效果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本研究所识别出的网民归因的影响因素提示， 要进一步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策略及归因策略。就 “留守儿童” 议题而言， 本研究发现网民对来源于政府/ 专家的归因表现出更高的感知度和更低的赞同度， 并在媒体归因于政策/ 政府时表现出较高的赞同度。这一发现所透露的网民对于权威话语的高关注度和低信任度心理， 也值得注意。

当然， 本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受制于人力等因素， 样本还不太充足， 后续研究可通过实验或借助计算机辅助技术抓取大数据进行进一步验证与分析；对框架效果的中介变量缺乏关注和讨论。此外， 本文也未考虑网民评论相互之间的交叉效应， 以及宏观环境对网民讨论的影响， 这是进一步研究需要顾及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