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至13日，由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文明互鉴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论坛”在云端以腾讯会议形式成功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宁夏大学的六校学者就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展开深入对话。

作为活动主办方，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李世举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单波教授进行开场致辞。李世举表示，本次论坛旨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动文化交流互鉴。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正在积极探索宁夏的跨文化传播资源，更好地凝聚宁夏地区新闻传播学科的特色亮点，通过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教育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宁夏和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单波首先阐释跨文化传播是通向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和方法之一，旨在实现主体间、群体间、文化间的互惠性理解。“十四五”期间，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将致力构建数字沟通时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方法的自主知识创新。宁夏自古以来就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当前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移民搬迁、民族团结、阿拉伯语传播等时代机遇积极推进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武汉大学、宁夏大学可充分合作，共同推动以宁夏为代表的中国西部地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

两天论坛由四大学者专场组成，主旨演讲嘉宾分别是：刘涛（暨南大学教授）、史安斌（清华大学教授）、黄旦（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林升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术对话的学者包括：武汉大学的单波教授、姚曦教授、吴世文教授和肖珺教授；宁夏大学的俞运宏副教授、赵雅洁博士、于璇博士和王琼博士，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于鹏亮副教授、顾广欣副教授分别担任论坛主持人。

刘涛专场围绕 “融合新闻与中国叙事体系构建：基于数字叙事学的认识进路”展开分享和讨论。刘涛提出从“中国故事”到“中国叙事体系”开展研究。他从信息流入和流出“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落差”的“三差”中，表明了中国所面临的“叙事危机”，理清了数字叙事与话语权构建的关系，并提出用数字媒介打开对话“管道”的可能性。最后通过暨南大学近年开展的实践案例，展示他们如何将理论与国际传播和学生实习实践深度结合。于璇认为，刘涛教授的学术分享对自己的研究启发很大，并结合自己以北迁大象新闻报道的研究为例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数字叙事实践突破了现有的国际传播框架，为塑造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新的注脚，此外，于璇还就数字叙事指标化、参数化等量化研究倾向与刘涛教授进行了交流对话。吴世文认为中国叙事体系构建具有建立新的知识点生长的可能，从叙事的角度来理解复杂的全球世界和中国世界的时候，里面对应三种世界：真实世界、意义的世界、理解的世界，数字叙事本身内在包含着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中国的数字叙事本身催生着数字性、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结合。刘涛对此非常认同，他强调数字叙事酝酿着跨文化传播的内在特质，在数字语境下出现了一系列转向，比如，游戏、环境传播等折射出数字叙事中的跨文化传播路径。

史安斌专场围绕“新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理论升维和实践创新” 展开分享和讨论。史安斌首先概括全球风险社会的内容与危机，表明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传播在国际上面临着困难与挑战。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需要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的战略传播体系。俞运宏特别关心“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现象，她问及如何通过跨文化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史安斌回应，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以突破之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倾向。发展传播学等学术路径，“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模式都值得大家继续研究。肖珺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国范式展开对话，提出在线、在场和在地跨文化对话的彼此支撑和知识互补，认为只有通过回归日常生活的文化间沟通才能更好地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此外，虚实融合传播生态也对未来跨文化传播研究产生影响。史安斌从理论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地传播的重要性、 “数字华流”“元软实力”等未来方向等予以回应，他赞同跨文化传播领域应该有更多中国的声音，认为其目标是要建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全球传播新秩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黄旦专场围绕“文化之跨：关于‘跨’文化传播的思考”展开分享和讨论。黄旦从日常生活中的案例入手，提出如何理解跨文化传播，对于其研究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对于文化、跨和传播需要做出一些新的澄清。继承和开放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文化不应该被实体化和地理化。“跨”是不同文化如何交集和变化的过程，文化之“跨”不是寻找“异”或“同”，而是基于人性的相互丰富。赵雅洁追问，文化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文化的本质是信息吗？如何确保“信任”呢？黄旦回应，文化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即便我们看到的文化产品也是如此。文化就是和人结合在一起的，和自身体验在一起的，最终是回到自身的问题。单波认为，黄老师对“跨”的理解扩展了跨文化传播的想象力，避免将文化实体化、地理化，提醒我们跨文化传播更应该重视反思性，思考“我们如何共在”？跨文化问题始终在我们的生活中，“桥”和“路”作为一种隐喻，要克服规训、扩张和占领的局限，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遇和照亮。黄旦回应，“桥”是什么、为何造、谁造桥是三个问题，研究中要分开处理，回到每个研究的文化语境中去思考。文化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跨”则应该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

林升栋专场围绕“中西传理溯源：‘悦服’与‘说服’之间”展开分享和讨论。林升栋指出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应该既要了解西方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框架，又要摆脱此框架的束缚。他对“传学东渐的问题与反思”“文化对个体的认知地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西方宇宙观及其社会理想”“中国宇宙观及其社会观”话题展开，指出中国传统的“悦服”与西方意义上的“说服”观念相互渗透，共同影响现代中国人的传播观念和行动。研究中可以通过回溯中西双方的说服原型，进而挖掘“说服”与“悦服”的传理间距。王琼提出中国宇宙观及社会观的视角下，实际上存在“传播之道”和“传播之理”的区分。“道”是一种不谋而合，重在玄德的大众宏观层面的传播，而“理”是多元区分，重在微眇的小众微观层面的传播。玄与眇构成了大众和小众传播的永恒仁善传播的循环。林升栋表示赞同，王琼也非常赞同林教授由下至上的研究范式，认为研究者应该根据实际的研究对象及其特质去分析和提炼相关的理论思索和建构适用于该特殊研究对象的理论。姚曦赞同林升栋从中西比较和互动中展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路径选择，并结合跨文化营销中的实践路径和理念予以补充，比如“阴阳”理论及其适用性。林升栋认为广告学学科中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路径具有很多可能性，值得深挖。

据不完全统计，四大学者专场共吸引逾1200名线上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