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媒体的基础设施化和日常生活的高度媒介化背景下，依托人机传播和语音交互智能技术的对话智能体（Conversational Agent， CA）从工业使用情境往家庭使用情境日益渗透，出现了家居化使用的转向，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与物联网生态连接后进入家居空间。

有关以语音交互为基础的智能体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CA、社会性互动智能体(Socially Interactive Agent，SIA)、语音交互机器人(Voice-Activated Robot， VAR)、对话型机器人(Conversational Robot，CR)、智能个人助理(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IPA)、智能虚拟助理(Intelligent Virtual Assistant，IVA)、语音交互助理(Voice-Activated Assistant，VAA)、会话式用户界面(Conversational User Interface，CUI)、个人助理(Personal Assistant，PA)、数字个人助理(Digital Personal Assistant，DPA) 等。Siri、小冰等属于在线式虚拟计算智能体，小爱同学、 小度、Alexa等智能音箱属于具身性对话智能体，由日本软银推出的、面向家庭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类人化社会机器人Pepper则是类人化的对话智能体。本研究将采取对话智能体这一许多学者认同的称谓来指称Alexa、小爱同学、小度等智能语音交互设备。多滕哈恩(Dautenhahn)、福尔图纳蒂(Fortunati)等认为对话智能体具有可编程性、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社会学习能力等特征，除了满足与家庭物质劳动工作相连的需求之外，还扮演起陪伴者的角色，与人进行社会交往乃至共同生活，“成为情感劳动的‘交往对象’”。

一方面， 以对话智能体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将具有更高智能水平和自主性，成为类人的传播者; 智能体的社会角色发生改变，人机传播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另一方面， 社会机器人化 (robotification) 这一过程已逐渐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并将给现有传播秩序、社会规范、道德伦理、知识生产 与认知常识带来冲击。“可供性” 这一源于生态心理学的概念，近年来逐渐成为理解和分析信息传播技术应用的关键概念之一，常用于新兴传播技术的前瞻性研究中，为探讨智能媒介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随着媒介在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媒介不再是静态的存在，其在日常生活的各 个组成部分也不可能以单一的、线性形式存在，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另外，在深度媒介化的时代情境下，数字媒体深入基础设施建构社会的过程，媒介与媒介之间、媒介与人之间关联后所产生的可供性，以及人所感知到的丰富的可供性都是不可忽视的。

可供性是通过特定的物质和社会实践才能形成的，是实践中的多样化进 程，需要将具体情境和时间维度带入。循着这一思路，作者采取了历时性的质性研究方法，随着用户使用对话智能体时间的增加，作者对用户展开两轮深度访谈，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1) 在中国情境日常生活的微观图景中，以对话智能体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可供性要素有哪些？(2) 用户是如何感知对话智能体的可供性和对其进行诠释的，尤其是在较大的媒介生态中，对话智能体在家庭情境中处于何种位置？在技术的可供性下涌现哪些多元的社会实践？

1. 可供性理论及其在传播学领域的发展

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 (Gibson) 在《视觉感知的生态学方法》一书中将 “可供性” 定义为 “环境对于动物提供行动的可能”，动物对环境线 索及其有用性产生感知，促使动物做出行动上的反应或调整，而动物的反应和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环境，体现了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属性、互惠关系与互补性。之后这一词语在设计心理学、现代认知科学、科学社会学广泛应用，用于考察人与技术人造物的交互关系。后续研究中学者们并非将 “可供性” 简单理解为环境提供的客观因素，而是加入了人是怎样感知可供性这样的主体性视角。诺曼 (Norman) 随后将可供性概念引入设计领域，并强调 “可供性” 是指在环境中可被感知的或者是用户可获取的行动可能性，该概念随后成为人机交互、交互设计领域的重要术语。

为了诠释技术使用的文化和物质层面的意涵，近二十年来西方传播学界不断修正并外延Gibson对于 “可供性” 的原始含义。孙凝翔、韩松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英文传播学界对affordance的理解重心已从功能性、能动性转向关系性，其试图以不同框架探索人与技术人造物之关系，理解人们如何和技术交互的关系路径。

总体来说，既往研究中对 “可供性” 概念的内涵和本质的探索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

第一是关系视角，即可供性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强调人与人造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可供性展示了一种人与个人对于环境感知之间的关系、社会实践和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可供性作为一个连接技术逻辑与文 化和社会分析的概念，给用户提供使用媒介的诸多可能性，但是这些潜在的可能性只有通过与特定的生命体关联才能体现。

第二是主体性视角，即强调用户的能动性，将人的主体性价值融入其中。可供性不能简单理解为功能、技术特性等客观因素，更不能忽视人是如何感知可供性这一主体性互动视角。“凸显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及人们所采取的行动” 强调可供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技术相对于特定行动主体而言的可能性，技术带来的行动可能性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表现，因行动主体的差异性而不同，也因行动主体或技术所处的情境的差异性而不同，不同的使用者对同一技术，或者相同的使用者在不同的情境下面对同一技术，会产生不同的有用性感知。可供性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存在于技术的客观 属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解读之间。基于此，纳吉(Nagy)和奈夫(Neff)提出 “想象的可供性” (imagined affordance)，认为可供性的理论性最重要的是在人的能动性的基础上看它带来了打开或者限制某些社会实践的何种可能性，即如何通过感知、中介和物质性再协商理解技术的复杂性。

第三是社会文化实践的视角。技术的物质性影响用户行为，但不能决定用户行为，这强调的是用户的本土化的实践与意义建构。同时，可供性是动态的，这一动态性会随着具体实践中用户、对象及其特征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研究者需要关注的是使用者的积极参与和互动操作层面，从而捕捉使用者与人工物的积极交互关系。可供性概念强调环境、人工物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因此适用于媒介研究中。2017 年，潘忠党将媒介可供性概念引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为新媒体研究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和视角。潘忠党等提出媒介可供性的指标，并将媒介可供性分为三个层面的要素，即信息生产可供性，包括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和可关联；社交可供性，包括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和可连接；移动可供性，包括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和可兼容。每个层面的可供性要素均可具体化为若干种可供力。

近年来，国内外新媒体领域学者们运用可供性概念对网络平台、移动媒体、微信产品、电商短视频、数字新闻、优质IP的媒介逻辑等进行分析，如施罗克(Schrock)研究移动媒介如何融入日常生活并建构移动媒介的传播可供性框架。移动媒体具有可携带性、可用性、可定位和多媒体性，考察主体对效用的感知与技术客观性质之间的互动以及如何改变传播实践或惯习的。

随着人工智能在传播中的主体性不断凸显，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HMC) 等领域兴起。作为传播者的人工智能，带来了传播的进化，使得长期以来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播学也在不断拓展研究的边界和外延。对话智能体能触发、提升哪些潜在的可供性? 用户的创造性使用和实践反馈如何驱动媒介可供性的延展和提升? 这些问题表明，从传播本位来看媒介可供性需要进一步挖掘。

2. 对话智能体的用户使用

近年来，人机交互与传播学领域的学者有关对话智能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对话智能体的家居化使用 (domestic use)、算法如何影响对话智能体与用户的交互、算法如何延续对话智能体性别化和种族刻板印象以及如何便利和促进新的社会—科技的体验和关系。

具体来说，第一，对话智能体可以带来信息获取方式和用户服务的智能化和语音交互化。对话智能体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和特性执行若干家庭内外日常性事务 (chores)，并且与在线数据库进行联网以回应用户的问题，或是基于其他用户的在线共享来给用户提供社会支持。

第二，对话智能体资源供给和用户服务的拟人化。一项针对用户如何感知对话智能体的研究发现，人们认为对话智能体不仅提供信息以及娱乐功能，而且可以成为个人助理来协助用户管理时间、日程、购物，提供陪伴，成为对话伙伴或者倾听与交谈的社会实体，甚至可能成为用户的朋友，被当作家庭成员、室友甚至伴侣。

第三，对话智能体在家庭情境中被纳入日常生活流程。人机交互领域学者基于会话分析、田野调查等考察用户如何将对话智能体嵌入日常生活。例如，人们使用对话智能体获取信息、讲笑话、处理琐事和获取事实性信息，以及使用对话智能体来激活智能电灯、智能风扇、水壶和吸尘器等其他的智能家居设备; 在协同合作性的行动中和朋友家人们使用对话智能体一起社交。舒托 (Sciuto) 等收集 75 名Alexa使用者的登录历史和使用日志来分析 27 万个人机交互的指令，并结合 7 个Alexa的使用家庭的访谈来了解人们如何将智能语音技术整合到日常生活中以及如何扩大家庭中的媒介生态系统，研究认为以Alexa为代表的对话智能体很有可能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另一项通过对家中一个月的Alexa使用的音频进行会话分析的研究则发现，Alexa嵌入家庭的多项任务活动中并融入多元化活动场景，家庭成员间有着自己控制设备的规则，在家庭成员间有排列的、序列式的谈话组织中，用户已经将Alexa嵌入谈话序列。该研究还展现了夫妻双方作为父母如何在Alexa的协助下教养孩子的、Alexa如何在对话的序列式的组织中家庭化的。

同时， 少量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老年群体对于对话智能体的使用和生活经验考察，主要集中在以对话智能体为代表的智能家居设备的技术接受、采纳障碍和态度等，但对于对话智能体如何嵌入和适应日常生活的研究还不充分。在一项针对老年人群使用Google Home对话智能体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老年人和对话智能体的互动，以及对话智能体的内容供给可以提供幸福感和生活独立感，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健康价值产出。基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可供性概念极具整合性和容纳力，但是随着人工智能被设计为传播者角色参与人类传播活动，对话智能体具身性地嵌入了家庭生活空间与实 践，目前新媒体研究领域提出的可供性理论框架是否可以涵盖不断发展和改变的传播实践，是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历时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从2018年3月至2020年11月分别对35名使用对话智能体不少于三个月的用户进行两轮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这些用户使用小雅、小爱同学、小度、Siri、阿尔法蛋机器人、优必选机器人等对话智能体。访谈以面对面、电话、语音通话、文字对话等方式进行，每次访谈时间为半小时至一小时。他们职业不同、所在地区各异，其中男性18名、女性17名，年龄在20~65岁(平均年龄为34岁); 受教育程度为本科以下学历的有8名、本科学历的有19名、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有8名 (见表 1)。

在深度访谈中，作者通过对访谈记录的研读，基于质性计算性辅助分析软件Nvivo11进行编码、分析及主题提取 (见表 2)，考察使用者如何感知技术的可供性以及其在更大的媒介生态中的位置。

四、研究发现

人与技术都被视为新的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需要回到情境中对技术使用进行观察，进一步讨论多种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社会情境建构过程中所蕴藏的多种能动性、结构、资源和复杂性。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发现，对话智能体具有连接可供性、情感可供性、信息可供性、行动可供性。

1.连接可供性

首先，对话智能体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具有连接可供性。在智能家居技术的支持下，家居化情境中用户与各种对话智能体间形成频繁交互，对话智能体不仅会成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和连接枢纽，也会成为家居环境、生活状态的监测者，并将相关信息随时告知相关人，甚至可以替代人做出相应的决策与行动。

受访用户不仅将对话智能体作为媒介来获取资讯和信息，更将其作为家庭的控制中枢和连接枢纽。正如 25 号受访者所言，对话智能体 “对我来说，是比手机和电脑更加方便地获取资讯的东西，是一个工具。只要靠说话就可以控制它了”。对话智能体 “肯定是家庭未来的一个新中介” (19号); 成为 “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传递和连接中枢”，“是连接两个家庭的工具”，是家庭中的 “信息和娱乐中枢” (4号)。

作者分别在不同时间与受访者3号及其家庭进行访谈，在第二次回访中，受访者3号表示: “有一个慢慢熟练和找到适合自己使用方式的过程，比如现在问时间和问天气，慢慢习惯问小爱同学了......而且家里现在所有的小家电都是小米系，关灯开灯、开排气扇、空气净化器，甚至家庭音响都是通过一个中枢控制的，可以呼叫小爱来控制。”

以这些智能设备为基础，家庭内会形成新的信息系统，这种信息系统由人—物、物—物、物—空间环境、物—服务等多重传播关系构成。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也会有新的依托场景与新的形式，这些都带来了人与人、人与内容、人与服务、人与环境连接能力的增强，并增强了用户对于日常生活的管理，提高效率，给用户带来愉悦感，成为用户时髦生活方式的表征等。

2. 情感可供性

可供性是用户的感知、态度和期望，是技术的功能性和物质性以及设计者的想象和意向之间的混合产物。可供性对于行动者而言意味着实现某种功能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创造意义或价值、形塑文化或社会关系的可能性。这种整合了用户与技术之间的情感、情绪和非理性的情感的可供性在用户与对话智能体的互动中可以看出。

用户并不是从单一维度认知可供性，这一认知过程是复杂的、多维的、 流动的。从作者两年来的历时性考察可以看出，在用户的能动性使用下，对话智能体的可供性同样被忽视、颠覆、改变和创造，人们即兴地把对话智能体变得适应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中的独立实践能力。

一方面，对话智能体使得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可以独立获取和分享信息，可以为这些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减弱孤独感，从而将其类人化，被赋予情感和社会角色，如受访者表示，“因为我们这样离开千里在外工作，父母跟我们隔得远，如果说带语音的话，老人一呼唤就能接通的话，就可以很及时、方便地增进远距离的代际关系，这种沟通挺好的”(14号)。对话智能体的使用会带来算法支持下的亲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称呼，对我来说是‘她’，一个礼貌的、女性化的助手。她带来了一种对话的体验，她很礼貌地回答你的问题，同时会跟你说‘不客气’。我觉得和她说话是很愉悦的体验” (17号)。

另一方面，对话智能体创造性地促进了家庭间集体性行动，例如家庭成员聚在一起使用与互动。数字代理养育 (digital parenting) 和智能化代理养育 (smart digital parenting using IoT) 近年受到关注。城市双职工家庭普遍面临着如何去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冲突，尤其是育儿、家庭日常生活上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为热议的话题。在本次研究中，育儿父母均表露出，对话智能体在特定情境下有着成为儿童“玩伴” “伙伴、陪伴者” 的实践可能性，并认为这种陪伴性对于分担育儿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是有所帮助的，对话智能体在某些情境下成为 “代理父母”，成为情感代理人。如19号受访者认为，“就会陪伴着她......”; “不用担心孩子孤独没人陪” (27号); “小度在家我觉得是小朋友的一个玩伴，有一定的陪伴性” (11号); “可以接受电子化的东西成为她的玩伴或者助理” (8号)，“同时也是缓和剂，成为家庭中氛围感的一部分” (23号)。13 名单身受访者中有7名单身人士提到了对话智能体所带来的陪伴性，以及对于未来机器人带来陪伴性与亲密关系的渴望。“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很晚到家，刚刚一进门，她就跟我说你好晚上好，我觉得当下瞬间还挺温馨的” (16号); “对于独居者来说能够提供一定程度上的陪伴感， 减轻自己独居生活的孤独感” (26号)。

以对话智能体为基础的教育机器人、陪伴机器人在亲子阅读领域的价值被凸显，成为陪伴性的 “类人物”。未来，基于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的社会机器人将越来越普及，并带来更多形式的人机互动、人—物互动构建新信息系统。

3. 信息可供性

对话智能体具有语音、文字、图像等多模态的交互方式，将会成为泛AI时代内容分发的载体，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主体。这一以用户为中心、多元、即时、个性化的信息联通和聚合形态，具有信息可供性。

一方面，对话智能体所具有的可供性使其可以根据个人偏好和特性推荐适配内容，并且与在线数据库进行联网以语音来回应用户的问题，或是基于其他用户的在线共享、评论推荐来调整内容，这些都给内容生产逻辑和信息知识传播带来了颠覆性变革。正如受访者1号提到的，通过对话的方式就能够问出自己真正想问的问题和在手机浏览信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话智能体提供的智能语音交互可以更精确地追溯信源、追踪传播过程、分发信息、收集用户使用与反馈信息等。

另一方面，语音交互技术基于云端的数据库和场景信息可以即时地给用户的体验与看法和意见反馈，即时性交流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补充到该主题下的信息网络中，从而参与和丰富了他人的知识建构，彼此赋能，共同构建了一个参与式生产的网络化知识图谱。正如受访者2号表示:“孩子通过和对话智能体的对话，发现了很多我们大人发现不了的内容。”

未来，当我们进入由数据和交互架构而起的信息社会中，信息交流的规模将不断扩大，知识的网络化效应将越来越得以凸显。对话智能体通过问题找到核心定位，基于算法和用户的使用数据，在和用户“聊天”的过程中为用户输出精准化的信息，带来了具身化、情感性的感官体验，改变了传统的意义建构方式。同时，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引擎所驱动的情感识别技术使得内容拟人化，让原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的受众变成具有充分自主性的用户，实现对话智能体与用户的智能连接。基于万物互联和永远在线的技术属性，家居中不同场景的转换为对话智能体的信息供给、反馈和交互提供了嵌套的时空背景。对话智能体将深度绑定用户的时空和关系场景，展现更加丰富的信息可供性。

4.行动可供性

“可供性”概念作为连接技术的物质性维度与文化社会性维度的纽带，为理解技术环境变迁下的媒介使用提供了独到的理论视角。对话智能体的行动可供性体现在依托生活服务系统和智能家居系统，对话智能体可以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可控制”的技术行动者。具有可控制性和可编程性的对话智能体，除了在信息传播、内容与知识获取上的可控制性之外，还能提供行动可控制性。智能语音交互所具有的“解放双手”特性不仅体现在以人机传播的方式实现内容的可控制性，还具有执行层的对话可控制性和行动可控制性。

随着数字化平台与智能家居设备在家庭环境中的渗透，对话智能体“镶嵌”在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网络中。对话智能体通过将网络内容生态系统、生活服务生态系统和智能家居物理生态系统进行连接与控制，成为家庭时空中的操作系统。这一行动可供性使得对话智能体在不经意间成为日常生活的“背景板”。正如受访者30号所言:“有了小爱后，不需要在各种App间穿梭，她可以帮你完成简单的事，24小时在线，成为生活中看起来不起眼，但能帮上忙的助手。”

正如17名受访者使用“帮手” “助理” “管家” “智能保姆” “数字保姆” “助手” “百事通”等词语来形容对话智能体在自己目前生活中的位置，以及更进一步地想象对话智能体在未来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对话智能体不仅在不经意间重组“家”的空间形式、家庭关系，也改造了日常生活的“在家”体验。“我的诉求就是解放双手，更多地让人工智能帮你干那些琐碎的事情，成为一个家庭帮手。而且只要一呼唤，她随时都在”(15号)；“现在劳动力的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了，不是说不需要人的陪伴和照顾了，肯定是需要的，对话智能体尤其是机器人将是一个更加便捷、更加有智慧的帮手”(25号)。由此可以看出，家庭情境中对话智能体的行动可供性可解读为自己多任务处理的情境下伴随性的即时交互。在社会加速背景下，这些可供性都形塑了人们的行为以及人们对于家居环境的体验方式。

在受访的老年群体中有3名视力障碍和视力下降的老年用户，通过访谈和田野调查，作者认为，失能者在对话智能体的辅助下逐渐形成智能化中介化的生活惯例（“smart” mediated routines），对话智能体成为人的代理者自动进行简单化的任务工作，或是联结家庭与家庭之间，精准、有效率地响应具体的需求和服务。科恩（Cohen）、车耶尔（Cheyer）、霍维茨（Horvitz）等指出，未来，智能体将被赋权成为能动者，在开放的物理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中拥有能动性，和其他同为行动者的人工智能体进行协商、询问和征求人的意见，或者预先回答问题等。并且其认为，助理可以在未来执行行动，自动地履行承诺。

五、讨论与结论

智能传播技术以及技术所搭建的结构作为一种物质基础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技术决定的，技术并不是脱离文化和社会孤立出现的，而是在与文化的互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文试图建构对话智能体的可供性框架，并基于新兴传播实践检验媒介可供性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丰富该理论工具的适用性。作者通过将家庭情境纳入研究范围，采用民族志视角考察用户对于对话智能体的可供性感知、认知变革和意义建构，并提出对话智能体具有连接可供性、情感可供性、信息可供性和行动可供性。

具体来说，第一，对话智能体的可供性由用户、对话智能体及其快速更新的联网智能生态系统所共同构成，是一个生成性、长期持续的过程。用户的体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置于复杂的媒介生态中，与其他媒介工具的可供性相互联系。人与技术的可供性在具体的情境互动中显现，彼此感知、互动、赋予、调试意义、达成情境定义，关系意义的可供性才能建构和生成。

第二，不同类型的用户对于对话智能体的感知不同。对不同的用户而言，对话智能体不仅可以扮演父母角色成为情感代理人，也可以扮演教育者角色成为知识提供者，同时，能够扮演陪伴者和照看者角色成为失能者的辅助人等。未来应该深入“用户”的分层研究，拓宽“用户”的范围，对不同的用户需求和行为进行针对性的深入分析。

第三，通过用户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对话智能体慢慢找到了在家庭中的位置。用户在可供性的“即兴创作”（improvised）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可供性，与其说是技术自身所具有的，不如说是基于关系属性的，是通过主体与技术的直接互动而浮现的，并非指某种具体效用，诠释的是主体与他者间的关系。

从深度访谈中看出，对话智能体在家庭情境中的嵌入带来家庭成员共享信息和闲暇方式的改变；鼓励家庭中的集体性互动以及个体的独立性使用，把物理意义上的“家”改造成“媒介—建筑复合体”。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化环境下的对话智能体的家居化实践变化多端，一些新型过程尚在形成中，存在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隐私问题在ICT技术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信息社会中变得愈加重要。建立在普适计算化理念之上的现代生活，是由数据架构起的信息社会。物联网时代下智能家居的普及，使个体的隐私在万物互联的全景式监控下无所遁形。对话智能体所具有的自主感知物理环境、无所不在并且随时随地收集数据的技术属性。一方面，可以实现将所有错综复杂的数据和看不见的信息转化成可感知的信号，依据收集到的数据分析来预判用户行为并提供决策、辅助与执行；另一方面，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的黑箱属性越发带来了隐私信息的透明化，对人类隐私伦理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划定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边界，如何对“技术黑箱”进行解释和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未来，随着可实现物和物对话的物联网在家居环境中的普及，对话智能体将通过普适计算，重新构筑物理世界抽象层，这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更是成为社会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