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社会学

传播社会学理论最早由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提出。1969年，麦奎尔出版了《迈向大众传播社会学》并主编了《大众传播社会学》。传播社会学经过发展后，其定义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传播社会学是指大众传播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狭义的定义则是指对传媒内容的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1986年，戴维·巴勒特（David Barrat）和桑德拉·鲍尔—洛基奇 （Sandra Ball Rokeach）分别著述并论述了媒介系统和社会系统不可分割和相互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研究者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新闻与传播学现象研究，一时间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传播社会学作为开放性的研究范式，引入国内后，其研究边界难以界定，对于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学者均存在不同观点。胡申生以批判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社会学是以社会学视野对传播媒介形态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批判；孙瑞祥从传播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特点入手，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观点对人类传播行为与社会建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传播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应当与时俱进。在新闻传播领域，基于传播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研究最初多以理论介绍和讨论为主，在后来的研究中才有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既有关注大众传媒及内容生产过程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乡村传播等类民族志的社会学视角研究，也有以宏观视角探讨大众媒介社会历史地位等议题。2002年，曾建平将网络虚拟社区纳入社会学角度考察；2004年，尤红斌提出网络传播的社会学视角，认为网络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以此为开端，新闻传播领域开始以传播社会学视角看待和研究网络社会中的种种传播现象，如手机传播、博客、网络谣言、电商广告、网络流行语等，研究议题广泛，考察向度多元。

（二）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 概念由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随着技术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开展，新闻传播研究视域中的 “网络社会” 也存在多重含义。一种是卡斯特提出的作为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认为 “网络构建了新的社会形态，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地操作和结果” 。这里的“网络化”指的是由节点构成的网络而非 “互联网”。另一种是指向 “赛博空间” 的网络社会，是一个由信息技术和因特网架构起来的虚拟空间，也可以被称为 “赛博社会”。本文讨论的 “网络社会” 偏向于第二种，即赛博空间造就的虚拟网络社会，而非节点网络社会。

对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交织和相互作用的研究和讨论， 各方学者均有不同的见解。积极的观点认为网络社会带来了更多交往的可能性。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认为网络交流将从三个方面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一是将重新塑造人们的个性和情感，二是对交往模式的影响，提供多对多的交流模式，三是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网络的自由与开放可以帮助使用者宣泄情绪，使其变得心情愉快。网络的出现简化了个人加入群体的过程，为不同的人群在网络社会中建立联系、进行事件的讨论提供了条件，让网络舆论得以迅速形成和在社会中传播；刘学民认为网络社会主要表现形式为网络群体和网络舆论：虚拟空间的资源聚集、交流形成了网络群体，人们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对某种特定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进而形成舆论，就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观点、感受与经验，或者网络治理进入全球视野，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进行赞同和反对的讨论发言。消极的观点则认为网络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认为网络是群体极化的温床， 导致人们走向极端，不利于社会安定。在网络社会的社会参与方向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讨论的方向是互联网对群体产生的影响，群体之间、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对话。本文的研究也将从这几个角度来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进行考察和讨论。

而老年群体与网络社会的互动研究，在国内外都相对偏少。国外的研究更加聚焦于老年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行为上，如通过对大量老年群体的调查发现老年人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对于互联网的渴望和排斥都有固定的人群，不同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拥有的心理特征并不相同；以数字鸿沟为研究主题，对互联网采用模型的改善和研究，以及对互联网持有积极态度的使用对比研究；对不同特征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水平进行描述性研究；且有研究发现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功能性使用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国内的研究大多把研究时间段固定在大量老年人触网之后，话题集中在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媒介素养教育和提升、微信、抖音等热门软件应用上。周裕琼通过研究老年人微信采纳的原因以及背后的使用因素，发现数字代沟的存在和微信的使用有数字反哺效应；黄晨熹发现老年数字鸿沟在个人、家庭、社会、科技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丁卓菁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应该尽快开展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来缩小数字鸿沟，培养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交往能力。国内外对老年群体与互联网的研究并不算丰富，集中在老年群体对互联网的态度、使用以及数字鸿沟等方面，话题和讨论方向都比较局限和片面，对于互联网与老年群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从互联网发展、社会进步的纵向角度研究较少。

（三）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在以传播社会学视角展开的有关网络社会和老年群体的研究中，网络社会的功能以及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造成的影响此类议题研究得较为全面和完善，相关研究从个人发展、群体交流、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对老年群体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集中在老年人为何采纳或者如何使用某项互联网服务上，如老年群体对微信及朋友圈、抖音、今日头条等应用的使用行为，还有一些信息时代常见的议题，如对老年数字鸿沟、信息素养的讨论，而对于互联网发展早期老年群体的社会现实以及对互联网使用状态的研究较少，且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下的整个老年群体面貌的变迁进行讨论的研究较少。本文将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在信息社会、新媒介和新技术的影响下，老年群体与互联网和社会的互动轨迹，描绘出他们的时代画像。

（一）研究方法和结构 

本文利用文献研究法，以进入互联网的老年群体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的文献包括四类，分别是官方统计报告、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分析报告及新闻资讯。第一类包括国家统计局1994～2020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47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二类是以 “老年” “互联网” 为关键词搜索获取的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术调查报告、研究文献和著作；第三类是由腾讯、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发布的用户观察报告；第四类是以 “老年” “互联网” 等为关键词搜索官方媒体发布的新闻报道。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认为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改变了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改变了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本文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从这三个角度入手，以互联网发展阶段为界，探索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老年群体的兴趣结构、老年群体接入网络所使用的工具和软件、老年群体在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行为以及其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是否随之改变，何时改变，如何改变。

（二）阶段划分

本文旨在研究不同社会外在条件、互联网发展不同阶段与老年群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动，因此需要对1994～2020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做出划分。方兴东等在对互联网阶段进行划分时，提出需要体现出互联网形态最大特点和主要矛盾。国内学者基于不同标准或研究视角对互联网发展历程进行了不同的划分。2014年，陈建功等以互联网重点应用方向的变迁为参考标准，将中国互联网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引入期（20世纪80年代～1994 年），互联网主要作为学术科研机构的信息检索工具和信息通信工具；商业价值发展期（1994～2006年），互联网的主要商业模式得到确立并且成熟；社会价值凸显期（2006年至今），互联网获得主流媒体地位，且互联网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吴世文等在对互联网历史的媒介记忆追溯研究中，提出媒体建构的 “互联网十年” 节点，即媒体常以1994年为起点，以每10年为一段分析互联网发展内容和大事件。2019 年，方兴东等提出了互联网的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从联结的角度分为弱联结（1994～2008年）、强联结（2008～2016 年）、超联结（2016 年至今）；另一种是从技术、商业和媒体的层面，以年代进行划分。本文从宏观角度探讨互联网发展与现实社会、老年群体之间的互动问题，在综合互联网的使用手段、重要应用软件的推出、老年网民比例变化等诸多因素的情况下，确定选取方兴东等的年代划分法，即把互联网的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1994～2000 年、2001～2010年、2011～2020 年。在确定阶段划分标准后，将文献按照时间阶段进行分类整理，经过初筛后，再对文献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梳理、整合和分析。

在社会现实和技术发展的双重影响之下，老年群体在互联网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在1994～2000年的互联网发展初期，老年群体表现出对互联网的尝试性接触。由于彼时互联网的资源较少，且大多向社会资源丰富的青壮年群体倾斜，计算机和网络对于脱离社会生产且并不富裕的老年群体而言并不友好。即便是第一批进入互联网的老年群体，也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互联网 “年轻化” 的生态。在2001～2010年，手机和3G网络进一步提高了互联网的可得性，老年互联网用户有了一定规模。网络社会的功能初显，博客和微博等互联网功能或平台相继出现，在社会参与方面开始发挥作用。该阶段，老年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主要还是停留在信息获取和交流两个方面。总体而言，网络社会参与门槛较高且向年轻人倾斜，老年群体还处于网络社会的初始参与阶段。而在 2011～2020年，互联网生态逐步得到完善，智能手机的普及让网络唾手可得。随着微信和抖音等移动端应用的上线，以图像、语音和视频为主的网络社交时代到来。该阶段，网络社交的门槛降低，在网络社交应用的协助下老年的网络社交圈得以重构。老年群体借此重拾信心，获得满足感，激发了老年群体网络参与的积极性。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老年群体不得不向网络社会 “迁徙” ，老年网民的数量和网络参与面进一步增加和扩大。

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群体与互联网的互动关系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整体特征。首先，伴随社会老龄化、互联网普及和网络技术便利化等社会因素的形成，社会生产方式在发生改变，老年网民的数量逐渐增加、占比逐渐提高，老年群体在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参与度逐渐变高，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其次，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老年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素养都是学界和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有助于发现老年群体和互联网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整体推动网络社会的发展。最后，老年群体在网络社会参与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也经历了 “离网—触网—粘网” 的过程，老年群体社会参与还是以社交为主，存在对网络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参与较少的情况。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 “静态地” 描述老年群体状态。其实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老年” 的概念、特征等本身存在“流变”。如以年龄为例，20世纪90年代的中年人，到21世纪初就可能成为老年人，而这种动态变化可能引起的关系改变并未讨论。第二，本研究主要从宏观着眼，并未关注老年群体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带来的差异。这方面早已有相关研究，如保罗·阿特维尔（ Paul Attewell）就在其对数字鸿沟的评论中指出，不同的收入、族裔和教育程度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人们对电脑的接触与使用。在老年人中，女性的微信使用率高于男性， 上海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率和手机持有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地区老年人收入差异会影响媒介使用和知识获取等。第三，在对老年群体网络社会参与分析中，仅从网络群体和网络舆论两大视角展开，对其他网络社会参与形式并未有太多关注，如购物等经济功能的讨论。

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从老年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因素展开比较研究，如从性别、地区等来探讨老年群体在信息素养能力、互联网使用情况、受互联网影响维度等方面的差异。此外，现实社会中还存在大量的老年机用户、不会或无法接触网络的用户。在后疫情时代，随着政务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无障碍化和适老化处理的进步，他们将同现有的老年群体一起组成庞大的新互联网移民群体。互联网将为接纳他们做出怎样的改变，老年群体在网络社会将如何突破壁垒融入新的社区，老年群体的转变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等都是可以去探索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