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5日上午，新罕布什尔大学助理教授张琳应中心邀请，发表了题为“重塑劳动：创业打工人与中国范式”的线上讲座。中心研究员纪莉、张武宜就相关问题与张琳老师展开交流，100名听众线上参与了本次讲座。

图1 讲座海报

张琳老师的讲述从2010年回山东老家的一次探亲经历开始。当时，电商刚刚兴起，乡村的墙上被刷上了许多电商广告和宣传语。当地确实有人开始回乡做起了电商生意，但现实远不如广告宣传的那么简单，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2014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电商队伍，他们的收入被严重挤压，以至于不得不另寻一份工作以补贴家用。在张琳老师看来，这些人的故事并非个例，而是时代图景在个人身上的显现，这成为了她研究创业打工人的最初灵感。

图2 张琳老师讲座中

20世纪90年代冷战落下帷幕，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升起，创业和企业家精神被视为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甚至被看作解决个体、集体乃至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由此产生了全球范围内对企业家精神的崇拜，并推动个人和国家对自我进行重塑。然而，这种创业崇拜和自我重塑的急迫感遮蔽了个体实际的生活经历。2008年之后，人们广泛意识到创业至上价值观的局限，开始考虑社会福利以及如何推动结构性的经济改革。

张琳老师介绍，她的研究围绕企业家精神引导下重塑自我的日常劳动问题，重点关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尝试结合理论脉络、历史脉络以及个体经历，通过故事化的讲述，强调阶层、性别、地域、年龄等因素对“创业打工人”的影响。张琳老师认为，“创业打工人”这种新兴的劳动模式与中国以往的各种现象并不存在断裂，相反，其是中国已有的生产模式、政治制度、本土意义体系与全球技术、经济大变革交融互动的结果。这既为创新开辟了机会，也带来了新的不稳定、矛盾和不平等。为了解开企业家精神的神秘面纱以及它所掩盖的价值本质，张琳老师提出“创业打工人”这个概念，试图从新的劳动制度与不断变化的生产关系中探寻资本增加利润的渠道。张琳老师将全球兴起的创业打工现象在中国的发生过程理论化为“动态的再创造”，既反对将中国视作与自由市场的理想模式相对立的案例，也反对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因于采用了市场机制，而是强调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路径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有学者将中国当代的成就归纳为“中国模式”（China model），强调中国经验对全球发展的借鉴意义。张琳老师部分借鉴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特殊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探索，但不同意其中的“本质主义”和“例外主义”，试图超越基于“中国模式”等思考模式，借用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提出的“中国范式”（China Paradigm）概念，强调将中国经验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验，既关注中国经验的成功和潜力，也关注其局限性和问题，既关注赢家，也关注输家，尽可能描述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内部张力。

图3 讲座PPT

接着，张琳老师基于北京中关村的案例，结合政治、历史进程，介绍了一些“创业打工人”的案例。从历史上看，中国经历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互联网热潮。在200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在中关村，除了精英创业者之外，还涌现出一批活跃在电子大卖场里草根创业者。中国在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动态平衡着经济发展、独立自主和社会公平，这些历程无法用所谓的“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二分法来解释。2008年之后，面对多重挑战，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引领技术创新、降低失业率、促进国内消费，同时也要保持GDP增速，于是在提倡促进科技自主的同时，也动员各行各业中的从业人员参与创业大潮中。如此，中关村“创业打工人”再次成为全国的焦点。2012年，中国的GDP增速放缓，并在之后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家的引导作用。2015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的提出，中国又迎来了一波创业高峰，中关村创业队伍爆发式增长，背景更加草根。在这种背景下，张琳老师讲述了中关村两个创业者的案例。

D是一名精英创业者，拥有海外的学习和实践经历，同时获得了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在2012年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创办了自己的芯片公司，但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2014年之后，他持续地获得了一些基金支持。除了经济上的支持，政策支持也为他带来了一些机会。因此，他对国家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很有信心，认为需要在芯片上自力更生。然而，不同于享有政府关系、精英教育背景、校友网络以及技术专长的精英创业者，草根创业者M的案例更加曲折。2013年到中关村之后，M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成功获得了投资，很快成为草根创业者的成功典范，但他却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了危机感，也对创新创业是否会促进社会公平持保留意见。2016年后期的供给侧改革开始后，M的公司受到了巨大打击，并于2018年宣告解散。

张琳老师认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加入了世界市场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本着重塑自我的精神，中国呈现的是一条有本土特点的发展轨迹，既建立在自己的传统之上，也受到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不断变化的位置的影响。在当前形势下，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而是全球大趋势下各国的普遍表现。当下，如何在国际公平、经济增速、维护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各自自我重塑的模式上做到和平共处将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

图4 纪莉老师、张武宜老师与张琳老师交流

交流环节里，纪莉老师就“创业打工人”概念、未来数字劳工的研究方向等问题与张琳老师做深入的交流。纪莉老师认为，个体的自主性似乎在“创业者”和“打工人”之间形成了中间地带，我们无法再像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所界定的那样，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老板和打工人。那么，“创业打工人”是中国特有的，还是全球数字劳工的一个普遍现象？张琳老师解释，她最初是从美国的几位社会学家那里得到的灵感，并试图结合自己在中国的田野观察进一步抽象和延伸。张琳老师认为，我们很难把西方或其他语境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直接用来解释本土实践，而是要深入本土田野，抽象出更具解释力的概念，同时寻找概念之间的共通性，寻求理论之间的对话。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上，张琳老师认为，平台劳工、数字劳工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比如关注劳动者个体、关注算法等技术、关注企业等中端层面等。但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断裂，也应在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的脉络中观察当下的经验，另外也要重视比较视野，在亚洲内部、中国内部就有机会做出丰富的比较研究。

张武宜老师结合自己和电商的交流经验，认为在“创业打工人”的另一端——消费者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线上听众就“草根创业者”在当下和未来的走向、intersectionality的分析视角等问题与张老师交流。张琳老师认为，当下的“草根创业者”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劳动者，但随着各方不断的摸索和一些政策的出台，这些新的劳动形式越来越组织化，劳动者的权益也逐渐得到了一些保障。就intersectionality这种分析视角而言，张琳老师解释，intersectionality在性别研究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在进入田野之前自己就对它的理论脉络有所把握。在田野中，intersectionality是无处不在的，但写作时则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处理杂乱的经验，这需要结合作者的问题取向、内容体量加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