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2日（周五）下午，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郭小安教授应邀出席第95期“珞珈问道·中国传播创新论坛系列讲座”，进行题为“液态监视中的关系重构及伦理反思”的学术分享。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挂职副院长王敏副教授作为与谈人，中心研究员周呈思副教授和慕文龙博士、陈凯宁博士等师生参与对话。

图1  讲座海报

郭小安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本次分享的主要内容，即探讨液态监视下的关系重构引发的伦理问题。其一是诠释边沁“全景监狱”的观点及福柯式的误读；其二是数字化社会的“液化”模式及其间权力博弈的复杂图景；其三是介绍液态监视模式下控制、欲望、关爱、展示、需要、妥协、反抗等构成的动机的复杂性，郭老师列举了农村安装家庭摄像头、微信朋友圈的相互观看、负面舆情的监测等例子说明当下监视的多维度性；其四是液态监视中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技术平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等关系的重构。

图2  讲座现场

被误读的边沁及全景监视理论。1785年至1788年期间，边沁曾访问当时在俄国的兄弟塞缪尔，得益于塞缪尔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启发和影响，边沁开始着手监狱改革项目，撰写了《全景监狱：环视房》的信件和手稿。1787年，边沁返回英格兰，继续投入不懈的精力来实施他的项目，这得到了英格兰政府的支持，1794年的《监狱法》授权在伦敦建造一座新监狱，边沁将自己的大量资金用于该项目。1802年，边沁宣布这一项目失败，但他并未放弃他的“改革”决心，之后，边沁试图将监狱监视方案向政府和社会机构延伸，用于“精神病院、医院、学校、贫民区和工厂”，并最终延伸到政府机关。对于边沁而言，这种从监狱延伸到所有公共机构的监视是一项积极的社会工程，它的益处一是追求真相，抵制虚假谎言；二是与公众互动，成为教育公众的学校；三是加强对权力机构的监督。

让人吊诡的是，边沁自诩为彻底的宪法主义改革者，那么为什么会提出带有集权色彩的全景监狱呢？很大原因是对边沁的“改造计划”断章取义的结果，加之福柯的发扬光大，使得边沁被称为全景监狱的捍卫者和代言人。

图3  郭小安教授讲座中

液态监视的核心特征。液态监视并不是一种系统和明确的监控方式，而是一种定位，是将监视技术置于当今动荡不安的现代性中的方式。郭老师讲到监视的流动性、不确定性，管理者在监视，同时也在被监视，既有上层监视，又有下层监视和平行监视，如互联网社会的网民舆论监视、大数据反腐技术的运用等。

郭老师从场所、动力机制、监视主体、监视对象等方面阐释圆形监视与液态监视的区别，现代社会的液态监视特点主要体现在：首先，监视的场所不再是结构化稳定的封闭空间，而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动态空间；其次，液态监视不再以“规训”或者“控制”作为权力动力机制，而是通过消费、休闲或其他日常生活实践展现，构成规训与控制混合的监视模式；再次，监视主体不再局限于社会体系中某个单一的或中心化的主体，而是泛化到自动化的媒介技术、拥有监视技术的商业平台或组织，被技术赋权的个体监视者等多元形态；最后，监视对象由物质身体转向数据身体，身体与技术在数字化空间融合。

液态监视中身体与技术关系的异化及重构。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度覆盖，使身体正形成一种新的形态，即技术态的身体，行动个体成为数据身体，身体在社会空间的移动就成了行走的数据。具体而言，数字身体有如下特征：其一，破除了身--心二元框架，数据身体消解肉身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现实与虚拟的二元对立，虚拟化的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其二，身体是数据的媒介，数字身体需要物质身体作为信息的承载物与提取物。

郭老师讲到，数字身体与刘海龙等人提及的“网络化身体”不同，后者实质上是身体的数据化过程，而数字身体的物质性体现在其“去肉身化”，基于物质身体的运动或实践过程中生产出的数据，并由此构成了数据形式的存在主体，即数据主体。

媒介技术与人类身体深度融合的新形态也引发了一些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身体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当前社会对身体的消费和剥削是否更加的隐蔽和深入（如数字劳工、算法控制、大数据杀熟问题）？数字身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这种无孔不入的控制？郭老师列举了当下抖音等平台对个人兴趣的精准监控、与注意力相关的主体化推送说明平台对身体数据的监控，在深度数字化时代，我们面临和《海上钢琴师》中的主人公同样的困境，互联网是没有尽头、没有边界、没有节制的，我们能否在其中开辟一方“净土”，自主去选择自己愿意的生活方式？可以预见，“反连接”“数字排毒”“媒介中辍”等现象会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液态监视中消费者关系的重构及异化。液态监视正通过大数据实现对个体日常生活的监视及信息的定向和个性化供给。出行软件的位置共享、情感劳动的逐渐扩大，大数据构建的新生产方式中，人的身体被赋予了商业价值，身体被异化为生产数据的数字劳工，纯粹理性的技术宰制的算法以量化维度吞噬人的感性思维，导致价值空心化，表面虚幻的自由与个性化实则造成大众态度和行动的同质化、乃至思维的迷失与极化。

数字化全景监狱的特殊之处在于，居民们通过自我展示和自我披露，参与到它的建造和运营之中，“其中蕴含自由的辩证法，原来自由即监控”。郭老师讲到《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探讨“睡眠是否是我们最后的堡垒”，睡眠是人类不可削减的需求，是抵抗24/7体制仅存的一道屏障，但在效率至上的当今社会，我们被巨大的资本主义机器推动着前进，睡眠时间的减少、睡眠习惯的改变、睡眠障碍问题的增加都是我们当下面临的种种境遇。

液态监视中的自主性调适。从监视到展示，互联网社会存在自我量化与自我表露中的参与逻辑。从日常生活实践来看，用户通过个人赋权的“量化自我”行动方式使之成为能动自主的监视主体，追踪自身的健康情况，如卡路里的摄入量、运动量、睡眠情况的了解和调节，类似的应用也出现在工作职场、教育行业、医疗领域。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用户可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隐私分享的方式和程度，如分组呈现、三天/一个月/半年可见、互相分享社交媒体账号等。

在社会动员当中也存在身体隐私的开发，在液态监视的媒介生态下，民众抗争策略正在由个体的自我表达转向仪式性展演，郭老师列举七个农民在《中国青年报》报社门口集体喝农药的事件，阐释当下“以死抗争”“以死陈情”“表演化抗争”的趋势，其真实目的是将身体媒介化、图像化，以获取舆论关注。

在液态监视中也存在社会关系联结下的反向监督、不可忽视的围观者力量，“表哥”杨达才等人的事例展现了监视与反监视的博弈。在武汉疫情期间的“云监工”模式，也是是一次全民共同参与的监视模式。在反向监视与围观问题上，郭老师联系到“3·21”东航客机事件，重大灾难性报道可否报道遇难者身份、采访遇难者家属？媒体报道是否会暴露他们的隐私？是否会造成二次伤害？王敏副院长与郭老师进行交流，认为报道遇难者身份是新闻要素，是新闻事实的一部分，也展现了对事实真相的追求，整理记录遇难者的身份信息也是对他们的尊重、对灾难事件的缅怀。

流动的现代性催生新的技术，新技术也在塑造社会的新秩序，液态监视造就了一个碎片化和割据的公共空间，但亦为提供政治对话、弥合社会共识、突破圈层化传播提供了契机。当前学界对于监视理论的认知框架仍普遍受到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影响，却忽视了在福柯之前的边沁所提出的监视理论所具有的工具理性的某些积极面向。身处于互联网环境下，监视尽管仍然处于非对称结构下，但又确实是复杂多变的，监视主体不再是某中心化的主体，而是分散到政府、平台公司、媒体、被技术赋权的无数个体，体现了各种力量的角逐与博弈，在此情境下，“围观”“互晒”“云观看”“云监督”“视觉抗争”等社会现象为监视理论的丰富带来了更多的想象力。

在交流研讨环节，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龙腾提出，身体和主体是有差异的问题域，当下到底如何沟通身体和主体的不同面向，例如在做关于老年人家庭安装摄像头的研究时如何避免用主体思维思考身体需求？郭老师回应道，身体和主体作为个体的两个面向是很难融合的，我们在讲自我量化时更多地是在数据身体的层面，在讲社会抗争的时候又会侧重于身体作为媒介的开发问题。在做相关研究时应当提示学生，在访谈中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不应当把自己放在主体位置，而是应处于中立角度进行采访。液态监视下涉及数据身体的自主性问题，也要照顾身体的媒介化过程、数据身体如何产生大量的数据，这其中的数据既有出于个人意愿、作为社会关系获取的，也有被商业开发宰制的，流动的社会媒介环境之下存在非常复杂的博弈，这也留下了可供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湖北大学的刘瑀钒老师交流提问，自媒体时代个人在视觉参与中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在视觉抗争之中，权利的边界在哪里？视觉抗争之中弱势群体是否会占据权利的优势地位，公众天然地更倾向于相信弱势群体话语的真实性？郭老师用“弱传播” “弱者的武器” “反恐式表达”等相关概念来说明弱者在舆论事件当中可能存在的强势地位，但弱者本身并非具有天然的优势、它本身不代表能量或是权利，善于开发弱者符号的群体才能真正获得道德支持、吸引大众资源、甚至获得情感动员，开发弱者符号并不一定代表其本身就是弱者，这就是表演抗争的媒介策略。至于视觉抗争中的边界，如前所述的例子更多的关注点在于视觉抗争的画面有没有质变，能否获得舆论关注，而不是讨论这种视觉元素该不该发出，视觉抗争只要能够引发围观、引起动员就算是成功的，涉及到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聊天记录截图可能侵犯隐私之类的事件会涉及到伦理与法律边界的问题。

 图4  王敏、周呈思、肖珺与郭小安学术互动

王敏作为与谈人用三个关键词总结今天的讲座：一是“正本清源”，从边沁的思想渊源谈到液态监视，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边沁的思想及监视理论；二是“多元视角”，从政治学、哲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视角考察“圆形监狱”和“液态监视”理论，平衡而全面；三是“人文关怀”，如何辩证地看待身体与媒介、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自我量化与自我表露的问题，以及数据身体如何摆脱控制，包括反连接、数字排毒、隐私倦怠等，都是前沿而富有人文关怀的现实命题。

最后，肖珺对郭小安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她补充了马克·波斯特的超级全景监狱视角，提到其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认为，后现代语境中互联网、数据库的权力技术统治模式消解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将福柯的全景监狱概念升级为超级全景监狱。关于郭老师在数字化全景监狱部分提及消费关系的异化与重构问题，肖珺同时提到哈贝马斯对当代公共领域面临的新结构转型的论述，其主要观点包括新兴媒介与传播技术介入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内社会行动的专业化程度、新的精英混合机构成为公共领域内的新主体等。这些关于公共领域的新思考提示我们，理性、规范化等既有观念不断遭遇挑战，独特、自主、嵌套等社会结构逐步浮现，进而，我们所提到的社会结构是液态的、流动的，同样也是随时可重组的。肖珺还提到，数字技术对公共参与的赋权是双向的，这将有可能将相关研究视角从公共领域延伸到公共生活，比如，我们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新数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