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粉丝”常被贴上“疯狂”“不理智”的标签，詹金斯身着带有杨紫琼影视卡通形象图案的上衣登场，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撕掉”贴在粉丝身上的固有标签。詹金斯从自己的蝙蝠侠粉丝经历谈起，从事粉丝小说创作的表哥、提供女性粉丝视角的妻子都是他介入粉丝文化研究的入口。人们常常会问，“你是谁的粉丝？”但詹金斯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类似于问一个朋克乐队是什么朋克？”詹金斯对于粉丝的认知更为多样，“粉丝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亚文化，是与他人连接的纽带。”

图3 詹金斯讲座内容

作为一名粉丝和一名学者（即学者粉，aca-fan），詹金斯指出，在粉丝研究中有两种主要的路径，一是把粉丝看作消费者，研究粉丝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二是把粉丝看作群体，研究粉丝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粉丝背后的社会性。詹金斯以美国的电视剧为例解释了粉丝的经济性和社会性。调查显示，在美国，1名电视剧粉丝可以推动20名观众成为粉丝，粉丝具备超出个体消费能力之外的潜在经济价值。当电视剧的粉丝文化反映在家庭之中，代际便是重要的纽带。祖母、母亲和女儿之间存在着电视剧分享的现象。粉丝文化在纵向的家庭和横向的社会中凝聚着相应文化，产生着经济效益。

在粉丝文化研究中，詹金斯看到了女性在其中做出了大部分贡献。1990年，英国女性主义研究者安吉拉·麦克罗比就进行了关于“流行少女”（teenybopper）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之外，詹金斯观察到，女性粉丝在现实中也被忽视甚至被污名化。在20世纪，科幻迷几乎都是白人男性，女性的故事和需求得不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女性科幻小说作家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粉丝也聚集起来，女性在科幻小说领域发展起来。但女性粉丝在《星际迷航》（Star Trek）流行时期，发现她们被扣上有贬义倾向的“trekkie”（被指责为过于狂热的粉丝）帽子。女性粉丝在此过程中用带有积极色彩的“trekker”来呼吁女性主体，强调她们在其中的积极参与。

不只是女性在粉丝群体内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詹金斯也注意到了少数族裔粉丝在群体中的困境。詹金斯指出，在美国种族歧视也蔓延到了粉丝圈之中，但黑人粉丝面对“缺乏思考能力”的刻板印象也在进行着抗争。“黑人、女孩、书呆子”（Black Girl Nerds）的女性平台被创建，少数族裔的女性可以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也逐渐参与到流行文化之中。另外，少数族裔在流行文化粉丝圈的参与，也使粉丝圈本身逐渐成为相对自由的空间。詹金斯以一个喜欢角色扮演（cosplay）的美国穆斯林女孩为例进行了少数族裔粉丝的介绍。穆斯林女孩与自己的朋友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团队参加比赛，戴着头巾扮演电影宇宙中的人物们。“粉丝圈体现协商的愿望，创造一个空间，让不同族群的感到被包容。”

但在当前的粉丝环境中，詹金斯也指出了“有害粉丝圈”（Toxic Fandom）的存在。偏激的白人男性组成了这一群体，在粉丝圈中进行种族歧视的活动。他认为，美国社会仍然在与种族歧视抗争。具有一定社会性的粉丝群体中也出现了许多反种族主义的内容，作为积极的反种族主义，想象一个更有包容性的社会的状态。“粉丝们在反种族主义中是重要的力量，他们在为包容性多样性而努力。”

粉丝圈是一种亚文化，那么作为亚文化的粉丝圈如何在传播中逐渐形成？以漫威（Marvel）的粉丝圈为例，他们有独特的发型，他们有独特的时尚服饰，独特的立场。通过独特的消费仪式和风格，亚文化揭示了其身份。亚文化消费使其母体的文化变得有意义，被亚文化所认同。粉丝选择其中的符号作为集体身份的象征，使用它们来识别洞察力和外来者并具有个体色彩的表达，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拓展了亚文化粉丝圈。

接着，詹金斯强调了参与式文化的重要性并解读了参与式文化的形成过程。粉丝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艺术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区中产生的。粉丝与其他粉丝以及阅读故事、进行评论与分享并给予鼓励的粉丝自由分享他们的作品。在参与式文化中，成员们相信彼此的贡献是重要的，成员们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每个成员都必须做出贡献，但每个成员都有可以为此做出贡献的可能。参与式文化为粉丝创造一个支持和培养的环境，在这个文化环境中，人们可以创造和分享他们所思考的东西。粉丝小说是民间文化实践对大众文化原始文本的应用，并将参与式文化定义至有一定的艺术表达及公民参与的领域。

在数字化时代，参与式文化需要承认现有的阻碍和差距，以及数字时代参与的主体，他认为当今的文化比以往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式文化如何与现有的政策和经济模式相融合将影响粉丝参与的程度。在21世纪，参与式文化的核心问题将是关于主体的参与条件的问题。”

现场同学对近来中国粉丝圈的王源粉丝演唱会穿婚纱的现象询问詹金斯的看法。詹金斯类比自己曾经的观察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了回答。在参加cosplay活动时，他看到穿着婚纱站在舞台上表达她们对于“数字男友”的爱的女性。詹金斯认为，这是一种原生的女性主义的反抗，在公共空间表达她们在经济和精神上的需求。“对于中国社会，我无法证实这一点，因为我没有做过研究，但这些都是我的观察，”这种行为实际上是非传统和积极的，是关于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控制。

图8 现场同学提问

纪莉老师在讲座中提出了“粉丝研究中如何进入如此丰富多样化的空间，我们是否可以做出集体身份比其他身份更为重要的判断？”以及“如何看待粉丝文化研究在数字时代逃脱不开数字劳动的悖论，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下更是出现了多重悖论”。詹金斯提到，在粉丝研究中，需要对一个特定的社区进行具体的研究，深入到特定社区了解其运作模式。当做了足够多的案例研究，才可以对粉丝做出一些有意义的概括。另外，粉丝社区走向了超级资本主义。粉丝这种选择不使用商业平台的做法，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平台。平台是民主运作的，是由粉丝提供支持的，粉丝贡献劳动来制作平台并开发系统。“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对资本产生威胁的案例。”

詹金斯继而对优秀的学术工作划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记录，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事情。第二个阶段是批判，找出问题所产生的破坏影响以及困境所在。第三个阶段是倡导，确定出解决困境的方法。通过不同种方式解决问题的案例，寻找积极的方面。最后一个阶段是干预，可以与其他领域的人合作，调整所记录的材料，“以记录和批判为起点，关注其背后的反映所在世界的内容。”

接着，也有现场同学追问数字时代粉丝的参与问题，詹金斯就“数字时代粉丝参与平等性”的问题进行回答。这不仅是一个基于技术技能的问题，也是一个基于社会和文化技能的问题。成为一名粉丝就存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资本，粉丝们会团结起来扩展技能。詹金斯还举例表示，当前的数字软件如Midjourney（AI绘画工具）等拓展了技能的可能性，而基于技能的使用方法仍是我们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图10 讲座现场

随后，有同学就文化产品的创作进行了提问，“比如对于不喜欢日本风格的中国粉丝来说，在设计游戏时要保持日本风格还是要制作一个世界性的游戏来吸引更多的粉丝？”詹金斯答道，“问题是你希望流行文化有多大的本土纯度？你渴望本土性的流行文化还是全球性的流行文化？”与此同时，詹金斯指出，各地青年人渴望联系，因此形成了在国界之间流动的流行文化。

其中，詹金斯在回答关于中国粉丝文化的问题时，提到其所观察到的中美粉丝文化差异。他了解到，中国有“妈妈粉”“女友粉”等不同类型的粉丝。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都是由粉丝文化塑造的。美国粉丝对于资本主义较为挑剔，对资本从粉丝身上获利的行为反感。而在中国，粉丝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买了多少张专辑或者花了多少钱，詹金斯认为这是超消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粉丝在粉丝圈中的“等级”是基于金钱支出的，这体现了粉丝和其所处的经济情况与制度之间的协商。

问答结束后，新罕布什尔大学传播学系张琳老师分享了与詹金斯学术交流的经历。张琳老师在2007年关于文化研究的讨论班上第一次读到了詹金斯的书，对粉丝文化很感兴趣的她在硕士论文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她提到，作为一名学生，詹金斯对她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开放性和好奇心以及他对每个人的平等态度。即使有时出现不同的观点，詹金斯也依然充满好奇，非常渴望了解中国。张琳老师也在《文本盗猎者》中文版中就粉丝文化与中国读者相关的问题采访了詹金斯。

图13 肖珺老师主持讲座

肖珺老师感谢了詹金斯的分享，认同在中国展开参与式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经由詹金斯的理论启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粉丝的身份流动，粉丝是受众、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创造者，参与文化实践并塑造自身；粉丝圈在这一过程中生成，既以特定文化活动建构内群体，也不断拓展与外群体的对话空间，产生各种跨文化行动。在方法上，正如詹金斯的经验之谈所提示的，做一个aca-fan，保持敏感和好奇，深入群体内部参与性地理解，是文化研究者的应有态度。

图15 访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