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正念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概念被导入跨文化传播领域，消解了该领域对西方概念的单一依赖。您在正念传播领域声名远扬，您所编写的《正念传播》也是该领域的重要读本。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您谈一谈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正念传播。首先，请您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来自古代佛教哲学的“正念”智慧，以及它对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卡林加·塞维拉特（以下简称塞维拉特）

佛教教义的根基是一条理解和引导心灵（mind）做善事的道路。这些教义在很大程度上以心灵为中心，因为佛教哲学拒绝有一个控制人类的全能的神的存在。亚洲的哲学非常注重在沟通过程中引导思维，让人们注意自己正在做的事。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的序言中写道：“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minds），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心灵没有宗教身份，正是心灵指引人的行动——无论是为了行善还是做可怕的事情，比如发动战争。

今天的正念风尚起源于印度古老的印度教与佛教文明，佛陀将其称为“内观禅”（正念冥想），它兼具实用性与精神性。实用的一面是它训练你的心灵看清事物的本相，并意识到你周遭的环境。为了以正确（良好）的方式看清事物，你需要有智慧（pan-na），这种智慧来自于精神教义，如培养慈悲心和仁爱之心。这种教义不只存在于佛教中，也存在于其他宗教的教义之中。佛教哲学中还有一个独特的智慧概念，那就是不将责任归于外部缘故（如上帝的引导之臂），而是归于自身和自己的心灵。贪、嗔、痴在佛教中被称为“三毒”（心灵之毒）。这些“毒”在心灵中发展，驱动冲突，创造了人类以及其他有情众生（动物）的痛苦。

正念冥想，以及这种关于意识到痛苦的智慧思想都旨在消除心灵中的三毒，从而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如果人们练习正念而不考虑其精神追求，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比如，公司的CEO提高其专注力，目的是要无情地追求利润，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无情地盘剥自己的员工。

作为一种有效沟通的方法论，例如为了可持续发展，正念必须在理解它所源自的佛教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练习，即佛陀的“八正道”。练习正念——佛教教义中称之为内观冥想（Bhavana）——并不要求你成为一名佛教徒，因为这些概念本质上是世俗的。

没有智慧地修炼正念可能对社会有害。但是，一些西方人放弃了将正念的起源称为“Vipassana Bhavana”（内观修行）的说法，以使其与宗教，即佛教教义相分离。这为西方引进的某些正念项目（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正念项目）申请版权并向人们收取费用（版税）打开了大门。亚洲国家需要分辨这些现象。

纪 

正如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在其《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一文中所探讨的那样，作为一个概念，正念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概念旅行。您如何从跨文化视域分析“正念”？您认为这个概念的跨文化旅行的起始时间和起始空间是什么？

塞维拉特

是的，就东西方的文化流动而言，正念可以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但前提是西方将正念实践的智慧方面融入其思想体系并承认其根源。遗憾的是，当缅甸-印度教的佛教禅修大师葛印卡（S．N．Goenka）在西方普及“内观修行”时，为了创造跨文化的流动，他将其展现为“内观”而不是佛教。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就失去了佛教的烙印。“内观”被世俗化的过程更容易让一些人声称正念是一种新的智慧，而不是佛教智慧，正如一些美国教授试图做的那样。你可以是一个基督徒，也可以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仍然用正念的智慧进行正念练习。这种跨文化交流的早期形式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印度传播到西方的瑜伽。它现在又从西方传回东方。尽管持各种信仰的人都在练习瑜伽，但来自印度教哲学的瑜伽基本概念仍然以不同的化身存在，即通过意识的练习连接着你的身体和心灵。瑜伽和内观都根源自类似的印度教文明。

 纪 

在概念化的发展过程中，“正念”既来源于佛教知识，又来源于西方的科学心理测量知识。学者们还指出，东方和西方对正念的概念化的区别，体现在佛教的“正念”实践和西方的正念心理治疗处方之间的差异上。您如何看待这种概念化的差异及其带来的知识传播机会？正念概念的跨文化差异给正念研究带来了什么挑战？

塞维拉特

你在提问中说到“科学方法”，恰恰是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倾向于将来自东方的任何东西都描述为“不科学的”，并且需要得到西方的认可。我对此并不认同。对科学的应用不应脱离道德和智慧（来自东方思想）的运用。东方的佛教徒对正念在西方所谓“世俗”的情境下的应用提出了很多批评。佛陀和孔子等东方哲学家教授的是科学的心理学，它将道德和伦理原则应用于人类的心灵，或者换句话说，用于指导人类心灵的工作。我认为，西方人似乎把哲学与他们想称之为科学或心理学的东西割裂开来，其原因在于，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人们相信人类心灵的工作是被上面（上帝）所指导的，而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在地面上对上帝意志的运用。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的思维习惯于认为任何可以被视为“现代”的东西都需要源自西方，尤其是西欧和北美。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不能接受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科学、经济和治理方式等领域的崛起。除了过去的三四个世纪，东方在科学和哲学方面一直引领着世界。不幸的是，现代的亚洲人也不能理解这一点。所以，当谈及和正念一样的源自东方的思想时，人们试着将其与所谓的“现代心理学”进行比较。看看我们如何将“内观”看作现代化的西方心理学。我在这里是作为一个传播学者而非一个心理学家谈论这一观点的。

佛教传统一直以僧侣制度为中心，僧侣居住在寺院中，而社区帮助维持寺院，包括供养僧侣。作为回报，僧侣将时间用来学习佛法（佛教教义），实践佛法，并为社区提供教育和咨询服务。后者也是现代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因此，多少世纪以来，僧侣一直扮演着社区心理治疗师的角色，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在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国都可以看到这些。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亚洲的传者（如记者）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寺院在社区中的角色，常常将其描述为“传统的”，并以现代亚洲人的思维将其视为“落后的”。

今天的心理学家以一种现代的世俗实践来处理人类行为，寺院中僧侣的角色其实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小乘传统中，信徒接受心理咨询，即使这样做会涉及执行某些传统仪式。前者被称为“科学方法”，后者则被称为“传统”。但是，在西方的“正念热”下，“传统的”正念技术被纳入“现代的”心理治疗。当今，心理学在借用佛教的正念知识时，也被迫专注于对哲学方法的解释。

正念减压（MBSR）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教授所开创的一项技术，它大量借鉴了内观冥想。现在这个技术在世界各地以８至10周收费课程的形式提供给人们，一些人甚至鼓吹这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我认为这是不诚实的，或者是对东方哲学的无知。它所提供的许多技术借鉴了佛教僧侣的传统训练模式，如小乘佛教的念处练习（Satipattana）。许多佛教徒批评这种“世俗正念”的模式，因为它把正念视为一种纯粹的治疗实践，并且缺乏佛教“八正道”中消除痛苦的哲学部分。符合这条道路的正念练习应该是引导人们消除贪、嗔、痴这“三毒”的。

根据佛教教义，这条道路包括正见（right understanding）、正思惟（right thought）、正语（right speech）、正业（right action）、正命（right livelihood）、正精进（right effort）、正念（right mindfulness）、正定（right concentration）。前两个因素被归入“智慧”（panna）的聚合，接下来的三个属于“道德行为”（sila），而最后三个则是“专注”（samadhi）的一部分。因此，正念练习涉及所有这些因素间动态的相互作用。道德行为是正念的基础，但道德行为反过来又依赖于正念，以牢记整体行为需要培养的是什么。关于这个话题，现在有很多文献。但是作为传者，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这些哲学实践能被融入西方的正念练习中，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更和平的世界，而不是有军备竞赛和为赚取巨额经济利润而开展商业竞争的世界。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思想导向发展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创造更好的预防性公共医疗体系，以及不以积累不可持续的债务为基础的充足经济模式……这个列表还可以列下去。我必须再次强调，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佛教徒，就可以用智慧和道德来实践正念。

 纪 

您将正念沟通的方法应用于发展传播学，是一种基于东方文化的传播学研究。您能否向我们阐释一下您的思考路径？对于东西方文化冲突加剧的现实困境，正念可以如何推动建立跨文化传播的桥梁？

塞维拉特

2016年至2017年间，我与另外两位泰国传播学者一起参与了位于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PDC的资助，这笔拨款被用于开发被我们称为“东盟一体化的正念传播”的课程大纲。我们在开发了课程大纲之后，将该项目转变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正念传播”，因为这样大纲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由于管理层发生了变化，项目在完成后从朱拉隆功大学迁出。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大学将基于该大纲开设一门课程，其他亚洲国家的大学也表达了对该课程的兴趣。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锁遏止了建立亚洲大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正念传播”学术网络的势头。自2021年以来，我一直在与位于柏林的In Depth News协调一个项目，我所领导的东南亚和大洋洲分部正试图在此地区的大学的新闻项目中建立一个学术网络。学生们将在这里接受培训，采用正念传播技巧报道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到目前为止，印度、斯里兰卡、不丹、孟加拉国、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和斐济的大学都表示了兴趣，我也已经为其中一些大学举办了在线培训研讨会。

许多参与这一项目的人都认为，西方“自由媒体”新闻学的“看门狗”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新闻已经成为商品，它太具有对抗性，驱动冲突而不是致力于解决冲突。对于“平衡”这一观念，你期待这个观念是指包含至少两种对立的观点来平衡报道，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一概念创造了将一切都视为冲突的报道。因此，我们拥有了驱动冲突，而且常常让人们对世界状况感到沮丧的媒体。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在印度洋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缅甸建造港口，西方媒体最初将其称为环绕印度的“珍珠链”，并暗示这是对印度的安全威胁。印度媒体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将这一问题视为对印度的重大安全威胁，这阻碍了两个亚洲大国之间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发展。相反，如果以正念的思维，印度媒体看到这些港口将为印度提供机会，与该地区海上贸易的发展相联系，就会变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不是将其视为中国计划在印度周围建立海军基地。

正念传播技巧旨在用对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的冲突进行正念调查的方式看待世界，以促进合作和社区和谐的方式呈现世界。一些西方人，或是那些思维西化的人与我争辩说，我们是在试图捍卫威权政权和治理体系。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亚洲的发展话语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当时许多国家开始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当后殖民国家开始其发展进程时，除了欧洲模式外，它们没有其他模式可以效仿。发展和现代化被视为传统的生活方式转变为更复杂、更受技术驱动、更快速变化的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传播学者认为应该让“本地人”戒断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个更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因此，传统成为过时的东西，而贪婪成为发展和现代化的象征。东方被认为要拥抱西方的智慧，抛弃了自己的“东方神话”。

但是到了20世纪末，我们的星球正在变暖，自然灾害在增多。与此同时，亚洲人几乎完全拥抱了西方的经济智慧，开始按照西方正在进行的方式消费。突然间，西方（和东方）的发展传播学者开始意识到，这种发展模式行不通，它是不可持续的，人类正在大踏步地走向灾难。因此，2015年９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所有人的共同繁荣。

佛教教义的一个核心原则是缘起（pratitya samutpada），或被称为“源头共生”，即认为所有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相互依存的。这显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人类相互依存的观点一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正是蕴含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中。如果不解决所有或部分其他目标，就无法实现一个目标。例如，如果不解决饥饿、健康、高质量教育、提供清洁水资源和卫生设施、清洁能源、气候行动、体面工作等问题，就无法实现“无贫困”。

所以，今天，东方的“神话”正在成为现代的智慧。正念成为当今席卷西方的热潮，但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那样，为了将正念“世俗化”，西方人已经剔除了内观修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引导人培养内在慈悲心和仁爱之心的练习。在我们的项目中，我们将其纳入课程中，但并不宣扬佛教本身。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在课程中纳入发展战略、东方的经济视角和人权视角。我们在课程中介绍了“充足经济学”的原则和应用，这种经济学有时也被称为佛教经济学。它使得不丹引入了人类幸福指数来判断发展政策的成功与否。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E．F．Schumacher）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名为《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他在观察了佛教经济学在缅甸的应用后，承认这是一本关于佛教经济学的书。

充足经济学是由已故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所倡导的，以使泰国从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它后来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认可。充足经济学的基本目标是将改善人类福祉作为一个发展目标。充足经济学的理念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适度、合理和自我免疫力。适度是指人们以中庸之道（佛教所推荐的）的方式生活，既不过度消费，也不过度剥夺。自我免疫力是指人们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外部动荡影响，以及应对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事件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生存的无常，在后疫情时代的恢复过程中，发展政策必须充分理解这一概念，发展传播学必须促进自我免疫力的发展。

人权的概念也需要被重新审视。西方已经将其作为政治运动的武器，在社会中制造更多的冲突和混乱，而非和平与和谐。我们必须进行沟通，以消除泰国佛教社会活动家苏拉克·西瓦拉克萨（Sulak Sivaraksa）所说的我们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暴力”。

我们需要在思想中认识到的事实是，我们的许多全球媒体网络，以及当地的媒体网络都被武器制造商、石油公司和大型商业集团拥有和/或控制。让大量生活在贫困中的穷人被剥削以获得廉价劳动力，满足富人的消费主义欲望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我们需要将发展权，以及培养慈悲心和仁爱之心，置于全球人权议程的前列。人民拥有免于不公正的经济制裁的权利应该成为发展的首要任务。发展传播学还需要在全球领导人中促进富有同情心的思想观念。

发展传播学者必须敏锐地意识到关起门来谈判的不公正“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使世界上大多数人买不起基本的药物，剥夺民选政府制定其发展政策的权利，以及助长其他将使富人变得更富有，甚至将中产阶级推向贫困的交易。这些都是基于“自由”贸易不断发展的全球发展模式的“结构性暴力”。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已经暴露了这一点。但是，全球主流媒体继续忽视这一点——正念发展传播者必须面对这一问题。

毕竟，东印度公司来到亚洲时声称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最终却以殖民统治的方式掠夺我们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但是，我们不应仅仅指责西方。我们正确地谴责了300年前欧洲人实行的奴隶制，但今天我们有一个主要由亚洲人和阿拉伯人实行的现代奴隶制体系。这就是所谓的“劳动力迁移”，招聘机构将人视为商品。这就是苏拉克所说的“结构性暴力”。

2021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成功提出了一项关于发展权的决议，该决议以65票获得通过，印度、俄罗斯、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对此投了赞成票，14个主要包括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国家投了反对票。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而进行的正念发展交流应该支持这一进程。

 纪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分化的世界，就像您在《后真相》一书中所探讨的那样，没有人可以从媒体这面镜子中逃脱，而这面镜子是由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正念中“不予评判”的观点？这是一种穿透后真相的幻觉的跨文化传播方法吗？

塞维拉特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不予评判并不意味着对问题没有看法。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不予评判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它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从我们的角度来评判他人”——你甚至可以称之为偏见。而正如我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媒体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真理是主观的，西方一直拒绝接受客观性被主观性所染指的观点，尤其是从文化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西方经常讨论的“普世价值”。在我的《后真相时代的自由媒体和虚假新闻的神话》（Myth of Free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Post-Truth Era）一书中，有整整一章质疑我们在进入后真相时代之前是否曾经有过“真相时代”。

例如，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服务电台（BBC World Service）以“平衡可信”的报道而享有盛誉，尤其是在亚洲，因为在后殖民时代，他们允许来自亚洲国家的异议声音进入他们的广播。因此，通过短波广播收听BBC电台的人认为BBC是平衡的。但事实是，他们对政府仍保有偏见，尤其是那些不屈从于英国和西方利益的政府。今天，这些西方媒体仍然这样做，从他们今天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报道中可见一斑。我在书中的第三章用一些例子和主流新闻报道模式来论证，在谈论后真相时代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到达一个真相时代。

比如，在亚洲，我们经常高度评价英国广播公司（BBC）是公共服务“监督”新闻业的典范。但BBC在亚洲赢得这个标签，主要是通过曝光亚洲政府压制的异见声音获得的。这样一来，BBC本身就变得与这些政府对立起来。

古纳拉特纳指出，西方的新闻学路径更多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它通常关注的传播渠道是不为政府控制或不被审查的那些。无论这种控制或者审查是直接通过法律法规，还是经由经济和政治压力完成的。

古纳拉特纳、皮尔逊（Pearson）和塞纳拉特（Senarath）在他们的著作《数字时代的正念新闻与新闻伦理：一种佛教方法》（Mindful Journalism and News Ethics in the Digital Era: A Buddhist Approach）一书中描述了基于佛教四圣谛的正念新闻理论。

因此，古纳拉特纳支持基于佛教原则的“正念新闻”道路，以克服这种消极和偏见。他认为，“正念新闻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不受体制约束的真实报道。制度的约束可能会玷污训练有素的记者的清醒头脑”。

基于亚洲传统思维的两个原则，亚洲媒介功能理论可以提供另一种选择，即考虑到事物是无常的，是会变化的，因此要注意到这种变化，并能够理解、承认和分析它，以帮助人们和社会适应这些变化。由此社会和谐至关重要，而新闻业应该在协助社会管理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对抗性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的无常方面。

 纪 

如果“不予评判”是正念的视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佛教中的术语“正确”和“善”呢？什么是“善”的跨文化者的伦理？

塞维拉特

记者的正念训练应该被认为是记者在训练自己收集知识和智慧，以深入了解所报道的问题，以及与社会和社区沟通交流（而不是单向地报道）以改善人们的生活的能力。有人可能会说，调查性新闻就是这样做的。是的，但是我们能否为这种实践提供更多的哲学和道德上的指导？

让我简单带你了解一下四圣谛和八正道的应用，以此来解释“正确”和“善”的概念如何被运用于传播策略中。

为了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从属渊源，我们需要理解造成贫困的原因。所以我们来看看作为佛教教义或佛法之根本的四圣谛。它包括首先理解“苦谛”（dukkha），其次是“集谛”（samudaya），第三是“灭谛”（nirodha），第四是“道谛”（magga）。

关于发展理论，不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是贫穷。什么是贫穷？是苦谛。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痛苦。那么贫穷的根源是什么呢？是错误的政府政策吗？是更有权力的人对穷人的剥削吗？是不公正的经济和贸易制度吗？是贪婪或渴望的最终表现——腐败吗？那么，我们应该为消除贫困做些什么或倡导些什么呢？解决方案又是怎样的呢？

发展传播学者的作用是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关注当地局势并着手鼓励或倡导消除贫困和痛苦的政策。这需要你在活动中践行慈悲心和仁爱心，并能深入倾听当地人的心声。一个正念传者（我更喜欢用传者这个词，而不是记者，因为后者有对抗性的报道文化）的培训必须包括教授这种深度倾听技巧的课程，如正念冥想训练。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贫困是如何产生并持续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生活舒适而无视它，然后说“哦，这些都是懒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或吸毒的人”。我们需要思考和调查为什么会出现贫困，而这会导向正思惟。一旦我们通过正思惟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解，新的智慧将引导作为传播者的我们去往正言和正业，这包括我们撰写和呈现报道的方式，我们用于传播信息或报道的媒体或媒介工具。这种沟通将不仅仅针对那些在贫困中遭受苦难的人，还针对那些让他们蒙受苦难的人，比如不近人情或腐败的管理制度，或剥削穷人的卑鄙贪婪的商人。

我们在21世纪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政权更迭”并不是答案，它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和痛苦。正如我们在“阿拉伯之春”和离我们更近的斯里兰卡国内所看到的那样——2015年发生了什么，以及在我说话时，2022年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如何才能让政府变得坦诚，让商人变得有同情心而不那么贪婪？发展心理学是否应该包括鼓励、促进社会企业而非股票市场的发展？这种正言可能会带来正业，而不是推翻政府，带来另一批可能更加腐败的人。人民的压力应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为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正念交流需要关注思想的改变，而不是政权的改变。

同时，在我们了解了穷人的问题之后向他们传达的可持续发展的选择，可能会促使这些人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参加示威和集会上。例如，可以鼓励小规模生产的农民与该地区的旅游度假区沟通，为后者提供蔬菜和水果，同时鼓励酒店经营者在菜单中使用当地的物产，而不是依赖昂贵的外国进口产品。

 纪 

正念如何管理不同文化间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我们如何在不把正念研究作为解决个人问题的工具的情况下，思考作为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的跨文化研究？

塞维拉特

这个问题属于心理学领域，而不是传播领域。所以我不是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好的人选。不过，充足经济学的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焦虑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另外，我必须补充一点，世界上许多所谓的宗教或种族冲突，尤其是在亚洲，其根源在于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文化或宗教问题，是媒体和政客在利用后者。如前所述，基层报道策略试图找出痛苦的原因，可能能够解决我们传播系统中的这一缺陷。

在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等穆斯林国家，以及菲律宾等基督教国家，都需要谨慎地介绍正念。但如果我们不把正念作为佛教的范本来推广，这些国家的人也都能接受这个概念。我在孟加拉国做过一次讲座，我只在开始时提到了它的佛教起源，其余的部分都是在纯粹的世俗背景中进行讲解的。我在中亚大学也做过同样的演讲，该大学由穆斯林组织阿迦汗基金会管理。我还被邀请在马尼拉做关于这个主题的演讲，但在那之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

 纪 

一个世纪以来，非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发展去西方化的理论，包括来自印度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然而，这些努力所产生的效果似乎非常有限。作为在世界学术界传播亚洲传播理论的知名学者，您能否阐释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发展基于亚洲的传播理论，以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塞维拉特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主张亚洲传播学者不应该谈论去西方化的传播理论。就让这些理论存在，当它们适合我们的条件时，我们可以考虑使用它们。但是我们需要走出去，在亚洲进行实地研究，了解人们如何交流，并以此发展我们的理论。维马尔·迪萨纳亚赫（Wimal Dissanayahe）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关于亚洲传播理论的好书，这本书可以作为研究和理论化亚洲传播的基础。遗憾的是，似乎很少有亚洲大学使用这本书。马来西亚已故学者赛义德·阿拉塔斯（Syed Alatas）也提出了关于“俘虏思维”的理论，亚洲学者在开始实地研究之前学习这个理论应该会有益于自己的研究。

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关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音乐产业如何应对MTV（Music Television）对亚洲卫星广播的威胁。那时，我研究了一些传播理论，如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我发现它们不适于作为我研究的理论基础。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在亚洲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财力来对抗西方媒体力量的时候提出的，而现在情况并非如此；后殖民理论虽然由出生于印度或非洲的学者所阐述，但他们的研究基础是西方社会，研究来自后殖民国家的移民如何试图在文化上融入西方社会，而我的研究是关于西方媒体公司如何渗入亚洲社会；当谈及后现代主义理论时，我发现它太过于以西方为中心，把它应用到现代化的社会中会存在很多问题。不过，我发现文化杂糅性和文化认同理论很有用。我的论文2012年由新加坡ISEAS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反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MTV》（Conntering MTV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我试图从亚洲的角度来阐述文化杂糅性的过程。

在我为博士论文所做的研究中，我用文化杂糅性理论来解释印尼人和马来西亚人如何通过文化杂糅性来接受西方思想，但同时又确保它具有亚洲特色。换句话说，他们使用格式和呈现方式的技术来表现纯粹的亚洲音乐节奏和歌曲。有时，这确实改变了亚洲节奏的表现方式，例如说唱和R&B风格是如何渗透到亚洲的音乐表现中的。谈论后殖民理论时，我们是从西方的站位上来看待它，但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那样，我们需要从亚洲的角度看待杂糅理论，它应该被用来呈现亚洲的文化表达，而不是被稀释或修正，以适应西方的呈现方式。

亚洲的人文科学主要是基于印度教、佛教、孔子和道家的哲学教义和思想。这里的问题是，当代亚洲传播学者是否精通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在亚洲的传播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指导着研究的结构和路径。一个主要的障碍可能是需要去改变亚洲传播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他们仰视西方研究人员和机构，希望获得他们的指导和认可。改变观念并不意味着彻底拒绝西方理论，而是在充分了解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在这种背景下的应用的情况之下，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全球化时代，期刊和大众传播项目的排名体系都已广泛地向北美倾斜，这并没有给亚洲学者提供挑战西方“规范”的自由和鼓励，因为他们的晋升和受认可度取决于他们是否符合西方规范，能将论文发表在所谓的“一级”期刊上。亚洲学者如果要使传播理论去西方化，就必须挑战这一排名体系，并着手建立一个自己的排名系统。中国需要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我相信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

大多数当代的媒体理论最初都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后来在美国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尽管这些理论声称具有普遍性，但它们都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时间和地点的适用性。正如麦奎尔所观察到的，这些理论具有基督教的偏见，特别是基督教新教形式的偏见，这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有关。因此，由于其占主导地位的优越性态度为工业主义的奇迹、资本主义的力量、官僚机构的利益和法治提供辩护，它们也就能够传达这样的一种理念:西方世界的全球殖民主义是合法的。

即使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媒体”，基本上都是英美媒体，这也反映了援引西方主导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系的合法性。我们需要了解这是如何运作的，并设计应对策略。我希望我们关于“正念传播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倡议只是一小步，它需要像武汉大学这样优秀的大学提供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