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以A市“拆违拆临”专项整治活动为个案，以内容分析与深度访谈为研究方法，对政府内部动员过程和外部舆论动员展开分析，为“运动式治理缘何可能”提供一个传播学解释视角。研究发现，政府通过框架整合、情感动员和议程设置等方法，实现了对公众议程的设定和社会动员。政府部门和宣传治理框架在大众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和报道框架中分别处于主导地位。在政府和媒体的合力下，拆违拆临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成果。但A市政府的传播实践并未根除民众对政府运动式治理行为的偏见。如何完善协商治理和开展更有效的传播动员，依然是治理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媒体动员政府传播

运动式治理（Campaign-Style Enforcement）是在特定时间内，政府为实现某一特定政策目标而开展非常规管理及资源动员的政策实践。作为一种非常规治理手段，运动式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一种工具，也引起学界广泛探讨。学界对这种治理方式的讨论存在两条路径：其一是强调运动式治理的非制度化、非专业化和非常规化特征，甚至受到批评；其二是强调运动式治理是在社会资源有限和常规治理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治理实践的有效工具。由上观之，运动式治理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在具体研究中加以分析。例如，有研究以“节能减排”为例，政府通过整合政治干预、行政管理改革、经济奖励和文化规范等手段展开资源动员和行政权力再分配，环境质量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改善。该运动式治理也存在弊端，例如增加企业经营成本、效果短期化和扭曲化等。但有效的运动式治理增强了普通公众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程度。

运动式治理在争议中被治理者广泛应用于包括植树造林、环境治理、市容整治和征地拆迁等各项工作。为了减少运动式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最大限度降低运动式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不少政府部门开始致力于探讨政府政策和治理“软着陆”的可能。其中，基于媒介的传播动员成为运动式治理的重要手段，即在开展治理活动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传播策略实现群众动员，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减少不必要的执法阻力。

A市的一项专项整治活动为本研究考察运动式治理中政府传播实践及舆论动员等提供了难得的案例。2016年起，A市管理者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拆违拆临”专项整治活动。在近三年的治理过程中，A市拆除违章建筑3000多万平方米，拆违总量全省排名第一，同时交出了群众满意度达94%、无大规模群众上访和无恶性强拆事件的答卷。本研究以该整治活动为个案，分析在运动式治理过程中，政府采取何种媒介策略使一个有争议的活动以正当合理的面貌投射到地方媒体上，在这场“制造同意”的传播实践中，政府与媒体扮演的角色分别如何运作和互动，公众的反应如何。本文以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相结合为研究方法，冀望在经验基础上，分析运动式治理中政府采取的传播策略、媒体框架运作和舆论动员过程。

一、运动式治理与政府治理逻辑

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描述一直是国家治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曹正汉用“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来分析我国的治理架构。周黎安用“行政发包制”来描述中央（发包方）与地方（承包方）的职责分工模式。周雪光将“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这一主线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中央过度集权将对地方行使治理权产生掣肘，而地方享有过多的治理权将导致各地区各行其是，难以管控。这种矛盾的持续性存在使得中央与地方的上下分治只能在博弈中寻找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演化出了种种中国特色的治理现象，如地方政府找到了共谋与变通等策略应对上级的检查和管理，而中央政府则保留了随时干预的权力，运动式治理正是这种干预权的典型代表。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是我国权威治理的双重模式。相对于常规治理而言，运动式治理“在运作方式上具有明显的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特征”。周雪光总结了运动式治理的基本特点：第一，运动式治理机制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原科层制的常规过程，以政治动员过程替代，以便避免科层制度的组织失败，达到纠偏、规范边界的目的；第二，运动式治理作为常规机制失败的应对机制，具有启动的条件和时机；第三，运动式治理常常借助制造舆论声势和舆论动员的方式；第四，运动式治理有助于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进行纠偏和边界规范。

运动式治理在我国历史上的政治运动和当今社会治理中均可见。狄金华以麦乡“植树造林”为个案，指出运动式治理是乡镇政府在资源制约与压力型体制双重困境下的治理手段，为完成上级安排的中心工作，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动员组织资源，打破科层组织边界，运用组织内各种资源来完成工作。

然而，过往研究更多集中在分析运动式治理背后的组织逻辑和行政运作，尽管周雪光、狄金华等学者的研究都指出了舆论动员对运动式治理的有效作用，但对其中舆论如何进行动员、媒体如何进行框架运作和组织如何进行传播缺乏探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内部动员过程，二是政府对当地民众的动员过程。本文试图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内部动员过程和外部舆论动员展开分析，为“运动式治理缘何可能”提供一个传播学解释视角。

二、公共议题中的组织传播与媒体动员

按照“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理论，在公共事件中，政府、公众和大众媒体都在风险的放大、缩小和过滤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是风险的放大站。而在社会运动中，大众媒体在告知运动动态、鼓舞士气和塑造形象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是重要行动者。曾繁旭等致力于通过研究各类风险公共议题来还原我国风险事件中不同传播主体的行动逻辑，并探索风险事件中缓和各方矛盾达成理性沟通和信任重建的策略。曾繁旭等指出，在中国公共事件中，媒体和公众存在相互赋权的关系，行动者可以利用媒体引起公众注意，组织和调整行动策略，媒体借助公共事件拓展报道空间，维护专业原则，提升可信度，贴近社会。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展示了公共议题中政府、公众和媒体三方力量相互借力、动态博弈的过程，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解释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既往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国家——社会”的视角，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利益和话语表达方面的博弈。然而，在运动式治理中，政府、媒体和公众往往更可能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政府与媒体、媒体与公众、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在具体语境和事件中也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概况

为研究这一问题，本研究选择了A市“拆违拆临”专项整治活动作为考察对象。A市是位于华东地区的副省级城市，下辖十区两县，常住人口800余万人。改革开放以来，A市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但城市规划却更新缓慢，并且反复制定，导致城市中出现了大量规划空白区域。在规划和管理滞后的背景下，市民们开始“自力救济”，自行搭建的储物棚、随意摆放的摊点、占道经营的商店乃至景区内未经审批建设的别墅等开始出现。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给A市治理违章建筑提供了新的契机。《意见》出台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了《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10月，A市所在省的省政府为贯彻《意见》精神，召开电视动员会议，宣布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城市违法建设治理行动。2016年底，A市响应动员，提出利用三年时间完成全市建成区（含城乡接合部）拆除违法建设工作。A市此次违章建筑整治工作可以分为宣传发动、初步整治、实质拆违、集中攻坚以及考核验收和建立长效机制五个阶段（见表1）。

A市违章建筑整治工作具有典型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从国家治理层面看，这是一场中央政府直接划定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重点工作。从地方治理层面看，国家政策的出台使得地方事务主要负责官员将违建治理工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也使得平时关系松散、合作程序复杂的不同政府部门有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凝聚力。以上种种“运动式”的特点使得此次整治活动不再止于简单的短期聚焦。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结合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方法观察此次“拆违拆临”专项整治活动中的政府传播实践。本文选择了A市属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都市类报纸《T报》作为分析对象。该报隶属于A市报业集团，受市委领导。作为一份都市日报，《T报》在关注A市社会民生的同时追求市场盈利，内容以A市新闻为主。对《T报》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可以大致还原“拆违拆临”专项整治活动中政府传播的媒体动员。本研究以“拆违拆临”为关键词，在该报官方网站对2016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1日的新闻进行检索，剔除重复性及不相关报道等内容后共得到有关“拆违拆临”议题的报道42条，时间跨度涵盖从宣传发动至集中攻坚的各个阶段。

此外，笔者对来自A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A市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A市某街道办城管科的相关人员和拆违拆临重点整治区域的超过30名群众进行访谈，以充分了解A市政府部门的动员过程以及市民的态度和情感表达。

四、分析发现

（一）政府传播框架与“共识”制造

1.组织内部动员与话语框架的统一

运动式治理使政府重构科层体系，在政府内部开展多线动员。有研究以“秸秆禁烧”事件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通过开展大会动员、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奖惩规则、镇村全力动员等“全方位、立体式”动员模式，以实现内部动员。当专项整治超越部门行为，上升到中央政策、省级部署和市委书记直接动员时，组织内的话语体系呈现了高度统一的景象。此次拆违拆临工作在引起社会广泛重视之前，已经经过省部级文件下达、主要领导过问、战略地位确定等历程。此次拆违拆临工作在政府内部引起了极大重视，对市各级政府部门形成了政策压力。A市拆违拆临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曹进说：

我们之前也开展过很多次针对违章建筑的整治活动，但效果都不明显，其中最大的困难，说实话，就是领导不重视……拆人家的房子就是动人家的利益，那人家对你的抵触情绪就会很大，依靠一个部门很难推动工作。这次从中央到省市，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可以说这是一个（推动工作的）最关键的因素。

确实，A市此前多次大规模的违章建筑治理活动都没有产生显著效果，以至于此次专项整治被视为重大的“反常”现象。这种“反常”可以理解为，这次的治理不再是市政府职能部门推行的非重点任务，而是一次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下，地方政府突破部门分工、整合地方资源所形成的“运动式治理”。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日常多层级、多任务、低效率的治理模式被多层级、单任务、考核指标明确、实施周期确定的治理模式所取代。逐层传达的考核压力，最大化减少了组织内传播的消耗，使得政府部门在话语体系上高度团结。

基于这种“全政府”高压的态势，市委宣传部也对这次治理给予全力配合，接连发布《关于全市拆违拆临宣传报道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市属各媒体对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予以广泛宣传，营造全城拆违的氛围。这种氛围的营造对A市此次的“拆违拆临”专项整治活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曹进说：

首先加大宣传，召开了大会，出台了宣传政策，印了各种的公告，同时印了“明白纸”，使我们的拆违拆临工作家喻户晓。这个大势是我们执法的基础，没有这个氛围不行，过去拆，就是因为没有形成大势。

在组织传播的框架下，这是组织内的意志传播扩散至组织外，最终实现组织目标的一次成功实践。而“大势”能够形成且没有引起群众大规模的逆反心理，与政府采取适当的传播策略是分不开的。

2.情感动员与运动“公共性”的塑造

在媒介化社会，政府传播引起广泛重视。政府官员通过传播，增强公众意识，改变对立行为，保障立法者信息灵通，为官员提供对外窗口，促成机构和公民间的双向沟通，进而修正行政部门行动和规范公民行为。一封市民来信在2016年底引起全市轰动，并被称为“引爆A市违建治理活动的导火索”，作者是一名来A市学习的本省外市公务员，收件人是A市委书记。来信不仅表达了对A市的市容“脏乱差”的感受，还为这座副省级城市、历史文化古城和自己的第二故乡被管理成如此样态感到痛心。该信经市委书记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宣读后，迅速引起了媒体报道和社会反响。

羞耻感和被唤起的城市荣誉感使得被治理者愿意接受政府整治，A市“拆违拆临”专项整治活动的初步整治阶段得以顺利开启。王女士是信件中被批评的搭售商品、摆设混乱的书报摊摊主，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老市民。信件公开后，她的摊点第一时间被城管部门整治，被禁止售卖香烟饮料，并不得再撑起有广告图案的遮阳篷，王女士的收入因此锐减，书报摊的营业环境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风吹日晒”。虽然对自己现在的境地不满意，但王女士仍然认为A市确实需要整改，她说：

人家指出问题来了咱们就得改，我也是老市民了，这封信A市人看了心里肯定都不是滋味，又是脏乱差，又是垃圾成片，又是胡搭乱建，你看看他把我们说成什么了……其实现在整了也好，看着心里痛快，但是也得为老百姓着想，是吧。有时候城管执法的人看我年纪大了就跟我说再坚持一下，我说我肯定坚持，城管也有上级的要求，不容易，但是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不准备干了。

显而易见的是，一项规模波及全市、触及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决策并不会因为一封来信而落地。2016年底正值省级动员会议召开，市政府响应动员并开始对违建拆除工作进行规划，这封来信恰好赶上了这个“风口”，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推行政策的“抓手”，市委书记的宣读意在告诉政府各部门官员在思想上要提高重视程度，媒体的广泛报道则是把握了市民情怀而推行的策略性传播。正如A市拆违拆临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所说：

他（来信人）给书记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导火索，我们说干什么都有起因，领导说这个事情（拆违拆临）呢也可能需要有一个点题、破题的“抓手”，这个题怎么破，就是需要这封信，在会上告诉大家，你看看我们城市是这么个现状，旁人是怎么看的……大家看不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旁人眼里是这么个现状，这是一个破题点，也是推动这项工作的一个突破点……他的信成为一个引子，实际上引出了领导想说的话，在对外宣传上，这也是一个契机来向全市通报这个活动。

相比起规范性的政府文件和媒体的会议报道与宣传，这封来信通过情感唤起的方式，在A市产生了一种“平地起惊雷”的震撼效果，这恰恰与运动式治理“重拳出击”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振，群众因此消除了对运动式治理的逆反心理，甚至愿意在利益上做出牺牲。这种情怀的传播把握了市民们的情感需要，使得运动式治理中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了“去沉疴”的使命感。

3.议程设置与民生话语的传播

在此次拆违拆临活动中，A市政府部门抓住了标准统一与民生保障两大核心问题，在传播策略上，按照媒体的报道节奏释放政府对拆违标准严格把握的信号和推出对利益受损群众的补偿政策，并联系媒体对相关案例进行报道，民生兜底与政府决心框架在后期实质拆违和集中攻坚阶段的报道中频繁出现。

曹进对政府在拆违拆临活动中所做的政策保障充满信心，他认为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已经考虑到某些方面会成为群众意见集中区域，在稳定民心上有所准备。长达三年的拆违行动，被划分为每两个月一个周期，政府会通过大众媒体公开每一期拆违台账，并在周期结束时通报各区台账完成情况，群众可以通过台账的内容看到政府一视同仁，也可以通过完成情况监督政府的最终落实情况，这一举措突出了此次行动的“阳光操作”特点。

对于民众最为关注的困难群众生活来源问题，曹进表示，在整个执法过程中，他们已经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理念扩展到“两把尺子衡量”：

一把尺子是拆，另一把尺子就是群众对你的满意程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是空话，是实话，怎么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在拆的过程中，妥善解决相关纠纷。

在民生话题上，政府采取了先接受问责再予以解释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治理思路，巧妙地通过构建一个“化解误会”的框架来实现对议程的管理。这一框架最早出现在城南占地10万余平方米的8栋单体建筑未按照规定时间完成拆除的话题上。在被媒体曝光后，曹进走上A市电视台“电视问政”栏目接受质询，面对镜头，他解释了这栋建筑的由来，以及未能拆除的主要考量：

这里面一共有374户租户，租约是20年，现在只到第十几年，还不到期限，现在我们要拆除这个建筑，但是租户们的合同是依然有效的，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些纠纷，这些纠纷涉及的范围又这么广，不是一户两户，而是374户……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几百人到市政府上访，是谁的责任？我们必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利益，我们一直说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拆违拆临说到底也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那现在人民吃不上饭了，怎么谈美好的生活。

节目现场，主持人和各区县代表对这一解释表示接受，租户也获得了额外两个月的安置时间和适当补偿。这种误会化解的框架是媒体喜闻乐见的素材，同时政府实现了议程建构，创造了双方共赢的局面。

（二）政府主导的信源与报道框架：地方媒体传播实践分析

大众媒体是社会传播的重要一环。作为较为独立的专业组织，媒体强调报道的完整、客观和准确，因而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在运动式治理中，媒体是如何开展传播实践的？其传播框架与政府工作、社会群体间存在哪些衔接和差异？本研究以A市《T报》为例加以分析。

1.政府声音占主导：专项整治活动的消息来源分析

本文将《T报》消息来源分为政府机构、利益相关者、普通市民以及其他（评论、转发稿等）四类。A市各级政府分工存在明显差别，所以本文将政府机构这一消息来源进一步细分为市政府、区县政府，以及街道/镇政府三类。

在《T报》42篇相关报道中，有33篇报道的消息来源为政府机构，有7篇报道的消息来源为利益相关者和普通市民，有3篇为记者评论或转发中央媒体文章（以上统计中包含1篇报道的消息来源同时引用政府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与普通市民的情况），三类消息来源的报道数量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8.6%、16.7%和7.1%（见表2）。在政府机构消息来源下，市、区县、街道/镇三级政府消息来源的报道数量所占的比重较为平均，而其余消息来源则向利益相关者倾斜。

在此次专项整治活动中，政府机构在消息来源中占主导地位。《T报》往往对官方信源所提供的观点加以积极的表述和肯定性的呈现。在此次拆违拆临活动中，《T报》是站在治理立场的，在具体报道内容上，《T报》通过对消息来源引述的区别运作，在兼顾消息来源多样性的同时维护了报道基调。

2.宣传治理框架的运作：专项整治活动的媒体框架分析

框架理论指出，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往往通过选择感知事实的某些面向来凸显某些问题或议题。Entman指出，媒体的新闻框架是通过材料的选择和叙事元素的使用形成的，框架存在于新闻对事件特定属性的叙述中，引导感受和思考这些事件的人们产生特定的理解。基于考察《T报》中有关“拆违拆临”的报道内容，本文对《T报》“拆违拆临”报道的框架、各框架的报道数量及占比进行总结（见表3）。

按照报道主题，《T报》“拆违拆临”相关报道可被分为“宣传”与“纠偏”两大框架，其中宣传框架涵盖了大部分的具体报道框架，而只有利益冲突框架下的新闻报道，才反映了市民生活遭受困难的程度和遭拆违商户的受损程度等内容，表达了希望拆违拆临工作更加完善的纠偏态度。从新闻内容上具体观之，纠偏框架下的报道风格并非激烈尖锐，而是在对拆违拆临工作的肯定之余，以期许的方式加以软性表达。

为观察不同框架的报道在各阶段的分布情况，本研究将其与政府该时间段内的主要拆违工作做交叉分析（见表4）。

首先，在宣传发动阶段，《T报》的报道框架以基层落实为主，描述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决策精神的学习、对上级部署的落实和在实践中采取的方法等工作。这一阶段出现了样板经验框架，并展现了A市大规模整顿城市面貌的决心。

其次，在初步整治阶段，民生兜底框架的报道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在该阶段，拆违拆临工作初步推进，对社区违建和马路市场进行改造，这一方面使市民感到不适应，另一方面让诸多小商贩面临失去生活来源的困境。因此，这一阶段强调政府的“民生兜底原则”，承诺拆违工作将兼顾市民生活的便捷和保障“因拆致贫”群众的生计，从而安稳民心。

再次，在实质拆违阶段，宣传框架的报道占大多数，但拆违工作随着深入，与部分群众的利益冲突越发明显，因此这一时期的利益冲突框架的报道数量也开始增加。

最后，在集中攻坚阶段，《T报》采用政府决心与群众支持的框架进行报道，同时通过对“我们”和“他们”的建构将拒不拆违的“钉子户”放到了政府和群众的对立面，通过舆论向其施加压力。

透过对市属媒体《T报》的分析可以看到，政府机构作为消息来源对“群众想什么”的引导，也可以看到在专项整治活动不同阶段里，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从而完成对“群众应该怎么想”的议程设置。肩负着拆违拆临宣传工作牵头任务的曹进这样表达他对媒体的看法：

媒体还是要宣扬正能量，以积极的报道为主，不能宣传那些负能量。当然做得不对的地方该报道、要报道，但是不能夸大这些方面。如果是正能量的话，我们可以放大它的影响……像我们有一个案例，夫妻两个人都是福利院长大的，两个人开了一个超市谋生，但是这个超市是违法建筑，我们需要拆除，那怎么办，我们就帮他们又找了一个开超市的地方，并且推后了拆除的时间，等了一两个月，等他们的超市搬过去，收拾好，我们再拆，这就是我们执法的温度，我们也希望媒体多来宣传这方面。

（三）公众利益表达：城市荣誉感的激发与习惯性质疑

A市拆违拆临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的组织动员、情感运作和策略式框架起到了重要作用。A市城管局局长在2018年底“A市拆违拆临专题研讨会”上总结：

（A市拆违拆临工作）所形成的“样板”经验，值得理性思考、深刻总结，其中主要有八个“坚持”……八是坚持宣传发动，营造氛围。电视、网络、微信、微博等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全市共印制宣传资料10万余份，在中央及省市新闻媒体刊发各类宣传报道9000余篇。手机客户端和新媒体的全程跟进和实况直播更是使拆违拆临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A市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策略性传播手段开辟了一条使运动式治理获得群众支持的路径，较为成功地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使市民们的城市荣誉感得到激发，形成支持拆违拆临工作的舆论氛围，使专项整治活动的顺利开展成为可能。

但政府对舆论“大势”的把握并非滴水不漏。A市民众的访谈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言论中，也有对官员习惯性和反射式的怀疑。群众的质疑以公民权利的框架呈现，权益受损常常是群众在衡量政府行为时的条件反应。据曹进介绍，A市选择了“刀口向内”的方式打破这种成见，严查与政府下属单位及政府工作人员有关的违章搭建，对其进行先期拆除，以展现A市违建治理的决心，以此来破解群众内心根深蒂固的群里表达框架，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A市运动式治理下政府内部形成传播合力的体制背景、政府与媒体间的互动逻辑，以及公众的利益表达机制。首先，对政府的舆论动员策略进行了探究，包括框架整合、情感动员和议程设置。在拆违工作准备过程中，整合不同部门的力量、强化统一指挥，调动多方部门积极性，有效实现组织内部动员。在拆违工作开始时，政府通过对一封市民来信的宣读唤起了市民的集体荣誉感，有效实现了情感动员。在整治活动进展中，政府陆续出台新的文件和工作办法，并宣传对困难群众的民生问题、违建同等拆除问题、拆违后的治理问题等的妥善解决，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化解民众质疑。

其次，在拆违拆临活动中，由于有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具有合法性，能够获得媒体的广泛关注。另外，A市治理方与都市媒体之间存在属地管理的关系，政府引导着“拆违惠民利民，全市支持拆违”的舆论走向。在内容上则表现为，当地媒体对官方信源加以积极表述和肯定性呈现，并且广泛使用宣传框架，而弱化纠偏框架倾向。

最后，为深入了解政府传播实践的社会效应，从访谈材料中可以看出，A市政府的传播实践营造了“全城拆违”的舆论氛围，但市民仍然存在对政府和媒体的习惯性质疑，这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具体事件无关，进而对媒体的正面报道也持怀疑态度，最终造成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的堵塞和缺失。因此，如何通过推动完善协商治理，用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国家和社会沟通中的障碍，依然是政府需要考虑的传播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以下几点。首先，从传播学视角考察运动式治理这一特殊的政府治理行为，并梳理了运动式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舆论动员、媒体的议程设置与公众的态度反应等三方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展示了在我国“行政发包制”的政治背景下，政府通过传播手段，推动影响群众利益的运动式治理实现“软着陆”的过程。与既有学者着眼于风险事件下的群众通过媒体实现动员进而与政府协商的研究路径不同，在本文所选取的案例中，运动式治理是中央政府凭借绝对权威对地方行政活动加以干预，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开展舆论动员并推动社会治理。其次，讨论运动式治理中的政府和媒体的实践关系。既往研究指出，在抵制拆迁等活动中，媒体扮演社会动员、居间联络和抗争专家等角色。然而，在运动式治理中，媒体报道常常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成为政府动员中总体性运作的一部分，进而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机环节。最后，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框架整合、情感动员、议程设置等动员策略常被用于分析民众的社会动员机制，以实现抗争目标。然而，以上策略的动员主体也可以是权力部门，其背后考量的是政府意志和维稳逻辑。例如，通过悲情、戏谑等方式开展广泛的情感动员，常常是新媒体事件形成的情感基础。然而，在运动式治理中，政府也可以通过引起民众的同情、悲情和愤怒等情感来实现动员，进而推动治理实践的开展。A市在本次拆违拆临活动中，通过市民来信的宣读成功实现从政府到公众的自上而下的情感动员，便是例证。本研究拓展了动员策略研究的多维场景。

冯强，张江南.策略性框架与媒体动员：运动式治理中的地方政府传播实践研究[J].传播创新研究,2022(02):1-16+243.

作者信息

冯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江南，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