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讲座海报

9月18日上午，中国传媒大学张磊教授应邀来访，发表讲座“智能媒介研究的六个关键词”，讲座通过对六个关键词的来源、词义、发展、现实意义进行剖析，展现张磊教授对智能媒介研究方向的新思考。讲座由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单波教授、特聘研究员彭增军教授、研究员吴世文教授等40余位师生参与讲座。

张磊教授首先表明，自己希望通过关键概念的阐发，为智能媒介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理论关键词肯定不止六个，只是受限于讲座时长，本次暂以六个展开，包括可供性（Affordance） 、人类世（Anthropocene） 、装置（Apparatus）、赛博格（Cyborg）、网络（Network）和屏幕（Screen）。

图2 张磊教授在讲座中

（一）可供性 Affordance

可供性（Affordance）一词由美国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 Gibson）提出。他从生态性视角研究人类的感知与心理，对可供性作了界定：“一个具体环境的affordance，就是它为动物提供的东西，它准备或供应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环境的可供性既来自于它的客观特性，同时又与动物的具身特质密切相关。张磊教授指出，吉布森除了讨论自然环境的可供性之外还讨论了技术的可供性，因此他的理论对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研究也具有了意义。人使用技术改造自然，各种技术物也有可供性。可供性理论延伸到了更广的领域，比如说机器人设计学、界面研究、人机互动研究等。这一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也经历了翻译的流变。现在常见的翻译是“可供性”，比如潘忠党、刘于思等使用的就是这个词，而在早期钟蔚文教授曾将其翻译为“机缘”，孙凝翔、韩松也曾尝试译为“示能”。如何回现实的语境来思考可供性呢？张磊教授提出了一个现实议题：可供性视角下的智能媒介与老年用户。老年用户在使用包括智能媒介在内的各种技术物的时候，面临的状况以及所受到的挑战可能是相当不同的，这为智能媒介的适老化设计提出了新要求。

（二）人类世Anthropocene

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源于地质学。张磊教授提到，很多学者会将其误译为“人类纪”。地质学按照整个地球演变的漫长历史时期，对应地质层的积累，建立了一个时/空系统，其中世（Epoch）和纪（Period）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人类世的概念有助于反思人类当下所身处的时代，包括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及整个地球的改造，以及在此过程中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张磊认为：“对于人类世概念的承认，与其说是对人类强大力量的一曲赞歌，不如说它恰恰展现了人类在短期内对地球造成的不可磨灭的损害。”由此，该概念进一步延伸到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从批判性的角度引发持续性、跨学科的反思。人类世对于智能媒介研究有什么启发？张磊教授通过“比特币挖矿”的案例讨论，认为数字技术与资产并非无中生有，往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才能够生成新的价值，因此与自然资源的使用密切相关。目前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们不应只关注其技术应用而忽略了强大算力背后的资源消耗现状。

（三）装置Apparatus

张磊教授认为，装置（Apparatus）概念目前的应用也比较混乱。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一篇文章《什么是装置？》中，将这个概念回溯到福柯的dispositif，结合神学起源与自己的生命政治理论加以阐释。福柯认为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人们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即一些人会对另外一些人或者整体人类实施统治，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非物质的力量（如语言）都是装置。阿甘本进一步阐释说，任何有能力以某种方式捕捉、引导、决定、拦截、模塑、控制或确保生命体的姿态、行为、观点或话语的东西都是装置的组成部分。张磊认为，在这一意义上，目前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智能媒介也都是装置的一部分，其发展出来的各种事物都已经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的权力治理事务当中，并被加以运用。例如，在疫情防治期间，发展出一系列数字防疫措施（健康码、行程卡等），它们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有效环节，也表明了智能媒介正在被纳入到装置的行列当中。

（四）赛博格Cyborg

在通常的理解中，赛博格（Cyborg）是人的身体经过机械改造之后，变成了人和机器的混合物，它似乎具有极强的科幻色彩。但张磊教授认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成为赛博格的路上。赛博格概念的提出，与控制论和机器人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对其意义做了丰富的阐发与说明，并延伸到人和世界上所有物种（包括未来物种）之间的关系。赛博格在这一关系中位居核心，因为其跨越了人和非人的界限，跨越了有理性的人和无理性的动物之间的界限，也跨越了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界限。赛博格的概念挑战了“身份/认同”（Identity）的天经地义性。人有差异、独特性和丰富性，与此同时也会产生争斗、对抗乃至战争，而赛博格则可以尝试打破世界上既有的界限与不公平。张磊教授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从目前现实技术发展来看，智能媒介、可穿戴式设备与元宇宙中的虚拟人，会使得人类更进一步成为（becoming）赛博格吗？

（五）网络Network

张磊教授认为，网络（Network）这个概念最初具有较高的理论启发性，但是在互联网高度普及之后，一提到“网络”，人们会先入为主地想到“互联网”，这会影响我们的深度思考。网络不单指“互联网”，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维度，它的维度起码包括四个方面：互联网、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行动者网络（ANT）。在开展媒介研究之时，研究者应当意识到“网”的不同层次，以及在不同外延上的使用，例如我们究竟是在讲互联网，还是在讲社会人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网。

（六）屏幕Screen

在《新媒体的语言》一书中，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对屏幕（Screen）做了一个界定，它是一个平面的、矩形的、离眼睛有一定距离的东西，涉及到凝视，涉及到身体与之形成的距离，以及人因此进入的幻觉世界。屏幕不仅仅是新技术的产物，它早已存在——最早的屏幕是绘画的画框，而后迎来动态屏幕（电影、电视），目前则发展为实时屏幕，具有高度的交互性。张磊教授最后谈到中国古人用屏风分割出了不同的“世界”，同时还在屏风上作画，使得这个“世界”更加深邃，因此可以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重新思考屏风与屏幕的关系。此外，最新的技术变化也很重要，不管是裸眼3D还是虚拟现实，都带来新的屏幕和新的研究课题。

图3 讲座现场

常乐（武汉大学硕士生）：可供性理论一开始被翻译为“机缘”，感觉更符合Affordance的动物与环境互补的生态学视角的起源，为什么这一翻译没有被沿用下来？此外，在您的个人观察中，当前国内以可供性作为关键词的研究和其本源相比，是否产生以及产生了哪些偏差？

张磊：虽然“机缘”这个词很有启发性，但是其修辞色彩较强，学理色彩稍弱。“可供性”的翻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学术共识，我们不妨在接受这一共识基础上，让“机缘”“示能”等译法激发更多学术想象力。现有研究主要会把可供性与功能（function）、功能性（functionality）混为一谈，若能把这两组概念区分开来，我们就能够避免一些偏差。

李孟名（武汉大学博士生）：现在学界指出了传播学者在研究可供性时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默认把可供性的视角放在了使用者身上，并没有讨论设计技术的人的初衷是什么，但其实使用者感受到的技术的可供性和设计者是有差别的，那我们在研究中如何平衡创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张磊：媒介研究者大部分时间在研究用户，这恰恰带来益处，不是非得要求用户思考设计者是怎么设计的，可能要反过来通过对于用户的使用调查，能够给当前智能媒介的设计提供更多应用性建议。

吴世文（中心研究员）：这六个关键词就非常有趣，但这些这些关键词有没有可能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智能媒介研究理论架构？

张磊：其实我和我的学生孙晗在做屏幕系列研究的时候，有考虑把可供性的概念应用于其中，不过后来为了删繁就简，就把这个思路去掉了。世文老师提了个很好的建议，我在想，一方面可以从具象外观的角度观察未来智能媒介由哪些部件组成，每一个部件本身都可能是理论关键词；另一个方面就是把哲学化的理念和技术性的词汇结合起来，再加上环境的构建，形成相对更系统的框架。

彭增军（中心特聘研究员）：讲座中对西方学者的学术概念引入中国后如何发展的解释特别好，有时西方学者对各种概念自己也不是非常确定，也是在不断的修正和演化，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概念能够给我们提供多大程度上的理论启发。

单波（中心主任）：张磊教授通过六个关键概念组合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讲座，把智能媒介研究放在一种生态学的角度讨论，人与万物共生的状态，那才是人类解放的最终的方向。今天的讲座就是个有意味的“装置”，为我2009年提出的“媒介即控制”提供了体系化的理论支撑，也为我近期思考的人机互动的互惠性关系提供了深入的理解方法。

肖珺（中心副主任）：本次讲座的六个关键词的理论渊源涉及到了心理学、社会学、地质学、信息科学、媒介考古学等不同学科，理论本身的跨学科属性给我们拓宽了学术视野。今天现场的互动也显示，传播学好似绿洲，所有的这些理论、概念都需要穿梭于人类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才能显现其蓬勃的生命力，进而实现和优化人本身的生存状态，并寄望通向自由。

面对现场师生的积极互动，张磊教授最后回应道，单老师帮我把关键词完整串联起来，核心是“媒介控制论”，装置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就像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人机关系也是跨文化的，其中良性关系的维护应以“互惠”为前提。在这些理论关键词的引导下，我们可以通过经验研究，进而形成关于未来人机关系和人际关系互惠性的新理论。

图9 讲座讨论（上左：单波；上右：吴世文；中左：肖珺；中右：彭增军；下左：常乐；下右：李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