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传播与社会、乡村传播、国际传播、智能传播、经济传播和博物馆传播专题研究六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跨越边界的社区：农民的新媒体实践与城乡生活共同体再造》，作者朱战辉。
跨越边界的社区：农民的新媒体实践与城乡生活共同体再造
朱战辉
摘 要
基层中国正处在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加速了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瓦解。农民的流动性以及与村庄地域空间的分离，造成了个体生活空间的碎片化，加剧了流动主体的孤独感。流动性和脱域的城乡社会生活环境中，急需重构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和人心安放之所。网络社会时代，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嵌入农民日常生活领域，打破了城乡日常生活的时空区隔，重构了线上线下同构的社会生活空间。社区微信群等社会化媒体实践，跨越传统村落社区边界，形成连接城乡和熟人社会关系的即时性、互动性线上社区公共生活空间，重塑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乡村社会之间日常交往的媒介化生活机制，促进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公共生活和共同体价值的再生产，成为转型期再造城乡生活共同体的路径探索。
关键词
新媒体；微信；城乡关系；生活共同体
一、引言
村庄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场所，更是生活价值和意义再生产的空间。中国传统村庄具有超稳定性的结构特征，农民在封闭和缺乏流动性的“乡土社会”中世代生息。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快速推进，传统乡村被卷入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乡土中国加速向城乡中国转型。一方面，农民的流动性日益加强，传统村庄生活边界被打破，城乡日常生活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紧密；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以互联网、电子媒介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
在传统乡土社会，农民的流动性不强、分化不大，构建了具有空间封闭性、熟人社会关系稳定性和价值再生产可预期性的乡土文化和社会生活系统。但是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进程，加速了农民的流动，农民不再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和村落空间。人口流动给传统乡村生活共同体带来了多方面影响。首先，人与村落的空间关系不再固定，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对称的地域一致性被打破，外出打工和进城加速了农民的外流，农村开始空心化。其次，农民流动和村庄边界被打破，带来了传统社会关系深层次地变化，社会生活的流动和变化不但使人与场所的关系短暂而陌生，而且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更为复杂、脆弱、不稳定的社会关系，传统村庄的熟人社会关系变得“半熟人社会化”。更进一步而言，农民因流动而日渐脱离其生活和生命价值根系所在的村庄熟人社会，在流动性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中，逐渐丧失了对自身生活环境的情感体验，个体精神价值变得碎片化，原子化的社会使人倍感孤独，甚至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面对流动的生活环境对农民日常生活和价值意义领域的冲击，如何重构农民和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如何安放农民日益多元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实现的需求，成为城乡社会转型期亟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与城乡社会急剧转型相伴的是，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日益深刻地嵌入农民日常生活领域，对人们社会生活造成直接而全方位的影响，一时间我们已经身处一个网络社会。现代媒介和网络信息技术，为流动中的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性，为城乡关联提供了一种媒介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流动性“使人们从传统的塑造和划定的交流、经验和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农民不可避免地要脱离传统生活，作为一股解放力量的媒介，似乎承担起打破距离和孤立的樊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去”的责任。在城乡社会和网络社会环境中，新媒体能否作为现代性要素在重新组织农民生活、重构乡村社会秩序中发挥其效能，成为转型期新媒体与农民和城乡社会关系中需要探索的重要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共同体与乡村社会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类生活的形式构成社会存在的特征，因此对社会存在的类型和人类生活的形式的探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滕尼斯将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划分为“共同体”和“社会”两种，作为天然状态的共同体，其本质在于关系，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基于本质意志形成，社会作为与共同体相对的形态，是基于理智意志形成的。涂尔干从社会团结机制出发，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来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机械团结的社会，其特征是集体成员有相似的特质，更接近于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而现代有机团结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安德森从民族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出发，认为虽然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其大多数的同胞，但是传播媒介基于共同文化将相互联结的意向深入每位成员心中，借助传播媒介这一人们能够相互理解的中介，形成了共同的身份认同，构筑起“想象的共同体”。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形态差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联结和秩序维持机制发生实质性变化。随着现代性的持续发展，个体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在流动环境下发生了时空分离，人类生活的组织方式和社会形态变得多元化，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互联网技术影响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媒介连接人们生活的新的组织方式和共同归属感的建构形式，形成了“虚拟社区”这一“隐性的共同体”。社区、社群、族群、圈子等是网络中典型的共同体模式，在网络社会发展中，网络共同体存在液态、半液态和气态等不同形态，实在共同体逐渐走向想象出来的心理共同体。
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分类中，传统乡村社会是基于关系结合的天然状态的共同体。村落是传统乡村的组织方式，由于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流动和分化较小，传统乡村共同体中人的同质性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较强。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关系以及社会互动等要素构成社区共同体的重要特征。费孝通认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是基于固定的地域、缺乏流动和分化的主体、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维系起来的乡土社会共同体。但是在中国整体的城市化、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加速，传统乡土社会共同体逐渐弱化，乡土熟人社会也转变为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关系的解体使得社会的个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流动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以现实空间和面对面互动为基础的维系机制发生转型。流动性带来的时空区隔，使得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关联越来越依赖媒介作为中介桥梁。由于没有媒介和传播活动介入的社会生活已然无法想象，传媒与人和社会的关联无处不在，因此现代社会成为媒介化的社会。新媒体的应用是乡村社会转型的内容，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关于新媒体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逐渐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
（二）新媒体与乡村社会变迁
既有关于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展开。一是从宏观层面关注媒介对乡村社会发展以及乡村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变迁的影响。关于媒介对乡村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典型的研究如柯克·约翰逊通过对印度村庄的民族志考察，分析电视对村庄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也对现代传播媒介对乡村变迁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例如方晓红对苏南农村经济信息传播及其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郭建斌以大众媒介电视与乡村社会现代化为主题，主要着墨于电视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生活的影响。张硕勋等从大众传播语境出发考察了大众媒介对甘南藏区的社会流动和文化整合的影响，认为电视作为西部农村能接触到的大众媒介，在农民的社会流动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而关于现代传播媒介对乡村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关研究多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关注现代媒介对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方式和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比如手机媒介的功能性使用，在民族村落中扮演了民族凝聚和文化认同黏合剂的角色，对于全球化时代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从微观层面考察媒介与乡村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使用对农民日常生活变迁和人的现代化的影响。相关研究关注媒介使用对特殊群体生活的影响，考察了媒介接触对农村青年线下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流动女性数字媒介的使用、老年人作为数字弱势群体的微信使用状况等。高红波则考察了新媒体使用对农民现代化观念的影响。总体来看，对于新媒体在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转型整体性语境下的研究不足。
上述研究将媒介视为乡村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因素，聚焦于现代媒介在乡村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基于现代化的理论传统预设了现代媒介作为现代性元素传播到乡村社会的中介和工具，必然会影响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这一研究范式遵循以媒介为主导的媒介中心观或媒介决定论。为了克服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脉络中媒介中心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不能仅关注媒介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还应挖掘媒介、人和乡村社会的深层互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不仅作为技术和中介，也是情境和网络，媒介作为一种空间场域，是容纳人、技术、权力、资本、文化等不同要素的“行动场域”。媒介场域兼具空间性和关系性，是结构和行动互构的实践场，连接社会结构与人的主体行动，媒介与人的行为相连接、和社会生活相融合，生成一个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影响的全新环境，媒介研究从技术逻辑向实践逻辑转变。传播和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应当关心和揭示与媒介相关的行为规律，以及人如何倚靠媒介生活的问题。因此，媒介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不仅体现为媒介变革对乡村变迁的影响，还深刻地体现在媒介空间场域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媒介实践过程。媒介空间场域中人的媒介实践，是揭示媒介与乡村社会转型互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重要表征。
本文将以共同体理论为基础，从媒介实践的角度出发，基于对农民日常生活的新媒体实践的考察，探索新媒体、农民和乡村社会的内在关联和深层互动机制，揭示农民的新媒体实践对转型期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再建构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方法与经验基础
农民的新媒体实践在媒介空间和城乡社会空间中开展，实现了媒介、农民和城乡社会的深层互动和互构。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具体而言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考察农民的新媒体使用和实践逻辑。村庄是社会中农民的生活场所，也是开展社会调查的具体田野点。现实生活中，农民因流动性增强而逐渐脱离具体的村庄生活空间，而新媒体的应用使流动中的农民的社会交往转移到网络虚拟空间。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微信已经嵌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本研究的田野调查除了在现实生活空间的村庄中开展，同时将微信群等网络空间作为重要的田野点，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参与式观察的方式，结合深度访谈，开展关于农民日常生活媒介实践及其与乡村社会的深层互动机制的研究。
本文的田野调查在江西乌县开展，2019年开始笔者便对乌县进行了跟踪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3个月，最近一次的回访调研在2022年初。其间对乌县的张村和茅村进行了重点的驻村调研。由于村民流动性强，传统的村庄已经难以涵括所有成员，并且两个村庄都有半数左右的农户在县城或者地级市购买了商品房，并不长期在村庄生活。因此，本文的调查以村庄为基础，将调查空间延伸到城镇，以更为全面地接触和了解城乡社会空间中农民的生活样态。与此同时，村民的流动性使村庄生活主体残缺，农民生活的面对面交往变得困难，但是微信群的使用却使线上交往空间日益重要，成为人与人之间以及农民与村庄社会之间的社会关联新路径。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村民的网络空间日常生活和关系互动模式，笔者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两个村庄的微信群，并对村庄微信群的动态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观察和偶尔的互动交流。在驻村调查期间，笔者也对村民关于村庄微信群、家庭微信群等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了解农民对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状况及其带来的影响。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对江西乌县的田野调查，以此为基础尝试展开关于新媒体、农民与城乡社会深层互动关系的探讨，尝试揭示城乡社会转型背景下新媒体在建构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再造城乡生活共同体的作用机制。
四、流动社会中的农民生活方式变革
（一）流动性与乡村生活变迁
传统乡村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缺乏流动性，农民日常生活受到在场的地域性空间的支配，保持着日常交往的时空一致性，实现了农民行为规范和价值秩序在地方性社会内的再生产。流动性对乡村社会最大的影响在于将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人口流动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与此同时维持人们正常生活秩序的各种规范、惯例等互动模式都变成“流动性的”。“流动性”对乡村社会和农民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变迁。就中国乡村社会而言，传统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具有地方性、闭合性和礼俗性的“乡土中国”，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人口流动，乡土社会系统日益紧密地与城市社会系统关联起来，农村居民赖以生产生活的社会系统空间也由乡土社会转向城乡社会。
从江西乌县农民流动状况来看，城镇化和农村人口流动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外出务工和进城购房定居两个阶段。乌县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大规模外出务工，并且农民的务工经济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乌县属于以丘陵为主的地形，人地关系紧张，全县人均耕地面积1亩左右，有限的耕地资源制约了农民生计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便较早地转移到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有市场竞争力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工厂打工，中年劳动力以建筑等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为主要就业领域，而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的老年劳动力逐渐返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务工经济时代，农民家庭中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年劳动力留守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和劳动力分工结构。虽然外出务工作为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农民家庭的生活重心还在乡村社会，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呈现周期性的城乡往返规律。
经过近30年的外出打工和城乡流动，2010年前后，乌县农村居民开始兴起到县城买房的城镇化浪潮，农民城镇化进入深化发展阶段。笔者在乌县张村调研统计发现，2010年之前全村进城买房的农户只有9户，而2010年到2020年进城买房的农户有56户，村庄中近半数农户到城镇购房，农民城镇化进入寻求在城市安居的深化发展阶段。不过从购房农户的城镇生活状况来看，大部分进城购房的农户并没有实现全家进城生活的完全城市化目标。以乌县茅村为例，全家进城定居的离农户只占进城购房农户的1/6，其余农户还有家庭成员在村生活或者从事农业生产。虽然流动性使农民从传统乡土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但是农村流动人口并没有完全隔断与乡村社会的关联。农民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和社会支持系统在城乡社会中重构，构成认识乡土中国和农民生活转型的社会基础。
首先，流动性打破了乡村社会的地域边界，造成了农民与村庄在空间上的分离。像乌县农村这样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型乡村，依靠小农经济难以满足农民的生计需求，外出务工成为农民寻求家庭生计发展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流动性带来的农民与村庄在空间上的分离，预示着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转型以空间边界的打破为起点。务工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虽然周期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但是由于家乡与务工地之间空间距离的限制，基本是春节等重要节日才能返乡。随着农民进城购房潮的快速兴起，购房农户的经济重心转移到村庄之外，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城市，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逐渐由村庄转向城市。在变动不居的城市生活环境中，流动中的农民的生活空间变得碎片化和缺乏稳定性，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村庄社会日益成为流动农民的乡愁。
其次，流动性带来了乡村生活主体的分化。流动性不仅使农民在空间上与村庄社会分离，也造成农民的分化，传统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同质性被打破。经济和社会的分化是流动性带来的主要变化。农民就业方式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促进了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分化，在此过程中，农民与土地和乡村社会的关系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像乌县这样的中部普通农业型村庄，农民分化形成了离农户、半工半耕农户、纯农户的村庄多元主体。部分外出打工和进城的农民由于逐渐脱离农业生产，把承包地流转给在村谋生的少数青壮年劳动力，这些适度规模经营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村庄农业生产和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他们与留守老人群体共同构成当前村庄生活的主体。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普遍形成了“中坚农民+老年人”的村庄社会结构。
再次，流动性带来了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的弱化。传统村庄共同体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互动中建构了熟人社会关系。人口流动打破了村庄社会的边界，同时带来了农民群体的就业方式和生活面向的分化，建立在共同生产生活互动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关系，越来越难以为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带来的城乡生活空间的区隔，降低了人际互动关系的密度，加快了农村熟人社会关系的瓦解，村庄逐渐成为半熟人社会，甚至变得日益陌生化。
最后，流动性带来的乡村生活公共性的弱化，使传统村庄共同体逐渐瓦解。农村人口的流动使传统村庄的边界被打破、农民分化加剧、熟人社会关系弱化，在整体上给村庄生产生活系统带来冲击。农民的生活重心在城镇化背景下逐渐向城镇转移，农民对村庄公共生产和生活的依赖度降低，农民共享的地方性知识和价值意义认同受到冲击，影响了农民对村庄共同体的价值归属感。随着农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频率降低，维系村庄生产生活的公共领域逐渐缩小，村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和个体化生活方式的兴起逐渐瓦解。
（二）嵌入农民日常生活的新媒体
与流动性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同时发生并对农民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网络社会的崛起以及新媒体进入农民日常生活领域。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处于高速流动中，这不仅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时空界限，也带来了农民生活系统的深刻变化，推动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向城乡社会转型。网络新媒体以打破时空界限的独特性，对在城乡社会系统中重构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最为典型的是智能手机和微信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已经全面嵌入农民日常生活，使流动社会中农民日常生活同时嵌入现实的城乡社会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互动和互构。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真正广泛进入乌县农村和农民日常生活是2015年前后，传统以通话为主要功能的老人机难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智能手机率先被农村青年群体使用。与智能手机同时进入乡村社会的还有互联网，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应用对网络有了新的需求。例如乌县张村在2015年只有极少数农户家里装了网络宽带，但是之后的几年宽带在村庄中快速推广，目前大部分农户家里安装了宽带，以满足分离在城乡之间的家庭成员对云端交往的需求。受青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影响，中老年群体也快速加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中，老年人普遍有了属于自己的手机，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在乡村社会中迅速得到推广应用。而微信在农村尤其是中老年群体中的应用是智能手机普及后慢慢兴起的，大部分农户和村庄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微信群。微信群的兴起，使智能手机和微信的应用从个体生活领域逐渐走入乡村公共生活领域。
例如，乌县张村的微信群最早创建于2017年，是由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建的群，并起名“老表群”。建群的初衷是方便在外漂泊的游子与家乡亲邻的交流互动、感情沟通，寄托在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用建群者的话来说：“一年到头不回家，很多人都没联系了，慢慢感到生疏了。”正式向进群村民说明建群目的后，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同时把村干部设置为管理员，改群名为“共创美好家园”，预示着大家齐心协力建设好共同家园的美好愿望。从此，张村微信群成为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建设者的新的公共生活空间。村庄微信群是正式和非正式相结合的村民交流和互动平台，平常既有村干部在群里通知村级治理事务，也有村民非正式的日常生活交流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本村村民为主体，超越村庄时空边界限制的网络虚拟社区。
茅村微信群建立于2018年，茅村微信群的建立也有着与张村相同的目标，只不过茅村是村干部主动建立的微信群，并以村名命名了微信群。最初的目的是应对人口流动性强带来的村庄治理的困境，村干部希望通过微信群将在外流动的村民及时纳入村庄管理。在之后的运行中，除了村庄事务的正式通知外，村民之间日常的交流互动也成为重要内容。在村民高度流动的环境中，微信等新媒体被引入村民和村庄日常生活，满足了村民对流动社会中重构乡土联结的功能需求。流动中的农民对微信群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微信群成为重新联系农民与乡村社会的重要媒介，对于重构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五、农民的新媒体实践与城乡生活共同体再造
农民的流动性打破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自循环体系，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乡村社会之间，也因为流动性带来的时空分离而日渐疏远，乡村生活共同体面对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的冲击难以为继。然而，互联网技术和社会化媒体的广泛应用，为流动的个体提供了新的社会交往媒介，打破时空地域的限制将分散在各处的村民重新联系起来，推动地方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型。网络社会的崛起和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嵌入，使得人们交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距离”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人们可以利用快速的电子设备和新媒体穿行于广袤的时空区域。转型期，网络和新媒体成为影响农民生活变革的新因素，网络社会环境和农民的新媒体实践，不断重构流动社会中农民的公共生活空间、社会交往关系、公共事务参与方式、村庄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促进因流动性而日渐瓦解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再造。
首先，新媒体再造了与现实生活空间同构的网络虚拟社区，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了对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双重嵌入，促进了城乡公共生活空间再生产。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处于高度流动的社会环境中，流动性带来了农民生活空间的碎片化，如何使农民的生活空间再疆域化，并实现公共生活空间的再生产，成为重构流动社会中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关键。在流动的现实世界中，空间不再是一种孤立的栅格化的地方空间，而是一种流动的空间。网络社会要素流动的背后是主体所处空间关系的生产与再造，这构成了网络社会崛起的基本空间内涵。网络社会的崛起和新媒体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全面嵌入，重构了农民日常生活所赖以展开的网络虚拟空间环境。
网络化作为媒体和社会的深层结构，成为农民个体之间以及农民和城乡社会关联的新机制。网络新媒体嵌入农民日常生活领域，以微信群为代表的新媒体实践建构了重新将城乡社会中流动的农民联系起来的网络空间。借助微信，个体在生活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之间可以自由转换，村民在村落内部和村落外部可以实现更为紧密和多元的互动。微信群塑造的不仅是一种网络空间形态，还是流动社会中多元主体展开复杂互动的生活空间场域。微信群搭建的网络虚拟社区有效创建了线上线下、流动在不同地域间的村民共同在场的生活情境，使得村庄空间场域被打破的同时被重新塑造，重新营造了村民共同生活的公共领域。乌县张村和茅村建立微信群的初衷，都是将流动和分散在外的村民，重新纳入村庄公共生活空间。微信和网络在村庄普及之前，在外流动的村民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回村，流动性带来村民与村庄的空间分离。由于缺乏共同生活的公共空间，村民与村庄的关系日渐疏离，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成为奢望，人际关系的疏离化更加剧了村庄公共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困难。微信群塑造的一种网络空间形态，有效打破了主体流动产生的空间碎片化和村民与村庄社会关联的空间障碍，使得村民日常生活和村庄治理在线上线下同构的空间中同时展开，促进了农民公共生活空间的再生产。
其次，新媒体建构的网络公共生活空间重新将流动的农民主体凝聚起来，以微信为媒介、以“中坚农民”为组织载体和关系纽带，强化了村民间日常生活的交流互动，促进了熟人关系的再生产。社会化媒体以跨越时空的即时性交往特征，不仅有效地连接村庄和远方的生活主体，还将村庄的日常生活事件即时性地传送给远方的游子，这种空间的在场感，为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庄的日常交往互动提供了可能性。网络新媒体对时空界线的打破和即时性，不仅实现了空间的联结，还复制了一个空间，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微信群作为社会化媒体的实践形态，建构了信息即时性互动的平台，为流动社会中村民间的关系互动提供了实践场域，在空间意义上搭建了新的人脉网络，打通了线上线下、此处与彼处的空间，促进了熟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基于媒介空间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实现了实体性的空间向基于主体间关系互动、线上线下同构的社会性空间的转向。
在张村、茅村农民漫长的打工经历中，不论是开始的信件还是后来的电话、手机，实质上都是建立在个体联结的基础上的，并没有真正实现共同空间场域中流动的村民和村庄之间的关系互动。在缺乏社会化媒体搭建的社会交往平台时，正如村民所说的那样，“在外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平常除了跟家人打电话外，和村庄、村民联系很少，过年回来几天在村里和大家碰几次面，有时候别人不回来一年也见不到一次，很多原来一起玩的伙伴慢慢都不熟悉了，在外打工时间久了和邻居变得也陌生了”。只有网络社会的到来和微信等新媒体的普及，才真正打破了空间区隔与媒介线性化联结的局限，建构了基于新媒体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关系互动场域，村民之间、流动在外的村民与村庄之间才重新熟悉起来。新媒体不仅建构了新的空间，还成为一种村民日常生活和交往互动的形式。张村常年在外打工的游子当初建立微信群的目的，就是搭建与村民和村庄交流的平台，即时了解村民和村庄的动态，重新熟悉家乡的人和事。
在村民主体分化的背景下，在村的中坚农民成为连接在村和不在村农民进行信息沟通的重要纽带，中坚农民和新媒体的结合建构了转型期村庄社会关系维系的新路径。长期在村生活的中坚农民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和乡村治理的主体，他们与不同类型村民间保持着频繁的关系互动。比如外出农民家庭中的留守老人需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帮衬，外出农户把承包地流转给他们耕种，作为村庄治理主体向在外的村民通知村庄公共治理事务和各类政策，等等。在村的中坚农民成为在外流动的村民之间、村民和村庄之间信息沟通的枢纽和关系互动的节点，同时是微信群中最为活跃的参与者和治理主体，村庄日常生活和公共治理的信息，大多由这些长期在村生活的中坚农民发布。在村老年人和在外流动的游子，对处于村庄社会结构关键位置的中坚农民具有社会关系上的依赖性，中坚农民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熟人社会关系再造的关键主体。
再次，新媒体搭建了流动中的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村庄治理的网络平台，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过程中，增强了村民作为村庄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意识，促进了乡村社会和流动农民的整合与公共生活秩序再生产。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可需要“依赖仪式的操演、身体的实践和纪念的庆典”。虽然流动性带来了村民与村庄空间的脱离，但是微信群重新搭建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线上社区空间，为流动中的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实践提供了新的路径。线上线下同构的社区公共生活中，在场的实体的人不再是跨越时空的交互实践得以开展的中介，大量活动可以借助新媒介提供的“在场可得性”，实现行动者缺席的社会整合可能性。
乌县茅村和张村微信群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与散落在各地的村民的即时信息沟通，方便村民及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信息交流等。村干部作为村庄微信群的主要运行管理者，借助微信群可以及时有效地通知村庄公共治理事务。本文通过对两个村庄微信群的长期观察统计发现，微信群涉及的村庄公共事务主要有信息统计、村务通知、政策宣传、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组织动员、红白喜事、线上村组会议、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流转、防灾抗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等，通过微信群保障了村庄公共事务能够及时传达到每个在村或不在村的村民。比如2021年至今，茅村和张村村干部通过微信群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统计村民新冠疫苗接种情况，由于大部分村民不在村里，微信群成为收集村民疫苗接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外的村民把家庭成员的疫苗接种证明通过图片发送到微信群，村干部再进行整理，形成了基于微信群的网络虚拟治理平台。微信群等新媒体应用形式，有利于村民及时知晓村庄公共事务，并提供了多元化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路径。新媒体实践不仅搭建了流动中的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多元化参与平台，还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中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整合、再造了乡村公共领域、促进了乡土团结。
例如，2020年夏天，暴雨冲毁了张村便民通行的道路和桥梁，村干部和村民自发组织维护村庄道路，并在群里发送图片、视频和文字，将村庄公共建设活动即时发送到微信群供在外的村民知晓，营造了浓重的在场感，推动了在村和不在村的村民的积极参与和热烈讨论，尤其是村干部在微信群发布在村老人参与河道清理的图片和视频，昔日熟悉的70多岁的老人还在齐腰深的水里疏通渠道的视频，引起了在外村民对村庄受灾救灾的心理共鸣，虽然不能亲自参与筹工筹劳，但是这些远在外地的村民纷纷通过微信群等表达情感慰问，主动捐款支持村庄的公共建设以及慰问在村参与人员。正如有村民所说，“看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还在积极参加排水救灾很感动也很惭愧”“自己也是村里的一份子，虽然不能亲自参与，但是也要表示一下支持”。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线上和线下参与，在微信群空间场域中形成了村庄的公共舆论。
最后，新媒体重构了农民与乡村社会有机关联的媒介路径，增强了流动的个体对村庄的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促进了农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再生产。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保持了稳定而持久的熟人关系，这是农民对村落共同体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来源。地方感产生于对地点的主观情感依附，在流动社会中，农民的流动突破了地方性空间，使得农民对村庄地方感和共同体价值的再生产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而在网络社会中，微信等新媒体重新建构了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日常性互动的网络空间，保持了村民之间熟人关系的延续，同时微信群成为村民共同认识和理解“地方性知识”、凝聚共识与对村庄价值认同的场域。
村庄微信群中经常会有村民发送一些与村庄相关的人和事，即便远在外地的村民也能够即时掌握村庄的信息，在微信群中营造了一种身体和情感的在场感，拉近了在外的游子与村庄的距离。在微信群中，村民发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常常引起微信群中村民之间的讨论互动和情感共鸣，让村民感受到面对面互动般的便利性，身在不同实体空间的村民，在线上线下同构的公共生活空间中分享着共同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
例如，2019年秋季，茅村中的年轻人周某利用手机拍摄并制作了“茅村老人”的短视频，将在村老人一天的日常生活制作成视频发送到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引起了普遍的讨论，在外的村民纷纷参与进来在视频中寻找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和邻居，并点评老人的生活琐事，同时拉回了村民们共同的生活记忆。正如村民在微信群互动中的表达，“这个视频很有意义，给我们这些打工的游子提供了一种情感交流，看到了在家的父母亲的生活动态，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感谢老侄制作的视频，期待下一集”“看完此视频，屋上的一草一木，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触动心头。岁月不饶人，沧桑了每个人的容颜，现在我们都五十岁出头，想起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往事好像就在昨天，时光一去不返回，珍惜好我们眼前的人和美好时光”“值得收藏，再见亲人们的身影，不用靠回忆去回想曾经熟悉的身影。把村庄的变化做个相册，让后代看一下我们家乡的变化”“见证了我们村庄老人辛苦一年的成果，让我们想到小时候。娘家的大门随时为我们敞开，永远忘不了这漫长岁月”。
在流动社会中逐渐消解的乡土文化和村庄共同体认同，通过现代媒介的方式，重构了农民对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的认同路径，促进了村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的再生产。在现代化转型期，流动性和个体化带来了农民的认同危机和个体的孤独感，但是新媒体搭建的流动中的农民之间、农民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为农民寻求意义再生产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寄托提供了村庄共同体的有力支撑。
六、结语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深入发展，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农民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流动性的生存环境，流动性打破了乡土社会空间的封闭性和社会关系的熟悉性，甚至深刻影响了农民的自我认同和意义归属，给传统村庄共同体的维系带来了挑战。流动不仅涉及空间的位移，还意味着社会结构网络中个体借助时空抽离机制与空间不在场的人进行互动，流动的实践塑造有意义的时空叙事。农民的流动性正在深刻改变着农民之间、农民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影响着乡村生活秩序和个体的人心秩序。伴随流动性对乡村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基于网络环境的新媒体在农民群体和乡村社会的广泛应用，网络和新媒体成为形塑乡村社会转型路径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流动性和新媒体环境中，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乡村社会之间如何保持联系，如何重构转型期的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秩序，成为认识乡村社会转型和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再造的重要议题。
在传统乡村社会，农民日常交往与生产生活的时空界限相一致，形成的传播关系具有时空对称的地域一致性特征。正是在时空对称的乡村社会空间中，人与人保持了紧密的日常互动，维系了熟人社会关系，人与村庄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以建立，生活于村庄共同体的农民个体生命价值有了安放之地并得以延续。以城镇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农民进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对城镇化的深度参与，加快了农村人口的流动，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时空边界。流动性给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带来了系统性的冲击，在空间性、关系性、文化价值等多个层次上推动了乡土社会共同体的整体转型。在流动的社会环境中，熟人社会关系弱化为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个体对村庄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因为长期的时空区隔而变得较弱。流动性不仅冲击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维系，还在深层次冲击了个体的自我认同，生命意义因为缺乏安放之所而加剧了人的孤独感。由于流动性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个体化，人的价值认同从社会不断收缩到家庭和个体领域，现代社会人成了原子化的存在。但是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地方性社会和地方性知识是传统社会人们编织意义之网、寻求价值意义的来源，人是需要社会关系交往的，是需要在社会中寻求价值寄托的。自我认同并非个体所完全显现的明确特征，而是个体通过其人生经历来对自我所做的反思式的了解，个体行动者对于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既维持着结构又改造着结构，在社会行动中赋予其意义。由此观之，个体的自我认同需要寄托于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认同关系的基础之上。人的自我认同和价值再生产不是个体式的，而是从属于社会共同体及家庭组织，对于流动社会中的农民而言，以村庄原生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重构乡村社会共同体，对于农民个体的自我认同和意义寄托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个体的流动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维系机制，人际交往、乡土社会的传统形式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需要适应新的流动性环境。在中国农民的流动和乡村社会转型中，乡村社会一部分人的流动，总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非流动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农民“半城市化”、农民家庭“半工半耕”生计结构和形态的真实写照，“城乡中国”是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底色。因此，转型期乡村社会具有长期存续的国情基础和社会基础，依然是重构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和价值再生产的根基所在。流动性加速了人际交往形式的变革，流动所产生和增强的漂泊感、隔绝感和个体生活的失序感，极大地冲击了乡土社会所建构起来的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和价值再生产系统及其维系机制，迫切需要新的适应性机制来重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秩序，为流动中的个体重新寻找生命价值的安放之所。新媒体和数字化媒介技术已经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媒介化社会和媒介机制为重新搭建流动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提供了无限可能，将成为影响农民生活和重构社会秩序的新路径。
网络社会环境和新媒介使得被人的流动性打破的传统村落的时空界限，有了重新连接和再地方化的可能性，重新建立起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世界同构的时空对称的日常生活共同体，失落的传统乡村共同体通过新媒体的媒介化路径得以重构。人们的日常生活维系和关系互动通过媒介实践来达成，媒介实践是建构和维系乡村共同体的路径基础。当前，强大的媒介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在数字化的交往事件中，人们通过运用媒介技术的中介手段去展开他们的生活，在新媒体环境中重新编织个体生活的意义之网。新媒体的传播活动不仅是一种告知信息的活动，还是人与人关系互动、人与社会公共文化价值共享的过程。农民和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新媒体实践，塑造了线上线下同构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为流动社会中的农民提供了熟人关系互动的场域和个体生活意义的安放之所，重新建立起农民之间、农民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日常性关联，建构了主体流动的城乡生活共同体。
引用参考
朱战辉.跨越边界的社区：农民的新媒体实践与城乡生活共同体再造[J].传播创新研究,2022(02):45-63+245.
作者信息
朱战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