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上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应邀带来《“我虚拟，故我在”——数字人类世的生死观》的讲座，从数字交往的视角思考人类生存。讲座由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单波教授、特聘研究员彭增军教授、研究员吴世文教授等近30位师生参加讲座。

图1杜骏飞教授讲座现场

数字交往作为方法

数字交往重新诠释了传播学，传播学不再限于信息传递，亦非物理层面上的传输过程，应将传播理解为一种交流-行动，亦即“交往”。概言之，数字交往是全球社会科学“实践转向”的传播学展现。杜骏飞教授用《数字交往论》中的偈语作总结：“交流即行动，媒介即我们，欲离实在我，询唤以分身”。

在数字交往中，人类不仅拥有真身，还获得了数字化身，以及在不同经验体系中穿行的分身，其中，有真人对应的数字化身能够既非真实，也非虚拟地非整数维度生存。每一个人都是多种真身、化身和分身的统一体，人的意识因此重新发展，人的复杂性被重新发现。

杜骏飞教授参考涉及时间和空间跨越的“黑洞”概念，阐发“交往洞”理念。数字交往是脱域的、异时空的，今日所发起的信息可能在明日获得回应，同一人的真身和化身得以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中活动，人类处在交往洞之中。

但所有虚拟必须基于现实，如果没有现实的意义，虚拟也无从产生。杜骏飞教授主张应采用“现实虚拟”这一术语来补正“虚拟现实”，后者是一项技术，但前者却是一个观念。

从数字交往论的角度审视，人可以被理解为“交往人”，因为数字世界里的交往已经等同化，彼此间的理解完全基于我们的交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端口、机器、对话程序等能够以类似于人类的方式与我们进行交往，那么它们也可以被识别为交往人。杜骏飞教授借由“交往人”概念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传播学注释。

大气化学家克鲁岑提出“人类世”的概念，主张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仅凭自身这个单一物种，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以至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质学纪元。然而，人工智能对世界的改造甚于工业革命，杜骏飞教授因此以“数字人类世”划定当前起于虚拟交往的人类时代。

杜骏飞教授总结道，当今人类正在经历向内的分蘖和向外的虚拟。分蘖，原指禾本科等植物在地面以下或近地面处所发生的分枝，人向内的分蘖指人类的意识像小麦枝干生长一般分散化、多元化，使得人类自我意识呈现至更为复杂的状态；人向外的虚拟则意味着化身与分身弱化了人类真身的意义，也消解了现实生存的价值。

气态主体

很显然，未来世界将涌现多种不同类型的主体，从数字交往的视角出发，不论是生物生命、数字生命、机器生命，均可视为交往者。虚拟时代的技术重新定义了人类，使人再本体论化，也因为这一点，人与非人、生与死的界限才可能被重新思考和讨论。

过去，人们局限于一个身份、一个思想、一个肉身，而现代人拥有复数化的身份、自我意识和跨维度分身，是穿行在不同经验体系之中、像空气一样弥漫的交往人。当人被技术基础设施挖掘和计算、呈现和交往时，其主体性便气态化了。杜骏飞教授总结：在数字世界里，生命与万物都是气态化的，直到彼此相遇才凝结为自我的水滴，因为有数字交往，万物才存在于数字人类世，因为与他者的每一次相遇，人才成为每一种具体的人。

交往间性

基于对胡塞尔的主体间性与拉图尔的客体间性的理解，杜骏飞教授提出“交往间性”的概念。“交往间性”意味着一切数字交往都是互涉的：人人交往、人物交往、物物交往之间，均可因脱域融合而相互干涉；不同主体的交往之间，既是效能等价的，又是相互定义的。每一种交往都蕴含着另外一种类型的交往，交往是普遍联系的、互相指涉的、相互映现的，呈现出链的关系、网的关系和场的关系。

人的生命在非整数维度上不朽，人的真身有朝一日终将消散，但数字化身作为人的一部分将会在与他人的持续交往中永久留存。杜骏飞教授提示，这一事实将会重新诠释“此在”，因为有虚拟存在重新规定人，也可能会重新定义生命，生命有限论受到了挑战。

平行时空

数字交往中的主体间性、客体间性与交往间性意味着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杂糅，每种交往都与其他交往相互交织，新人（包括智能辅助人、生理增强人、真人数字人）的主体性常态，其实是异体化，数字人类世呈现“处处皆异体，无处是主人”的生命景观。

实在生存向数字生存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统而非“惊险的一跃”。杜骏飞教授谈到三个连续统：首先是存在的连续统，从真身、数字具身、化身到分身化的演变；其次是生命的连续统，从真人，非整数维度的数字人、人工智能程序，到纯粹的虚拟人与高仿人机器人的演变；最后是环境连续统，从现实、镜像现实、增强现实到虚拟现实的演变。

数字被抛

人类的存在并非由自身选择和决定的，而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不知道由何而来，不知道为何存在，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境况”。而自人工智能时代以来，人类走向了一条否定其本体的道路，培养了异己的本体性，发展了足以征服我们自身的异体化智能体。在未来的虚拟空间中，人类面临数字被抛的境遇。从“被抛境况”到“数字被抛”，数字人类世里的“生命”所遭遇的是一种双重被抛。而在这双重被抛情境中，抵抗有限性、虚无性和随机性，是人类未来最重要的哲学使命。

图片2杜骏飞教授讲座中

杜骏飞教授最后以一首诗作为对数字时代生命观的结语：

花在大地上开放，如钟亦如云，

又在时间里消散，如香亦如影。

数字生存如云一般，“云”映现了我们的人生，又不是真正的我们；数字生存亦如“钟”，在不确定中保有确定性。在生命的尽头，真身必随时光凋谢，但化身与分身必如香亦如影，分散在永无止境的时间里。而那飘散在虚拟时空之中的数字生命，也像香与影一样，永葆有其现实虚拟的实在部分。

讨论

李龙腾（武汉大学博士生）：面对可能的“机器觉醒”，我并不感到恐惧，因为在能力悬殊的情况下，机器能够瞬间毁灭人类，当力量强大到无法抵抗，恐惧似乎也无从产生。人类习惯于支配、统治、压迫其他人或事物，因此是否人类推己及人，把这种思想投射到“机器觉醒”的想象中？

杜骏飞：也许，你对机器毁灭人类的假设恰是一种恐惧。面对人工智能，人们能感到恐惧或忧虑，这些都源自不确定性，我在《数字交往论》中称之为“未托邦”。人工智能程序持续更新迭代，可能一直处在人类的掌控之下，但是，更可能演化出新的意识、新的智能，远超人的水平，以至于脱离人的控制能力。人工智能不会蓄意支配或者毁灭人类，我更愿意将其描述为失控，未托邦Vucatopia中的“Vuca”，是易‌‌‌‌‌‌变不稳定、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意思。因此，那种可能出现的失控，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彭增军（中心特聘研究员）：美国的学者对人工智能问题思考不足，他们抱持“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态度，把思考的任务全然交付给硅谷的技术人员。我们不能仅从科学的角度思考人工智能的问题，而需要运用想象力，以人文的视角去把握。

吴世文（中心研究员）：在讨论人与机器的关系/斗争的时候，我们是否忽视了机器之间的关系/斗争？间性是杂糅，但“间”是否也能代表一种区隔？机器是否能在未来产生一种更高级的共识，超越人类的法律、制度、理性？

杜骏飞：机器之间的斗争是极有可能的，甚至，未来人类的交往，也是被AI机器代理化的，换言之，人类之间的战争也将转化为机器的代理战争；在机器自身那里，如果其系统有分歧，有冲突的基因，它们也将相互竞争。间性的区隔是显著的，混同是不明显的，但真正值得思辨的交往间性问题，不是其显而易见的区隔，而是其混同部分。人类物种是极不完美的，智力、生命、理性有限，人类科技突飞猛进，但人给自己带来的解放非常浅薄，就连在基本价值观念上，也尚未形成物种共识；机器智能或许能辅助人类，提升人类的智力水准、整个世界的智力生态，为人类指明一条通往更高尚、更高级、更高超的演化之路，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真正危险的是演化过程，前面说过，随时出现的演化失控，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谷羽（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在谈论算法责任时，我们应该把算法、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视为道德客体或道德主体？如果我们把数字技术看作道德的主体，那么人与机器之间的交往应该遵循何种道德准则？

杜骏飞：以ANT的观念看来，主体与客体都是实体。在数字交往的意义上，人与万物齐一了，无需再区分主客，一切都是交往端，一切人都是交往人。考虑到数字技术对人类世的“再主体论化”，一切主体都是异体。因为，在AI的辅助之下，一切主体也都是智能体。万物因为有数字交往才呈现时，数字人类世生成了其生命哲学的危机。

图3（左上：李龙腾；右上：彭增军；左中：吴世文；右中：谷羽；左下：单波；右下：肖珺）

单波（中心主任）：您的讲述与写作兼具诗性与哲理，满怀对人类的深深忧思。反人类中心主义者关心人与世界万物的连接互动，实际上终究无法完全摆脱人的视角，仍然关心人在未来世界如何生存。对人类命运的忧思是学者所共有的。数字时代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因此重新启动传播学以追问人类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如何生存、如何寻找数字联结变得至关重要。

肖珺（中心副主任）：当前的学术讨论沿着人类的机器化和机器的人类化两条路径，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后人类中心主义两种观点，然而，这两种观点共同关注的焦点是人类在与机器的共处中，如何获得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今人类面临着平行宇宙、折叠时空，在其中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对话与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