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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推送《对话如何可能？》，作者肖劲草。
对话如何可能？
肖劲草
人类寻求对话，但又时时被“对话如何可能”困扰。要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关于对话的伦理分析，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讨论对话的伦理价值及其具体表现；二是分析和反思对话现象，发掘其中的伦理因素、伦理前提和价值取向；三是讨论对话者应拥有何种美德来让对话变得更好或克服其局限。
作为一种平和的、多边的交流形式，对话已在众多实践领域展现其价值。就认知而言，苏格拉底提倡使用“辩证法”来发现思维和观念中的矛盾和逻辑，重视以对话的方式追求真理和智慧；伯姆强调对话对“共同思考”(think together)、共享性(participation)思维的重要性，注重对话带来的共同性、共享性、参与性等在认知方面的贡献。就伦理而言，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哈贝马斯等倡导的对话伦理学试图克服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独白性”和“严格主义”，优化关于普遍性道德规范的辩护，对基于共识与交往奠基之上的道德规范提供形式与程序上的保证；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提供论证，分析依靠商谈形成共识的理想情境。就存在论而言，马丁·布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巴赫金挖掘对话存在论上的价值与意义，强调人是思想着的存在，人的思想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强调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并非主观的个人心理产物，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人也是关系性的存在，在将他人客体化、工具化的“我与它”的关系之外，马丁·布伯把目光投向“我与你”的关系，指点对话的路径，揭示对话性是这种关系的重要特征。哈贝马斯与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认为对话将自我展现为参与者、共在者，自我在与超越者和他人的对话中敞开，进而理解人的存在。由于对话对思想和关系具有建构性，因此对话内嵌于生存，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上述领域中，对话在推动互惠性理解，提升交流效率和认知水平，在促进共识、协调行动、维护和平等方面具有丰富且深刻的伦理价值，其发掘和阐释需要实践者和研究者携手推进。
根据伯姆的介绍，英文中的“对话”（dialogue）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dialogos”，其中“dia”的意思不是“两个”而是“穿越”（through），“logos”的意思是“词”。如此，对话呈现一种“……经由语言中介而生成……”的结构，这也符合伯姆看重意义生成、知识生成的理解。对话好似一台机器，会在话语互动后产生“新东西”。伯姆也以此将对话同“讨论、辩论”（discussion）、谈判（negotiation）区分开，因为讨论、辩论只是为了说服，不产生“新东西”。但在古希腊文化中，“logos”除了“词”的意思外，更代表着“理性”，“dialogos”意味着“经由语言”，更意味着“经由理性”。理性的人可以和非理性的人说话，却难以想象两者间的对话，“和疯子对话”似乎蕴含着矛盾。对话要能进行，对话者要相互理解语言和言说的内容，但这在“和疯子的对话”中难以实现，因为理解需要理性的保障。如此，“dialogos”要抑制“非理性”，缺乏理智者、暂时无法使用理智的人无法成为真正的对话者。人们在日常的观察中也能发现，对话可以轻松，可以严肃，但不会疯癫。常人可以同疯癫者闲谈，听疯癫者言说，但疯癫者无法成为对话者。疯癫是对话的终止。
目光转向中国，古文中的“对”“聊”等词呈现了中国文化关于对话的体认。根据《字源》的分析，“对”有应对、对答之意，其内涵与外延比日常使用的“对话”要窄，但“对答”突出了话语互动中的“回应”，其虽为单向的，但要求各方“同频在线”，而非自说自话。要“对得上”，就不能是独白或伪装成对话的多人独白。“聊”字则更有伦理意蕴，聊字从耳，一个表示说话的词语不从言，而从耳，突出了“听”在话语互动中的重要性。言说是对话的一方面，听则是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境中，能够去听、愿意去听、有耐心去听更为困难，更有价值。善于倾听是交流的美德。中国文化有重视“听”的传统，“圣”的繁体为“聖”，字中有耳，圣人是善于听的人。如果说英文中的“dialogue”突出“logos”所彰显的“语言中介”和“理性基础”，中国文化的“对”与“聊”则突出了“回应”和“聆听”的价值。
当下“对话”的使用强调对话者之间的平等。权力是对话的重要背景因素，强与弱、高与低、先与后、多与寡、傲慢与谦卑，乃至对手之间若要对话，需要暂时悬置权力的差别，维持交流中的平等。平等意味着对话者遵守相同的话语互动规则，大家要都能发言，能聆听彼此，能相互提问、相互质疑并能要求对方回应。平等及其蕴含的相互性将对话同训话、布置任务、下达要求区分开。对话是一个平等的场域，利益不一的个体，权力不同的团体，势不两立的对手，因为各种缘由，愿意在对话的场域中暂时悬置优势、成见和傲慢，进行平等的沟通。不平等的人之间，历史中的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贵族和平民之间能愉快地聊天、讨论问题，但“位高”的一方没有回应的义务，可以对回应说“NO”，“位低”的一方则没有提问和提要求的机会。还有一些以实力为后盾的谈判，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所谓的交流不过是桌面上的“按力分配”和讨价还价，不具备对话性。平等还意味着在对话的情境中，保持基本的尊重和礼仪，不能一言不合就掀桌子。发生在不平等者之间的对话最困难，也最珍贵。
如此，人们可将对话的核心内涵初步视为以语言为主要媒介，以理性为基础，以彼此聆听为前提，以交流中的相互性和平等性为特征的话语互动方式。日常交流中“与文本对话”“与自然对话”等表述也很常见，“文本”和“自然”因能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人的所思、所感、所问，激发人的思考而被拟人化为“对话者”，因此具备了对话性。这些可以被视为类比意义上的对话。
对话召唤着对话者的美德。第一，平等是对话的特征，平等相待是对话者最重要的美德。平等涉及对话者间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后，大家才能获得对话的“席位”，上得台面，在同一张桌子上交流，而非台下听训或身后旁听。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大型对话，作者是对话的组织者，让作者同具有同等价值的主人公平等交流。但在现实中，平等交流并非天然的产物，总有或明或暗的标准在规定谁有资格成为“我”的对话者，规定“我”有没有资格成为“他”的对话者。在对中西文论互鉴的讨论中，使中国文论在“中学西传”中获得平等的主体性对话地位是相关领域学者的重要任务。弱势一方要成为强势的对话者，即便是暂时的、临时的对话者，也需要额外的努力和付出。相互承认的标准是什么？谁有资格成为对话者？对话的话题是什么？如何确定对话的规则，这一规则是否不偏不倚？其根据和程序是否合理，经不经得起辩护？这些都是平等背后包含的现实与伦理考量。平等相待有赖于对话者的修养，有赖于对话者对自身所处文化、政治与经济地位及其根据的觉察与反思，有赖于对话者面对世界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姿态。
第二，聆听是对话者的另一项美德，没有聆听就没有对话。人是言说的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言说，我存在”有其自然倾向。此外，权力也总爱“插嘴”，有将对话变成一言堂的欲望。听清、照办、免谈，凭借实力跳过对话是权力言说的常见姿态，更有假装倾听、表演对话和利用对话的欺世欺人者。在人人都有麦克风，表达和交流部落化的环境下，聆听面对着克服言说欲、拒绝权力的不当诱惑、走出成见等诸多挑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美德在于良好地实现理性，美德作用于情感欲望的领域时，被称为伦理德性，作用于理智领域时被称为理智德性。我们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但搁置其理性为先的立场。聆听首先是伦理德性，要求对话者能运用包括理性在内的各种能力，例如借用习惯、礼貌乃至怀疑论的力量，管理、反思和悬置一些激烈且具有对抗性的情感和欲望，暂时悬置想去言说的主体性，将自身置于去倾听、去理解的位置。聆听也是理智德性，要求聆听者具有倾听的智慧，不仅能听懂字面内容，还能深入理解，听出弦外之音（不明说的话）、难言之隐（说不出的话）和不传之秘（不想说的话），并知道何时需要倾听，何时需要言说，进而把握听与说之间的尺度。
第三，对话者还要有一定的勇气。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意味着伦理冒险。当言说者彼此承认，变成平等的对话者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马丁·布伯笔下的“我与它”的关系，不再仅以有用的视角看待彼此，还赋予彼此尊重和信任，并在对话中呈现或多或少的真诚，即言说自己相信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向对话者敞开，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要。但由于这种平等的交流可能是暂时的，对话并不一定能帮助各方建立长久的“对话关系”。因此，敞开、信任和真诚都面临被滥用的风险。另外，成为对话者还意味着面对可能的质疑、批评和要求，在“我与你”的关系中遭遇如怨恨等的第二人称反应性态度。这时，对话者无法“退一步海阔天空”，将自己从“你”变为“它”，伪装成不用回应、无须面对、不必承担和不受约束的“局外人”。如果说我愿意与谁对话，会检验对话者的价值观和格局，那么，我是否愿意成为对话者，是否愿意同陌生人、竞争者乃至反对者对话，将考验对话者的勇气。人在对话中不一定收获肯定、理解和赞美，也要面对否定、误解与批评。对话是契机，也是冒险。
第四，对话者还应审慎。对话有长处，也有短处，审慎能让对话者看清对话的局限与边界。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一书中曾对赋予对话过高的伦理价值提出不同见解，数千年来无论是交流技术的提升，还是对交流主体的建构，追求灵魂之间完满理解的努力终归无奈。传播学的目标不限于追求完满的互相理解，还应看到协调行动的价值。对于一时难以理解的言语，人们不妨任其“撒播”，“将意义的收获交给接受者的意愿和能力”。对话的部分局限源于其对理性的依赖。理性为对话的有效和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但这种依赖也牵扯诸多伦理问题。一是理性的话语能展现的内容和意义是有限的，很多东西依赖非理性的显现方式。很多情感、体验和感受难用语言表达，一些真理、价值和启示需要通过矛盾或不可理喻来展现。理性无法超越经验和历史的局限来描绘、诠释和揭示某些意义，犹如对话无法穿越经验的限度与沟壑挽回柏拉图笔下的两次死亡——苏格拉底之死和走出洞穴者之死。二是权力有可能渗入理性，将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乔装成“真理”“知识”或“合理性”，抑制一些本该对话的内容。因此，某些疯癫或荒谬可能穿透迷雾，也常有人借疯人、痴人和幼童之口来“道说”，但却因“无逻辑”“不合理”或“自相矛盾”而难以融入当时的对话，只能“随缘撒播”。因此，对话者应保持审慎，对“理性的对话”和“对话的理性”保持一定程度的反思，在具体境遇中思考其边界和根据。
如此说来，对话伦理的实现需要对话者的修养、心性和智识，也需要建构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对交往世界中的各种逻辑保持审慎，动态地思考和调整各种逻辑的使用边界。最为重要的是，当我们的内心为对话所召唤时，对话的可能性就悄然降临。
引用参考
肖劲草.对话如何可能？[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1):1-6.
作者信息
肖劲草,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编辑、武汉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邮箱：28245930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