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七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文化之桥与地域想象的再生产：西方来华留学生的留学动因分析》，作者刘杨。
摘 要：基于推拉模型，笔者对24位西方来华留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分析外在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的个体因素如何在互动过程中形塑其来华留学动因。研究发现，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不同外在结构交织在一起，令个体转化出多样化的来华留学动因。在复杂推拉因素交织的过程中，中国被想象成一个令人向往的他者国度，这揭示了留学动因形成过程中的地域想象维度。此外，本研究还指出，留学动因的形成并非单纯的理性使然，其中夹杂偶发性，并包含强烈的情感因素。
关键词：留学动因；地域想象；来华留学生；推拉模型
自2015年开始，中国就已经从传统的留学生输出国，转变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并在2018年凭借10％的国际留学市场份额，追平英国，跃居为继美国（22％）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国。虽然来华留学生数量激增，但海内外学界依然对这个群体的跨国流动缺乏关注。目前，国际上开展的留学生研究主要聚焦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传统留学生接收国的高校，研究对象多为从亚洲到西方求学的留学生群体；与之相比，来华留学生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相关英文研究在2014年进入提速阶段，但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深度都尚未在国际学界占据优势地位。国内学界虽对来华留学生这个群体有所侧重，但相关研究多着眼宏观层面的政策建议，对实证研究关注不够，且以预测为目的的定量研究远多于质性研究。就所涉题目而言，现有来华留学生实证研究多关注留学生在华学习经历以及迁入之后的跨文化适应与融入，相比之下，来华留学动因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国际学生留学动因的相关研究多以全球南方向北方的教育流动人口为立足点，但随着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版图上的崛起，现有留学动因研究不足以也无法被用来解释留学生因何来华留学。因此，本文以西方来华留学生这个鲜少被单列出来的留学生群体为例，基于对24位留学生的深度访谈，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中国作为新兴全球教育中心，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不同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结构如何影响留学中国这个决定的做出？本文希望以来华留学动因作为研究切入点，深度挖掘并还原西方年轻人开始跨国流动之前对中国的地域性想象。这种地域想象不仅为留学生制定流动规划提供基础，还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流动实践、轨迹和体验，形塑他们对自身、他者和远方的感知。
一、文献回顾
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作为阐述移民动因的经典理论之一，在国际学生流动领域被广泛地用以解释留学迁徙动因。该理论认为，学生的国际流动是流出国的“推力”与流入国的“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推力一般具体表现为流出国不利于学生发展的种种排斥力，例如，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局势不稳定、高等教育质量差及高等教育机会缺乏等；而拉力则通常指流入国吸引留学生的拉动性因素，诸如大学排名及声望、奖学金的资助、纯正的外语学习环境等。推拉理论的经典诠释看重宏观因素，指出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整体实力的差距是吸引个体进行跨国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为何流动个体觉得离开优于留下。具体到国际学生流动领域，推拉理论的经典诠释认为，流出国和流入国在经济实力、教育资源以及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的不对等是形成推／拉力的重要原因。例如，中国以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依托，将国际教育视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之一，先后出台相关教育合作政策和学历学位互认政策，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并增设专项奖学金，提升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通过多个渠道在多个面向形成重要拉力，成功吸引大批留学生来华学习。
推拉理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了不同的解读。已有中国学者基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经验指出，推拉理论的经典诠释对宏观因素过于看重，忽视了迁移个体的特质，因而提出应将微观个体因素纳入推拉理论视域下的留学动因研究。现有研究成果显示，吸引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拉力在个人微观层面按重要性排序，分别是对异乡求学以及体验异国文化的渴望、对中国繁荣未来以及参与到中国的繁荣 未来之中的期待、对以留学的方式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希冀、对中国教育质量的肯定以及对留学中国高性价比的青睐。虽然个人微观层面因素被纳入传统推拉理论的视域，但其与宏观因素仍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现有研究对二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尚未进行深入剖析与完整呈现。已有研究指出，宏观因素本身并不能直接促成留学生的跨国流动，它们需要在与留学个体互动的过程中，形塑后者在未来对留学本身及流入国的想象。这种在特定地理文化空间中所产生的想象作为内在驱动力，推动留学生做出留学的决定。因此，留学动因从伊始就带有鲜明的地域想象维度，而塑造这种想象的关键在于流动个体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的互动。此外，中国学者还指出，传统推拉理论之前多被用于探讨留学生从南方向全球北方的教育流动，行为理性视角认为这些个体流动实践的生成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这一暗含的假设使得研究者极易忽视个体迁徙动因形成过程中的情感维度，以及这个动因随着时间推移或情境转变而动态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立足中国语境，依据上述中国学者对推拉理论的修正与思考，从影响西方来华留学生留学动因的外在结构入手，分析这些结构性因素如何在与个体 互动的过程中形塑后者对中国的想象，促成他们做出留学中国这个决定；同时，对留学动因形成过程中的情感维度给予观照。
二、研究方法
与很多来华旅居者所青睐的上海相比，北京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以及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资源一直以来是很多来华留学生的首选之地。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是极大地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使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形象、极富东方文化魅力的所在。随着北京城市文化国际推广进程的加快，在京留学生人数迅速增长，2018年共计80786名，是2004年总人数的2.2倍。考虑到北京在来华留学教育版图上的独特地位，本研究着眼于来京西方留学生群体，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在2019年春季至2020年秋季这一时间段对24位受访者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所有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都已经至少在中国持续生活６个月，并认为自己是西方人士。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样本偏差，笔者选取不同的社交网络作为滚雪球的起点。这些社交网络包括笔者曾经指导过的留学生、目前的同事、以前的合作者及个人好友。此外，笔者还在微信群里发布了受访者招募启示，在筛选潜在参与者的时候参考了对方的国籍、学习性质及婚姻情况等标准，以期提升样本多样性（见表１）。
访谈根据受访者意愿以中文或英文进行。笔者与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约为1-2个小时，并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访谈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来华留学的动因与期望是什么？未来规划是什么？如何看待自己在中国的求学经历？前16个访谈均在线下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但随后暴发的新冠疫情使得其余受访者滞留本国。最终，笔者以线上访谈代替线下访谈。访谈结束之后，笔者对所有访谈录音进行了逐字逐句转录，并借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2对访谈内容展开主题分析。首先，笔者反复阅读访谈文本，从中确定与受访者留学动因有关的内容；其次，笔者采用不断比较分析的质性分析技巧对这些核心内容进行比对，从中归纳出留学动因类属；最后，笔者重新检视与留学动因类属相关的所有文本，将其还原到访谈原文，结合上下文语境从中提炼出最终的核心主题（见表２）。
三、研究发现
（一）中国蓬勃发展前景的全球拉力
现有研究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乐观前景是吸引留学生来华的重要拉力之一。具体而言，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影响力的攀升，中国逐渐成为留学生眼中的应许之地，充满了各种各样让他们可以成就自我、实现抱负的机会。为了抓住中国蓬勃发展带来的时代机遇，这些留学生不约而同地把留学中国当作积累职业发展所需资本的最佳途径。例如，意大利姑娘斯诺和英国男生乔纳森均希望借助在中国求学的经 历顺利进入中国的电影行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这种以未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留学期冀，在其他国家低迷的就业市场的衬托下显得愈发强烈，直接作用在留学生身上就转化为强大的迁移动因，促使他们以留学为手段，离开母国，奔向更具发展前景的地方。
意大利是一个适合老年人的地方，这意味着没有年轻人的工作。所以，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我想做的以及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中国的人很多，我可以认识不同的人，做新的尝试，或许获得一个更好的工作。我想去香港尝试那里的电影行业。（斯诺）
我14岁的时候开始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一直在看亚洲电影。我曾经 看了很多香港电影，我很喜欢那些武侠片。中国电影业仍然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行业。那我想做一些与电影相关的事情，所以我就来中国留学。我不想去美国，因为美国的电影业已经非常成熟了，很难进入。所以，我想，如果我可以去中国学习，那我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电影业。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另外，西方更喜欢那种大型武打片，但我觉得中国的武侠电影更有品位，所以我打算在北京参与武侠电影的制作。（乔纳森）
这种“问题重重的母国”和“充满机会的他乡”二元对立的想象性叙事在阿根廷华裔约翰的留学动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同于那些逆来顺受的华裔，约翰坚定地认为阿根廷当地针对少数族裔的排外与歧视亟待解决。因此他选择到中国攻读国际关系专业，期待将来可以借助中国在国际社会所享有的地位改善阿根廷华裔的生存环境。与斯诺和乔纳森类似，约翰希望从中国的蓬勃发展前景中获益，将留学中国视为实现个人抱负的手段。但不同的地方在于，约翰的个人抱负与其母国的未来紧密相连，这种带有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留学愿景见诸很多亚洲和非洲来华留学生的留学动因。
有很多华裔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歧视，所以他们在心里还是有那样的想法，比如这件事（反抗或改变歧视）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我不觉得改变现状会有什么难。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我觉得如果我来中国学习国际关系、外交或政治学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我就可以改变阿根廷的文化。（约翰）
中国的蓬勃发展前景不仅提升了中文的全球传播力，还赋予了它一层新的内涵， 即获得众多工作机会的入场券。俄罗斯姑娘凯特坦言，很多西方人，尤其是俄罗斯人 都认为中国将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因此她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本科专业。与此相似， 英国留学生艾米莉直言中国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而中文会成为自己将来在国际贸易领域谋求更好机会的强有力筹码。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玛丽果断地在西班牙语和中文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她觉得自己日后凭借中文技能，可以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找到 属于自己的职业机会。
我的专业是国际贸易，所以我想把外语融合进来。我当时的选择是西班牙语和中文。但我觉得后者对我而言更有意思，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西班牙语，而且如果你去了拉丁美洲，你就会发现那里的发展没有那么快。但中文不一样，中文是中国的语言，那是中国！中国的经济非常繁荣，市场潜力很大。我觉得学习中文对我的未来以及职业发展都有好处。（玛丽）
（二）东-西方对比框架下的文化拉力
除了追赶中国高速发展的步伐，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另外一个显著动因就是深入体验中国文化。这种文化驱动下的留学动因在欧洲及北美洲学生的讲述中更为凸显， 因为母国具有相对完善、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以他们更容易将留学视为沉浸式体 验中国文化的有效手段。在他们的叙述中，中国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一个国度，这种截然不同所营造的神秘感、距离感以及陌生感激发了他们的留学愿景。当谈及自己的来华原因时，来自德国的凯文坦言他是为了体验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
我大学里有一年用来交换留学。我很快就决定去中国。我去过很多国 家，但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想去一个一切都跟德国不一样的国家。我觉得从文化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距离我们西方文化最远，最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凯文）
这种“中—西”二元对立的地域想象在意大利留学生安迪的故事中也被提及。安迪幼年生活的地方有很多中餐厅，在日常与餐厅老板接触的过程中，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中国视为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代表西方文明起源的母国并立。
我对中国的热情应该就是从11岁或12岁的时候开始的。意大利有很多中餐厅，我很快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我经常跟餐厅老板问这问那， 比如中国什么样子，中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中国哲学，还有中国古代文明。我一下子就很喜欢这个文化，喜欢它的一切，哲学，历史什么的。意大利和中国是世界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安迪）
正如现有研究指出的那样，欧美留学生来华学习更像是一场文化之旅，他们抵达 一个神秘、古老、迥然不同的国家，期待在这里深入体验他们之前就已经从其他渠道获知的文化符号、生活方式、民间习俗和风土人情并收获新的认知。法国留学生苏西与中国的结缘纯属偶然，但系统深入的学习使她萌生了来这个国家留学的想法，她希望在实际接触和体验中更好地理解自己之前所学到的东西。
我在本科的时候偶然上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这些课。我上完就爱上了 中国，我觉得中国有真正强大的文化，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学，所以就觉得中国文化特别深奥。另外，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也非常有趣，跟西方的非常不同。我觉得如果做一个中西比较的话，会非常有意思。既然我学了这些，那我就要来中国，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之前学到的那些东西。（苏西）
除了中餐厅和汉学课堂，海外离散华人个体也是远距离塑造留学生地域想象的重要主体。参与本研究的一些受访者在来华之前就已经对武术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做出留学中国的决定。在他们的故事中，与华人拳师的海外偶遇是促成其留学动因的关键所在。斯诺大约在12岁的时候开始跟随一位中国拳师学习少林拳，而法国留学生弗兰克在高中之前就已练习迷踪拳长达五年。这些以习武经历为依托的跨文化交际，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最终使得他们决定远赴中国，深入体验中国文化。
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中国人。他最开始在少林寺学习，后来跟朋友先去了欧洲其他国家。然后，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去了波兰，另外两个人来了意大利。我很幸运，因为这两个师傅中的一个就住在我所在的城市。所以就是那种很幸运的感觉。我跟着这个师傅学习少林拳。（斯诺）
我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跟我学习武术有关。我在上高中之前学了五 年的迷踪拳。在我的城市，有一个中国武术老师会打迷踪拳，我就跟着他学。我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弗兰克）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吸引力
如果说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是很多外籍人士来华工作生活的核心动力，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开展则从制度层面为留学生来华学习提供了政策拉力。因受访者个体差异，这些政策在转化为他们的留学动因的过程中也呈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上所述，来自高等教育体系欠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更容易将留学视为追逐高质量教育的手段。例如，华裔学生利奥在家人的支持下，决定离开教育水平不尽如人意的阿根廷，前往中国接受更好的教育。
在阿根廷，教育不是那么好。怎么说呢？就是文化水平比较低，教给学生的东西很简单。我表姐当时在中国读书，她觉得中国整体的教育水平比较完善，可以教给我更多知识，然后就跟我父母讲，觉得我回来读书比较好。我父母觉得有道理，所以我就来了。（利奥）
相比之下，来自欧洲和北美国家的留学生更倾向于短期留学项目，期待以较低时间成本获得一手的、亲历的中国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制订长期留学中国的计划。这种 将“游”与“学”融合在一起的流动愿景，深深嵌入中国向区域性教育中心的转变历程， 并借助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举措（例如，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并增设专项奖学 金，出台教育合作政策和双方学历学位互认政策）进一步促进留学生的流动实践。意大利留学生萨拉所在的学校与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一直保持合作关系，彼此相互派遣大三年级的学生，令其在对方学校学习一年，学习期满之后即可获得双方学校出具的学位证书。两校之间的学历学位互认政策为萨拉来华留学提供了极大便利，使她有机会夙愿得偿。除了学历学位互认政策，孔子学院组织的国际夏令营也是吸引留学生来华的一个重要政策拉力。弗兰克首次来华就是借助孔子学院组织的夏令营项目。第 一次中国之行给弗兰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进一步坚定了他对中国未来将蓬勃发展的信心，最终推动他选择来华求学。
当我知道学校有这个交换项目的时候，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获得这个机会。我整个本科阶段都学得非常刻苦，我当时努力的目标只有一个：获得奖学金，去中国留学。（萨拉）
在我的家乡尼斯有一个孔子学院。我当时在那里学了一年中文，然后听 说天津有个夏令营。我就申请了。那是我第一次来中国，2018年，待了两周。我很享受自己在中国的那段时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年之后，我就来留学了。（弗兰克）
（四）留学中国的内在情感驱动力
虽然留学动因的形成很多时候根植于理性主导的成本收益核算，但流动实践本身作为一种承载着丰富情感动态的体验，从留学动因成型伊始就被赋予强烈的情感维度。但一直以来，留学驱动力的内在情感维度在强调行为理性的推拉理论视野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就参与本研究的受访者而言，他们在制订留学计划的时候的确深受理性驱动，但同时也展示出明显的情感属性，因为留学中国不仅仅是获得更好的 发展机会、深度体验中国文化和追逐更好的教育资源的手段，还是实现自身情感诉求的最佳方式。其中，与重要他者相聚是受访者叙述中浮现的第一个情感诉求。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Herbet Mead）在论述身份的时候提出了“泛化他者”这个概念，同时，把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群体划定为“重要他者”，诸如父母、老师、偶像、同辈群体等均可划入这个范畴。具体到受访留学生，与至亲家人团聚是他们留学中国的内在情感驱动力。美国华裔麦克自小父母离异，由外婆抚养长大。为了报答外婆的养育之恩，麦克高中毕业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学中国，并且将留学目的地锁定为北京， 因为他的外婆生活在这个城市。与麦克相似，英国华裔杰克幼时跟随父母回国定居。后来，为了继续与家人相守，同时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杰克选择留在中国攻读本科学位。
我回来念书主要是因为我姥姥在中国，其实我是姥姥带大的，她现在80多岁了。我只有姥姥，她想让我回来。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就太不合适了。而且，中国对我而言是一个更像家的地方。（麦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父母觉得是时候搬回中国去了。然后，我们全家一直住在杭州，直到现在。我当时选择学校主要有两个顾虑。第一个是经济上的顾虑，这个是非常直接的原因。去欧洲或美国上学对我家来说实在太贵了，我们负担不起。第二个是害怕离家太远会想家。如果去其他国家念书，我会想家，我不想离家人太远。所 以，我最后决定申请中国的大学。（杰克）
除了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重要他者，媒体全球化也扩大了留学生的交际范围，让他们跨越地域的阻隔，实现在地国际化的同时有机会接触到重要他者。例如，波兰留学生沐沐与丈夫最初相识于网络空间，二人感情加深之后，她选择来华留学，与当时的恋人、后来的先生在北京团聚。
我当时在芬兰交换学习，那时在看一个中文电视剧，我喜欢女主角和主题歌。当时我有机会免费学习一门外语，而中文课的上课时间对我很合适，所以我就系统开始学习了。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想学中文，然后就认识了很多语言伙伴，我先生就是其中一个语言伙伴。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之后，我就只跟他一个人聊。他跟我说来北京留学，因为他在这里。所以某种程度上他影响了我，让我做出了来北京留学的决定。（沐沐）
此外，留学中国也被一些留学生视为迎接挑战、实现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面向未来的个人成长叙事体现了受访者留学动因包裹的第二个情感诉求。德国留学生卡森高中毕业之后，在父母建议下远赴中国留学一年，希望以此助益他的个人成长。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17岁，我父母觉得我年纪太小，不足以直接开始大学学习。他们就商量我可以做什么。他们其中一个人以前学过中文，所以就决定送我来中国留学一年。他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以后有一个工作，他们只是希望我通过学习中文实现个人成长，也希望我可以出国待一年。我是那个时候才逐渐对中国以及中国研究产生兴趣的。（卡森）
当卡森在采访中被问及为什么觉得中国研究很有意思时，他回答说是因为即便很多资料存在，也受语言的隔阂而很少为西方公众所知。在他看来，中国研究与美国研究或欧洲研究很不一样，后两个领域里的很多资料都用英语或欧洲其他语言书写而成，西方读者比较容易读懂。但相比之下，用英语或欧洲其他语言编写的中国研究资料数量相当有限。因此，卡森选择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研究专业，他选择到中国留学也带有明显的自我挑战因素。他希望通过留学近距离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提高中文水平，便于自己日后的深入学习。这种挑战者心态多见于全球北方—南方教育流动过程中，来自全球北方的学生多将全球南方视为自己的舒适区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延伸地带，期待在陌生的环境中迎接挑战，以此收获个人成长。正是这种对挑战的渴望，吸引了法国留学生亚历克斯和德国留学生凯文来华留学。
如果你不懂中文，你不可能仅从汉字就猜到这句话的意思。另外，口语部分也很难，因为不同的汉字可以有相同的音调。你必须把中文放到上下文中去理解。所以我想去中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学好中文。刚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没办法跟中国人交流。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有点习惯了。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学习中文，因为真的很有趣，我很愿意接受 个挑战。（亚历克斯）
当我可以出国交换的时候，很快就决定要去中国。我已经去过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了。但中国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认为它是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地方。我在这里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挑战自己，这是一种很棒的经历。（凯文）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各种复杂的推力和拉力交织在一起，塑造了受访者的来华留学动因。宏观层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未来发展的乐观前景是吸引留学生来华的主要拉力，而中国政府将中国进一步打造成区域性教育中心的举措在中观层面强化了宏观拉力对留学生的吸引力，为其来华留学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这种宏观和中观拉力在个体微观层面被内化为留学生希望牢牢把握的未来发展机遇。他们期待“亲自到场”，即亲历中国，然后在这种具身经验中更好地把握机遇。因此，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学习对一些留学生而言不仅仅是个人兴趣，更是他们留学中国、实现远大抱负的手段。换言之，他们先折服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然后萌生出要学习中文的想法，在此基础上凭借相关留学政策给予的便利实现来华留学的愿望，最终在留学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自己未来发展所需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正如马佳妮观察到的那样，留学生将“接受跨国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促进个人发展的长线教育投资，以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拉力，一些留学生在母国所遭遇的推力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留学意愿。阿根廷社会对华裔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正如约翰所述，他从小就见到也经历过对华裔的歧视。利奥更是在采访中提到，中国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接纳与他小时候在阿根廷学校遭遇的孤立形成鲜明对比。因此，高中毕业之后，利奥自己也非常愿意在中国继续攻读本科学位。此外，留学生在母国承受的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也是激励他们出国留学的推力。意大利年轻人就业难的现状激励了斯诺出国留学，向外寻找机会。俄罗斯留学生小夏在老师的影响下一直觉得只有出国才算有出息，待在俄罗斯机会实在不多，个人发展也非常有限。由此可见，留学生作为跨国迁移人口之一，一直置身于多重社会结构叠加的系统中，不同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最后令其做出留学中国的决定，并付诸实践。
上述分析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受访留学生更倾向于以东方主义的视角审视中国。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重新审视东方主义，并在全球北方—南方教育流动的背景下勾勒出中国是如何被想象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与萨义德所描述的西方人对中东的想象相似，本研究中的西方来华留学生将中国想象为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神秘而古老的地方。这些基于想象的根本性差异为中国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色彩，使其成为一个极富吸引力又充满挑战的国度。这些年轻人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将留学中国视为一段冒险之旅，他们投身其中，希望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但不同于萨义德经典分析中呈现的落后东方，中国在受访者的叙述中被描绘成一个经济繁荣、蓬勃发展的国度，比意大利和俄罗斯等西方国家更具发展潜力。在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本质性改变的今天，西方留学生将留学中国视为寻求更好职业发展机会、积累更多社会及文化资本和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手段，以期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中获利。总而言之，本研究所采访的西方来华留学生带着留学之前就业已成型的期待、憧憬和设想进入中国，无疑是将中国置于令人向往的他者的位置上。这个作为他者出现的中国，正如马佳妮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跨国行动者构建出来的虚拟主观世界。换言之，这些受访者留学动因的形成与他们的地域化想象紧紧交织在一起，前者作为透镜折射出一个经由留学生个体加工、再度生产而成的中国形象，一个与令其心向往之、迫切期待参与其中、亲身体验的国度。
尽管所有受访者都自称来自西方国家，但这里所谓的西方也如同他们对东方的认知一样，是一个基于想象而生成的共同体。在这个想象之下，这些受访者的留学动因呈现明显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在参与本研究的24位留学生中，17位分别来自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东方主义视角下西方对中国的他者化想象夹杂在一起，使得这些留学生的留学动因在文化层面更多地与“提升中文水平”“感知中国文化”以及“获得不一样的文化体验”三个类别紧密相连。相比之下，来自阿根廷的利奥在做出留学决定的时候，会优先考虑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这一倾向在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群体中非常普遍。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前景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来华留学拉力，使得国际贸易、经济或金融专业相关的院系成了很多来华留学生的首选。虽然现有研究指出奖学金是激励留学生来华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一观点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直接体现，因此，相关问题有待人们今后对来华留学奖学金获得者专门做一个更具针对性的研究，以丰富现有文献。在微观层面，不同的重要他者以及留学生本人的个人情况都对其留学选择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对微观层面留学拉力的研究是传统推拉模型所忽视的地方，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最后，本研究还要指出一点，留学动因的形成并非完全由理性因素主导，其中也包含很多偶然性事件。例如，沐沐中文学习的开启纯属意外；再比如，卡森高中毕业之后只是想通过留学收获成长，在家长建议下选择了学习中文，但他真正爱上中文、决定改修中国研究却是在台北居住学习半年之后。由此可见，个人层面的很多偶发事件会在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跨度中影响留学生的留学走向。未来的相关研究也可多关注微观层面的偶发事件。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来华欧美留学生文化他者身份及在 华所需社会支持分析研究”（项目编号：18YJCZH108）和2018年度北京社科基金研究基地一般项目“民间外交中与文化他者的跨文化沟通策略研究———以在京留学生的跨文化经历为例”（项目编号：18JDXCB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参考
刘杨.文化之桥与地域想象的再生产：西方来华留学生的留学动因分析[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1):153-171.
作者简介
刘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