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七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面向全球化社会的跨文化情感传播：玛格丽特·吕能博格教授访谈》，作者玛格丽特·吕能博格、纪莉、董薇、吴雨含(译)。
面向全球化社会的跨文化情感传播：
玛格丽特·吕能博格教授访谈
[德]玛格丽特·吕能博格 纪莉 董薇 吴雨含(译)
摘要: 源自文化研究视角的“情感转向”，一方面承认并重视数字媒介时代情感和情绪研究对理解社会生活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继承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对全球化社会的具身性媒介实践进行研究，探索社会运动及其与媒体和传播的互动方式。这一取向既为跨文化情感传播研究树立了一种研究路径的范例，也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难民问题等多族群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跨文化情感传播策略。本文从德国“情感社会”跨学科研究小组的研究出发，以对话的形式探讨德国传播学研究如何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实践性反思，重新以情感视角探究公共传播中受众的公共参与，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社会进行跨文化的情感传播研究。
关键词: 情感传播；跨文化传播；情感转向
（一）
纪莉、董薇（以下简称“纪、董”）：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传播学者，您在媒介与性别研究、媒介与移民、公共领域中的情感与情绪传播方面著述颇丰。尤其是您与学界同仁以文化研究的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项目，获得德国学术研究基金会百万欧元资助。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如何针对人们在性别、移民等问题上的关注开展媒介研究，以及您的文化研究学术背景带来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是什么？
玛格丽特·吕能博格（以下简称“吕”）：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文化研究以及文化研究与新闻学的交叉领域。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思考新闻，意味着将对新闻的理解从“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转变为“一种产生意义和社会自我理解的文化形式”，这是我对新闻非常基本的理解。基于这个概念，我在媒介性别领域提出了“媒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中的性别概念”的问题——通过传播性别形象和叙事，从而建立起性别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这可以被理解为我的研究核心背景，即使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来理解公共传播。
新闻业目前正面临压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功能方面也受到挑战。至少在上个世纪，即20世纪里，新闻在向社会提供需要公开讨论的话题和话语方面具有相当的排他性，正如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所说的，它是“现代性最重要的意义建构的实践”。但是，现在这种新闻的专属权威已经消失了。杰·罗森(Jay Rosen)说的“以前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已经成为自己的传播者。战略传播正在绕过新闻业，直接向受众传播信息。因此，新闻业被迫面对重新定义其价值和传播模式的挑战。
基于这样的观察，结合文化研究的文化理论背景，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似乎成了一种有用的理论方法。它帮助我们理解公众如何与媒体互动，“做媒体”在这种语境下变得有意义。
实践理论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媒体人类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的布尔迪厄(Bourdieu)开始，后来的学者如西奥多·沙茨基(Theodore Schatzki)、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等，都是这一领域的优秀研究者。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身体，也就是注重寻找具身或身体化的实践。这也是基于对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反思。因为公共领域的研究仅基于理性话语，而这些学者的研究则探索“社会运动及其与媒体和传播的互动方式”，从而拥有了真实的实践意义。
分析当前公众（复数）的构成，实践理论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与媒体互动，人们在用媒体做什么。在过去十年中，这种“以非媒体为中心的媒体方法”引发了学者们激烈的讨论。它研究人与媒体互动的不同方式，将媒体实践融入日常实践中，为理解媒体饱和社会中的社会活动提供分析性的见解。因此，实践理论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供人们理解公众与媒体互动的不同实践形式。比如，我们如何理解养育子女或组织家庭生活？作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对这些日常生活模式的组织是如何充斥着媒体实践的？采用实践理论方法，我们不再需要将专业化传播（例如记者）和非专业化传播之间进行二元区分，而是看到人们通过使用媒体技术与不同社区互动的不同模式。我们分辨个人、利益团体和媒体从业者的媒介实践，因而得以描述他们所涉及的不同的“公共性层次”。正如哈贝马斯所建议的，超越私人和公共之间的二元区分，我们看到了个人到公共之间形成了流动连续性，而且鉴于当前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方式的高度普及，这种转变或将发生，甚至很可能已经发生了。
我在研究中心组建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合作组织，名为“情感社会”(http://www.sfb-affective-societies.de/en/index.html)，由德国研究基金会资助。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兴趣引导我们在社会运动和活动实践中去认识一个重要的对象，那就是情感和情绪对21世纪的社会生活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我们虽然确实已经在移民社会中的社会结构、教育问题或语言方面对情感与情绪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情感和情绪如何在正在运行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却缺乏了解，而现在，这些社会组织正在受到移民和社会流动的挑战。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长期的对社会的理解，即给予作为情感社会的社会新的理解。它的前提在于承认在21世纪移动化、网络化和媒体化的世界中，情感和情绪对社会生活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二）
纪、董：您在项目第一阶段聚焦用情感理论对真人秀节目进行跨文化比较，请问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领域开展研究，研究发现是什么？
吕：这当然与文化研究学者对流行传播形式的特殊兴趣有关，包括新闻中由于技术和功能变化而日益发展的新的文化混合形式和格式。就我而言，是因为我对情感和情绪的兴趣由来已久。
我的真人秀研究项目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即在全球范围内的真人秀节目中——这意味着在大约170个国家或地区播出的节目——似乎流通着一种全球性的情感。比如，浪漫爱情的概念似乎是全球性的，尽管它来自一种高度文化饱和的叙事。成功或耻辱的概念，快乐或挫折的概念，都被以特定的、高度情感化的方式叙述。我们对这些节目为迎合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情感动态而展开的叙事非常感兴趣。我们想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哪些类型的情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被包容或被排斥，以及这种包容或者排斥如何变得可见？诸如，名为“超级偶像”或“顶级模特”的选秀节目是否为生活在文化混杂区的观众提供了归属感，或者如何产生基于情感的文化身份排斥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更详细地了解情感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对观众产生影响。
当然，对于我一直关注的新闻业，我们会探究新闻如何制造情感和情绪，这些情感又是如何被处于不同文化中的受众理解并影响他们的某些行动。
我们最终选择真人秀节目为课题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些节目的核心动力是产生和表演情感，这让我们很容易接近研究问题。而在新闻领域中，情感则要微妙得多，新闻的规范性概念不是关于情感的，而是关于论点和事实的。这就需要找到更微妙的策略来调查对方。观察受众在观看新闻中的情感实践不太容易，但是，受众对“假新闻”的指责是高度情绪化的。
（三）
纪、董：具体到您一直致力于建构的将情感概念化纳入在内的公共传播研究，您如何理解包括情感在内的公共传播研究对于理解当代多元文化混杂的社会性的意义与价值？
吕：虽然在心理学中，将情绪视为一种内在的心理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我们认为，这依然依赖于文化理解。情绪是通过文化形成的，其本身也形塑了社会中的文化互动。阿莉·霍克希尔特(Arlie Hochschild)用了“感觉规则”(feeling rules)这个概念来概括它，指在情感互动中用以确立什么是“正确的”情绪感受和情绪表达的标准，“感觉规则”指引着我们的话语表达和社会实践，通过它，我们得以确认每种社会关系、每个社会角色的“限度”，因而“感觉规则”是组织社会性的核心要素。作为一名媒介和传播学者，我对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感兴趣。我们着眼于两个研究方向的问题，一个是媒体如何利用和依赖情绪；另一个是情绪是如何由媒体产生和构建的。
以真人秀研究为例，我最关注的话题是情感和情绪在这种节目形式中被商品化的方式。情感是如何在商业化过程中成为其可征用的资源的？在这些节目中，情感的表演形式愈发多样化，且成为节目叙事的关键推动力。这些节目通过展示你的身体、表情，产生符合给定环境中预期的情感和情绪。这种情感的表现是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被生产出来，并被提供给观众的。这种“管理身体”的方式，最终使身体可用于情感和情绪的表演，是媒体组织的一种新的商品化形式。
当我们超越这些真人秀节目的形式，以新闻为例，就需要对这些情感动态提出很多问题。我认为，借用布尔迪厄的概念，部分是因为新闻业要生产客观性新闻的“幻觉”(illusion)让我们认为新闻可以超越情感和情绪。然而，很明显，新闻本身也在制造高度情绪化和情感化的故事和视觉效果。
但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失去新闻的客观性和可信性，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研究者都相当害怕接近情感。然而，随着数字传播和对话式传播的新发展，将用户评论和用户生成的内容纳入新闻业的情感动态研究正变得更加紧迫。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引发了公众的情感反应？有没有任何调节的策略？它们什么时候出现以及强度如何？如果想了解注意力周期——无论是恶意攻击、仇恨言论，还是同情心方面的——如何在公共传播中产生，我们就需要了解更多公共话语中的情感动态。
在德国和更广泛的欧洲地区，我们意识到政治民粹主义日益增长。所谓的“难民危机”是一种强烈的基于情感和情绪的公共话语——它通过对“他者”的情感区分来定义欧洲人的自我。这些新近发生的公共传播的动态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分析。
渴望让新闻业回归客观和中立，摆脱这些情感的影响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甚至有必要更详细地研究历史，以了解哪种情感动力发挥了作用。我的观点是，理性和情感话语之间的区别与阶级和性别密切相关。情绪化地行事一直被视为女性的行为，并且，在公共话语中，它被与教育水平较低联系在一起。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共讨论参与者，其表达就越被期待为是去情绪化的。在西方话语中，这种哈贝马斯式的理性话语和论证的成功只是一种理想，它忽略了人类互动的基本维度。对于这种公共和私人、理性和感性的二元论，女性主义者早已提出批评。我认为，当前的论述表明，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削减去情感化的公共传播来使其回归理性。人类的互动总是思维和感觉的结合，影响他人和被他人影响，涉及身体和大脑。这些表达形式需要被纳入公共传播的概念中。当然，这种观念的提出也可能很棘手，因为情感也可以作为一种消极和破坏性的力量发挥作用，但它也可能会产生同理心和好奇心来参与公共讨论。现在，人们越来越有兴趣从情感的角度讨论政治。因此，这种情感的转向正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类互动的基本要素上，而这是人们理解社会性所需要考虑的。
（四）
纪、董：一方面，情感／情绪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具有独特的理论和研究传统。另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在发展其关于人类情感的模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您如何评价这两种情感研究路径，您的研究是否对它们进行了整合或重构？
吕：就我而言，我颇为谨慎地遵循上面提到的认知心理学的思路。我将情感理解为文化上形成的概念，超越了认知心理学主要关注的个人经验。建立在这样一种基于文化的对情感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情感或情感性定义为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过程，它将不同的行动者带入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身体——无论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影响和被影响的特征。
情感出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但也产生于媒介技术与媒介用户之间、媒介用户与媒介文本之间。情感本身是复杂的排列，它基于文化、建立在情感规则中，并在特定语境中被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普遍性的情感概念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它往往过于笼统，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在当今媒体饱和的社会中如何管理和组织情感等问题。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基于媒介的跨文化的情感流通。你可以看到，视觉符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是它们被赋予意义的方式却因文化语境而异。因此，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这种被形塑的情感又是如何流动的？
（五）
纪、董：这些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通过媒介传播的情感是分散且难以捉摸的，您用哪种方法来探索情感，尤其是跨文化的情感流动？
吕：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玛格丽特·韦瑟尔(Margaret Wetherell)开发了一种非常有用的实证方法来研究情感。她关于理解“情感实践”的建议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帮助。在与媒体的互动中，情感实践是如何产生的？通过应用她的方法，我们可以在观众身上观察到情感经验。我们对观看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人进行了视频分析。我们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的观察环境中观察人们。我们记录了晚间电视时间里的夫妻、同伴、母女等在客厅里看电视的行为，比如，他们为什么要在客厅里一起看电视？这是德国人观看真人秀节目的典型场景吗？那些在电脑上看真人秀节目的观众呢？
我们将观看电视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嵌入特定观众环境的空间和社会背景中。因此，我们寻找夫妻、同伴群体等关系语境中具体化的情感实践。通过观察观众的具体实践，我们发现情感从屏幕的一边传播到另一边，但这不能被理解为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情感和话语相结合的协商形式。为了重构这些过程，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第一步，我们利用数码摄像机观察观众，观察他们的行为，他们如何移动身体和面部，也就是说，当观众在屏幕上看到影响他们情绪的内容时，他们如何表达。第二步，我们使用了“说出声”的技巧，这是一种让受访者表达内心想法的方法。我们给他们看了一些观察中的片段，让他们说说他们当时的感受，引导他们用自己的话来描述他们在表现出着迷或愤怒等情绪时的内心活动。第三步，我们做了焦点小组访谈，这又进一步转向更理性和更话语化的元素，探寻情感表现的相关性。
我的核心研究兴趣旨在研究像真人秀这样的流行媒体在文化混合的社会中提供身份归属（或排斥）的潜力。这种归属感的概念需要在其情感动态中加以理解，因此，我们正在努力理解其包容性和排他性。当我们的社会在文化上变得越来越混杂时，媒体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囊括所谓的“他者”？这些情感动态会如何发挥作用，是我们的研究目标。
在媒体研究的其他领域中，有更多关于传播的情感维度的研究。我们在柏林陆续举办了好几次关于“情感-媒体-权力”的会议，邀请了来自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齐齐·帕帕查里西(Zizi Papacharissi)等情感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一起讨论。她已经出版了《情感公众：情绪、技术和政治》(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2015)一书，探讨了社交媒体传播的情感动态，她将研究重点放在了Twitter上，分析了在埃及动员抗议活动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高度动态的新闻传播，并称之为团结的情感动态。她是少数几位开始将情感理论应用于媒体和传播研究的重要传播学者之一。
（六）
纪、董：如果把您的研究放在整个传播研究的格局中，我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即您的研究与美国的媒体使用和媒体效果研究不同？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德国有一种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学理论传统，您如何看待德国的研究传统？
吕：很高兴听到关于德国研究传播的说法。有趣的是，德国青年传播学者近年提出过一个关于批判性传播研究的倡议，要建立一个学术网络来处理传播研究中的批判性问题。我非常赞赏这个倡议。
德国主流的传播学研究受到美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强烈影响。以前规范性的“传播学”(Publizistikwissenschaft)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转变为社会科学中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侧重于媒体效果的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主流。在德国，我们对作为人文科学的媒体研究和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研究有着严格的区分。这种区别在世界其他地区不会有如此强度。但在主流之外，我们还有基于文化研究、媒介社会学、媒介化研究或性别媒体研究等领域的多样化的方法。这种多样化方法的发展来自德国传播研究的不断国际化。美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仍然很重要，但不再像20世纪末那样占主导地位。
有趣的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在传播研究中从未真正产生过影响。作为一种批判传统，哈贝马斯对协商的理解影响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需要超越对“公众”的这种规范性理解，以捕捉不同行为者和行为群体阐明其利益的新动态。
哈贝马斯的“公众”（单数）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在欧洲有着悠久的传统，主要基于理性论证、话语和协商。因此，它包含了关于公共话语结构的规范性假设，即将其视为主要是协商性的，并作为民主治理结构的合法化依据。除了基于公私二元对立对其规范性特征的多重批判之外，融合化、网络化和日益移动化的媒体技术导致了公共沟通模式的多样化，也让人们产生了对“公众”进行新的理解的迫切需求。通过引入情感作为公众（复数）构成的一个核心维度，我们得以重点理解当前新兴公众形式所具有的关系性、过程性和表演性特征。
例如，当我们观察抗议传播的动态，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的抗议传播时，我们就会意识到理性话语无法捕捉的时间动态。我建议在公众的形成过程的学术研究中，人们不要把情感理解为话语的对立面，而是将它作为话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把情感作为捕捉数字技术和人类行为之间流动动态的一个关键术语。特别是在危机和冲突时刻以及寻求团结或联合行动时，新公众中出现的时间逻辑可以用情感动力来解释，就像帕帕查里西(Papacharissi)所做的那样。公众的表演性特征——提供了一种对规范性理解的替代——在线上和线下公众的动态出现中变得明显。将公众理解为表演性的，强调了他们在时间上和情境上，在表演中介和／或局部的共同存在中得以维持。
我们现在讨论情感公众的方法对哈贝马斯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对将公共话语理解为主要基于理性的论证显然是有限的，我们不应该贬低公共话语中的情感和情绪，例如，我们应该思考同理心、团结等情感在应对风险等情况时对公共领域提供的特殊动力。我不建议忽略对话语和论证的分析，而应扩大我们对公众构成的理解。“混合公共空间”或“网络化公众”等术语已经表明，由于数字网络传播而出现的脆弱、流动和动态的新型公众特征，将其情感动态添加到我们的关注中，可以提供更精确的概念供我们分析和理解当前公共表达的动态。
在德国，我们已经目睹了右翼政治行为者利用高度情绪化和情感化的反移民话语来动员选民。媒体的报道密集地提到了这些做法，从而成了“对情感经济的关注”的一部分。传播研究需要参与这些问题。
（七）
纪、董：我们知道您已经完成了“情感社会”第一阶段的研究合作，第二阶段聚焦研究移民和难民的情感社会。请问您有关情感社会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后全球化时代生活的研究有哪些发现？
吕：是的。我们现在几乎已经进行到CRC情感社会的第二阶段研究。在第二阶段，我们的工作大概是研究“新闻及其情感机制”。我们分析了新闻和我们所谓的“准新闻”对移民和避难问题的报道。“准新闻”即社交媒体平台（如YouTube、Instagram等）上的非专业传播，部分受众将其等同于新闻。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群体（传统媒体中的记者和社交媒体上的准记者）使用的情感语域有很大差异。
在传统媒体中，情感的调控和减少策略被用来制造有距离感的客观报道，而作为对比，准记者们则明确地利用情感来应对移民背景下的冲突事件，正如我们在报道德国针对移民的袭击时看到的那样。准记者们明确地表现出他们的愤怒和震惊，并邀请他们的用户通过点赞、分享和评论与他们进行情感互动。这种内容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情感关系，完全不同于记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关系。这些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对具有既定制度的新闻业所发起的挑战。在我们的合作研究中心，我们分析了情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关注新闻业，还关注作为制度的戏剧、教育系统或文学。我们的研究描述了由情感引起的制度稳定与非稳定之间矛盾的权力关系。
劳特利奇出版社将于今年出版由我主编的《公众的情感形成：场所、网络和媒体》(The Affective Formation of Publics: Places, Networks, and Media)一书。这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对公众和作为机构的公共领域进行详细讨论。我们在对移民和难民的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对结构性不平等的新的认知，涉及的领域包括教育、语言技能、劳动力市场、跨文化交流等，我们通过对移民和难民群体的情感研究来理解身份认同与身份排斥的过程。移民总是为获得新的社会形式的归属感而付出各种情感方面的努力。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会为情感的文化塑造提供更具复杂性的见解。
一般形式的概念并不能解释情感表达的多样性、细微差别和文化复杂性。同时，当我们都使用类似的表情符号(emojis)，一起拼贴迷因(memes)以表达愤怒或厌恶，或者听被其他文化的人认为表达了悲伤情绪的音乐时，网络媒体文化起到了“均衡器”的作用。
引用参考
玛格丽特·吕能博格,纪莉,董薇等.面向全球化社会的跨文化情感传播：玛格丽特·吕能博格教授访谈[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1):3-14.
作者信息
玛格丽特·吕能博格(Margreth Lünenborg)，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情感社会”跨学科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业的转型、情感与公共传播、移民与媒介、性别与媒介。她曾担任柏林自由大学国际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冯·布伦塔诺性别研究中心主任，并曾执教于德国锡根大学。她的学术著作包括《情感媒介实践:真人秀中的情感、身体与归属》(Affektive Medienpraktiken.Emotionen，Körper，Zugehörigkeiten im Reality TV，2021)《我们和他者?德国印刷媒介中关于逃亡、移民与融入的图像报道分析》(Wir und die Anderen? Eine Analyse der Bildberichterstattung deutschsprachiger Printmedien zu denThemen Flucht，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2017)《性别媒介研究导论》(GenderMedia Studies，Eine Einfuhrung，2013)、《新闻作为文化过程:论新闻在媒介社会中的意义》(Journalismus als kultureller Prozess. Zur Bedeutung von Journalismus inder Mediengesellschaft,2005)等，论文发表于《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媒介与传播》(Media and Communication)、《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Culture &Society)《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等多份重要研究期刊。
纪莉博士，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跨文化传播、环境传播、情感传播等。电子邮箱：85412411＠qq.com。
董薇博士，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毕业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情感理论、多模态话语分析等，主要著作有《情感与情绪的文化政治:对中国真人秀的案例分析》(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ffect and Emo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Reality TV，2022)。电子邮箱：Dongwei＠cq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