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1日上午9时，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赵丽芳教授应中心邀请，在中心331会议室举办题为“理解他人的理解：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与实践”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单波教授、研究员彭增军教授以及30多位学子来到现场。
图1 赵丽芳教授讲座现场
一、遇见他者：国内外的观察与体验
赵丽芳教授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近二十年来在国内外独特的跨文化学术体验。中央民族大学作为观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田野，是一个各民族师生“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实践空间，在这一田野可以充分观察作为一体的整体性、实体性和共同性，与构成多元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层次性，为赵老师开展民族间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身份置换与再生产的机会。2005年至2019年，赵丽芳教授曾数次前往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调研与交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例如，赵老师曾前往青海卡力岗人聚居地，对其文化与生活展开学术研究，以探究他们独特的藏-回双重文化生活。同时，赵老师还筹办新闻学藏语实验班，服务国家战略培养“懂国情、厚基础、宽视野、强双语、重实践”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在办学过程中老师们调研走访民族地区所需新闻传播人才，家访藏族学生生活成长的环境，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当然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让赵老师不时有挫败感。在美国访学时，赵老师认为与墨西哥裔、葡萄牙裔的朋友、白人教授、印第安人以及亚裔的交流也为她理解作为他者的跨文化叙事积累了宝贵的体验，深刻体会到了美国的“政治正确”与熔炉文化内部的多元及秩序。赵丽芳教授表示，这些对于国内的观察与在国外的体验，使自己得以遇见他者，进而对国内外和国内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交流与实践的命题有了一定的学术思考。
二、谁是他者以及他者化难题
赵丽芳教授认为西方哲学基于自身的语言与思想传统，建构了一种从存在论到自我主体论的思想路径。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都表现出自我的主体性。因此，法国犹太裔哲学家 E·列维纳斯认为西方哲学具有“总体性”特征，这一特征早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存在是一”时便已奠定。正因为追求哲学上的“同一”，需要“把他者还原为同一”，以消灭他者的“他异性”为根本任务。
因此，他人于己而言便意味着一种冲突、差异与不自由，人与人之间充满冲突与紧张的关系。正如列维纳斯所说：“苏格拉底的真理理想因此就建立在同一的本质性的自足之上，建立在它的自我性的同一化之上，建立在它的自我主义之上。哲学是一种自我学。”
赵丽芳教授提出，他者是普遍的，他者化叙事是遍在的，如何面对他者始终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议题。笛卡尔从主客二元对立的角度论述他人，我和他人是认识与认识的关系；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角度论述他人，我和他人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他人”是日常生活中向我们显现的存在；波伏娃从性别意识角度认为，女性即他者，女性成为受到其他人支配，处于降格的客体化地位的被异化的人；齐泽克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从“斜视”的角度考察在“我们”视线之外的无形的、隐匿的、系统的客观暴力结构，将“他者”视为恐惧的对象或者以宽容姿态对待“他者”，其本质上是与“他者”保持距离并形塑主体。
在国内，考察民族间的跨文化叙事，也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文化现象。赵丽芳教授以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花腰新娘》《冈仁波齐》，《事苗：苗文化的多维观想》展览以及舞剧《仓央嘉措》文化层面的评论为例进行了阐述。
从列维纳斯到齐泽克再到今天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跨文化研究，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怎么去破解他者化叙事中的偏见与不可见，如何反思和超越他者化叙事的问题与困境，仍然是跨文化传播的难题。要解决他者化的问题，就必须反思和超越认同与同一，回到主体间文化间真正平等的交流上来，建立人类的交流共同体。
三、超越他者与理解他人
赵丽芳教授介绍了一项基于舞剧《仓央嘉措》的跨文化实践的研究与思考，在国内广受赞誉的舞剧《仓央嘉措》提供了一个有讨论空间的样本，借此可以考察制作人、不同文化持有者如何对“仓央嘉措”进行编码与解码。
在舞剧《仓央嘉措》中，导演在塑造仓央嘉措时剥离宗教背景，对“高僧”“政治家”做了舍，而凸显了诗人身份，并且嵌入了“浪漫爱情”的母题。这是寻找市场与观众的过程，它决定了制作者对仓央嘉措进行世俗化的再现成为力求最大公约数的选择。而藏族学生则持有“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理”，在两种身份之间的切换与纠结。一方面表达对舞剧文化艺术表现力的欣赏与认同，然而随着剧情由乡情、亲情发展到爱情的段落时，作为观看者的身份逐渐切换，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看，艺术形象“仓央嘉措”开始与历史人物“仓央嘉措”形成冲突，因此在舞剧观后感中较为一致地体现了从内部人出发的文化批评。而作为他文化持有者的其他学生（汉族、蒙古族、彝族等）在阅读了藏族学生的观后感所形成的阅读札记，则与前两者形成了三种文化身份的对照，为我们理解他人，从而超越他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由此，赵丽芳教授提出，了解每个人的意义之网是如何构成的，关注理解他人的理解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正如韦伯与格尔茨的观点，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究意义的解释科学，是分析解释行为如何被赋予意义，以及文化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观念、情绪和认知。以此为起点，再来看他文化持有者阅读札记达成的理解，则可以归纳：舞蹈设计所引发的不安与不适的社会情感和社会情绪，在创作者的经验范围之外，因为它隐藏于意义之网。对于舞蹈编剧团队来说，即使前期完成了采风，但这仍然是一种停留在表面的浅描，难以对意义之网深深地自然化了的符码进行文化呈现，基于这种简单文化生活的体验进行的编码，依然有距离，具有疏离感。
其次，赵丽芳教授认为，以他人作为方法也成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可能路径。当下的研究强调以中国作为方法，然而如果从更微观的视野出发，我们是否可以以他人作为方法。通过换位思考，承认他人的主体性，在尊重他人掌握的地方性知识与他者智慧的基础上建构主体关系，从而实现从描述他者、呈现他者到理解他人的叙事转向。因此以他人作为方法，是达成跨文化交流的另外一种可能路径，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进入本地，反思自我的盲区，并且从本地人的观点出发，尝试理解和解释本地人作为他人的文化理解，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的过程中，获得不同文化解释体系的转化与贯通。
同时，赵丽芳教授指出，不同于“我”－“他”关系之中的距离与疏离，“我”－“你”关系的建构超越了他者化的物质交往关系，而成为一种精神交往关系。因此，在他者普遍存在的我你他社会中，改变“我”的他者意识，改变对“他者”的情感态度，积极尝试从“我”－“他”关系到交流、分享和融合的“我”－“你”关系，彼此在相互观照中实现双重超越。
基于以上，赵丽芳教授总结：虽然唯我论的困难、理解他人理解的困难、进入田野的困难、语言的困难，以及对社会结构理解的困难等仍然存在，一是即便西方社会具有“总体性”特征，但这种“同一”也依然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提醒研究者不要陷入二元对立的简单分析框架；二是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来说，也需要更多的文化深描理解其内部的丰富性、差异性、层次性。跨文化交流（传播）应该是具有人类学特质的传播学研究，应该积极进入田野、基于多元的理解和回到人本身予以关照并进行深描。另外，费孝通等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前辈在研究中非常强调本土的、家乡的、附近的人类学，强调要发现乡土社会，这对于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来说也应借鉴。以他人为方法学习他人的意义之网，倡导实践转向，跨文化传播的学人应有进入田野和现场的想法、决心与勇气，从而实现超越绝对的他者，承认“我”－“他”之间可能的共通性和互补性，从“我”－“他”的关系来形塑“我”－“你”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从异质到包容，实现“我者”和“他者”的互相发现，双重超越。
讨论
图2 讲座交流现场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彭增军教授、罗一凡、张弛、肖珺教授、单波教授）
罗一凡（武汉大学博士生）：一般情况下，大多研究者更加倾向于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群体的理解进行比较，但赵老师分享的关于《仓央嘉措》舞剧的研究非常有趣，即让其他民族的学生去阅读藏族学生的观后感，并形成阅读札记，这种形式的互相沟通的研究方法是很少在其他研究里看到的。那是否可以让藏族同学去阅读其他同学的观后感，以形成更进一步的交流？
赵丽芳教授：在这一研究的后续，我们将其他同学的阅读札记给藏族同学阅读，并了解他们是否认同。藏族学生表示虽然他们无法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但对于阅读札记中所表现出的理解他们很认同。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多个文化主体达成了理解，通过三类群体的对照研究，基本上描述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的可能性路径。但如果每一次跨文化的交流，都要通过如此的设计，都要通过这种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对话，还是很让我沮丧感，对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感到悲观。然而这一微观研究也蕴含了超越悲观的可能性，他者化叙事的难题可以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事项的沟通中得以理解，虽然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缓慢的过程。
张弛（武汉大学博士生）：我也曾有过与民族学生交流的体验，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民族同学并不担心被误解或冒犯，而是积极参与多种交流活动，我们是否可以说，民族群体往往具备更强的跨文化能力？此外，我们在谈“理解他人的理解”的过程中，是否还有一个重要的面向，即，理解他人的不理解？
赵丽芳教授：在我和不同民族学生的交往中，确实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不同的民族往往有自己的智慧，有理解世界和社会的独特角度，因此，有时候我会从他们身上汲取很多生活智慧。也会有我不太理解学生的时候，比如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和他们对一些事的看法。但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跨文化交流的另一种方式，即为理解他人的不理解。理解他人的理解和理解他人的不理解是一个过程的一体两面，当理解了他人的不理解反而蕴藏着理解他人的理解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主体间的交流，超越彼此的偏见。
彭增军教授：我曾带领一个藏族歌舞团访问美国，与他们同吃同住，共同身处于西方文化中时，我体会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与理解的困难。交流始终是无可避免的，怎样通过交流来减少跨文化的折扣与问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那在此过程中，民族间的跨文化交流如何从政策层面上进行把握？
赵丽芳教授：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来说，费孝通先生说多元具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性，认同也是多层次的，更高层面认同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共同体的认同，当然也有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更多地强调增进共同性，但也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费孝通先生在香港发表演讲时就提出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国内民族间的跨文化交流是始终存在的，交流交往交融是始终存在的。通过民族间的跨文化交流，更好地达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单波教授：赵老师讲座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跨文化交流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导引她直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触摸他者化的难题。另外，这个讲座给我们的启发是，要实现超越他者化就要摆脱理论概念的束缚，让一切理论工作提供某种“看见”，在不断的“看见”中形成自己的解释。以交流促进民族团结，超越彼此的偏见，从与他者的相遇中反观我们的盲点，反思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一过程是没有终点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回到中国语境中间，回到我们自身的他者化体验，寻找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肖珺教授对本次学术演讲和讨论内容进行了总结。她提到，赵丽芳教授以自己的跨文化生活作为研究的田野，提炼出实践和理论的多种解释。从文化间、主体间交往过程视角，跨文化交流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他者始终是我们要面对的传播问题。与他者共在中，我们需要学习悬置自我、站在他者的立场去感知、对话和理解。
图文：刘诗雨
编辑：仲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