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以及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该道路交通网络形成于唐以前，是西南各民族间的沟通往来之道。唐与吐蕃交往时期，古道开始承载官营绢马、茶马贸易，贸易的日益兴盛推动西南茶马古道大兴于宋，极盛于明清，延续至民国。该道路网络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覆盖了陕、甘、青、川、滇、藏、贵、桂等地区。藏地是诸条线路的共同目的地，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的蕃部是茶马互市贸易的主要对象。在西南茶马古道上的使臣往来、贸易交流和民间交往过程中，汉、藏等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随之开展。这种多民族文化交流沟通了内地和藏地，推动了汉文明与藏文明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文明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使得上述地区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图景。

近年来，西南茶马古道路学研究及古道所承载的茶马贸易和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学、民族史以及人类史研究的热点。较早时期，贾大泉在《汉藏茶马贸易》一文中谈到，茶马贸易是汉藏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成为汉藏民族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王晓燕认为，官营茶马贸易为民族融合打下了经济基础，对内地和周边民族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石硕在一系列研究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汉藏文化互动的文章中指出，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于四个方面：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古老的文明孔道；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刘礼堂等学者系统整理了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情况，钩沉丰富史料，阐述西南茶马古道是汉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宋时磊的研究显示，唐人借助茶叶的流通体系，将西南茶马古道逐渐纳入内地经济贸易网络，加速了边疆社会对内地的文化体验和认同。随着西南茶马古道的发展，汉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换言之，今天的民族文化面貌与格局由何而来？本文拟从宏观视角，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综合今人研究，对历史上西南茶马古道所承载的多民族文化交流做进一步探讨。

西南茶马古道带动的文化交流包含汉藏民族文化的文化典籍、语言文字、科技工艺、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沟通与交融，多民族饮茶风习文化的发展，民族间贸易活动呈现的商业文化等多个方面。伴随中原王朝与藏地茶马贸易的演进及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线路的发展而产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一方面鲜明地体现在青藏、川藏、滇藏茶马古道汉藏贸易互市地区的多民族密切往来中，另一方面体现为汉藏文化向各自广阔地域产生的文化扩散。前者是因为，熙河、秦凤、雅州、黎州、泸州、打箭炉、丽江等地区作为历史上汉藏贸易的主要交易地点，处于甘青河湟洮岷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川西高原、滇西北的狭长地带。在这些地区，融洽的汉藏关系乃双方贸易的基础，密切的文化交流可谓源自汉人和藏人等多民族民众彼此共同的需求与愿望，历史上在此世代繁衍的汉藏等各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广泛的交流与联系。后者是汉藏文化在各自广阔的地域进行的文化传播。

历史上，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蕃人等民族部落的饮食以乳酪和肉食为主，茶富含维生素，有清热、解毒、健胃消食之效，是高原民族饮食中的必需品，故蕃部民众产生了对茶的固定需求。如《明史》所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唐宋以来，汉地茶叶种植、制作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且宋、明等朝代始终有国防需马和维持羁縻统治的买马需求，促使汉藏间发展出延续千年的茶马贸易。

承载汉藏茶马贸易的西南茶马古道含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各线路的交通网络随茶马贸易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青藏茶马古道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青海的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等地后进入西藏；川藏茶马古道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茶马古道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三条主线都通向拉萨、日喀则等藏地腹地。

三条主线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独特的作用。青藏茶马古道，亦称唐蕃古道，是唐朝时期的汉藏交通要道。唐代以来，中原内地人去往吐蕃、南亚主要行此道路，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641年）即走此路。该道路兴盛于唐，但早在唐以前就已存在。民间称文成公主为藏族饮茶习俗的开创者，传世文献也鲜有文成公主入藏前的民间茶马贸易活动的记载，但西藏阿里地区发掘的公元３世纪故如甲木墓葬出土了茶叶实物，说明早在1800年前，就已有茶叶入藏，早已存在的青藏茶马古道上也大抵早已有茶货运输活动，只不过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前，贸易规模或许较小。文成公主入藏，推动了吐蕃社会饮用茶叶风习的形成，其后，内地茶叶开始经由青藏茶马古道更大规模地输入藏地。迄至宋代，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吐蕃饮茶风气更盛，这种饮茶风气促使主要集中于熙秦地区的易马交易（以绢易马、以钱易马）发展为以茶易马为主，青藏茶马古道成为汉藏茶马贸易的主要道路。南宋时期，宋廷还经自杞、邕州横山砦等地买马，经广西、贵州等地购入。明代以来，青藏、川藏、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民间茶马商贸活动愈发兴盛。清朝顺治年间，面向甘青藏区的青藏茶马古道沿用官营茶马贸易，由政府主导经营，至乾隆初年才予以废止；康熙年间，川藏、滇藏茶马古道均确立边茶商营贸易，在康定开辟边茶市场，设立榷关，政府颁发茶引，征收茶税， 茶商自由营运。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里，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在崇山峻岭间蜿蜒向前，牵引经贸往来不断，促进汉藏间建立商业文化。

茶是西南茶马古道多种文化间交流融合的关键媒介。唐朝时期，吐蕃王朝贵族阶层因文成公主入藏而更多地了解茶叶，逐渐热衷饮茶并将其作为药物食用。唐德宗时期，监察御史常鲁公入藏（781年）就发现，吐蕃赞普已能够接触到产自寿州、舒州、顾渚、蕲门等内地各地的茶叶，当时直接以茶易马的官方交易模式还未确立，但汉茶已作为重要商品进入对方市场，被吐蕃上层社会视为珍贵好物，为茶马贸易的开展打下了消费基础。

到了北宋，以肉食为主的藏地民众因需要用茶来补充体内的维生素、促进肉食消化，饮茶需求极大，如宋朝郭茂恂所言：“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即言茶为蕃部的必需品，马为内地所需。吐蕃还对不同种类的茶有所了解和区分，出了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为投藏民之所好，以便购置马匹，宋廷规定，雅州名山茶专门作为易马之用，四川所产茶叶于是经陕西、甘肃等地转卖入藏。彼时，“蜀茶之入秦者十几八九”。藏民的茶叶需求量很大，除了以马易茶，每年藏人还从内地的陕南、四川、湖南等产茶区购入大量茶叶，“兴元之大竹”“洋州之西乡茶”等产于陕南的名茶皆“自河州入木波”。据统计，在与藏地开展茶马贸易的主要线路青藏茶马古道上，每年运输用于交换藏马的茶叶就有４万驮左右，南宋时期，宋廷与蕃部更是在西和州、阶州等地以茶易战马，并在雅州、黎州等地开辟新的茶马互市场所。这些互市地点的开辟和茶马贸易的兴盛，都推动了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发展和运输往来的繁盛。

元代中国一统，大江南北，尽入版图，战马云集，中央政权对藏马的需求减弱，对茶马互市不再重视，但为了满足藏地饮茶需要，仍设立西番茶提举司，从宋代兴起的汉藏茶马互市在碉门等地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延续下来。明代，茶马互市持续发展，不仅陕南、夔州等地所产的茶叶转运陕西经由青藏线入藏，川藏茶马古道也迅速兴盛起来。明朝政府分别在四川、陕西两省接待朵甘思、乌斯藏入贡使团，规定乌斯藏（元明时期中原地区对藏人的称呼）的贡使只得由川藏路入贡，由碉门（今四川雅安）支出供给入贡使节完备食茶。乌斯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茶马古道入贡，不再由青藏茶马古道的洮州路入贡，这加速了川藏茶马古道的畅通，使川藏道发展为茶马贸易的另一条主要线路。为制衡蒙古势力，抵御“西番”“以夷治夷”，明代朝廷大力扶持下的木氏土司势力崛起，他们向北扩张，通过频频用兵基本控制了今中甸、木里和维西等地，并在占领区域的基础上继续北上，大幅推进至今云南德钦、四川巴塘、理塘及西藏芒康一带的藏族地区，使纳西族与藏族间密切交融，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茶马贸易得以发展，纳西族及丽江地区开始成为以滇茶销藏为主的滇藏贸易的主要角色与中转站。

藏族视茶马贸易之路为“金路”，他们用自己的牲畜、土特产换回大批的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活生产物资，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瓷器、铁器等商品，但茶叶始终是藏族人民的贸易大宗。有清一代，清廷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康定）成为边茶总汇之地。这样，明清时期形成了东部经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西部经由康定过雅江、理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茶道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东线雅安至康定、西线康定至拉萨的茶马道路即为明清时期的川藏茶马古道。民国时期，这条道路上的茶业贸易依然兴盛，“路上来往的，多半是背夫和驮夫，背的是茶，驮的也是茶，都从雅州办来，往康定卖给康民的”。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叶、土货贸易在民国时期仍十分兴盛；直至当代，川西藏族村寨部落一些汽车较少进入的寺庙仍靠驮夫运送盐和茶叶。如今，川西木里很多驮夫口中依然流传着汉地马帮给藏地康坞大寺送茶和盐的故事：一个大雪凛冽的冬日，马帮队伍在山间小路艰难行走，不断摔倒，终于人与马全部滑倒而无力站起。就在人几乎被雪全部覆盖的时候，马锅头被远处康坞大寺的钟声唤醒，睁开眼，流着泪说：“要把盐巴和茶叶送到寺庙，喇嘛们离不开它们，而我们又离不开他们呀。”最后，队伍站起、艰难行至康坞大寺，并见寺中所有喇嘛正在门口迎接他们。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表明，马帮为给藏地民众运送茶和盐而守信义、克难关，战胜艰难险阻运输茶货。同时，他们视藏地贸易为赖以生存的营生，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延续交易，不肯中断贸易往来。藏地僧侣、百姓则视运来茶和盐的马帮为他们的生存线，感到彼此之间息息相关。这种以茶为媒介的西南茶马古道贸易可谓延续千年，连接汉藏民族情。

西南茶马古道中的“马”经学界多番探讨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茶马贸易，即贸易对象之“马”。对内地而言，历代王朝需要购置马匹以满足作战等需求；对于藏地而言， 藏地民众主要从事畜牧业，对内地的马匹贸易也刺激了藏地畜牧业的发展，同时，用马匹换回茶叶，改善了藏地人民的生活，利于其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此“马”指川藏线、 滇藏线等似“牵牛花状”铺展的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上的主要运输工具“马”。

作为商品的“马”，其贸易阶段经历了由兴到盛、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唐代的茶马交易尚处于起步阶段，多采取贡马易茶的方式，交易频率较低。宋朝十分缺少保卫国土的战马，两宋王朝对战马的迫切需求，推动其同吐蕃等部族的茶马贸易兴旺发达。早在宋初，宋廷即在西北和西南许多地方设置了买马场，用布、帛、茶和其他物品购入战马。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韶开熙（甘肃临洮）河（甘肃临夏），这一带的吐蕃部族北与回纥相通，西与青海吐蕃相接，产马乏茶，宋神宗采纳王韶运蜀茶至熙河卖茶买马的建议，在四川榷茶，建立都大茶马司，主管川、秦地区的茶马贸易事宜。从此，内地汉族以绢帛等纺织品以及金银、钱币等与边疆地区兄弟民族交换马匹的贸易发展到了以官营的专用茶易马的新历史时期。四川成都设置的都大茶马司下属有四川产茶州县的买茶场、熙秦地区的卖茶场和买马场，四川也同时设置了买马场。建立诸买马场地之后，宋朝就逐步停止在河东、陕西等地买马，“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西北战马从来源于沿边各族逐步发展为专仰熙河、秦凤地区的吐蕃部族。按蜀茶年产3000万斤计算，每年运往熙秦2000万斤以上茶叶供买马所需，北宋时期所买战马每年在15000匹至2000匹之间。南宋时期，熙河地区丧失，宋人仅能在西和州（甘肃西和）和阶州（甘肃武都）等地每年购战马5000匹左右。宋朝亦于雅州、黎州等地设置买马场，但所购主要为不堪作战的羁縻马，每年仅5000匹左右；一度还因“川、陕马纲路通塞不畅”，在广西邕州设立茶马司，“互市诸蕃马”，经滇藏茶马古道和广西横山砦、自杞等地买蕃马。

明代是茶马贸易最发达、西南茶马古道发展最繁盛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比宋代更为完整的茶法和庞大的榷茶官僚机构。“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明代朝廷还把保宁、夔州地区的茶叶划为“巴茶”，归陕西巡茶御史管理，每年调运“巴茶”100万斤至西宁、河州、洮州易马。清朝“牧地广于前代，稍为孳息，则已骊黄遍野，云锦成群，今则大苑、西番尽为内地，渥洼天马，皆枥上之驹”。可见清代朝廷自有充足战马，康熙以后的茶马互市已不是军事上的迫切需要，茶马司演变为管理民族贸易的机构，官营茶马贸易的制度至此结束。虽然易马的停止使马匹销路不再，但藏汉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却依旧延续了下去。

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在西南茶马古道三条主线中，均承担着大量的运输任务。以川藏茶马古道为例，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四川省建设厅《设计年鉴》载：“这条道（松潘至灌县茶马古道）每年运输的骡马均达一万二千头左右。所运进货多为边茶、盐巴、布匹；运出多为皮毛、药材。”滇藏茶马古道上更是发展出一队队以赶马人及骡马队组成的马帮，他们在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甚至川藏线上行走，因所行之路经历严寒酷暑、路途十分艰辛而闻名于世。马帮所用之马主要为古所称道的“羁縻马”，这种马体型短小，头大耳小，颈短粗，背腰长短适中，肌肉发达，四肢强健，蹄质坚硬，举步轻盈，能吃苦耐劳，善爬山越岭，驮载力强，是滇藏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输动力。千百年来， 这里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主要是靠马帮完成的，云南阿诗玛所唱“驼铃响来马帮来”，正是运输之马的写照。除了马驮，背夫、脚夫背运也是西南茶马古道的重要运输方式，农闲时期，很大一部分劳力都会参加背运。直到20世纪80年代，成阿公路修通后，西南茶马古道上的人力、蓄力运输才逐步被机械运输替代。

汉藏官营和私营茶马贸易的互市地点均算得上因为需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涂尔干（Durkheim）的话来说是“机械的团结”（Gesellschaft），不同于因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即“有机的团结”（Gemeinschaft）。费孝通先生言前者是法理社会，后者是礼俗社会。一方面，在熙河、秦凤、黎雅等地区的汉藏民族，为实现茶马交易而聚集，他们之间有着“机械的团结”的特点，遵循法理社会的运行规则以使交易更为顺畅。另一方面，长期的贸易往来使军士、垦夫们驻扎繁衍，展现出“有机的团结”，礼乐民俗的有机性便部分地替代了法理的机械性，使互市地区成了“有机的团结”与 “机械的团结”的杂糅体。基于茶、马、丝、盐、铜及各地方土产等多种商品的往来贸易， 西南地区多地域、各民族间发展出世代沿袭的贸易传统，这一传统还随着贸易制度和民族关系的变迁而调整发展，蕴含着历史悠久而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

首先，为保证战马的供应和地域的安宁与和平，汉藏茶马贸易形成了马价高于茶价的贸易原则，世代坚守此原则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虽然也有贱马贵茶的时候，但日久则会换回弱马，故又会回归。宋朝为防御契丹、西夏、女真等进犯，需要大量战马充实国防，故其垄断茶马贸易不是追求商业贸易的经济利益，而是保证军事上对战马的需要得以满足，是以其对马政格外重视，执行相关政策严格审慎，以交换战马为先务。宋朝曾任鄜延路钤辖的官员高继勋“坐市马亏价失官”。因买马时亏价（少给钱）有损信誉，易造成战马购置数量减少，所以高继勋丢了官职，人们由此事可见宋廷对马价和购马贸易的坚定维护。此外，为鼓励吐蕃等部族以马易茶，朝廷规定博马茶（只许折支马价，以茶易马的茶）的价格低于杂卖茶（卖给当地百姓饮用的茶）的价格。如，瑞金茶每驮129贯413文，贴卖价每驮173贯348文；万春茶博马价每驮87贯36文，贴卖 价173贯348文；洋州茶博马价70贯542文，贴卖价173贯348文，等等，使得“马稍来集率厚其直偿之，成又宣谕德意。自是番酋感悦，相率诣阙谢恩，而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售矣”。蕃部以马易茶可得丰厚的购茶优惠，故皆愿牵马来售。此外，宋朝还给售马者另外的福利，如崇宁三年（1104年）核定，“将四赤二寸以上马每匹合得茶，依已降朝旨比旧减半支折外，各与量添茶一担，招诱收市”。这即是宋廷为招诱蕃部卖马，除施行“比旧减半”的优惠外，另添茶一担的销售政策。吐蕃部族享受了极其优厚的经济利益，受到鼓励而销售更多的战马，保证了宋廷战马来源充足。

宋代还开始在四川黎、雅地区实行以茶购买羁縻马的制度，即通过茶马贸易，以特别优厚的价格购买“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的“羁縻马”，这种马无法用于作战，品质不良，“不可服乘，发以充数”，但这项对蕃部的不等价交换一直延续了下来。对中原王朝而言，此交易“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直几马也”。宋廷是以“不取利”而从经济上优待、安抚西南诸部族，使得当地逾百年未见兵戎。可见，这种茶马贸易成为中原王朝搞好民族关系、保持边境安宁和维系羁縻统治的纽带。

其次，茶马贸易过程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商业规定与商业模式。茶马贸易经历了从国家贸易行为发展为民间商贸活动的历程，无论官营还是私贩，都形成了一些各民族皆认同的商贸制度。如，明正德十年（1516年），“番人之市马也，不能辨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其直；小，则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这说的是蕃人贩卖马匹，不分辨所兑茶叶的轻重，主要以装茶叶的竹筐大小衡量多寡，但筐大了，汉地政府亏损，筐小了，承办商人们嫌麻烦。为协调政府、茶商、蕃人马户三方的利益和贸易需求，巡察御史王汝舟折中规定，每千斤茶装于330个筐中，与蕃人易马，此规不轻易改变。此类贸易规定是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 被逐步固化为茶马贸易的规定，以保障贸易顺畅进行。

明朝专用于易马的茶叶仍主要从四川运出，茶叶运输从官运发展为官运、商运结合。弘治三年（1490年）后，明廷实行“招商中茶法”，规定茶商运茶，政府抽取40％的茶叶，其余任由商人贩卖。逐渐地，官营茶马互市彻底被民间茶马互市取代。民间私营商人经营边茶时，形成了“驻中间，拴两头”的购销一体化经营模式。他们一般设总店于雅安、打箭炉等地，通盘指挥、协调边茶贸易，在茶区设分店，分销各路藏民商队，并以物易物，换回藏地的药材、麝香、毛皮等回程货，以购、销一条龙的模式运作，形成井然有序的商业模式。

再次，西南茶马古道上的贸易运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贸易沟通方式。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西南茶马古道上由内地向藏地运输的大宗商品主要为茶叶，还有汉地的绢、绸缎、布匹、铁器、铜器、纸张；由藏地运往内地的主要商品为马匹，以及食盐、红椒、红缨、毛布、药材、畜皮等土产物品，运输物品———尤其去程茶货等物品的数量大，货物沉重。第二，交通网络所覆盖区域含连绵险峻、山脉起伏的山地地貌，气候多变，地理、气候等综合环境较为复杂。所以，运输队伍对茶叶等货物运输的出发及返程时间、气候状况、牲畜选择等均有明确的要求。从事茶马贸易等商业往来的茶马司、商人、大宗茶货等物品的运输人员间及与蕃户间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沟通方式。

这些独特方式包含运输队伍内的规矩、语言，运输队伍间的沟通，等等。滇藏茶马古道有各路马帮，每支马帮都有赶马、经商、护卫等精细分工，也有很多规矩和禁忌，有他们的“行话帮规”，以及对不吉利的事物的忌讳。如，滇西北马帮因煮饭烧菜的两口锅与马帮首领马锅头的“锅”谐音，故讳言为“大黑”“二黑”，筷子要叫“滑石子”，碗为 “莲花”，勺称“顺子”；吃饭时，马帮首领大锅头位于大黑之首，面对次日出发方向，盛饭只盛表面一层，切忌挖洞；碗、汤勺、饭勺须平放，不能反扣。“翻、倒”等话意味着失蹄翻驮，最为忌讳，所以马队回头不说倒转，而言“抖”，看货翻查单账册不说翻看，而言 “数”。老板所穿上衣三五件全数在身，天热只许解扣，敞胸露怀，不能逐件脱衣，因为这隐喻牲口被剥皮。滇南迤萨马帮的赶马人则严守帮子路线、货物、交易地点、方式等秘密，他们克己忍让、重礼尚往来，对不可信任之人避而远之；对默契之人则眨下眼、扬下眉毛，甚至脸上肌肉抽动一下都是在传递信息，所以他们在紧要关头能迅速团结。再如，以马匹为主要运力的民间商帮最怕在赶马时“撞帮”，因许多山间驿路窄而陡，逢到过这种路时，马帮的人都要大声吆喝“嗨嗨——我们要过来啰！”以提醒对面的运输队伍让路，避免两队迎头相遇，无法退让。运输队伍穿行山间，会赶在雨季前返程，如耽误了返程时间，会原地开展短途贩运，待进入旱季再择日启程。赶马人的孩子从小学习割皮条、捆驮子，学会将驮货巧妙搭配、轻重匀称地捆扎“铁实”，驮货经得起前倾后仰、反复颠簸，而后才有资格承担运输任务。商道上的赶马人心中有“路经”，他们把每条驿路、每点特征，甚至细微的季节变化均刻在脑中，他们还吃苦耐劳、自立强壮、意志坚忍，经得起运输途中的任何变故。

最后，汉藏间的商贸活动历经千年，其间汉民与藏民融通、互鉴彼此的商业风范。明清时期，川藏、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民间商贩已长久地接受了汉地礼义传统教育和藏地佛教文化的滋养，加之民间商贸不断发展，推动当地的民间商贩逐渐树立起了爱惜名誉、宽容忍让、讲义气、正派友善的经商准则。如，民间商业组织马帮就是责任明确的运输团体，曾于1990年历时100天徒步考察、走访马帮相关路线的“六君子”之一的李旭，阐述了马帮精神：他们深深明白“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做了什么手脚，下次就没有饭碗了”，他们还特别看重信誉和信用，“真有什么意外，哪怕自己吃亏贴进去，也要保证客户的利益”，“马锅头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绝无戏言。只要预先交付一点定金，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完成工作，这已成他们的定例”。马帮、背夫都总是和做生意的对象成为朋友，有的甚至成了莫逆之交，关键时刻为对方两肋插刀、尽力相助。商帮的孩子从小就被培养处处为别人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伤害别人的人格，以人格保障经商。汉地商帮、运输的马帮总是克服万难，将藏地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盐物资运送至藏地，与之开展贸易，获利并采办土货返程，藏地之人亦领受这份信义。

不仅驻扎西南的运输商帮发展出精明而诚恳的朴素职业道德，在民间茶马贸易兴起的过程中，原处于官营茶马贸易重镇地区的陕商率先跨域贸易，也开启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发展为康藏市场茶商中的力量最大者。陕商与当地商帮一起经锅庄撮合，同藏人贩茶商——邦达昌、桑都昌、大金寺、理塘寺和拉萨三大寺的采办商相贸易，同样带来内地商户忠义诚信、和气生财的行商理念。茶农、茶商、茶庄、背夫、骡马出租者、制茶农户、包装人员、经纪人锅庄等贸易参与者，在以茶叶为主的汉藏民间商品贸易中遵循诚信、和气的交易原则，使汉藏民族间的贸易形成了既粗犷明朗，又诚信守约的商业文化。在这样的商业氛围中，汉地民间往往以财神形象出现的关帝信仰传播到了明清以来茶马贸易的中心———理塘、巴塘、打箭炉等枢纽地区，关帝忠义守信的秉性、千里走单骑的豪情被汉、藏等多民族与民间商贸交易、运输的准则和精神联系了起来。

再观藏地蕃部，其经济历来不很发达，但贸易却相当活跃。尤其是宋朝时期，“木昔园者，西南生蕃小族，距茂州千余里，历熟蕃（内附者）八族然后至，八族常以转贩取赢”。这些从事转贩、交易活动的蕃部部族是吐蕃的专业“商贾”阶层，他们“博买茶货，转贩入蕃”。在这些吐蕃商贾间有一种求问做生意“能否得利”或“适不适合交易”的占卜习俗。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存留骰子卜的卜辞，解卦辞就有：“问财，进大财。……行商，盈利。问出行人，归。问何事皆吉。”在这些卦辞中，经商盈利、招财进宝等言语频繁出现，说明在当时贸易繁荣的经济环境下，人们重视行商，加之对外贸易时，常面对“路上贼打之”的威胁，故蕃人行商前皆要占卜问卦。这种经商占卜问卦的习俗被内地民族吸纳，明朝时期，与蕃部贸易的汉人军户概以蕃人占卜为灵验，习得了蕃部行前占卜的方法。此后，明朝军队与后金作战前，常以神道为军中占卜，占卜者所用之名即为“茶马”。而以“茶马”代指占卜者的风习竟沿袭甚为久远，甚至今日辽东半岛凤城“跳大神”者，仍被称为“茶马”，他们在民间为人医病祛邪。此外，这种习俗在 近代茶马运输的马帮中依然盛行。马帮在野外“开稍”（吃午饭）和“开亮”（露宿）时，会以茶酒饭食供祭山神，遇到疑难或祈祷运输旅程顺利时，用铁条占卜问卦，称为“锅桩打卦”。堪舆占卜之术最初实为汉地诠释天地自然以及社会人事关系之术，唐时传入藏地，为西南地区多民族所接受。伏藏文献将文成公主塑造成具有高超的风水勘定能力的人，说明吐蕃王朝和后世部族百姓皆对内地的风水、占卜、历算知识非常感兴趣。堪舆占卜之术被吐蕃部族整合入地域信仰系统，演变为独特的占卜术，反向传播回汉地。

西南茶马古道是在今川、滇、藏三地间的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亦即唐代以来民间交往、汉藏使节、差旅往还道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茶马贸易延绵千年，然而，这条古道不止于承载贸易往来，更承载了文化交流，体现了厚重的文化内涵。

西南茶马古道承载了古代先民在此迁徙流动，自茶马贸易发展以来，古道交通网络更为兴盛，使得汉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从主要发生于唐王朝和吐蕃王朝上层间的遣使、和亲和纳贡等政治交往行为，逐渐发展为普通民众间开展的更广泛、更多层面、更深程度的民间文化深度交流。

在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中，古代内地的礼乐文化、制度观念逐渐渗透到兄弟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西南茶马古道的繁盛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过程。古代中国的礼乐文化兴发自西周，经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创造性转化，礼乐被赋予丰富的文化精神，形成了人伦道德规范和宗法社会结合的制度化规则，涉及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典章制度、行为举止、言语学识和衣食纹饰等。公元7-9世纪的唐蕃交往是青藏高原文明与内地文明之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接触、碰撞和交流过程。《唐蕃会盟碑》描述唐朝：“地极大海，日之所出，此王与蛮貘诸国迥异，教善德深， 典籍丰闳，足以与吐蕃相颉颃。”吐蕃对中原地区的“教善德深”心生仰慕和向往，使得吐蕃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形成了强烈的内驱力，从而对内地礼乐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学习，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发展推进了这种交往。

史籍记载，文成公主入藏给西藏带去众多汉文典籍，其后，吐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一时间，吐蕃遣子弟学习汉文典籍成为贵族阶层的风尚，汉藏双方人员、使者互访频繁。在藏地遣子弟学习汉文献经典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主要经由青藏茶马古道往来，吐蕃酋豪子弟、使者自藏入汉，往往携带马匹等贡物，返回时则带回赐茶。如此一来，贡马易茶贸易在唐蕃密切交往间经由古道兴起，此种交易的过程始终与礼乐文化交流密不可分。

在西南茶马古道作为汉藏主要往来通道的时期，敦煌藏文写卷记载了藏人对汉地儒家经典的接受情况。如敦煌藏文写卷P.T.987和P.T.988都是直接与孔子相关的敦煌藏文写卷。孔子作为与传入藏地的《诗》《春秋》《礼记》《尚书》《春秋后语》等众多汉文典籍的整理工作均相关的“圣人”，在吐蕃人的眼中是汉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认为，这两个卷子“实际上是同一部著作的两种抄本，这是一卷汉地儒教智慧格言集”，是记述儒家伦理的道德箴言。另外，敦煌藏文写卷P.T.992、P.T.1284、S.T.724均为汉地民间流传的《孔子项讬相问书》的藏文译本。吐蕃人还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将孔子与其热衷的内地占卜、风水、历算等特殊灵异能力联系起来，认为孔子精通灵异之术，称孔子是“藏区五星算术四大哲士之一”。

不仅吐蕃各部族于唐朝时通过青藏茶马古道更深入而广泛地接触并传播了汉地经典文献，宋代时期，朝廷与西南地区罗殿、自杞、大理诸国进行茶马贸易期间，南诏大理等国亦十分向往汉地典籍及相关礼乐文化。如与自杞互市输自南诏大理国的广马时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这段史料记 述了大理人到横山砦与执掌邕州的姚恪达成易马协议，他们所求的乃是五经、三史等汉文经、史、文学、医学和佛教典籍。如此这般，汉文化经典在南诏传播开去，使云南诸地礼乐文化日渐繁盛。如，丽江这个茶马贸易重镇，就发展为儒学兴盛之区，史称“懂诗书知礼义”“文墨比中州”。再如，宋咸平六年（1003年）六月，“知渭州曹玮言陇山西延家族首领秃逋等纳马立誓，乞随王师讨贼，以汉法治蕃部，且称其忠”。蕃部在向汉地贡马、立誓追随宋廷的过程中，也以汉地律法治理蕃人部落，这是对汉地礼乐制度的接受和认同。

除了对汉地典籍文化、制度观念的学习，汉、藏等民族间民众的衣食住行习俗同样彼此渗透。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加强管理甘青川滇与藏地交界地区的茶马互市贸易，设交通站点于汉藏连接边缘地区，加强了对四川、云南边缘藏族聚居地区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藏族土司为向朝廷效忠和表达感戴之情，有些取了汉姓，渐就汉化。如，清代《岷州乡土志》记载：“岷旧汉番杂处，前明国初熟番沐浴皇化，日久与汉民无异，衣服、礼俗道一风同，几于无可区别。”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年），管辖打箭炉地区的明正土司曾率先“改归汉制之衣冠”，“为父母建立坟茔，并延师课其子侄，习读汉书”，使“土民耳濡目染，日倾华风”。在打箭炉城内的48家锅庄是汉藏茶马贸易的特殊中介，有的为土司经营，有的锅庄主为藏人，他们大多取汉姓汉名，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等方面均遵从汉俗，城内的藏人则多能说汉话。

与此同时，汉人和居于此地的多民族民众也有康化的趋势。政治的安定和政府的保护鼓励了更多内地汉人来此戍边、经商、垦荒、挖矿。民国时期的记述称，雅安、康定的汉人子女多有“习于穿蛮装的”，“在西康住家的汉人，多少都会一些‘蛮话’。尤其是在这地方生长的小孩，差不多没有一个不会说蛮话、唱蛮歌的；其中有的一口蛮话，和康人没有分别”，“在西康的汉人，吸收了一部分的藏字。同时康人也吸收了少数的汉字”。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藏区康方言大有取代原有本土语言的趋势，靠近九龙北部居住的拍木依人同木雅人、北部里汝人可通用藏语康方言，各支族群的语言隔阂已消除；羌族北部方言区、南部普米语北方方言区与藏地毗邻，均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一些藏语宗教词汇。可见，缘因茶马互市凝聚于康区的汉、藏等多民族的礼仪制度、生活方式、语言等，在人们互相交往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交融。

吐蕃的游牧与农耕经济相结合，以游牧经济为主，很多地区农业种植技术相对落后，高度依赖自然气候，当地人惯常于秋后丰收时节掠夺内地，唐朝曾专设边境“防秋兵”防蕃兵入侵。唐高宗继位初年，吐蕃松赞致书汉官长孙曰：“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而后，赞普经由青藏茶马古道入唐朝，“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赞普为賨王，举行汉式之大庆祝会。吐蕃借此机会“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高宗同意了吐蕃的请求，赐其蚕种，及造酒、作碾、硙、纸、墨的匠人进藏，酿酒、蚕桑纺织等农业技术随即传入藏地，藏人酿酒、织造水平有所提升。其后，文成公主入藏时，也携带了各种谷物以及芜菁的种子，包括60种营造与工技著作，带给西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还带去100种药方、４种医学论著、５种诊断法，将汉地医学典籍和技术传播到吐蕃。

西南茶马古道上，内地与藏地的人员、物资往来不断，人员中包含汉地精通各种技艺的匠人，物资中含有铁器、铜器等生产生活用具，使彼此先进的农业技术互为传播。吐蕃在经西南茶马古道与汉地不断加深交往的过程中，学习了内地的耕犁技术和种植禾黍的方法、薅草积肥等精耕细作技术，还学习了防旱、排涝等农田管理技术，建立了亲族邻里互相支援劳力的互助风尚。逐渐地，吐蕃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双牛耦耕，呈现王建《凉州行》诗中所描述的场景：“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除此之外，吐蕃的藏药也传入内地，对中国古代的医学发展影响深远。

汉藏之间器物、纹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体现在内地向藏地传播和藏地向青藏高原以外传播两个方面。一方面，唐代时期，吐蕃的普通民众使用的器物仍旧比较原始， 《旧唐书·吐蕃传》中记载，吐蕃人“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铤为碗”，生活器皿多用弯木制成，皮革作底，毡垫做盘，炒面捏成碗，装上羹和奶酪连同碗一起吃掉，酒浆也用手捧饮。在汉藏茶马贸易开展的同时，汉地铁制、铜制等生活物品传入吐蕃，使普通蕃人的生活器具得以丰富起来，内地各地区流行的器物纹饰也为在高原生活的人们所接受和喜爱。宋朝在以茶作为主要易马商品前，一度以绢易马，后因绢马贸易带给宋廷非常大的压力，绢逐渐被生产量更大、剩余产品数量更多的茶所替代。然而，绢、布等纺织品的传入，提升了蕃人的生活品质；内地的纺织品纹饰也广泛流传于蕃部各族。

另一方面，藏族先民在与东部民族开展的茶马贸易等密切交流的各项活动中，逐渐向东迁徙，卫藏地区的文化元素或符号也随族群的迁移而传播。如，大鹏鸟是苯教独有的文化符号，嘉绒藏族土司的祖先记忆中，祖先出自“琼鸟”所生之卵。在今西藏的山南地区、林芝一带，人们仍认为当地存留的碉楼是“琼”即大鹏鸟的巢，或是为使牛等牲畜免遭大鹏鸟捕杀而制服大鹏鸟的陷阱，所以，当地民众至今称碉楼为“琼仓”。西南茶马古道沿线诸民族和蕃部诸族群密切交往、不断整合，其文化元素彼此交融。在这个过程中，广泛留存于嘉绒藏族的大鹏鸟形象便向东传播至青藏高原东缘，在川西地区的藏彝走廊东部、东南部的各藏族支系以及滇西北纳系族群中广泛传播。

基于西南茶马古道的连接，唐代汉藏交往中，青藏高原多彩丰富的体育文化传入内地，其中，马球文化在唐代社会的盛行即为受吐蕃体育文化东渐的影响。一说这项运动起源于波斯，谓波罗球戏，东传中国与印度等地，又称“击鞠”，是骑手骑在马上持棍击球的运动。人们在唐代章怀太子墓中发现了一副《马球图》壁画，它展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精彩图景。

吐蕃人擅打马球，技艺高超。唐太宗曾言：“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蕃人）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这段记载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蕃人在汉地进行马球运动的场景。唐代时期，汉人球艺系习自吐蕃，松赞干布还曾赠送唐王室缠绕金线的“金球”；唐朝宫廷举办过唐蕃的马球友好比赛，交流双方体育文化。如景龙三年（709年），吐蕃“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金城公主），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驸马都尉杨慎交等人受命与吐蕃迎接金城公主的臣使开展马球友谊赛，唐中宗率侍臣观赛。可见，马球比赛成了唐蕃双方交往的友好交流形式。唐玄宗也观看过汉人间的马球比赛，“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楼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这段文字记载了打球者技术高超，能“左萦右拂，盘旋宛转”。以上史料证明唐蕃时期体育文化交流频繁，从皇室贵族到民间百姓均尚好击球，马球运动在唐代社会盛行。这项运动一直流传下来，至北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依旧对马球戏有所描述。

再者，通过西南茶马古道的连接，汉地音乐文化也影响了西南地区的民族音乐。滇藏茶马古道上活跃的贸易主体纳西族于14世纪起，结合道家法事音乐、儒家典礼音乐与其本土音乐，吸纳唐宋元的词、曲牌音乐的节奏和调韵特点，创造了独具风韵的纳西古乐。乐曲忧伤哀怨、缠绵悱恻、节奏缓慢、风格柔婉、旋律舒缓，是纳西族人民融合内地洞经音乐与地方音乐而创作出的艺术结晶。

我国西南巴蜀和滇地的各民族民众是世界上最早食用茶叶的人，西南地区多个民族至今仍流传有关发现茶、食用茶的传说和古谣。这些民族的古代社会生活中蕴含着有关茶的诸项仪式，形成了许多关于茶的成语、俚语。他们世世代代经由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以茶、土产与藏地民族进行着贸易往来。魏晋时期，巴蜀地区饮茶风尚已颇为盛行。晋人傅咸所著《司隶教》曰：“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打破其器具，使无为。”这段记载说明晋代时，蜀地已有老妇以卖茶粥为业，从侧面反映出巴蜀地区以茶叶制成羹食的饮食习俗。关于这种习俗最早何时传入以及如何传入藏地，传世文献并无记载，当今许多学者从侧面入手展开了研究。从藏东石棺葬来看，唐以前不同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河谷交通路线，西藏东部地区先后与川西、滇西北等周邻地区有接触与交往，不同民族间交流互动形成交通路线。这样一来，川滇藏地区民众在经济与文化互动中便很可能了解茶叶并逐步学会使用茶叶。此外，在考察、对比古藏语“茶”的发音演变与古汉语蜀地“茶”的记音的对应关系中，学者们论证了古藏语“茶” 的读音“da”正是在藏族民众同蜀西南地区民众长期接触和往来中传播入藏的。《汉藏史籍》则记载茶叶是由汉族工匠传到吐蕃的。当然，接触茶叶并不等于人们立即学会饮茶和吸纳茶文化，从接触、认识茶到使用茶，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吐蕃与唐王朝来往中，贡献包括马匹等物品给唐朝，唐朝赏赐给吐蕃赞普和贵族的有茶叶、丝绸等物品。《汉藏史籍》则记载了藏人向汉人和尚学习烹茶之事：“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贡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噶米王即吐蕃王朝赞普赤松德赞，他从汉地的和尚那里引进烹茶技艺，可以说是藏地对茶文化的引进。同时，唐朝禅宗僧人入藏传法也大抵对吐蕃饮茶风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唐开元后，禅宗盛行坐禅者“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常鲁公入藏的同一年（781年），唐朝许吐蕃所请，沙门善讲者入藏传法，“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入藏禅宗僧人会影响吐蕃僧人的饮食方式，助推吐蕃饮茶风习的形成。所以，藏地王室贵族、藏传佛教寺庙和僧侣团体较早地成为内地茶叶主要消费群体。９世纪初，热巴巾大力倡导佛教，施行“七户养一僧”的政策，朗达玛继任赞普之后行灭佛政策，寺院被毁、僧人还俗，饮茶之风随之传播到民间。至吐蕃王朝衰亡之后，饮茶风习已广泛流行于藏地民间。总体而言，在藏地民众饮食结构的需求、汉蕃之间佛教的传播与交流、汉藏茶马贸易规模扩大等因素的推动下，茶叶在唐宋之际迅速在藏地传播开来。

明代时期，少数民族部族贡使有前往指定地点该赏食茶的例行之举。明廷会对贡使往还之取道、食茶之地点作出规定。如，成化三年（1467年），明廷规定乌斯藏善赞、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进贡番僧“皆由四川，不得径赴洮、岷”，在碉门领取赏茶，贡使于是会前往明廷指定的地方该赏食茶。贡使按旨食赏茶之举表明，赏赐茶叶是中原朝廷对少数民族首领封官、赐爵，从而确立松散隶属关系的仪式；而明廷所规定的食茶地点和前往路线亦为当时茶马贸易所取道的主要线路（川藏茶马古道）和主要互市地点（碉门），可知该赏食茶之举大抵亦为双方缔结贸易契约的仪式。

茶文化在藏地的传播经历了从点到面的发展历程。中唐时期，陆羽所著《茶经》的问世使茶叶知识得到了系统整理，茶文化真正成型。在茶文化蔚然成风的背景下，茶叶销往周边地区带动了茶文化在西南茶马古道沿线地区的渗透。宋代时期，内地茶产量激增，茶文化长足发展，饮茶方式从煮茶法发展为更讲求色香味统一的点茶法和泡茶法，饮茶器具也更为简约，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品饮过程臻于化境。这种精致的饮茶风习以及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与社会交际手段的茶文化，不同程度地传播、渗透到周边各民族的生活中。历代沿袭的茶马贸易保障了藏地茶源供给，推动了藏地社会饮茶习俗的发展，使吐蕃民众的饮食习惯已发展为不可一日无茶。藏地人常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数百年来，藏地茶文化的内涵已丰富多彩，如今的藏民将茶水煮沸、滤掉茶叶后，调入盐、酥油、鲜奶等，做成“酥油茶”；喝茶时，藏民讲究长幼、主客之序，并为做法事的僧人备置专门茶具；茶具的质地、图案标识等级；藏民频繁的宗教事务中也不可缺少供茶活动。总而言之，藏地饮茶风习已发展得极富民族特色。

西南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如青藏线今湟源、天水、临洮，川藏线今泸定、康定、 理塘、巴塘、道孚、炉霍、昌都，滇藏线今丽江、田东，藏地今拉萨、山南市琼结县等市镇，在历史上都因茶马贸易而兴起、繁盛，逐步发展为当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以川藏线为例，大渡河畔被称为西泸门户的泸定，在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后才发展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此处建铁桥之后，“凡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贾商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于跋涉”。自此，各地商人云集于此经商，至宣统三年（1911年）设县，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其中陕商８家，经营客栈，泸定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的中转运输之地。

康定的历史与茶马贸易和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的发展密不可分，任乃强考证打箭炉在宋以前“则荒谷耳”，元明开始，从成都出发经临邛入雅安的飞越岭道，由民间商贾往来的一般通道发展为内地进西藏的国道之一，自此，边茶贸易带给打箭炉发展与繁荣，使这里成为边茶贸易中心，形成了一座村落。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置打箭泸厅，设兵戍守其地，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被打破，商旅往来大增。大批藏商越宁静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内外汉番，俱集市茶，交相贸易， 形成了商业相当繁荣的闹市。嘉庆二十年（1815年），打箭炉关税达21868两。之后， 其政治中心地位不断巩固，宣统三年，改打箭泸厅、置康定府，1913年改为康定县，1939年为西康省省会，汉藏民族人民共同居住，人口达1.57万人，为西陲一大都市。

藏地也有许多因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城镇。如，朗日伦赞时，吐蕃都城琼巴（西藏山南市琼结县）人口众多，客商云集，外地各族商人携带货物前来交易，这里成为商品交易的集中地，渐渐便形成集市并发展为较大的城市。此外，藏地的商业活动往往围绕寺院所在地开展，寺院通常成为商业活动的场所。藏地的逻些（西藏拉萨）是吐蕃本土的贸易中心区，赤松德赞时期，便形成了以逻些的大昭寺、小昭寺为中心的绸布市场，担任赤松德赞翻译的迦湿弥罗商人阿难陀就曾在这里经商。有的寺庙甚至是根据商人的建议选址修建的，其周围发展成贸易集市，也保障寺庙获得赖以维持的商业经济。

因官营和私营茶马互市的兴盛，吐蕃及后来的藏族各部经西南茶马古道各主线、支线和附线与青藏高原东缘河湟洮岷、川西、滇西北地带的西南众多民族广泛交流与互动，并与从东部、北部来此贸易的汉商密切沟通，使汉、藏等多民族的宗教文化彼此影响和传播。

一方面，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文化产生了向西南民族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安多地区和东南缘的康巴地区是相对于卫藏中心地带的周边区域，为青藏线、川藏线、滇藏线茶马古道入藏的枢纽地带，也是藏传佛教信仰的辐射和传播中转站，故兼容性与多元共生性是青藏高原东缘地带宗教文化的显著特点。以康区为例，该地带的本土信仰是苯教，在当地的法事等宗教活动中，苯教教派的宗教人员始终保有主导地位，而藏传佛教各教派也在此地共生共存，无高下之别。

另一方面，汉地信仰随汉商在康区的聚集也有所扩张，甚至与当地宗教信仰相融合。明清时期，私营茶马贸易兴起，大大激发了汉商从事茶马贸易的积极性，他们从陕西、四川东部等多地迁入川西巴塘、理塘等气候相对优越的地区，随之到来的是大量汉文化因素和信仰事物的传播和移植。关帝庙是集宗教信仰与举办公共活动为一体的场所，在汉藏文化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今四川巴塘县城存有一座始建于乾隆初年的关帝庙，虽仅存断垣残骸，但这座关帝庙成了康区汉商们凝聚汉人族群身份的标志。同时，关帝的形象和忠义的秉性在当地藏人的理解和传述中与格萨尔的形象、神性相整合，被树立为藏传佛教护法神。人们将苯教、藏传佛教的元素融入关帝庙，在庙内设置煨桑炉、嘛呢杆，并供奉藏式绿度母画像，还在庙中开展抽签算卦活动，抽签使用签筒、竹签、卜筊、签谱，方式与内地的抽签方式大致相仿，吸引了诸多藏民前来占卜，体现了汉藏宗教文化的交流。

由此可见，汉藏民族间宗教文化的交流，体现于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文化的东渐，汉地关帝等信仰文化的西传方面。与此同时，汉藏各民族还演进出捏合彼此历史故事与信仰因素，创设新的信仰偶像的融合模式。如，汉人将今康定的藏名“打折多” 译为“打箭炉”，并将当地的山神“噶达”信仰转音诠释为“郭达”，还进一步演绎诸葛亮 七擒孟获，退一箭之远，遣郭达造箭的传说。汉人还把藏人的“噶达山神庙”衍变为受汉人崇拜的“郭达将军庙”，庙外观呈汉式椽斗建筑式样；庙内汉、藏文化因素混搭布局，建有戏台、惜字库，供奉观音菩萨、李老君、川主神像等汉式神祇，也供奉藏式山神像，置藏式转经筒，在交流互动中出现“共享”宗教祭祀的现象。此外，汉人还将“帕姆山”音转为“跑马山”，在《康定情歌》中唱到“跑马溜溜的山”；将康定温泉折多塘叫成蜘蛛塘，附会为猪八戒被困的蜘蛛精洞府。文化互动中的各种折中转译策略适应了各方的心理需求，模糊了边界，减少了生疏感。

藏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生活的青藏高原是亚洲东部腹地中连接华夏文明、北部游牧民族文明、西部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枢纽地域。历史上占据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统辖地域一度辽阔，《旧唐书》载吐蕃曾“尽收羊同、党项诸羌之地，东与凉、茂、隽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余里”，言吐蕃部族东与唐代“凉州”“茂州”“松州”相接，西抵龟兹，南境与当时的印度相接，向北的统治主要延伸到青海地区，甚至到达敦煌。广阔的地域和多渠道的交融使青藏高原文化面貌多样而绚烂，形成了融合多元文化因素的复合文化系统。围绕青藏高原分布的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通往西藏和南亚，与通往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一起连接了内地通往西域、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和通往南海、印度洋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种道路系统的连接在历史上有迹可循，古代连接西亚、阿里、拉萨、昌都的“麝香之路”，衔接内地与南亚的“佛法上路”等商路、僧侣往来之路皆是西南茶马古道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组合。西南茶马古道因此促进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两大历史地理板块的整合与彼此间文明的交流互鉴。

历代中央王朝均以和平共处为主要基调经营西南茶马古道，构建文化密切交流的沟通交融模式。在此过程中，西南茶马古道对沿线民族关系的发展有着多重的塑造效果。通过西南茶马古道的民族贸易来往和文化沟通，中央王朝加强了与川康地区和西藏的政治联系。以川藏茶马古道为例，明代以前，汉人在藏彝走廊的活动主要限于大渡河以东地区，这种局面在明、清时期开始发生转变。明中叶以后，政府十分重视从东向西穿越藏彝走廊的川藏茶马古道，视之为联结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重要交通要道，使川藏茶马古道成为明朝时期内地与西藏地区贸易、入贡和使臣往来的主要通道。清朝更于1720年和1727年两度向西藏进兵，在川藏茶马古道沿途及重要隘口设置塘汛和粮台，并派四川绿营汉兵驻守，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清末民初的1904年，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中央政府通过川藏茶马古道出兵西藏，反对英帝的侵略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守护了民族团结。川藏茶马古道可谓是捍卫我国西藏主权领土完整的国防道路。

古道承载的茶马贸易塑造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融合模式。驻扎于川藏茶马古道沿线的汉人官兵与西南地区多个民族展开贸易活动，开店经商，垦荒耕种，并与藏民通婚。贸易的发展、汉兵的驻防又吸引了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汉商等纷纭而至，包括政府官员、商贾、背夫、垦民、矿工、杂役、各类工匠、采药夫及西方传教士等，他们呈点线状分布于川藏茶马古道沿途的城镇和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在此安家落户，与当地藏民共同生活。

为加强川边治理，清朝政府派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大力推行办学、屯垦、 练兵、开矿与通商等新政措施。乾隆至嘉庆时期，川省人口膨胀，土地资源紧缺，相当数量的汉人进入康区垦殖与开矿。民国时期的1912年，尹昌衡率五千陆军西征，到1930年“大白事件”及之后刘文辉24军进驻康区，陆续调戍的汉人兵卒中的很多人落籍当地。民国之初的十年间，进入川西藏区的汉人就已达七八万之多。抗战爆发后，汉藏以茶业贸易为主的商贸往来复苏，汉人迁居至此的浪潮再掀高潮。数万边军、商旅和各地垦民与藏族的通婚将汉人的文化因素带到了藏文化中；同时，为适应高原的独特生存环境，汉人更多地融入藏族生活方式，“亦自不觉间，装、靴、带、剑、语言、皮肤，俱康化矣”。在汉、藏杂糅的文化状态中，汉、藏等多民族文化得以大幅度兼容。

唐宋以来，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承载内地与藏地的往来贸易，汉地的茶叶、绢帛、布匹等大量输送至藏地；藏地的马匹、红缨、毡衫、米、布、椒、蜡等物产被送入内地。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官营、私营商贸物品交换是汉藏间的重要经济联系，发展至明清、民国，延续千年。基于此，西南茶马古道发展为中央王朝与藏地，甚至中国与南亚之间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往的桥梁，从而改变了整个亚欧大陆东部的文明格局。

茶马贸易等经济往来，使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沿线的多民族文化产生了密切的交流与广泛的融合，这种交流较为鲜明地体现于礼乐文化的传播与多民族康化、茶文化的发展、汉藏商业文化的塑造、多民族宗教文化的融通、古道沿线城镇的兴起，以及科技、体育、艺术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中。汉、藏等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推动了藏文明的东进和汉文明的西迁，塑造了青藏高原的文明面貌，建构了内地文明与藏地文明的交往模式，使得西南茶马古道交通网络成为民族间的商贸之路、和平友好之路。

现如今，西南茶马古道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作为历史上流通千年的大通道，西南茶马古道悠久文明互鉴的过程是推动文化交流、文明进步和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鲜活而生动的历史实践与珍贵典范；在当今“一带一路”倡议的广阔视野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叙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中，西南茶马古道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对加强地区发展、与沿线国家合作、形成协调机制等现实事务，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编号：20＆ＺＤ229）的阶段性成果。

陆晗昱.试论西南茶马古道的发展与多民族文化交流[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1):54-82.

陆晗昱，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茶文化中心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本科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