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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研究》|刘海龙:他者的消失还是他者的涌现?
发布时间:2024-09-29 作者:CSMD 来源:CSMD

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八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他者的消失还是他者的涌现?》,作者刘海龙

 

他者的消失还是他者的涌现

刘海龙

摘要: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危险的、同质化的社会。本文总结了韩炳哲关于他者消失的表现、后果、原因的论述,通过这个命题,探讨韩炳哲理论中有关传播技术影响的论断,并通过罗萨的理论进一步深化了“他者的消失”命题背后的控制一切的观念。本文指出韩炳哲的观点有简单化的倾向,忽略了技术和资本在消除他性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不可掌握的他者。韩炳哲的“他者的消失”,准确来说应该是他者的更迭和涌现。

关键词:韩炳哲;他者;他性;数字化;人工智能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德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平衡理论,他认为差异与不平衡的存在,会导致传播行为。这个基于微观人际交往动力的观察似乎可以推而广之:他者的存在,导致传播。传播的目的之一,是消除不确定性,也就是通过预测对方的行为,减少他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性始终是人类传播行为的一个隐藏的线索。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2017年出版的《他者的消失》(中文版于2019年出版)中讨论的他者消失问题,对于传播研究,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来说,颇具启发性。

韩炳哲是一位哲学新星,这几年,我国几乎引进出版了他所有的著作。他的著作与传统的哲学著作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是篇幅短小,通常一本书翻译成中文不到10万字,有的甚至就三五万字,是名副其实的小册子。同时,韩炳哲的行文非常通俗,虽然旁征博引,从海德格尔到福柯、阿甘本,但是并不晦涩,也不像专业写作那样充满大段的原文阐释或概念讨论,只是借用这些哲学概念的通俗版,为他的问题服务。准确地说,韩炳哲做的是哲学批评而不是哲学研究,他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野心,也没有在哲学领域提出新的问题,只是通过对专业哲学家理论的再语境化的演绎,解释现代人的困境。从立场上看,韩炳哲是个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物与信息、技术与身体、控制与自由等问题的理解都存在着简单二元对立的看法,因此,这种充满着怀旧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行文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很多读者会感觉读他的著作非常畅快。

韩炳哲讨论的问题也非常“接地气”。和以专业哲学问题为中心的标准哲学著作不同,韩炳哲的哲学都以现实问题展开,讨论社交媒体、自拍、全球化、知识产权、互联网经济、加速内卷等,金句频出,让重新阐释过的哲学向日常问题敞开。尽管这种做法可能面临语境错置、简单化的指责,但是当象牙塔里的抽象哲学重新介入现实,每个读者还是会心有戚戚。

韩炳哲的行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互文性。他每本书的核心观点会在其他的书中反复出现,所以读其中一本基本上相当于涉猎了他的所有观点,只不过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他者的消失”这个主题,在韩炳哲讨论当代生存状况的所有著作中都会不断浮现。如果抽掉了“他者的消失”这个主题,韩炳哲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就会丧失灵魂。

韩炳哲的所有书中有两个主题贯穿始终:对以商品化为表现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数字化、网络化等当代技术的批判。这两个主题在许多时候相互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数字化、网络化的扩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会促进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和对劳动者的剥削。

本文所讨论的《他者的消失》中也贯穿了上述两个主题,他者消失的原因和后果反映了韩炳哲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而微的思考。

什么是“他者的消失”?用韩炳哲的话来说,他者的消失就是“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韩炳哲对于他者的看法吸收了列维纳斯关于他者是无法被内在化,无法被还原为自我的东西的看法,他者意味着不可消除的差异、神秘感、诱惑,同时还意味着对立与阻力,甚至还体现着一种他人的关爱、社会秩序的要求、主体性建构的依据。总之,他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正是这种否定性界定了自我的轮廓与尺度。

他者的消失在韩炳哲的其他主题的论述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比如在《妥协社会》中,他观察到在现代社会,人们会回避痛苦,把痛苦当成一个耻辱,不肯轻易示人。新自由主义也不断地推销着正能量文化,展示快乐与幸福,廉价的点赞文化盛行。就像Facebook的评论设置里,只有“点赞”的按钮,却没有“不满”或“厌恶”的按钮,态度的表达被限制在赞扬与沉默之间。人们很难听到不同声音,活在商业社会与社交媒体营造的过滤泡之中,于是“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

在《爱欲之死》和《透明社会》中,韩炳哲重点讨论了“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他者”的消失,一切神秘感都被打破,身体像商品一样被展示出来,让人一览无遗。波德里亚在《论诱惑》中所说的那种不在场的在场,永远在别处的诱惑不复存在。爱欲正让位于展示性的色情,后者是可以消费的,明码标价,可以服务任何消费者,是标准化的,缺乏他性。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社会都在色情化。

他者的消失还意味着交流的消失,世界进入高度同质化的状态,变成了缺乏深度的平面。人们拒绝对话,拒绝倾听。在韩炳哲看来,拒绝对话是恐怖分子的特征,所以他者的消失将会导致同质化的暴力。

他者的消失还表现为自恋的流行。除了拒绝交流外,当今的自拍就是典型的自恋表现。自拍中,脸占据画面的大部分位置,人们还会采取标准化的表情与姿态,同肖像画和早期摄影术中的距离感和肃穆的神态相比,自拍更像是空虚在自我复制。自拍的目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即时地分享、展示,而不是保存,它不会成为故事与记忆的承载者。人们甚至都不会将这些照片打印出来保存,它只作为非物的数字幽灵存在。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著名的主奴辩证法,是一个经典的关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阐述。在黑格尔所论述的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主体为了获得他者的承认,必须展开生死斗争,胜者成为主人,败者沦为奴隶。斗争的双方只有得到他者的承认,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承认是单向的零和博弈,这就使得被征服的他者必不可少。虽然韩炳哲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引用这个文献,但这个古典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辩证法,揭示出了自我与他者的共生性,取消了他者,取消了对立面,也就取消了自我。当然,故事的后一半则是奴隶又在劳动中获得比主人更深刻的认识,最终不是主人,而是奴隶所承载的精神进化到下一个更高的阶段。

韩炳哲似乎没有沿着黑格尔这种自我承认的斗争逻辑去论证他者的重要性,毕竟黑格尔这个主奴辩证法的设置过于暴力和非此即彼。虽然韩炳哲也认为自我的定义必须依赖于他者,但是他采取了一个更符合现代人认知的民主化的论证路线。韩炳哲认为,他者的消失会导致自我的同质化。原因是“他者的否定性给同一者以轮廓和尺度。没有了这一否定性,同质化便会滋长”。

讨论了他者消失的表现及其后果后,我们自然会提出下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在当下出现他者的消失呢?

韩炳哲所总结的原因有两个:商品化与信息化。这正与我们前面所揭示的他所有著作的主题完全重合。换句话说,他者的消失这个动机,只是作为他整个晚期现代性批判交响乐章的一个变奏。他通过一个新的角度再次重新发展充实了整个写作主题。

商品化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要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要让整个消费体验平滑无摩擦,让每个消费者满意而归,这就必须消除人行动过程中一切可能导致不愉快的具有他性的成分。人们被安置在一个舒适的点赞社会之中,所有让人感觉到不适的痛苦都会被隐藏起来。一个色情化的社会,只有诱惑与满足,没有神秘与拒绝。新自由主义、商品化、超文化、超交际(传播)、点赞社会、色情社会这些韩炳哲使用的一系列概念背后的力量,推动了他者的消失。

新自由主义这个因素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可能还不是传播学关注的重点。而韩炳哲提出的导致他者消失的第二个理由,即信息化,就和传播学所讨论的问题息息相关了。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社交媒体化,这些都是韩炳哲分析的重点。他的观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传播技术的发展令世界变得非物化,变得更加平滑和虚拟,这使得原来在现实生活中充满着阻力和他者的生存状态正在消失。

信息化与数字化首先带来的是物的退隐,一切都在非物化。所谓的非物就是不具有绵延性的信息与数字。在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中,物是一个召唤的虚空,将天地神人集中在一起。与人手的触觉相关的物一旦消失,也就意味着客体的消失。韩炳哲从词源学上考证出客体(object)的原始意义是阻挡、阻力、对立、相对。取消了物体与实体化,其实也就取消了他性。我们不再感觉到物对我们的阻力,能经验到的只剩下被商品化的客体对人类的讨好和引诱。

在韩炳哲看来,门槛和渡桥都代表着物的阻碍,我们必须跨过它们的阻挡,或者小心谨慎地通过摇摆的吊桥,才能够到达彼岸。但是现代社会的技术把一切阻碍都转化成畅行无阻的通道。顺畅的通道固然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它同时也将通道与目的地之间的差异抹平,最后我们就永远无法拥有可驻留的家园,变成了永远在通道上流浪的行者。我们连接得多,交流得少。我们不断地在接入,而无法真正地进入或者拥有实实在在的物。这正是当代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的困境,我们疲于点赞、交流,但是却仍然感到孤独。与所有人的交往,都只是一种浅层的体验,只有表面的连接与接入,而没有建立真正的交流与关系。这也正像梭罗当年嘲讽的那样,我们有了跨大西洋电报,却发现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连接不过是资本推动下的一个数字游戏,却让我们产生了人类紧密相连的幻觉。

数字化媒介的去身体化传播,还带来了作为他者的视线的消失和作为声音的他者的消失。福柯曾在全景监狱里,发现了一个由凝视目光所构成的新的权力类型。在福柯的笔下,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目光是非对称的,正是这种非对称的目光,将被监视者变成客体。

这种权力的成立,除了不对称的凝视外,还要加上两个附加条件:被监视者之间无法交流,以及被监视者知晓自己正在被不透明的主体进行监视。被监视者的反思性,是凝视的权力成立的重要条件。离开了被监视者的配合,这种权力也无法实现。

而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今天,真人的目光凝视已经在离身化的数字交流中消失。韩炳哲所怀念的是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目光,而在今天的数字环境下,这种饱含人性的目光已经被技术图像所替代,观察我们的是没有视角的机器之眼。这种目光缺乏共情与人性,也就很难让人获得被承认感与建立身份认同。

更为极端的是,使用者还会将他人目光内化,自己观察自己。自拍,然后发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新型的自我监视用感觉替代他者的目光,换来的却是韩炳哲所说的数字透明监狱的进一步监控。

和目光一样,声音作为一种媒介,也削弱了自我的在场和自我的透明度。在卡夫卡那里,声音代表着一个更高的审查机构,一种超越性(如《城堡》中的电话)。它从上方,从全然的他处发声。无论是康德的“理性的声音”还是海德格尔的“良知的声音”,都意味着一种更高的秩序,这是一种定调的规定性,人被声音触动和召唤。因此,声音是代表着他者的媒介。然而,今天这种外在的、规定性的秩序已经被商品化的、迎合消费者需要的社会秩序所替代。我们听到的只是自己声音的回声,这种去掉他性的声音把我们包裹在一个过滤泡或茧房之中,我们无法聆听神圣的召唤,只剩下自以为是的傲慢。今天,我们在网络争论和某些哗众取宠的“取消文化”中,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拒绝倾听他者声音的现象。

他者的声音来自身体的震动与共鸣,它带有每个人的独特性。但是在智能手机加社交媒体的时代,人们之间相互联系时,不再轻易打电话,而更愿意通过发信息的方式。通过智能手机,我们把自己收回到与他者屏蔽的气泡中。韩炳哲认为这个典型现象说明人们更加依赖去身体化的交流,放弃了“纹理化”的声音。数字化媒体模拟出来的平滑的、缺乏身体感的、透明的声音并不诱人,无法引起肉欲。这就像今天人工智能合成的AI孙燕姿,只有空洞的可计算的声音,却无法通过即兴的、情感的表达,甚至是失误的演绎来传达人的他性。

韩炳哲用大量雄辩的论据说明,人类为了更好地掌控生活,不断地清除各种障碍,让世界的一切按照人的需求被重新规划。但是这种将对立面取消的做法,必然会遭到辩证法的惩罚。他的研究中虽然没有提到黑格尔,但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他者的消失,对立面的取消,也就意味着自我取消。韩炳哲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当对立双方出现不对称与不平衡发展时,必然是双方两败俱伤。对他者的取消,最后固然会导致异化本身的消失,但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由。我们清除了所谓的统治力量,像是经营网店、经营民宿,甚至自主创业,这些都是对传统异化的逃避与否定,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自我监督、自我激励和自我剥削,是一种“自我异化”。这种自我剥削最大的陷阱在于,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所以干得更加卖力。

韩炳哲的“他者的消失”的主题深刻地再现了现代社会内在的悖论。这不禁让我们怀疑,难道我们真的在进步吗?还是像刚去世的拉图尔说的那样:我们从未现代过。

另一位德国学者罗萨在《不受掌控》中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呼应了韩炳哲的观点。罗萨认为当代人的最大问题在于追求确定性,想要预测和安排一切,不能容忍任何失误或者偶然性。这样一种井井有条、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世界,正是韩炳哲所说的取消他者的世界,一个只接受一种秩序的、机械的、同质化的世界。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无聊的世界、冷漠的世界、孤独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缺乏共鸣的世界。

按照列维纳斯对于他者的定义,他者就是永远不可能还原为自我的东西。三年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他者永远会超出人类的预想,三年前,没有人会预测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地球会被一个小小的病毒搅得天翻天覆。远的不说,哪怕是我们身边的一只挥之不去的蚊蝇,对我们来说,也是难以消除的他者。

所以,罗萨认为,人越是想掌控一切,就越是会发现有更多无法掌控的东西冒出来。人类就像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永远会在感觉要成功的时候,又被打回原型。因此,就像韩炳哲其他武断的观点一样,“他者的消失”这一判断或许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数字的、信息的世界也未必就是一个平滑的世界,弹出菜单、收费通知、删帖、炸号、争吵、网暴、网络诈骗……在阻力消失的地方,又会产生新的阻力。

就拿技术本身来说,技术的神秘感,以及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将人作为一种存料的集置特征,都在不断制造着新的他者。比如最近全球热议的ChatGPT,在设置上完全是缺乏他性的,对人百依百顺,有问必答,耐心地回应人类提出的任何问题。除了一些涉及伦理的问题外,几乎不会拒绝人类的要求。但是这样一种设置并没有消除人类对于这个技术的恐惧感和技术中的他性,人类在使用中反而对其产生了新的神秘感。

围棋领域很早就受到人工智能冲击,2016年谷歌DeepMind开发的AlphaGo证明了人工智能可以达到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目前中国开发的绝艺、星阵等围棋AI已经成为职业棋手判断一步棋好坏的重要依据。离开了AI,职业棋手已经无法对自己的思考做出评价。就像中国目前围棋等级分第一的棋手柯洁所说的:“人类在围棋上的价值也就是胜和负,因为所有的创造性都是由AI来完成的,人类只是在模仿。”AI成了一个新权威,用人类棋手不能计算出来的数字的胜率,评判着人类的每一步棋,就像一个更高的秩序或者他者,从看不见的高处或深渊里凝视人类。AI就像拉康所说的“大他者”,由人类建构,又代表着某种更高级的秩序。

但是这个代表着更高秩序的他者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存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它的算法也在不断进化,这就使得这个所谓的“更高秩序”变得更加神秘莫测,令人难以理解。例如,DeepMind公司开发出击败早已不是世界第一的韩国棋手李世石的AlphaGo之后,又开发出了更强的AlphaGo Master, 不仅在网上60连胜职业棋手,还零封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柯洁。下一个版本的AlphaGo Zero可以不依赖于人类棋谱,无监督学习。AlphaGo Zero从零开始,左右互搏,只经过3天的训练便以100∶0的战绩击败了AlphaGo Lee(战胜李世石的版本),经过40天的训练便击败了AlphaGo Master(战胜柯洁的版本)。此后,Deepmind公司放弃了开发围棋AI,转向其他领域。但是如果继续改进算法,还会有更强的版本出现。

这意味着,今天围棋AI提供的所谓“标准答案”,明天可能会被更强大的AI证伪,但是人类只能在新的答案出现后,才能后知之明地意识到之前的答案存在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大他者”所代表的最高秩序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我们只能从经验效果上判断其结论的对错,而无法从理性上加以理解和把握。AI的他者性就像我们日常所感知的他者性一样,是逐渐被揭示出来的,具有人类无法理解的深不可测的层次。甚至连AI的发明者、编程者,也无法准确地预测和完全理解AI的选择与行为。这种他者带来的首要危险是:人的思维去适应机器的智能,它自身变得机器化。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的不是他者的消失,而是他者的更迭甚至他者的涌现。这个世界对于人类来说,永远无法掌控,也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消灭他者。最佳的解决方案,似乎是接受偶然性,接受他性,倾听,共鸣,或者按照中国道家思想所说的,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只有这样,才能像韩炳哲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恢复人类的本真性,建立真正的关系,找到人心的归处。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的研究成果。
 

引用参考

刘海龙.他者的消失还是他者的涌现?[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2):105-114.

作者简介: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电子邮箱:liuhailong@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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