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社会的演进和数字媒介的迅猛发展,记忆在不同国家、文化和群体间的流动愈发频繁,跨文化记忆逐渐凸显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跨文化记忆指在文化记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记忆者、记忆内容、记忆形式及记忆实践等经常性的跨越时空流动与转换。例如,“全球议题”成为人们本地经验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跨文化记忆符号出现、跨文化群体之间建构了差异性的文化记忆并展开对话、社交媒体中形成了诸多跨文化的记忆网络等。跨文化记忆不再强调“记忆之场”,而是聚焦“记忆之旅”。
在此背景下,2024年10月26日至28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第十三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ICIC2024)。本次会议以“记忆的跨文化流动与数字时代的记忆建构”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丹麦、美国、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众多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时代跨文化记忆的生成与流动,以及全球记忆的建构与认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跨文化记忆角度的思考与借鉴。
图1 第十三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合影
会议共收到88篇投稿,经过专家评审,共遴选十篇论文在大会报告。会议设三场主旨演讲,来自丹麦奥胡斯大学、昆山杜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及业界的学子学人共同探讨记忆的跨文化流动与数字时代的记忆建构问题。在正式大会前,欧洲科学院院士、丹麦奥胡斯大学荣休教授拉森(Svend Erik Larsen)和厦门大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蔡志祥于26日分别进行了会前演讲。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教授发表了开幕致辞。他提出,作为社会身份建构的文化记忆,其传播有赖于语言、符号、图像、身体、建筑、中介物等媒介机制,并通过跨越族群和文化边界的流动机制,转化、重建、扩展记忆空间。在他看来,从流传几千年的知音文化的“倾听”智慧出发,可以改变文化记忆的单向性与封闭性,生成文化记忆的多样性与开放性。利玛窦以空间记忆术为中介,打破中西文化交流的边界,形成了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记忆,虽然,彼时他和他的中国朋友都摆脱不掉文化中心主义的记忆,但他们还是开启了“儒学与基督教互补”的跨文化记忆的建构。作为跨文化的想象共同体,离散族裔建构了文化接触区,而离散媒介的生产和消费则是激活跨文化记忆的关键,也构成跨文化记忆的权力争夺。开幕式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世文主持。
图2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开幕式致辞
第一场主旨演讲共有七位嘉宾做学术报告,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主持。欧洲科学院院士、丹麦奥胡斯大学荣休教授拉森在演讲中指出,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简单回忆,而是一个涉及文化语境、媒体传播和个人认知的复杂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对记忆的塑造和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记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如何借助媒体的力量传承和弘扬文化记忆。
图3 丹麦奥胡斯大学荣休教授拉森主旨演讲
厦门大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蔡志祥从闽南传统民俗符号与民俗人物出发,指出妈祖信仰与王舡仪式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和马六甲)的传播,形成了在地华人社群认同和文化传承的跨文化纽带。从跨文化记忆的角度看,妈祖和王舡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更象征了华人在异国他乡对“中华性”的再构建。通过这些仪式,华人社群在多元文化的国度中,既延续了祖先的信仰,又根据当地的政策和文化氛围进行调整,形成了具在地特色的“中华性”。
图4 厦门大学蔡志祥教授主旨演讲
昆山杜克大学唐纳德·布鲁斯·斯诺(Donald Bruce Snow)在发言中指出,在跨文化能力的培训中,仅仅向学习者传授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实际的文化交流场景。他提倡使用关键事件练习(Critical Incident Exercises)模拟真实的跨文化交流情境,让学习者在实践中增强跨文化意识和沟通技巧。这种练习不仅能够增强语言实践能力,还能够培养学习者更加自觉地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图5 昆山杜克大学唐纳德·布鲁斯·斯诺教授主旨演讲
复旦大学李红涛在主旨演讲中从“伊娃的故事”引入,以战争回忆的旅行作为跨文化转译的案例,进一步讨论了日本、美国和中国在记忆框架共享度与文化接近性上的差异,展示了跨文化记忆的复杂性。他指出,我们需要反思跨文化记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墙”“界”乃至“壁”,及其嵌入不同社会文化场景中的方式。
图6 复旦大学李红涛教授主旨演讲
昆山杜克大学柯琳·玛丽·盖伊(Kolleen Marie Guy)以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跨文化记忆的独特价值。在难民博物馆塑造的记忆空间里,人们的故事跨越文化界限,交织着痛苦与失去,但也充满了同情与希望。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正是这样一个承载着跨文化记忆的场所,它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也传递了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些跨文化的公共事件及其记忆场所,共同构建了人类思考自身处境与未来关系的重要资源。
图7 昆山杜克大学柯琳·玛丽·盖伊主旨演讲
暨南大学赵静蓉以“泛记忆”和“反记忆”,总结记忆在数字时代的变化与挑战。赵老师指出记忆已泛化为“生活现象”,数字时代的技术使得记忆的价值逐渐被解构,并可能陷入“去价值化”的危机。同时,数字记忆可以通过云存储延伸个体的生物记忆,进入“全面回忆”的时代。“反记忆”作为一种反思主流历史叙事的记忆形式,可以通过反纪念碑等艺术表现来反思记忆的同质化。当前,我们需要“再价值化”记忆,呼吁重视“遗忘的美德”,重构记忆的价值体系。
图8 暨南大学赵静蓉教授主旨演讲
华东理工大学段文杰关注作为一种全球性危机事件引发的集体记忆。他指出,失控感的产生源于个体在面对高压情境时,因自身资源和能力有限而与外部需求之间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多种全球性危机情境中普遍存在,尤其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更加明显。面对全球性危机事件带来的情境压力,不同文化群体的应对方式存在差异。“纪念碑式应对”和“灵活性应对”表征着文化中的刚性和适应性特征,可以用来分析情境压力下对应文化群体的心理应对。
图9 华东理工大学段文杰教授主旨演讲
在互动交流环节,师生和与会嘉宾积极交流。互动中,耶鲁大学杰伊·温特(Jay Winter)教授点评了主旨演讲,拓展一些相关内容。他强调要关注正在经历的当下,指出将记忆视为我们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消融了,但不应该削弱我们对跨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和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将人口、战争、种族等更为可塑性的因素纳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中理解记忆的可变性。
图10 耶鲁大学杰伊·温特教授与专家学者互动
第二场主持演讲由《暨南学报》李晶晶副主编主持,武汉大学陈波教授、王玉珏教授担任与谈人。华中科技大学牛静教授和中国新闻社记者李佳悦通过对记者手记的剖析,发现记者手记所形成的记忆框架不仅有助于记者群体内部的理解和认同,也为其他文化群体提供了解记者工作的窗口。
图11 华中科技大学牛静教授报告中
上海大学虞国芳副教授指出,在大众传播视觉转向的读图时代,纪录片作为档案的重要艺术形式,可以通过原始记录的历史真实、“记忆微光”的多元汇聚、“他者”视角的国际表达等档案叙事策略,参与到中国记忆的影像建构中来。
图12 上海大学虞国芳副教授报告中
浙江大学章宏副教授、博士生白畅、硕士生梁凯静以香港青年为对象,探讨了回归献礼类电视节目如何通过怀旧叙事,激发香港青年的文化认同。通过对《声生不息》制作组的半结构访谈与内地高校香港青年的焦点小组,研究发现,怀旧是促进香港青年时空认同与归属感的强大力量,但该节目采用的修复性怀旧策略与受众开展的反思性怀旧之间存在张力,导致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程度的不同香港青年对其叙事策略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差异。该类电视节目的比较受众研究为数字时代建构个体与集体的文化认同基础,保持文化的连续性提供了新视角。
图13 浙江大学章宏副教授报告中
厦门大学苏俊斌教授、徐碧鸿同学的论文聚焦短视频场域中海外华人节日记忆的跨文化生产与流动。他们发现,中国传统节日对于海外华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是维系情感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方式。随着全球化演进和数字媒介发展,短视频为海外华人提供了记录和分享节日实践的平台,促进了节日记忆的跨文化生产与流动。海外华人通过跨文化身份参与节日仪式,在虚拟空间中记录和分享节日实践,从而保持与祖籍国的情感联结。
图14 厦门大学徐碧鸿同学报告中
最后,武汉大学吴世文教授、硕士生黄皓宇从跨文化记忆的理论谱系出发,探讨了记忆研究的跨文化转向。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作用下,记忆不仅作为个体与集体的表达广泛传播,而且在不同文化、历史与政治语境中流动,塑造着新的交流空间与理解支点。跨文化记忆在数字时代可以打破传统的地域和文化边界,亦能促进全球公共性的重构,推动了一种基于对话与理解的全球记忆共同体的形成。这种记忆框架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语境下的记忆流动与记忆冲突,而且可以从共同的或共享的跨文化记忆的角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
图15 武汉大学吴世文教授报告中
图16 武汉大学黄皓宇同学报告中
在与谈环节,陈波教授、王玉珏教授和李晶晶副主编从核心理论、研究设计、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等多个维度,对与会论文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讨论。在总结环节,陈波教授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强调当前学术界应更加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而非仅仅是差异。他指出,未来的跨文化记忆研究需要重视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构建,并在新的语境下探讨数字化相关问题。王玉珏教授强调,数字记忆不应简单视为线下记忆的数字化,跨文化记忆研究应寻找全球共同记忆,并探讨在数字时代是否存在更多记忆可视化的可能性。李红涛教授从“集装箱”比喻出发,从跨文化记忆的角度提出,记忆物化这一理论在现代语境中是否有可能回归。他进一步探讨了当前讨论的跨文化记忆转向是否真正构成转向,若记忆本身就是流动的,是否意味着以往的研究框架存在自我设限。蔡志祥教授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为与会论文的研究者提供了建议和思考方向。
图17 武汉大学陈波教授发言
图18 武汉大学王玉珏教授发言
图19《暨南学报》李晶晶副主编发言
第三场主旨演讲由暨南大学赵静蓉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黄月琴教授担任与谈人。武汉大学肖珺教授、博士生常乐探讨了“缘”这一中国文化的关键概念在网络交友传播生态中是如何实现延续、创新和转化的。“缘”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中国人对关系产生、发展和结局的理解。肖珺和常乐采用钱钟书“两柄多边”的历史隐喻分析框架,通过代表性抽样,确定 14 个中国交友平台开展纵向研究,史料包括历史界面、新闻资讯、网帖留言、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等。该研究相对完整地覆盖了中国网络交友25年(1998-2023)历史中“缘”的互联网隐喻变迁。研究指出,在中国网民的数字化交往中,“缘”超越了传统宿命观,逐渐呈现出技术依赖、消费主义以及游戏化特征。“缘”隐喻辗转流变的指涉和情感态度,反映了全球数字化与本土文化传统在亲密关系领域形成的跨文化张力。
中南民族大学张路黎副教授对霍夫斯泰德价值观调查范式的研究,则为我们理解跨文化记忆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她认为普适性的价值维度与不同文明中价值观念内涵独特性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维度分析范式跨国价值观调查的困境。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必须超越这种脱离情境的价值观比较研究范式。
华中师范大学辛静、文新颖以2024年巴黎奥运会为例,指出数字时代的记忆越来越倾向于是人与媒介接触的结果,是一种“连接记忆”。具有易复制性、变异性、跨媒介性、高传播力、持久文化影响力的数字模因可成为剖析“连接记忆”的突破口。这些数字模因通过时空漫游和意象拼贴等形式让“赢在奖牌之外”成为一种出圈的奥运文化认同。
华东师范大学张洋、魏诗言的论文以2023年土耳其大地震为例,分析新闻特稿的报道方式和受众自身经验如何影响受众对“远方苦难”的感知和解读。他们发现,民族国家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受众个体的异域文化经验和受灾经验,共同构成了受众解读远方苦难的参照框架。新闻报道的框架和转译策略会与不同类型的受众经验相结合,驱动受众形成差异化的解读话语和情感倾向。
北京大学博士朱粲、博士生郑雨琦聚焦北美华人家庭对传统艺术的传习。她们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带有鲜明民族文化魅力的传统艺术和其传习行为成为重要的记忆传承载体和方式。北美华人家庭对传统艺术传习过程中的跨文化记忆,不仅承载着华人家庭的深厚情感,也成为连接北美华人群体与中国的精神纽带。不过,这种跨文化记忆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群体间差异以及新媒体的冲击等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促使跨文化记忆不断磨合与重构,出现了断层式记忆、学习式记忆和后喻式记忆等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及记忆传递者的身份属性变化,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跨文化移民群体中的全新延续路径。
在与谈环节,师生们热烈讨论。黄月琴教授在与谈环节当中指出,在跨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关注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及内涵,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向更深层挖掘,推动跨文化的研究向前走一步。赵静蓉教授则从跨文化理论的限度进行了辩证的思考,鼓励学者们既要关注语境的特殊性,也要兼顾理论的普适性,从更广阔的空间开拓理论的边界,探索理论的限度。
会议闭幕式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敏主持,吴世文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将本次会议的讨论成果总结为四个主题:对跨文化研究理论的思考与探索、全球跨文化事件的公共记忆、故事与跨文化沟通能力、数字记忆的机制及其对跨文化的影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