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中的跨文化困境与翻译策略

翻译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以译者为中心的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这种最简模式忽略了与原文密切相关的作者、作者的文化语境，也忽略了阅读译文的读者及读者所处的语境。这种最简模式还缺少的重要内容是作者、译者和读者分别通过原文和译文去理解和表达的存在（being），它包括思想、物体和事件。从传播系统来看，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过程，包含的要素不仅是文本，还有传者、受众、环境、渠道在内的多种要素。从传播效果来看，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从文本对应上升为效果评估。

存在和语言之间的哲学考量影响了翻译实践，形成不同的翻译理论。人们总是想象有一个文本能充分表达原文的意义，又能被读者完全理解，即与原文保持同一性的“第一文本”。但第一文本的存在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只是宗教知识体系中的神谕，是理想语境中的文字转换，如同理想环境中的传播，只有“上帝”之言才能实现充分的理解。传播体系中存在的“噪音”在翻译过程中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虽然道不可言，在宗教典籍翻译中，人们仍然要面对表达的问题。唐玄奘曾提出“五不翻原则”，斥责了鸠摩罗什等人以“达意”为标准而直译的翻译方法。对咒语、多义词、特定词等文本以音译处理，而不使用中原词替代。比如《心经》中的“般若”，不直接翻译为“智慧”，更能让人产生尊敬之意；《六字真言》中保留“唵嘛呢叭咪吽”，是因相信其包含神秘之力。这种翻译方式得到当时僧俗两界一致的赞誉而得以传播。宗教对不可知的神有绝对的崇拜，因此少了对文本的怀疑，由此产生的理解上的多样性会被压缩为人认知的局限性。因此，宗教文本作为“第一文本”的特性会有所保留，这也能解释“五不翻原则”的适用性。但在更为广阔的世俗生活中，翻译活动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文化势差的影响，再加上译者的个体能动性，译文就具有了多样性，这既包括译文形式上的多样，也包含译文理解的多样。

翻译理论在发展中将目标转向“对等”，即将语言视为行为，具备某种功能。译文如能实现原文中所包含的功能，即实现“完美翻译”。但由于意义的流动性和意义形成的环境影响，功能对等难以衡量，从而削弱了比对标准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中西方对于同一话题的感受不同，受众也会因为知识水平的参差遇到理解上的障碍，对于双语受众来讲，更容易实现功能对等中提出的“最高”或“理想”效果。但是同样的文本，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却很难实现情感的共鸣，甚至出现晦涩难懂的情况。所以，对于不同的受众，我们是否应该提供不同的译本，如何使不同译本能联系上同一意象内涵，还是说统一采用能达成“最低理解”的译本先完成“走出去”，都是我们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文化翻译中，除了理解上的局限性会造成翻译的困难，文化差异的存在也使得交流双方处在不同的文化势差之中。因此，基于交流双方地位考量的翻译策略具备重要性。

在翻译实践中，以原文和作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为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即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意思和文化内涵，这可能会增加读者的理解难度，令作者难以完全理解；而以读者和受众为中心的策略为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即以读者的理解和文化认知为衡量标准，这可能会损害原文意义的完整度。不同的翻译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活动都有优秀代表作品。以《红楼梦》的翻译为例，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选取了异化策略，霍克斯译本选取了归化策略。但霍克斯认为自己未采用普遍的原则进行翻译，彭萍在分析霍译本时发现，霍克斯在翻译人名时并没有依照一个标准，而是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策略的杂糅这种方式，让读者更能够接受、理解文本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情感。这体现了译者面临着无法在准确传意和迎合读者中找到一个统一标准的文化困境，需要译者从中进行创作与妥协。从效果而言，与遵循异化策略相比，这种方式取得的效果还可以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更加直观地看到。有学者对15年间（2007—2021年）《红楼梦》不同译本的600多条书评做了量化分析，发现霍译本与杨译本的读者接受主要在加权评分这一维度呈现显著差异，在消极情感、情感总值和积极情感等维度的差异显著性则呈现递减趋势，表明霍译本整体读者接受度更佳。同时，对霍译与杨译书评中“翻译”的搭配词进行的量性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归化译本译者获取的关注更高。

事实上，归化或者异化都会影响译本的传播，过度归化会导致译文丧失中国文化意象，异化又会影响英语读者的接受程度，这也解释了霍译本和杨译本为什么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接受效果。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也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尽管翻译策略的差异已为译界熟知，但在翻译实践中，不同方法的选择会产生不同效果。翻译策略之下，翻译方法的选择亦须考虑文化语境的影响。

根据爱德华·霍尔的语境概念，高语境文化是指较多的交际信息反映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中，而不在实际的言语中，“意会”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更加注重的部分；相反，在低语境文化中，实际的言语信息变得更加重要，人们更注重“言传”。从译者对语境因素的处理出发，可以将高、低语境文本进行翻译策略的二分，对高语境文本采用等效翻译，对低语境文本采用等值翻译。这种翻译策略也依赖译者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跨文化调停（Intercultural Mediation），调停的手段包括文化信息的补增、减少、横向的推演。也就是说，在翻译中国文化文本时，要注重信息量的转移，采用信息量增加、减少、对应三种方法。比如，根据语义增加适量的背景信息，灵活删减重复杂糅信息，挑选对方熟悉的信息建立意象互通等。合理利用这些策略，能有效助力中国文化的落地传播。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表达方式本身就各具特点，再加上翻译策略的影响，翻译实践加深了多样性和复杂性。

另外，在技术手段层面上，语言形式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表达方式。举例来说，英语表音，汉语表意；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表现为汉语多短句，多用主动语态；而英语则多主从句，会使用被动语态。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文本，在语篇上不注重形式上的连贯，句法中无主语句较多，词汇上偏向使用四字词语叠叠铺排，并且拥有大量文化专有名词，这些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适应和转换的地方。语言形式会根据翻译策略的选择而被具体运用。换言之，不同的翻译策略下，语言形式上的转换是必要的。从语言的特性而言，汉语偏重装饰性、音乐性和游戏性，而英语更重分析和逻辑，汉语在语言特性上与欧美语系语言的显著差别增加了中国文化翻译的难度。为跨越文化翻译中的困境，不同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在操作层面上可以改善传播效果，但在思想层面上，不同原则的实施在文化势差调节中具有导向性。

综上，我们需要结合读者阅读习惯的时代特征以及传播目的来选取翻译策略。策略选择是形式上的操作，行为的指导原则是翻译实践的立场和出发点。把握文化翻译过程中的立场问题就需要文化间性原则。

二、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间性原则

翻译的目标是形成文化间的共识，推动人类共同目标的实现，如《圣经》中“巴别塔”的建成。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翻译是要达成文化间的互相理解，从而为实现共同的目标采取行动。“文化间性”是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主体间的一种对话关系，以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为前提，通过平等对话和交流沟通来促成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借鉴和共同发展。也有观点认为，“文化间性”一词并不能准确阐释现实中不同文化交互的现象。甚至有观点认为，文化间性和多元文化性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西方现象。从历史角度看，它们的形成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关。这是因为在旧有的国际传播机制下，强势文化的霸权思想赋予了文化支配性、强制性和排他性的特质，一如当前的美国文化。一元主义的思维框架内，事物的联系被认为是逻辑的、必然的、终极的、绝对的，这种前提下不存在平等交流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就是文化间的互惠理解，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要提高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以期在跨文化互动中实现有效传播。文化交流不是使文化一成不变，而是促进文化间的互动。这个互动过程可以通过翻译来完成。文化间性根据主体间性或人际间性的模式运作。在这一模式下，人们会用“融合”或“宽容”来克服继而产生的文化差异，这在翻译中则可以体现为异化、归化翻译策略的使用。翻译的文化间性原则的核心是译文与存在的直接关联，让译文自己说话，保持文本的开放。它具备动态性，是建立在文化间性和文本间性上的意义流动，强调传播的效果；原文、作者与读者是需要考虑的要素，但不再占中心地位；译文是译者与存在的关系互动，译文也就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

翻译学领域内文化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多是基于起始阶段文化接触的实践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研究领域中的“文化翻译”概念包含两种理解，一种是基于“原文—译文”的常规文本翻译，关注文本中对“文化的翻译”。例如本文提到的佛经翻译，对中国佛教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另一种是由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的，超越原文到译文这种常规翻译，由移民在离开原来的文化环境后，在第三空间 （third space）内进行的文化翻译活动。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化边界进行的相互理解和交流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通过翻译连接的不同文化形成了全球性的文化库。

文化间性翻译的思想在翻译研究史中已有表达。尤金·奈达论及的文化间性，探讨的是人类在进行交流融合过程中和谐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文化翻译过程中，译者、译文、原文和原作者四者皆为主体，其中，原文更体现作者的意图，而译者则主要对译文负责，文化间性翻译理念便基于此。刘全国在《林语堂翻译书写研究》一书中，细致分析了中国翻译家林语堂的翻译观、文化观和文化传播理念以及对应的书写和文本策略，总结了林语堂中文作品的二元特点和英文作品的语言特色，即文白互补和文质相合，要求消除主体与客体间的对立哲学，重新阐述了文化迁移的内容。本文认为，语言差异会造成意义失衡和文化交际阻碍，因此，人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译文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规定，容忍差异存在，通过转化的途径使文本之间存在间性关系，而不是直接引导。但有观点认为，东亚还没有发展出实体存在论的文化概念，“作为西方范畴的主体间性对东亚思维来说是陌生的……东亚地区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或翻译来描述文化间性”。可见，在文化研究实践中，对文化间性的讨论还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

理解翻译的文化间性原则，关键是对存在的理解。作为独立于作者、读者和译者之外的存在，语言只是建构存在的手段之一，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对于翻译实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读者和译者之于存在的不同理解、意象或认知。其背后是多元主义的思维原则，即事物独立存在，多样方式相互联系，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存在联系。进而言之，多元主义就是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所包含的平等、互助、包容和共同进步等目标。在人口流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新时代，文化间性指向不同杂合文化之间的交互状态，形成现当代人多源多向的文化身份。基于现当代社会内部功能分化而造成的文化多样化以及现当代社会之间文化相交、互融的现实，文化间性原则指向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而非孤立和冲突。文化翻译是文化强势和弱势中的平衡和引导，是文化势差的调节器。强势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鼓吹自身文化，恶意贬低其他弱势文化，进行文化侵略，以达到重塑弱势文化的目的。这种情况体现在翻译作品上就是文化内涵被强势文化随意篡改，造成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翻译中的权力关系，维护文化多样多元，促进文化的共存互鉴。

以荆楚文化为例，它在地域、民族、物质、精神、制度等各个层面上是统一而多样的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具备先进的世界观。荆楚文化精神内核中所包含的诸如奋斗、创新、开放、包容和自由等价值观是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有效要素。对其加以翻译不仅是内容的表达，更是精神的体现。文化间性原则指导的翻译实践要求充分体现荆楚文化的特质，以汉语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内核为中心，以英语为表达形式来彰显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反之，如果以西方文化精神为标准来衡量荆楚文化的翻译，则会削弱荆楚文化的传播效果。

例：楚凤

英语译文：Phoenix in Chu culture

中国的凤是百鸟之王，后引申为有圣德的人、乐器、音律等意思。作为与“龙”图腾相对应的荆楚文化重要表征，凤对于荆楚文化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在翻译过程中须保持其原意，才能充分反映出荆楚文化特质。不同于“龙”的翻译存在文化理解上较大的差异，英文phoenix的意象与中文“凤”的意象较为一致。在英文中，phoenix源于希腊语，在神话中被描写为鹭的形象，体大如鹰，歌喉悦耳。古埃及人也把phoenix描绘成鹰身金羽、鸣声悦耳的动物。此译文采用直译的方式，并互通意象，准确表达楚凤自由奔放、英武神异的形象，充分展现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但是，在遇到中文元素特征明显的文本时，比如四字成语、谚语、典故、歇后语等，如果无法匹配同意象词，则应考虑采取其他的翻译方式，比如意译、语境转换等，会更利于读者接受。

例：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英语译文：The leaving yellow crane never returned here again, only white clouds float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imlessly remain.

古诗词的翻译不仅要求意境互通，还对译文的行文风格有所要求，即要做到对仗工整或者押韵得体，保留文本题材风格的同时，体现载体文化的世界观，达到文化传播交流的目的。此译文的处理方式力图将意境描述准确，符合读者用语习惯，既彰显作品特性，又兼顾人的通感。另外，德国翻译家诺德提出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两种翻译类型。翻译诗词歌赋等要求“神似”的篇章属于文献型翻译，因为这类文本要求译文以文献记录的方式“忠实地临摹”原文的内容和文章形式，所以这类高语境文本应采取等效翻译的方式。

例：惟楚有才

英语译文：Hubei is home to a long line of extraordinary people.

此语源于《左传》：“晋卿不如楚，……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本意是说楚国物产丰富，人才兴盛，但都被送往了晋国，后世以此语指荆楚之地多人才。“人才”本可以使用talent来译，但楚文化的包容性决定了楚人对人才理解的多样性，译文因此选择了外延更为宽广的extraordinary people 。long line 的选词增加了时间上的延展，以体现楚文化的悠久历史。

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英语译文：Driving wretched cart in ragged clothes to clear thorny undergrowth of wild mountains .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复句式成语，出自《左传》与《史记·楚世家》，原文为“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此语后被用来形容开疆拓土创业艰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引用了这句话，以鼓励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项开创性事业建设中，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翻译此句本可以选择英语中有类似意象的frontier来补充主语，但由于frontier主要意为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中的“拓荒者”，考虑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受众是全世界所有关注中国文化的读者，选择具有美国文化特征的意象显然将限制文本的开放性。

这句成语，不仅包含传统文化的内核，还体现了新时代的特征，需要译者进行文化建构，将成语的要义传达清楚。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译文以故事传递的形式，使读者能自行想象补充情节画面，增强代入感和共鸣感，有效传播了荆楚文化。

例：过早

英语译文：Have breakfast

“过”有食、咽的意思。《齐民要术》中有“白如珂雪，味又绝伦，过饭下酒，极是珍美也”，意思是说鲤鱼脯是下酒的美味佳肴。《汉口竹枝词》中的“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解释了过早就是吃早餐。“过早”作为武汉方言，已在现代汉语体系中失去普遍性，如果在翻译中刻意强调其特殊性则会影响理解。

本文认为，译文具有动态性，以上例句的译文并非唯一选择。翻译的核心是对荆楚文化的本质理解，或者说是对荆楚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解读。诚然，译者可以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文本意思等效或等值传达到位，在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当代，我们更需要注重文化间性的存在，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语境和情境，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文化传播为导向，以读者理解接受、产生共鸣为目标，促进文化交流中的互惠理解，让中国文化走得更远。

三、荆楚文化翻译实践的反思

荆楚文化的自身发展就体现了文化间性的力量。伏尔泰认为，风俗是社会最强大的文化效应场和精神规范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它支配。荆楚文化因历史久远，沉淀了中华文化的经典思想，这增加了翻译实践的复杂性和难度。荆楚文化有明显的包容性特点，不仅因为其位于中腹的优越地理位置，各省来楚经商，人员物资交流频繁，多元并存的不同风俗习惯使荆楚大地在风俗演变过程中起着桥梁作用，还因为其具有平民化的特点，没有封建王朝都城，少达官显贵与外洋干涉，这使荆楚人民养成了说话做事讲实际，人际关系讲诚信，休闲娱乐讲舒适的观念，这些会体现在语言文字中。荆楚文化翻译要通过不同的翻译方式，实现文化互惠理解，不论是引经据典的文献型翻译还是生活用词的功能性翻译，都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字是经过时间沉淀发展而来的，包含了社会发展的包容性、适应性，以及人文思想的价值观和精神，只有选用适当的策略翻译，才能顺利完成并实现从文化实践到文化传播实践再到文化翻译实践的过程。

翻译与文化传播几乎同时存在，翻译理论发展史与文化传播的发展史却没有同步。这是因为文化传播的发展历史更加复杂，跨文化传播是包含语言在内的文化间多维度的交流、交融与稳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需要被充分挖掘。而翻译理论的发展虽然也受到各地社会发展水平、政治统治力、经济影响力等多要素的影响，但更多关注文字形式的变化与偏重。当前，国际社会处于新的全球化综合发展阶段，翻译活动已融入社会发展之中，因此，理论视野需要提升到更高的思想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当前的文化发展中，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共进提供了方法论，为理论研究指出了实践意义，那就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本文提及的文化间性原则是一个中观的概念。本文希望能对具体的翻译实践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同时补充已有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讨论的基础上增加跨文化传播学的视角。

最后，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指导荆楚文化的翻译实践要注重体系建设。从传播实践的角度而言，荆楚文化翻译体系包括传者与受众、渠道、内容技术等要素。在译员建设方面要注意译员背景的多元化，即鼓励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文化的译员参与荆楚文化翻译事业，还要注重译员思辨能力的培养，强化他们的语言分析与语言解读能力，特别注重译员对荆楚文化的理解，将荆楚文化置于中华文化、全球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中来理解其文化内涵和发展意义。在译文质量上，译文应具有可读性与准确性，避免错译和误译，将原文的文化内核充分表达，与平行文本比较，加快文化传播速度，降低西方国家对我国文化的误读程度；在翻译形式上，单一的文本应转换为多模态的“文化再现”，翻译过程坚持以文化为导向，充分运用如增译、补译、释译等多种手段来丰富文化内涵，根据语类特征，用好地域文化翻译四大方式，即词语补偿、加注翻译、文化移植、句子重构，对不同中国元素的文本进行灵活构建。

在内容选取上，要建立多面向、多层次的内容体系。翻译内容应涵盖但不局限于经典文本、民俗故事、社会发展成果、影视作品等各种文化产品。在文化建设初期，相较于经典文本，更易于理解的民俗故事等材料可以搭建文化理解的基础。当前，外译作品多为抽象程度高的理论书籍，需要“高语境”的读解，这可能会影响传播效果。从传播渠道而言，要建立出版、网络、社交媒体等各种翻译平台，特别是在以元宇宙为主的虚拟现实、数字人文、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冲击下，跨文化翻译要利用好这些技术，积极构建以“技术＋内容＋场景”为核心的行业生态系统，给传统文化故事赋能，提炼出特色鲜明的楚文化符号，与融媒体中心合作，打造文创产品，借文化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国际传播。

要树立每个人都是荆楚文化传播渠道的理念，意味着增强民众对荆楚文化的了解，这需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增加楚文化特色课程，辅之以公共宣传，提升民族自豪感，提升民众的楚文化跨文化传播能力。传播荆楚文化并不仅仅是荆楚大地民众的主体责任，任何了解荆楚文化、积极推动荆楚文化外传的人都可以是传播者。

中国文化是包含荆楚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组成，每个组成部分还可以细分为更为具体的地区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荆楚文化的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个例，但对其开展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体系建设上，完备的传播多要素建设是传播效果的保证。在实践层面上，文化间性原则是立场，不同的翻译策略是指导原则；要以荆楚文化的内涵思想理解为根本，选择具体的翻译方法来完成语言形式上的表达。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但海剑,何可.荆楚文化相关翻译中的跨文化问题[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2):178-190.

作者简介

但海剑，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何可，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