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八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2022年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作者跨文化传播研究小组。

跨文化传播研究小组

2022年，世界持续处于高度不确定性中，国际社会进入历史性的变革动荡期。从疫情等全球健康情况看，2022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6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40万例。除了新冠病毒传播外，2022年，世卫组织还应对了200多起传染病暴发，其中包括猴痘、埃博拉病毒病、霍乱等。直到12月14日，世卫组织才表示，预计到明年某个时候可以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从俄乌冲突等地区安全情况看，国际力量格局在震荡中发生重塑，由此引发的全球多边组织机制面临机能失灵的困境。全球恐怖主义袭击仍然活跃，对世界构成重大威胁。冲突的此起彼伏，伴随着军事战、外交战、舆论战、经济战、金融战等各种对抗式的社会心态和认知行为。世界似乎布满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各种问题，人道主义、粮食、金融、能源、气候等各领域的综合性危机对人类社会发展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以难民现象为例，2022年的新增难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人数从2021年底的2.73万人剧增至2022年底的570万人。截至2022年底，因战争、冲突、暴力等导致的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1.084亿人，创有史以来最大增幅。

面对不断新增的世界性难题，跨文化传播一直在实践和反思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2022年，我们讨论和解析一些世界级、地区间的重大事件的同时，还密切关注人们跨文化的日常生活。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主要包括北京冬奥会、卡塔尔世界杯等国际顶级体育赛事，它们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了交流的主题。还有一些媒介事件则会引发全球热议，这些事件主要包括名人逝世、灾难事件和文化事件。此外，全球消费者（购物者、粉丝等）的行动轨迹、商务贸易活动、网络评论等也是具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本文希冀在媒介事件、社会发展和生活细节中挖掘那些引发实实在在跨文化对话和理解的年度事件。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小组分析了其中的十大事件。

一、新闻事件报道中的跨文化传播

案例1:“王冠”的跨文化隐喻建构——基于113篇伊丽莎白二世逝世英文报道的分析

2022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后文简称英女王）去世。英女王去世当天，“crown”（后文表述为“王冠”）的搜索量飙升，并于9月19日英女王国葬当日升至最高峰。区域搜索结果显示，搜索量居前五名的国家是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印度、南非、肯尼亚等国家的搜索量也居于前列，这其中的很多国家曾为英国殖民地。那么，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人们讨论“王冠”时的隐喻是什么？这些隐喻蕴含的跨文化意义又是什么？

总的来看，隐喻（metaphor）研究经历了“修辞学、语义学和以认知科学为核心的三个发展阶段”，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产生了多种解释路径。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与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将隐喻界定为从一个容易理解的源域到不熟悉或难以直接理解的目的域的基于经验的映射。简单来说，就是“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此后，隐喻研究被引入认知科学领域，它被认为产生于人类共同经验，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更是人类的思维方式。隐喻研究被广泛运用于对媒体话语的分析中，对于媒体而言，隐喻在建构事实、生产意义等方面的意义不言而喻，是一种“构成意识形态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的框架工具”。一些研究论证了新闻隐喻如何通过报道体现意识形态，如海外英文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隐喻建构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析、SARS纪念报道中的隐喻应用于媒体记忆研究等。

使用隐喻进行文化和跨文化现象研究有一定的适配性。不同的文化中存在一些具有隐喻意义的关键词，如“熔炉”“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通过隐喻研究可以发现隐藏在话语之下的文化概念系统（conceptual system），包括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等。据此，我们首先通过谷歌关键词检索，检索出所有包含“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及“王冠（crown）”两个关键词的新闻报道，共获得177条相关信息，涵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尼日利亚、新西兰、法国、中国等多国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BBC、《开普敦时报》等）。然后，使用八爪鱼采集器将这些报道的标题、链接、发布时间及包含“王冠”的段落收集起来，对其进行去重、清洗等操作后，共获得有效语料113条，共73582个字符。接着，采用语言学分析工具Wmatrix辅助分析，使用工具内嵌“USAS”语义标注系统完成对自建语料库的语义符码分析等工作。研究发现，英女王去世报道中涉及“王冠”的隐喻主要包括三类：合理化型隐喻建构、差异化型隐喻建构、他者抗争型隐喻建构。

其一，合理化型隐喻建构，主要是指合理化英国君主制、王室及与之相关的殖民扩张等行为的隐喻，它借助“王冠”这一实体概念同“权力”“宗”“共同体”“金钱／买卖”“空间”等其他语义域概念的映射，实现并延伸了“大英帝国”之神话、叙事与其配套话语的建构。如美联社（ AP  News）的一则报道：“The current crown was made for Charles II in 1661 ，as a replacement for the original，which was melted down in 1649  after the House of Commons abolished the monarchy and declared a commonwealth during the English Civil War.（现在的王冠是1661年为查理二世制作的，是原始王冠的替代品。1649年，英国内战期间，下议院废除了君主制，宣布建立联邦，原版王冠被融化。）”文中以“王冠”的融化与重塑讲述尘封往事，包括曾经的英国内战、取消君主制、王政复辟等，“王冠”被重塑的过程被用以映射君王加冕和君主制权力空间的形成。

其二，差异化型隐喻建构。主要表现为侧重于使用道具、方向等隐喻，表述多元观点，阐述“王冠”的象征意义、讨论君主制的未来发展等，展现了国际新闻场域内基于不同经验与各异语境下的意义生产与协商。以“道具”隐喻为例，在《卫报》（The Guardian）为英女王书写的讣告中，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傀儡”（figurehead）出现，而她的加冕礼与查尔斯就任亲王的仪式则是君主定期的“ 公共表演”（public show），所谓“王冠”不过是加冕礼或王室展示亲民行为的表演道具。

其三，他者抗争型隐喻建构。该隐喻的使用者主要为英帝国殖民受害者，他们通常采取犯罪、战争、身体、旅程等隐喻，重提痛苦记忆，批判殖民主义。其中，通过商品隐喻、身体隐喻等手段，突出殖民地国家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使用感性叙事与具身性维度联结殖民历史与痛苦记忆。比如，《华盛顿邮报》西非分社社长罗切尔·查森（Rachel Chason）和作家米纳·温卡特摩南（ Meena  Venkataramanan）发文讨论“王冠”钻石归属权争议时称：“It may have been done over tea and a handshake，but no right thinking person would think that was a fair transaction.（这可能是通过喝茶握手完成的，但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此处，作者使用商品隐喻把“不对等交易”的特性投射到殖民往事中，呼吁前殖民地人民清算大英帝国给亚非地区带来的白人至上和肤色歧视等“文化遗产”。

隐喻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认知域映射，我们以“王冠”作为文化关键词，通过多国的英文报道揭示英女王去世引发的全球讨论中跨文化对话的内容和意指。

案例2:“外来者”与“本地人”的跨文化空间感知——对梨泰院踩踏事故传播现象的反思

2022年10月29日晚，韩国首尔市著名商圈梨泰院一带发生大规模踩踏事故，截至2022年11月23日，事故共造成158人死亡，196人受伤。该事件被认为是韩国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公共安全事故。据现场目击者描述和警方调查，当晚约有10万人在参加万圣节派对，事故发生地是一个长5.7米、宽3.2米的斜坡路段，当时约有300人聚集在这约18平方米的空间里，远远超出了4—5人每平方米的“渐进性人群聚集灾难”(progressive crowd collapse) 的临界值。

这一踩踏事故的发生使“梨泰院”这一空间有了全新的意义和内涵：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的空间，更成为人们心中的痛，拥有了专属的情感色彩，成为切实的地方。“空间”与“地方”是人们用来表示共同经验的词语。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从人的经验视角出发探讨人是如何体验和理解世界的，明确区分了“空间”和“地方”的不同。对于空间(Space),我们想象它是宽广的、自由的，但同时也更加抽象，缺乏实际的内容；而地方(Place),我们则为其赋予特殊的意义，它成了某种情感的载体，成了“价值的凝结物”，段义孚也强调感官在经验获得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官能感知，人们领会理解事实真相”。由此，空间感知成为一种跨文化敏感和能力的体现，个体“经验”成为区分“空间”与“地方”，也是重新连接“空间”与“地方”的关键变量。接着，我们将从跨文化空间感知的视角重新审思不同传播主体对梨泰院踩踏事故的讨论。借助段义孚以“经验”划分“外来者”和“本地人”的定义，本文将该事件的传播主体大致分为：“外来者”，即没有处于该空间中的实际经验因而与目标空间联系较浅的个人，如在线的、借由互联网得知此事的传播者；“本地人”，即深度卷入目标空间之中，并以自己的所感赋予空间以意义的人，如在场的传播者，包括幸存者、遇难者亲属以及目击者等。那么，跨文化空间感知者会对灾难性事件产生体察之别吗？

其一，“外来者”：在线的灾难认知。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心理位置来说，“外来者”对梨泰院的感知都只是基于互联网流通的各种信息形成的。“外来者”又可以分为“外来者”媒体、“外来者”公众。作为“外来者”的非韩国媒体，报道内容大致聚焦关于踩踏事故的现场报道，如伤亡人数、事件原因、哀悼活动等；聚焦相关人物，如韩国领导人尹锡悦、警察厅厅长尹熙根、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从新闻来源看，“外来者”媒体主要采用韩国韩联社、各大国际性通讯社的报道，比如俄罗斯俄新社转引美联社、法新社的图片。即便是韩国媒体，也会借用现场目击者拍摄的视频作为新闻内容。“外来者”媒体基于在线信息获取进行的灾难新闻报道暗含失真的巨大风险。比如，英国《独立报》在新闻标题中将灾难发生地点描述为“中国香港”，且发布9个小时后都未更正或删除错误信息。“外来者”公众绝大部分表达了惊讶、哀悼和惋惜，但也出现了一些背离人性的偏见认知，甚至是极端表达。据《韩国日报》报道，事故发生不久后，韩国青少年群体流行着一种模仿惨剧过程的游戏——参与者将身体压在别人身上玩耍——也被称为“梨泰院游戏”或“踩踏游戏”。可见，“外来者”公众即便身处灾难发生的国家空间，能通过互联网等同步了解事故进展，但也只是灾难的外部注视者。因此，他们对真真切切的事故发生地和卷入者缺乏真实情感和意义共鸣，进而成为漠然、冷酷的灾难娱乐者。

其二，“本地人”：在场的灾难感受。“本地人”以其对“地方”的经验，对事故有着更加真实的认知和充沛的情感反馈。比如，亲历事故的幸存者，始终处在这一空间的中心，并以自身实时的身、心感受向外部传递讯息；遇难者亲属，由于与其亲人的紧密相连，迅速产生与灾难空间的密切联结。幸存者、遇难者亲属表达的巨大痛苦、惋惜、后悔等复杂情感，使得远离事故的新闻接触者触摸到更加真实和深刻的灾难反思。以“本地人”幸存者的表达和遭遇为例。《新京报》、澎湃新闻、《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对亲历事故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他们在表述中多次提到现场“挤着往前走”“完全不受控制”等具体细节，并表示“在人潮中有窒息感”“无法呼吸”“感到慌张”，事后回忆起来只觉得“太恐怖了”。在首尔留学的日本大学生奈纱作为幸存者曾表示“当晚的画面会不受控地跳出来，（我的）社交平台上所有和当晚有关的动态都删除了，但是记忆无法删除”，同时，她还感到“害怕、内疚、悲伤、感动，事故过后被多种情绪反复冲刷”，而这些复杂的情绪环绕着梨泰院的大多数幸存者。据韩联社当地时间2023年1月3日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将2022年12月13日发现的一名轻生的青少年加入事故遇难者名单，这名少年在梨泰院踩踏事故中得以幸存，但因两名朋友不幸遇难而受到心理创伤，接受心理治疗但未能痊愈，最终选择轻生。“本地人”目击者也会有非常强烈的空间感知。CNN采访了一位参与梨泰院现场救援的美国医生Sophia Akhiyat。Sophia在视频中回顾了梨泰院事故现场的混乱景象：“我完全不知所措，但我看到第一具尸体就立即开始做心肺复苏，现场是如此混乱，因为地上躺着很多遇难者，还有很多人走来走去，一些人还在庆祝派对，周围餐馆和俱乐部也放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I was completely overwhelmed but I started CPR on the first body I saw,” she said.“ It was so chaotic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victims on the floor,along with foot traffic and partygoers and music blasting from surrounding restaurants and clubs that had no idea what was going on. ")

段义孚的研究强调嗅觉、触觉等感觉在经验获得中的中介作用，人借由感官，不仅会获得生理性的认知，更有情感上的触动，甚至，正是“五种感觉相互加强，从而提供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复杂有序、充满感情的世界”。我们对梨泰院踩踏事故传播现象的分析印证了段义孚在研究中对于空间、地方、经验的推断。在跨文化空间感知中，尽管地理距离、国籍、文化背景等均存在不同，但人类也能形成对目标，特别是灾难性事件大致相同的认知。因此，人际间、文化间存在达成互惠性理解的可能。当然，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个体差异、感知途径、价值立场等会使跨文化空间感知出现摩擦，这也是人们达成互惠性理解的难点。

二、重大体育赛事中的跨文化传播

案例3：跨文化的体育运动符号——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相关议题讨论

人类活动涉及三个基本方面，即符号(Signs)、使用者(Users)和世界(World)。奥运会吉祥物作为奥运基础视觉语言之一，多采用图形化的视觉语言诠释符号意义。那么，冰墩墩(Bing Dwen Dwen)，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作为一种体育运动符号是如何在相异文化间流动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跨越文化元语言集合的符号活动进行彼此间的信息交换和理解的？

其一，基于通用文化符号“熊猫”的创新传播。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吉祥物的设计，通常会考虑全球公众的最大认知兼容范围，使得设计创新能够契合目标用户和潜在观众的过往经验、价值观和需求。同时，体育赛事本身以及竞技成绩与国家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符号，也在仪式性、竞争性、戏剧性的奥运文化场域中展现主办国的文化魅力。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以熊猫为灵感的吉祥物设计曾广受好评，2022年，冰墩墩在设计初期是一只可爱的被“冰壳”包裹的熊猫，这是一个通约文化符号，后期经不断完善，加入奥运元素，成为更具科技化、交互化和未来感的冬奥会符号。后续设计中，冰墩墩逐步融入“冰丝带”（国家速滑馆）的符号：“当象征着冰雪运动赛道的彩色光环出现在熊猫脸庞时，这个身穿‘冰壳’的吉祥物看上去酷似航天员，一下有了未来感，又是‘冰丝带’，而且是中国国宝，全球人都爱的动物，这样定位马上就很清晰了。”从其设计理念看，冰墩墩蕴含极具活力、包容多元、灵动弹性的符号意涵。加拿大The Toronto Observer网站就曾刊登报道，从吉祥物与熊猫的联系这一角度分析“为什么冰墩墩比雪容融更受欢迎”。该篇报道认为：“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物种，已经成为中国的特征，它们在多伦多尤其出名，2013年，多伦多动物园曾接待过来自中国的大熊猫。”而在与中国跨文化接近性更强的日本，人们则用“萌”来解释冰墩墩吸引日本人的原因。特别是当冰墩墩与知名日本花滑运动员羽生结弦出现在同一画面时，更激发了日本观众的喜爱。冰墩墩时而在花滑场上练习，时而与羽生结弦互动，时而在动画等作品中挑战羽生结弦的经典动作4A，吉祥物“萌”的各种姿态广受欢迎。日本网友@killUA1111在推特发布“冰墩墩挑战花滑动作4A摔倒”的推文，有网友评论：“请让羽生结弦教冰墩墩！太可爱了！”基于通用文化符号“熊猫”的创新传播令冰墩墩又熟悉亲切、又新颖俏皮，类似“中国特有”“萌”等差异化表达使得吉祥物的接受呈现特定的文化偏好和转化。

其二，凸显“更团结”的积极友善。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是“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呼吁世界各国在团结的力量下，从“更快、更高、更强”发展到“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本届冬奥会面临许多困难，包括疫情的不确定性和俄乌冲突等地区争议性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闭幕式致辞显得意味深长。他说，本届冬奥会充分体现了运动员“团结与和平”的精神，每位运动员都力争取得最佳成绩，但也希望竞争对手取得最佳成绩，并为对手加油，“你们不仅彼此尊重，还相互支持，即使有的地方因为冲突而对立，但你们彼此拥抱”。

奥林匹克官网称，新的奥运吉祥物为参加和观看冬奥会的人们带来了快乐。YouTube平台上，美国网友@xelkim9666在一条美国媒体报道冰墩墩的视频下评论：“喜欢这个片段，美国人需要看到更多积极的新闻！”冬奥会进行中，冰墩墩也出现在很多凸显“团结与和平”精神的画面中。比如，在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中，乌克兰选手亚历山大·阿布拉门科和俄罗斯奥委会运动员伊利亚·布罗夫分获银牌和铜牌。名次出炉后，他们两人击掌并紧紧拥抱，这一分享喜悦的瞬间成为很多媒体的聚焦点。这一点之所以被关注，除了俄乌冲突外，还因为乌克兰体育部长曾在冬奥会开幕前告诫该国运动员，在冬奥会上应避免与俄罗斯选手站在一起，以免被拍下来引发潜在的争议。在这些直播画面、新闻图片和后续视频中，始终有冰墩墩可爱形象相随。冰墩墩有时在运动员的手上，有时被他们开心地亲吻，有时则乖乖地“站在”颁奖台上。正如网友 @leia JULES DAY 在推特发布的评论：“冰墩墩有助于世界和平。”从人际传播的角度看，关于冰墩墩的新闻报道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爱与陪伴”有关的故事。美国广播公司（ABC）播出的晨间节目Good Morning America中曾讲述过一段趣闻。制作人非常喜欢冰墩墩，但由于它太过火爆而买不到，她非常遗憾。为了让制作人开心，节目组排长队买到了冰墩墩，并在节目现场送给她，同事说：“我们没有人想看到她伤心。”

冰墩墩传播现象提示我们，非语言符号的多重叙事可在跨文化对话中被转化为灵活动态的符号文本，进而通过互构生成可沟通的意义空间。作为跨文化体育符号，在面对相异文化与认知时，冰墩墩被解读的意义也表现出多样性。被解读为熟悉的、可爱的、友善的、团结的吉祥物使得人类在共同面对疫情与争议性问题时，拥有一个值得珍惜的共意空间。

案例4：来访者购买模式的跨文化城市建设——世界杯义乌现象启示

2022年11月21日，第22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卡塔尔开赛，尽管本次中国队无缘世界杯，但有关世界杯的全球传播中时常会出现关于中国的元素，比如，中国县级市义乌再次被广泛讨论。“义乌制造”几乎占世界杯周边商品全部市场份额的70%。据统计，从义乌下单采购各个国家的旗帜、哨子、喇叭、手拍器等产品的订单激增，其中，中国企业生产的旗帜在阿联酋的销量增长了300%,在西班牙的销量增长了160%。我们好奇的是，义乌是如何实现全球连通的？

研究发现，自下而上的来访者购买模式建构义乌的跨文化城市特色，进而促成了全球特有的义乌现象。义务有其特殊的贸易模式，即以来访者购买模式为主的贸易模式。义乌是全国首个拥有邀请外国人来华审批权限的县级市，全国首个开展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城市。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超过55万人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商品出口到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被称为义乌的“联合国社区”，吸引了2.5万流动人口，其中包括来自73个国家的1388位外籍人士。社区为居住在这里的外商提供免费的汉语培训班、生活服务和跨文化交流活动。这种积极面向外籍人士服务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得义乌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大中型城市的国际贸易发展新路径，自下而上的来访者模式增强了全球商贸人员对义务的好感和信任感。尽管疫情使得义乌国际商贸城不见了以往人山人海的气象，但有不少商户都是义乌多年积累来的老客户，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了2022年世界杯相关订单的洽谈。

一些国家的新闻报道等文献曾描述过外国人在义乌的跨文化生活。Bodomo和Ma(2010)对一名加纳人在义乌的生活进行了第一人称描述，发现他的生活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宗教礼拜和与社区的紧密联系。Levin(2011)报道了伊拉克商人Mahmoud认为在义乌，他们不仅能买到低价的商品，义乌人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也很好。Krishnan(2014)记录了印度商人如何通过义乌当地政府解决遇到的困难，文中描述了政府如何努力工作。Rippa(2014)遇到了一群“Af-Pak”（阿富汗－巴基斯坦）商人，这些商人说他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多处住宅，但将义乌视为自己的家。由于拥有大量的定居商人和临时访问该城市的商人，义乌成为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商人创业、移民的热门选择。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商人为义乌的文化、经贸活动以及城市建设赋予了巨大的活力。

可见，社会流动中的跨文化接触促进了有效和紧密的文化间亲密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所接受的文化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的物理空间，传播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带来人口流动、信息流动，跨地区的文化交流从而突破空间对文化的限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义乌的跨文化城市建设是推动其全球贸易发展的底层文化逻辑，通过多年的城市建设，义乌正在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构筑为多元文化交流的空间。

三、影像叙事中的跨文化传播

案例5：多重宇宙中的互惠性理解——电影《瞬息全宇宙》的跨文化价值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后文简称《瞬息》）是2022年现象级的电影作品。它于2022年3月11日在北美首映，后续在全球广泛上映，虽至今未获准在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公开发行，但该片已通过互联网被人们广泛知晓。影片至今已揽获众多国际电影奖项，在国内外具有良好口碑。边缘人所建构的那个“混杂的自我”面对越来越多的交流难题。

《瞬息》以非线性叙事的多视角风格呈现了美国亚裔移民群体的自我认知、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多重关系中的交流难题。影片将对亚裔边缘人群体的“混杂自我”的故事叙述设定于多重宇宙的穿梭中，涉及的文化现象非常复杂，使得这部影片全程处于不断跳转的影像叙事中。美国华人学者陈国明在其对影片的评论文章中提供了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解释思路。他从“经典沿袭”“一本万殊”“无执放下”和“身份认同”四个角度出发，认为人际间的界限是电影最值得探讨的议题，上升到学理层面的阐述，则是互动双方应该培养彼此的“边际智慧”(boundary wisdom),以实现更理想的双向理解。何谓“边际智慧”？陈国明将其定义为，把他方不熟悉的殊方异物之“反常区”转换成“平常区”的能力。在跨文化传播中，只有具备多元文化心态的边际智慧才能培养出“大通”(great empathy), 即高超的移情和共情能力，才能经由符号的交换，在交流过程中以心知心，达到跨文化融合的目的。边际智慧指向的是一种文化间知识转化的能力，这与单波倡导的互惠性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互惠性理解强调在具有文化差异的前提条件下，接受差异的对话式理解和互补性的知识形成是人们在跨文化关系中丰富自我、平衡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重要起点。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我们尝试回到电影叙事本身，对电影文本，即电影台词和镜头语言及所涉及的意涵等进行分析，描述电影叙事构筑的跨文化对话和互补过程，发掘通往互惠性理解的叙事路径。该电影的叙事极其丰富，涉及符号、意象、场景等庞杂语料，本文主要简析多重宇宙叙事中的跨文化困境与对话之道。

《瞬息》在剧本创作之初就有明确的跨文化意识。导演之一的关家永（丹尼尔·关）称自己来自一个语言混杂的家庭，父亲是中国香港人，母亲是中国台湾人，但他自己只懂英语。作为华裔移民的生活经验，让导演逐渐意识到这是创造多重宇宙角色的一个精彩切入点，于是，他将这种混杂的语言风格带入伊芙琳（女主角，杨紫琼饰演）的“洗衣房”代际承续的原生家庭。这让剧情在跳入多重宇宙之前，就已展现移民家庭自身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及其冲突。

那么，电影中的多重宇宙有多少层呢？答案是至少十层。多重宇宙分别为自己的宇宙、4655号西塔宇宙、阿尔法宇宙、功夫宇宙、热狗宇宙、厨师宇宙、监狱宇宙、手绘宇宙、娃娃宇宙、石头宇宙等。每一层宇宙都有特定的符号意象表述差异，比如，“自己的宇宙”中的谷歌眼、“阿尔法宇宙”中的贝果，等。多重宇宙的跨文化内涵在于解放真实的自我，通过影像叙事展现人作为个体蕴含的多元自我和在不同语境下的自我实现。

从整体叙事看，伊芙琳和同为亚裔的丈夫韦蒙经营一家洗衣店，上有行动不便的老爹，下有叛逆的女儿乔伊，夫妻俩还要应付难缠的、掌握着洗衣店命运的白人女性查税人。伊芙琳被告知，她是无穷个伊芙琳中的一个版本，虽然她一无所成，但也因此拥有无限潜能。于是，伊芙琳开始穿梭于多重宇宙，面对强敌，她逐渐发现其他宇宙里更成功的自己。可是，她没想到，她遭遇的最大强敌是自己的女儿乔伊。她在“阿尔法宇宙”中的“虎妈式”教育，使得乔伊制造“黑暗甜甜圈”（贝果），并在各个宇宙中追杀伊芙琳。反派女儿并不打算杀掉伊芙琳，而是要带母亲看到自己的痛苦。伊芙琳最终感受到女儿的孤独和虚无感，于是开始破坏每个宇宙中既存的情感关系，把一切推向崩坏。关键时刻，当下“自己的宇宙”中的“废物”丈夫韦蒙对她说：“我不是心软，而是习惯在残酷的世界里发现美好的一面。”伊芙琳瞬间领悟，开始用“爱与和平”的方式去面对问题。电影结尾，母女俩的拥抱等画面宣示了冲突后的和解。

“爱与和平”是电影提供的跨文化价值观，渗透在多重宇宙的多重文化间，包括多重宇宙的自我间、代际间（特别是母女间）、夫妻间、种族间、性别间、职业间等。对这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分析，促使我们再次回到对传播学本质问题的思考，即交流(communication)是什么？参照约翰·杜翰姆·彼得斯援引海德格尔和杜威的思想所指出的观点，交流不仅仅是“传播所表达的与个人意图有关的信息”，更是一种“姿态”，“一种开放而愿意聆听他人身上的‘他者特性’的姿态”。跨文化倾听为世人提供了与“他者”相处的方法，即我们首先应保持“愿意倾听”的姿态。倾听后的对话，特别是在目光交汇中的对话，不仅可以产生内容的共享与理解，更能带来情感联结。内含跨文化价值观的电影可以通过“在闪现的影像之中所凝聚的受难主体之间的共情激荡的永恒”唤醒自我与他者共同存在的意义追寻，使得人类共通的情感实现超越物质性的普遍存在。情感联结后的人们，再通过与他者共处和对话，在体验他者的处境（宇宙）中生成知识化的生活智慧，进而通往互惠性理解。

案例6：跨文化对话中的相互观照——韩国电影《分手的决心》电影文本与评论分析

由韩国著名导演朴赞郁(Park Chan-wook)执导的电影《分手的决心》(Decision to Leave)（后文简称《分手》）于2022年上映。好莱坞黑色电影传统与韩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中国演员汤唯的出演、大量中国元素（如《山海经》）的出现等多种因素使得这部类型电影展现出浓烈的跨文化气质。该电影获得了多个韩国本土和国际电影节奖项，也被《纽约时报》评选为2022年度十佳电影之一，女主角汤唯五度获评最佳女主角，更是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韩国青龙电影奖的外籍影后。除专业奖项的肯定外，电影也引发了全球互联网空间的热烈讨论。我们在谷歌搜索上依次以影片的中文标题、英文标题、韩文标题（헤어질 결심）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截至2023年2月14日，共获得约869万条中文结果、约44.1亿条英文结果、约362万条韩文结果，足见人们对该片的讨论热度。

那么，电影创作者是如何利用各种视听语言、叙事结构、文化符号来表达不同文化的？这些因素能够帮助观众理解哪些文化间的差异和联系？评论呈现了怎样的跨文化认知和态度？我们在反复“阅读”影像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创作访谈资料和网络评论文本，联系和比较创作者、影像、媒体与观众的各方叙事，以相对完整和清晰地呈现基于电影作品的跨文化对话。研究发现，各方叙事主要聚焦两大议题：语言隔阂与爱欲呈现、文化元素与认知差异。

这里以“文化元素与认知差异”作为例子进行说明。中国文化元素《山海经》是影片中重要的意象。“山”与“海”贯穿整部作品，使得影片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上都具备对仗工整的特征。韩文媒体、中文媒体，包括很多网友都在分析“山”与“海”究竟表达了什么？男主角（警察张海俊）与女主角（嫌疑人宋瑞莱）分别对应“山”与“海”，“山”与“海”的错配注定男女主角无法相守，但又彼此侵蚀和吞没。《山海经》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意蕴渗透在悬疑、爱情、伦理等电影的黑色叙事框架中，所有的镜头构图、画面转场、剪辑节奏、色彩流转、音乐选择等都与这些文化元素相互呼应。英文评论文本中几乎没有出现有关《山海经》的讨论。同时，许多西方观众无法识别出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他们持有一种整体性思维，即倾向于把“东亚文化”视为一个内部均质、单一而不可分的文化实体。类似的认知差异还表现在西方观众对电影里出现的乌鸦等动物的理解中。

那么，韩国电影《分手》使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山海经》，并将“山”与“海”的文化指涉贯穿始终，可以导向一种积极的跨文化对话吗？还是说，这仅仅是一种跨文化挪用？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中曾批评一种文化投射的现象，即把自己头脑中的认识映射到客体上，并将其变成自己模式的文化投射的做法是理解其他文化的绊脚石。积极的跨文化对话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创造我们彼此进行交流的基础，即形成“可讨论、争辩的对象性问题”，进而，围绕问题展开的讨论才有可能通往特定跨文化传播问题的解决之道。电影，特别是作为全球文化消费产品的电影，通常通过展现诸如人性矛盾、社会现实、情感纠葛等全球性议题，推动世界范围内更丰富的文化间交流。《分手》通过“山”与“海”的意象，强化人与人面对人性纠缠、善恶博弈、爱欲和正义等问题时的对话过程。这种被戏剧冲突反复拉扯的跨文化对话能够推动主体间、文化间的相互观照，促使人们在观摩电影的过程中，通过思考与他者的双向互动来反观自身，促进文化自身动态的发展和创新。

案例7：突破华裔的刻板印象——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中的身份符号

美国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Turning Red)（后文简称《青春》）于2022年发行，引发人们对片中塑造的华裔青少年形象的讨论。《青春》是一部以华裔少女为主角的动画电影，讲述了加拿大华裔初中生李美玲（后文简称美美）的故事。美美成长在一个典型的亚裔家庭中。她的人物设定是一个自信、呆萌、调皮、好动且成绩优异的13岁女孩，她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放学回家后就会帮助母亲整理家族事务。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美美有了自己的秘密（她有了暗恋的人）和爱好（例如追星）。母亲李明十分保护自己的女儿，但也严格管控女儿的言行，母亲对她生活的指手画脚使得美美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美美在经历一次巨大的压力后，突然察觉到家族女性都拥有一种特殊能力，即她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变成毛茸茸的红熊猫。变身红熊猫的能力是家族女性从祖先身上继承而来的神奇魔力，既能带来祝福，也有可能变成诅咒，红熊猫成为青春期荷尔蒙的绝妙隐喻。片中用很多细节去描述陷入青春期混乱或特殊身心状态下的美美与母亲、家人和朋友形成的冲突。最后，美美通过与作为“红熊猫”的自我和解，与母亲也形成了更加健康和亲密的关系。

这部动画片的叙事框架十分特别，与传统展示亚裔家庭、母女关系、种族摩擦的电影作品有明显差异，这也是《青春》引起争论的议题之一。动画片的导演石之予是加拿大华裔，她曾说，制作动画片的灵感来自她自己的生活，她就是李美玲，但《青春》的故事并不是只与华裔有关的自传。动画电影是美术与叙事的结合，这意味着动画电影比其他的电影形式有着更为丰富和有想象力的符号形式，从而使得逻辑符号和艺术符号的二重性在动画作品中有更多和更经典的体现。基于此，我们想从电影呈现的身份符号中一窥究竟，《青春》是否塑造了突破刻板印象的华裔形象？我们从色彩符号的叙事中予以说明。

首先是从色彩符号中展现出来的和解之道。《青春》的核心色彩是红色和绿色。美美喜欢红色，穿红衣服，戴红帽子，涂红色指甲油，人们通常将红色视为华裔文化的代表色彩。“红色因具备突出的视觉表现力和象征意味而常常成为典型的视觉符号，其隐喻的范畴也不断被拓宽。”片中的红色作为色彩符号承载多重隐喻，代表青少年时期的性冲动与性成熟，被赋予脾气火爆和情绪失控的性格表征。绿色则是美美母亲李明所钟爱的色彩，她一直都穿着绿色系的旗袍、绿色西装，电影中的女性长辈们也喜欢佩戴绿色翡翠饰品，因此，绿色在片中寓意长辈和规制。《青春》中的红色、绿色是一对冲突的，但又始终被并置的色彩。红色代表天性、青春，绿色则映射约束、传统。有趣的是，《青春》选择和解的颜色则是绿色中的红色。影片借由红月之夜的时空转变为母女二人提供和解的契机。在祖先的竹林里，美美遇见当年处在青春期的母亲正在为自身的不完美哭泣，母亲和美美有着同样的内心沮丧和挣扎。年轻一代的美美走向母亲，劝慰母亲接纳自己，展现出更加勇敢和开阔的心胸，而母亲也通过转变理解了美美。画面中，两位同样长着红发的少女手牵着手走出一片翠绿的竹林，并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和解。色彩符号在《青春》中被赋予更多的意义，表面上对抗的力量也可以通过对话达成和解。而这种摩擦、对抗、对话、互助后的和解，显然不仅仅发生在亚裔家庭。除色彩符号外，《青春》中较为明显的身份符号还有动物（红熊猫）、建筑（家庭祠堂）、朋友（白人、韩国女孩和印度女孩）等，影片用非常地道的东方文化符号和多伦多多元文化混合的日常生活场景讲述家庭内部、社会组织中的跨文化交流的普遍议题。总体而言，《青春》改变了西方电影作品中对亚裔负面化、定型化的刻板叙事，通过亚裔青少年认识自我、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呈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和情感共鸣。

四、粉丝文化中的跨文化传播

案例8:K-POP跨文化接受动因——从世界杯开幕式演唱视频的流行谈起

K-POP为韩国流行音乐(Korea Pop Music)的简称，K-POP通常结合韩语、电子音乐和嘻哈音乐。K-POP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电视时代，主要流行于具有文化接近性的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后来伴随网络传播，形成了全球影响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团体是防弹少年团（后文简称BTS),BTS也是首个获得美国格莱美奖提名的韩国组合。2022年11月20日，第22届世界杯开幕式上，BTS的团员田柾国与卡塔尔歌手共同演唱本届世界杯官方歌曲Dreamers。截至2023年2月15日，由BTS官方YouTube账号发布的歌曲视频播放量已达1亿次。我们尝试了解K-POP在中国粉丝中的情感连接与互动过程，揭示这种音乐类型进入中国的跨文化接受过程。本文对11位K-POP爱好者（后文编号为S1至S11)进行访谈，初步发现认知层、人际层和情感层的跨文化接受动因。

其一，舞台和旋律：双重感官下的认知刺激。被访者多是因为舞台而认识了K-POP,并在观看舞台演出的过程中产生了兴趣。在音乐文化中，感官刺激主要通过MV、现场舞台演出来表现，舞台、偶像造型与唱跳的一体化呈现所带来的视听刺激具有组合性感染力。部分被访者是通过单一感官（如视觉的外貌、听觉上的洗脑旋律）而对K-POP艺人产生兴趣，也有部分被访者认为舞台总体的效果配合不可缺少。偶像组合中，成员一般根据擅长的技艺担当不同的角色，如主舞、主唱、视觉中心、主rap等。根据擅长技艺的歌曲划分角色并进行歌曲的共同呈现，更能发挥舞台效果的总体作用。如S3说自己最开始喜欢上K-POP是因为他们的舞台效果，S8一般喜欢看他们的打歌舞台，感觉舞台上的他们才是我应该去追的偶像，有一种灿烂而热烈的感觉。S1与S6两位访谈者也都提到了“音乐无国界”“旋律比歌词抢占先机”，大多数粉丝都认为舞台总能调动起他们的兴趣，而旋律是会让他们“中毒”的。这也是K-POP歌手参与的2022年世界杯开幕式演唱的视频受到热烈追捧的直接原因。

其二，让渡生活：偶像自我展览的人际吸引。在偶像产业链中，舞台演出之外总会伴有采访、团体综艺等相关内容。特别是在综艺节目中，艺人们衣食起居的展现、言行举止、游戏时的表情和面貌都更能丰富舞台外的人物形象，让粉丝看到舞台之外真实存在的“人”。艺人让渡个人空间，将自己的生活“曝光”，这令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联结更紧密。有被访者提到，相较于影视演员，K-POP偶像提供了更多的衍生媒介内容。S1说自己最开始喜欢上K-POP团体，就是因为看到他们的综艺剪辑视频，感觉他们又搞笑又真诚，有喜剧人风格，不久之后就去看了他们的舞台演出，然后就“入坑”了。粉丝在对媒介人物（如偶像）产生情感依恋的基础上进而产生一种想象的人际关系，这类准社会交往现象在粉丝群体中普遍存在。“妈妈粉”S9说自己付出了情感、时间和金钱成本。她认为自己很清楚偶像和粉丝交往关系的单向性，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奉献自己伟大的“母爱”。作为2022年世界杯演唱嘉宾的BTS团体成员也是采用让渡生活的自我展览方式获得粉丝的喜爱，让粉丝沉浸在他展演的生活中，产生一种情感投射和准社交行动。

其三，幻觉的接受：情感抉择中的粉丝文化。情感会深刻影响粉丝对K-POP的接受、迷恋、拒绝甚至排斥。通过跟踪《纽约时报》对K-POP的报道情感基调，有研究把粉丝的情绪演变理解为一种幻觉的接受。粉丝对BTS等K-POP文化产业的情感消费印证了全球消费者对韩国流行文化的部分接受。性别在这些情感抉择中也发挥影响作用。中国台湾地区的女性粉丝通过对K-POP的跨国消费产生了差异化的文化想象，亚裔美国LGBTQ群体也被认为通过参与K-POP粉丝活动获取性别叙事和亚洲身份认同感。但情绪波动和情感消费也是双刃剑，一旦脱离了粉丝的情感期待和价值观立场，幻觉的接受也可能瞬间破灭。S8提到，近几年，很多K-POP偶像的不当发言更让我对整个韩国娱乐失望，他们终究是外国人。

K-POP引发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近年来被关注的热点。粉丝和粉丝文化研究者都希望从个案事件、群体总体、性别特征等角度丰富理解的维度。K-POP偶像在2022年世界杯上的一次演唱能形成如此显著的传播效果，其动因还是这些年来韩国流行文化产业积极融合世界流行元素的混杂策略，使得K-POP等源于韩国的流行文化从东亚文化圈突破至全球消费品市场。

五、从“游戏对话”转向“文化对话”

案例9：中式传统戏曲的游戏传播——再议《神女劈观》的跨文化传播现象

我们曾在《2021年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一文中提及游戏《原神》团队制作的剧情视频《神女劈观·唤情》(Devastation and Redemption) 的多模态传播特征。当时对视频中的语言模态、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和游戏体验模态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多模态话语有效促进游戏的“全球本土化”理解，使得玩家和用户可以接近原本陌生的文化。2022年1月6日，《原神》官方在哔哩哔哩、抖音、YouTube、Twitter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戏曲唱段动画《神女劈观》(The Divine Damsel of Davestation)，这是《原神》2.4版本“飞彩镌流年”的过场动画。不同国家的网友针对该作品，进行了充分的观点分享与互动，呈现了一种多元理解的现象。该动画借鉴花木兰、穆桂英等中国古代巾帼英雄的故事，创新融合了京剧元素与西方现代流行音乐，凭借优美细腻的唱腔、精美的戏曲服饰、文武兼备的飒爽英姿迅速被广泛传播。动画的走红引致专业戏曲演员的“接力翻唱”，海内外网友还主动进行二创改编，使得《神女劈观》一时形成风潮。我们想继续探索，2022年，作为国产游戏《原神》过场动画的《神女劈观》为何仍能引发全球关注？特别是，究竟是什么吸引玩家和用户对其进行二次传播和创作呢？

本文选取中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神女劈观》官方视频及二次传播的“二创”视频进行研究。本文选取哔哩哔哩和YouTube上《原神》官方账号发布的《神女劈观》视频（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再用Python软件爬取前1500条热门评论进行编码分析，进一步梳理出《神女劈观》的跨文化传播路径。我们发现，《神女劈观》分别从内容、形式和载体三部分将中式传统戏曲进行二次元创作与改编，再借游戏这一载体进行传播和推广，获得海内外玩家的广泛认同。本文选择《神女劈观》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传播进行重点解析。

在戏剧观与演的关系中，观众的“解码”无疑是重要的意义传递过程。但是，中西方戏剧风格、类型与表达方式截然不同，海外受众，甚至是中国的非京剧爱好者，在接受中国传统戏曲时常常难以产生跨文化理解。《神女劈观》中“云堇”的唱词含蓄隽永，用词、用典意蕴悠长。为了展现中国京剧元素的“原汁原味”，《神女劈观》在英、美、日、韩等多国上线的版本中都特意保留了中文配唱，表意丰富的唱词无疑提升了玩家和用户理解和欣赏的难度。面对语言带来的跨文化隔阂与障碍，《神女劈观》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京剧演员表演时运用的“四功五法”（“四功”指唱、念、做、打的技艺基础，“五法”指手、眼、身、法、步的技艺运用手段）就包含丰富的非语言要素。在哔哩哔哩和YouTube平台上，观众即使不能准确理解唱词所表达的意蕴，但依旧能够通过游戏前置剧情的体验，以及视频中传达出来的非语言符号，感受到中华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神女劈观》所含的非语言符号主要分为动态要素与静态要素两类。

其一，动态要素方面，尤其关注戏曲表演的声腔、动作、手势和眼神。《神女劈观》开篇便是“云堇”的亮相与回眸，优美的姿态向观众展示出该人物雅致的艺术家身份，清澈舒缓的声腔旋律奠定了歌曲柔美细腻的基调。 @kathry nnjanealto 评论道：“ Singer holds so much of that momentum and mood in their voice that you don ’t even really listen to the accompaniment，all you need is the voice.（演唱者的声音饱含强烈的情感，以至于你不需要真正地听伴奏，只听声音便够了。）”总的来看，中国网友更注重戏曲唱腔的细节，海外网友更多地被视听符号所吸引。

其二，静态要素方面，则包括服饰、妆容等。《原神》团队在设计“云堇”这一角色时，参考了传统戏曲里的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角色的舞台装扮，将传统的京剧服饰元素与现代裙装相结合，保留了云肩、下摆飘带与戏帽上的绒球，用云纹和方胜纹进行点缀，使角色更加日常化和亲切化，更能被玩家和网友接受。中国传统服饰的色彩、搭配和纹理等令有些外国网友感觉亲切，@ic1250好奇地问：“Why this girl dress  like 18th century victorian era in Europe?（为什么这个女孩穿得像18世纪欧洲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京剧表演一般采用夸张、变形的脸谱图案，以及“大红大蓝”的传统色彩，色彩和图案突出显示人物性格且带有某种程度的象征和寓意。“云堇”角色则将色彩调和成更流行化的紫色和粉色，妆容依旧保留了浓烈的色彩。角色设计对服饰、妆容等细节的考虑，使得“云堇”更符合年轻的中西方网友的审美期待，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媒介环境的不同，是造成代际间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差异的重要因素。在跨文化过程中，关键要找到能够承载人类共通体验的文化产品，以情感、审美的交汇和共鸣为基础，才有可能展示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魅力。通过对《神女劈观》“云堇”的角色设定、“四功五法”中非语言符号传播等细节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式传统戏曲的游戏传播为“游戏对话”向“文化对话”的转变提供了范例。

六、中国传统文化消费品的海外接受

案例10:“祈求好运”的冥币——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的转文化传播

近年来，烧纸钱的习俗开始走出东亚文化的圈子，进入国际视野。不同于以往西方国家对我国性别问题、缠足、祭礼等传统文化现象带有批判性的讨论，冥币出海则因被海外消费者转化为“祈求好运”而引发消费热潮。

冥币在英文中被称为“ joss  paper ”“ ancestor  money”等。谷歌趋势( Google trends)数据显示，2022年万圣节和圣诞节前后，全球范围内对于冥币的搜索达到了新高峰。在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许多博主分享自己在了解中国的纸扎文化后，通过焚烧纸钱而收获意外好运的经历。一些海外博主还专门录制视频，讲解中国冥币的起源与历史，现场演示如何折叠、焚烧纸钱和许愿。2022年，加拿大多地的万圣节活动出现了利用无人机、热气球等向空中抛撒冥币的环节，国内外多家媒体均有所报道。法国的博物馆中也陈列有中国的纸扎和冥币。甚至在全球购物网站Am-azon上，以冥币为代表的丧葬产品成为继小家电、玩具等后又一款热销海外的中国小商品。焚烧冥币以“祈求好运”成为2022年的一种走红全球的“网红习俗”。这样的转变确实令人好奇，冥币是如何完成文化转化的？我们将从跨国消费品传播的角度进行简析。

浏览购物网站Amazon的商品页面就会发现，冥币在国际范围内的销售并非原封不动地打包出口，而是根据全球消费者的本土化、个性化需要提供差异化的，甚至定制类的产品。以冥币仿制的币种为例，不仅有常见的美元，还有英镑、欧元、加拿大元，甚至一些非洲国家货币制成的冥币，种类多达数十种。而且，由于没有相关法律限制，这类产品与真钞的相似度很高。部分商家还出售仿照西方古铜币制作的冥币。除币种外，配套冥币的丧葬产品也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例如，美国特色的带有花园和烧烤架的纸扎别墅。而且，这些西式建筑中还会糅合传统中式纸扎房屋的对联、牌匾等特色化物件，只是上面的内容都被替换为英语，“别墅”里面还绘制了白人或黑人形象的仆人或管家。部分商家还同时出售用金属箔纸折制的糖果、蝴蝶结、桃心等，而这些物件通常不会出现在中国传统丧葬市场中。相关报道表明，由于冥币在海外走红，一些海外的华人超市甚至在店内开辟出“冥间超市”专区，其中贩卖的纸扎产品具有更加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例如造型可爱逼真的各品种宠物猫狗、各类奢侈品牌的箱包鞋服等，甚至一度引起相关品牌发布公告要求涉事华人超市下架印有本品牌标识的纸扎。

更有趣的是，尽管Amazon商家介绍：“冥币是中国传统民间祭祀中的用品，是提供给死者使用的金钱，祈祷死者在地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燃烧冥币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用于向神祈祷，另一种用于向祖先、已逝的亲人和鬼祈祷。”但在消费者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用法。有消费者每周会为自己焚烧纸钱三到五次，以祈求好运；有消费者会在姐姐的生日为姐姐焚烧纸钱，以此向她表示祝福；还有的消费者将纸扎别墅当作手工玩具送给孩子，将冥币作为礼物送给朋友。这些消费者将冥币视为一种“许愿纸”和礼物，认为燃烧它们可以获得好运。

美国人类学家柏桦(C. Fred Blake , 1942—2017) 曾出版《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一书。书中将中国各地焚烧纸钱的主要步骤归纳为五个：点蜡、上香、供饭、烧纸和放鞭炮。其中，上香是与亡灵建立联系，献上饭食意味着沟通，烧纸是献上财帛礼物，放鞭炮意味着仪式的结束。这一基于描述现象学的分析，认为烧钱  (Burning Money)的仪式、内容、功能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微观宇宙，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意在建立一种超自然的联系和对话。但当冥币成为全球消费品时，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祭祀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转文化传播。消费使得冥币在设计、生产、购买、燃烧、祈福、展示和互动中重新制定了一种持续创新的、中外杂糅的符号系统。“祈求好运”既是一种作为意义的愿望，也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动，这其中包含和重构的亲属关系、朋友交往、故事叙事、流行时尚等产生了区别于中国历史的文化秩序，但又始终会吸引全球消费者重新追问文化的起源。

结论

对2022年跨文化传播年度事件的分析显示，跨文化传播生命力的源泉还是人与人之间维系交流和实现理解的愿望、需求和行动。新闻事件报道中的跨文化传播一方面显现情感的共通性让人类社会持续拥有悲悯和共情，另一方面，人们也保持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不平等文化权力的质疑。在灾难发生时，由于空间和地方的跨文化感知差异，情感也会出现难以共鸣的冷漠和伤害，这一点值得人们警醒和反思。重大体育赛事等有组织的、全球性的跨文化传播事件会极大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感知和理解。吉祥物作为一种体育文化符号更容易在相异文化间流动，通过主体间体验和交往生成一种“我们”的文化。“义乌现象”的分析则提示，面对面的、尊重多元文化的、自下而上的跨文化城市建设有可能推进更紧密的多样化共创社区的建设。影像叙事则是一种积极的文化间撒播，作品构建极为丰富的文化场景和叙事方式，呈现尊重差异和个人发展、融入世界叙事的充满想象力和包容度的内容。此外，冲出东亚文化圈的K-POP文化发展、转向“文化对话”的游戏叙事、中国祭祀文化消费品的海外接受等都表明，跨文化传播需要人们不断地实践文化间沟通，追寻互惠性理解。

跨文化传播是在人类多元开放的交往实践中不断辨析、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问题域。人类在文化间、主体间彼此互动、彼此关照，因此，跨文化传播一定是在沟通中完成的彼此显现和知识构建。互惠性理解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自我反思和意义分享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年度事件是留给诸君的一些“方法”或“视角”，让我们在历史的河流中汇聚文化间兼容和生长的水滴。

注：本文系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每年整理分析的年度事件评析，2013年，单波教授首次发起年度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研究范围涉及全球跨文化传播事件。

引用参考

肖珺,毛婉怡,肖沣芮,等.2022年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3(02):193-221.

作者简介

肖珺，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