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九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万物齐一”与“万物有灵且美”：跨文化传播的“自然—生命”审美互文与叙事理路》，作者：王鑫。
“万物齐一”与“万物有灵且美”：
跨文化传播的“自然—生命”审美互文与叙事理路
王鑫
摘 要：文明互鉴与文化沟通中更为基础和深刻的部分是什么?能否在人类文明基底中找到可沟通和对话的理论内容并予实践以指导?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研究从“自然一生命”的视角切入，从“万物齐一”和“万物有灵且美”中西方理论的互文和参照中找到对话的基础和可能﹐并通过自然与生命叙事的共鸣与共通,探寻跨文化传播接合路径,在叙事伦理和普遍性依据上强化了这一连接理路。
关键词：万物齐一；万物有灵且美；跨文化传播﹔自然一生命﹔叙事
跨文化传播与沟通是在文化差异中寻找共性，建立沟通双方共感、共情、共识的对话空间和共同的照见；也是在共性中寻找差异，通过彰显个性，形成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建立共通并尊重差异，才能让构建理想沟通情境成为可能。文明互鉴与文化沟通中更为基础和深刻的部分是什么？能否在人类文明基底中找到可沟通和对话的理论内容并予实践以指导？在这一追问之下，从人类文明思想史的进路中找到中西文化互鉴和沟通的共通旨趣与内容，为实践路径探索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和叙事策略尤为重要。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从中国古典哲学中“万物齐一”的物我关系出发，与西方哲学中的人与自然观念展开对话。尽管西方前现代的物我关系经科学主义和启蒙主义后在中西方都存在一定的断裂，不过从美国的自然主义文本或者英国乡村叙事文本，如《万物有灵且美》《万物渺小又伟大》《万物刹那又永恒》中，会发现这种断裂仍旧以某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方式达成接续，并形成呼应，这也是人类被现代技术生活抛入“荒野”之后，对于自然家园的“回望”和眷恋，能激发出现代人对于自然家园强烈的“乡愁”。这种状态在当下中国的技术和社会语境下，也显现出与西方较为接近的对自然与生命的共情和共知。文章通过发掘跨文化传播与人类文化沟通中的自然一生命的双重叙事，从中国“万物齐一”与西方“万物有灵且美”的文化基底中找寻人类共鸣和沟通之处，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义中探寻对话与接合的路径。该问题的讨论关涉到哲学、文学、美学、传播学以及文化比较研究等多重学科视域，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或偏重于哲学思考，或偏重于文学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而对具体指向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涉及不多，本文可以为跨文化传播中的“自然一生命”和谐理论的应用提供一种思路。
一、“万物齐一”与“万物有灵且美”的理论互文
人从自然中获得生存和生产所需的一切资料，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尽管人要面对大自然带给人的生存困境，如暴雨、洪水、干旱、冰冻，猛兽等，但是人也凭借自然馈赠的食物和空间得以繁衍、生息与进化。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3世纪，生活在地球不同地方的人开始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人面临的自然环境不同，有的依傍河流，有的依傍海洋。依傍河流者，因大河冲积的平原更适宜驯化种子和牲畜，进而发展起农业；依傍海洋者，更加着眼于船只的建造和改良﹐进而发展了手工制造业。无论哪种文明开端，都提供了思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契机。中国中原地区较早发展起大河文明，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因此有着深刻的时间观念，而生命的律动与自然的律动也构成了某种和合状态。《周易·乾卦·文言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是“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与天地合，即顺应天地之道，也即自然规律；顺应日月之光，四时之序，即不违背天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既是自然之天，也是人格之天，还是道德之天；人顺应天，是顺应自然，是顺应人心，也是合乎道德秩序。中国文化中的“顺”，也是依山川河流之势。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这里讲的是，天没有什么好说的，四时运行万物俱生，天还要说什么呢。孔子在这里的言说是有对象性的，天地什么都没有说又说了全部。《中庸》指出：“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性、物性能够尽其然，是天地化育而成，也可以与天地比肩。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自然之道乃生生不息，万物皆为道生，人与万物是平等的。庄子也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章太炎曾援引佛学阐释《齐物论》中的平等观：“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文明之初及至思想史的演进，始终存在一脉相承的“天人关系”，这里的天人关系，体现为人对自然的敬畏、顺应以及呵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种浑融的关系，人的身体结构中形成的“小宇宙”与天地之间的“大宇宙”是相和相应的。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天人关系，可以被视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体现。这里的自然，既是以物质存在的万物的集合，也是对规律的适应和顺从，比如“自然而然”。自然，还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样子，顺从和遵循本来的样子，也就必然是这样。从这一理解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将自然作为物质存在的某种天地万物的集合，还是作为事物固有的规律和实然，都是人对自然的顺应和遵从，并且在敬畏和照拂中，人与自然，或者人与天达成顺应和共识。也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和哲学中，“万物齐一”就表现为万物平等的观念和对万物的尊重，万物之间，皆有其性，皆有其命，皆有其形神。中国的“性命”之说，也是认为万物天赋而成性，朱熹说：“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物自有其性，天所赋其命，因此，万物皆为天地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故而强调人即万物之一，与众物平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佛教能够得以在中土大地转化，极大地激发出中国文化性格中悲天悯人“慈悲为怀”“万物齐一”的部分。因此，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文化中讲“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规律，也是道的方向，万物皆有自行之道，天地有序万物有轨，尊重且顺应，万物齐一相安。这种前现代的观念并不是“人定胜天”，因为人本就是万物之一，各安其位，不戕害不掠夺不侵占，才是“自然而然”。但是这种前现代的“天人关系”在现代技术提供给人超乎寻常的力量之下被消解，人们开始对浑融一体的自然进行切割和分离，人成为占有者、统治者、掠夺者和“霸权主义者”，极大地消解了天赋之命的自然观念。但是，自然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反噬人类的掠夺。当下，重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恰是人对家园的回归和人的原始乡愁的重返。人被抛入现代性“荒野”的无根感和无方向，带来了较多的生存、心理和精神的问题，人越来越科技化的过程也是人越来越疏离自然状态的过程。这个问题在当下中国尤为明显，当然，这同样存在于西方的文化与社会中。
西方思想文化中形成的自然概念和中国的有显著区别，这也是两大文明和文化上的区别。作为常识的“自然”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但在西方思想文化中，自然的观念也发生过变化。古希腊时期的自然观是一种有机兼有灵的自然观，他们认为，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万物生灵与人一样，都是一种自然存在。人类学家泰勒以万物有灵(animism)总结了西方世界自原始社会以来对自然界的泛灵论观点：“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山岳，每一面峭壁、每一条河流、每一条小溪、每一眼泉水，每一棵树木以及世上的一切，其中都容有特殊的精灵。”“在原始宗教里，物品被看作是赋有像人一样的生命的。”随着社会的演进，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抬高了人的价值，也成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肇因。正是人在自然中的价值不断凸显，使得自然成为人的目的，最终导致了从哥白尼及至黑格尔对人的主体性肯定而忽视了人与自然健康和谐的关系。到了19世纪，英国都铎时期自信的人类中心主义让位于一种总体上更加困惑的思想状态，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严格界限变得越来脆弱。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人类是唯一神圣的物种。一些浪漫主义者更偏爱一种曾经被谴责的神秘主义观念，即每一丛灌木都是神圣的，而且每一株杂草都是天赐的。自卢梭开始，启蒙主义已经重新审视自然的观念，并且呼吁“重返自然”，这才启发西方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卢梭说：“在宇宙中，每一个存在都可以在某一方面被看作是所有一切其他存在的共同中心，它们排列在它的周围，以便彼此互为目的和手段。”卢梭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谐的，卢梭所要求返回的“自然”实际上是一种附魅的自然本体，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自然观，即认为自然皆有灵魂。这种自然观产生于先民们依赖于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方式。卢梭、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的宗教观都是“泛神论”，人与自然互相通灵，情景可以交融。这种自然观与中国道家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一致的。乔治·桑在《魔沼》（1846）中讴歌大地和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此后的爱默生以及他的学生、《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都在工业侵蚀自然的时候提倡重新返回自然。但是西方的自然观始终存在一种压抑的二分法，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某种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使西方在遭遇诸多自然对人类的反噬和戕害之后开始逐步走向了卢梭建构的自然观。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也在《非人》一书里提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返魅的自然观，这是对卢梭自然观的一种接续。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当代哲学家罗萨认为，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从未赋予物以超出工具性地位的关系，相反在前现代社会、非西方传统中物是有活力的、被赋予灵魂的、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说话——换言之，能够与人类建立起共鸣性关系；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观念严格区分“文化”（人的世界）与“自然”（物的世界），使物变得“沉默”。罗萨援引里尔克的名篇《语辞的贫乏》(Poverty of Words）称：“我想发出警告和反对/让它们去吧！我爱听物的歌唱。”程虹教授在《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一书中，提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巴勒斯说：“蒲公英告诉我何时去寻找燕子，紫罗兰告诉我何时去等待林中的画眉。当我发现延龄草开花时，便知道春天以及那个开始了。这种花不仅表明知更鸟的苏醒……而且预示着宇宙的苏醒和自然的复原。”
将“万物齐一”与“万物有灵且美”（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即《万物有灵且美》一书的英文名，详见后文）联系在一起，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与西方自然观念的比较和对话。这里的“万物齐一”与“万物有灵且美”，并不是在所谓有灵论等哲学和宗教意义上的谈及，而是在世间万物的生命性、情感性、自然性以及审美与万物尊严、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连接和共通。中西方自然观的演变都走了一条类似于黑格尔说的“正一反一合”的过程：中国传统的“万物齐一”和西方二分的自然观最初存在着分野，一个是浑融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一个是主体与认知对象“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念，不同的观念决定了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差异：一个是顺应的、敬畏的；一个是征服的和战胜的。但是西方的自然观念在其进路上发生了改变，也即从“作为客体的自然观”，走向了“为了自然本身的自然观”以及“田园诗般的自然观”。人们既可以从思想家的论述中看到这个走向，也能在近四百年的西方的风景画中看到这条进路，诸多文学作品也循着这条引线问世。而中西方文化能够对话和沟通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深层生态学理论。卡普拉认为，深层生态学源自这样一种实在观，“这种实在观超越了科学的框架而获得了关于如下问题的直觉认识：‘所有生命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多种体现的相互依赖，以及这种统一性的变化和转变的循环。’……在深层生态学家看来，东方传统表达了世界的有机统一这一观念，为人们接受生态中心主义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中西方在这两条不同的文明进路上建立起来的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开端的类似，行进的分歧，彼此的借鉴以及现在的交汇的相似的变化路径，这也显现出人类早期文明的共通。随着西方经历漫长的神学统治阶段，自然被认为只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或是上帝的造物；而到了启蒙主义时期，卢梭的“重返自然”与中国传统的“顺应自然”有了共通之处。中国在近现代，乃至当代，对西方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学习，以及现代思想观念的引入，使得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齐一的观念发生了断裂，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使其走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老路。虽然中西方文化的发展是两条不同的脉络，但是人类共通的社会发展经验让中西方也面临着相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技术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当下，地球成为一个村落，不同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与自然对话的方式变得高度相似。这也使得人类先后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或者自然一生命关系问题。而这次，人类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人类处在命运共同体的同一叙事框架中有关。
二、“共鸣”与“齐一”：自然一生命叙事下的跨文化传播连接的可能
虽然人类文明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并且在各自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各自的文化气质和精神旨趣，展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但是如马克思所言，人作为“类存在”，于自然之间建立起的对象化关系，总有相似和共通之处。前面提到了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来看，中西方文明在起点上近似，虽然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却在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中再次并路前行，这也为跨文化传播或者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文明基底上的共通之处。“自然一生命”的叙事成为连接中西方文化并促使中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的通路，且二者能够达成普遍的共识和共感。
（一）“万物有灵且美”：自然与生命叙事的共鸣与共通
其实人类的共通和交往一直蕴含着“万物有灵且美”这一或是明显或是隐匿的内涵，并且通过文学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这一内涵在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中建立起了人类的共鸣与共通。这尤其体现在“自然一生命”叙事的框架之下，笔者曾在《痛感与共识：创伤共通感的跨文化传播理路及实践》一文中提到：“人类对自然造成的生态创伤及其带来的惨痛后果不仅在跨文化，跨时代与跨媒介的作品中被反复表征，也经由共同体间朴素且共通的‘痛感’与‘创伤’构建了‘如何与自然共处’的经验共识及情感联结，完成了由特定生态创伤向普遍文化创伤的转换，并从既有的经验与共识出发，立足人类普遍性的伤痛，为生命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桥接的契机。”这就是“自然一生命”叙事的一种，其实人与自然的对话仍旧存在着普遍的喜爱，愉悦和悲悯的关系，并且作为人类的“共通感”，形成了情感连接，探寻到从“理”“事”“情”三方面建立连接的可能。
“自然一生命”话语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在文化层面进行着价值底色的衔接与互通。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齐物论思想，还是西方在文化哲学上的“万物有灵”，都致力于描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因此，以“自然一生命”话语为依托的生态报道或纪录片作品具象化地呈现了东西方文明价值观背后互通的思想内核，并为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对话和沟通提供了实践指南。“自然一生命”话语中所蕴含的共通情感与共同理念不仅为相应的媒介产品带来了跨文化的关注，也为具体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借鉴，特别是故事中所蕴藏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尊严和友好等观念，这是在人类意义上而不只是在某个文明视域下的讲述。本文选择了英国作家吉米·哈利的“万物系列”图书作为切入的角度，即《万物有灵且美》(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万物既聪慧又奇妙》(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 、《万物既伟大又渺小》(All things Great and Small )、《万物刹那又永恒》(The Lord God them All )等，不仅其影视改编作品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出版界公认他是少数几位作品能在大西洋两岸英语世界都长期畅销的作家之一，而且中译本也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喜爱。吉米·哈利其实是一名兽医，他在长时间与动物接触的过程中，记录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温馨风趣的人与动物的故事，放射生命与爱的光芒”，“在约克郡（Yorkshire）峡谷中享受，大自然的阳光、空气、草原和动物的陪伴，献给所有热爱自然和生命的人”。万物（All things），不只是有它们的灵性和美好，而且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都应获得平等的对待和尊重。在文本话语和叙事中浸润着西方浪漫主义背后，自然重新以万物平等和友好的姿态进入人与自然的对话中。话语分析学者费尔克劳夫强调立体式的话语分析，即不仅要包含对文本的语言学描述、对文本与话语过程间的关系描述，更要结合情势，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互动与接合关系进行阐释。因此，在文本、语境与人的关系中，不仅要在具体的文本研究中“入乎其内”，去探察“自然一生命”话语在作者一作品一读者之间的话语连接和互动，也要“出乎其外”，借由文本以文本一社会的视角去探察话语交往与意指实践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桥接起软性的国家话语。
（二）平等、尊严与友好：“自然—生命”的话语双重嵌构
在生态叙事的媒介产品中，“自然一生命”话语所嵌构的多种情感表达与情绪共鸣共同构成了话语实践中“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传播基础。本文所强调的“自然一生命”话语，其“自然”与“生命”的两端在跨文化共通的价值内核中相互连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支撑。在“万物系列”中，作者使用了All things（万物），并且用 Bright（灵气）、Beautiful（美丽）、 Wise（聪慧）、 Wonderful（奇妙）、Great（伟大）、 Small（平凡）来描绘万物。从修辞学意义上讲，其对待自然万物的生命形式所体现出的平等、尊严和友好，建立起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连接和共鸣。“活泼泼的生命完全无须借助魔法，便能对我们述说至美至真的故事。大自然的真实面貌，比起诗人所能描摹的境界，更要美上千百倍。”吉米·哈利以兽医的身份对英格兰的田野风光，自然景致与万物神灵发出了源自内心的体察与共鸣；“我可以看到这块美丽的大地的边缘。这儿是我的世界，我永远属于它，它也永远属于我……当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满意，而是那种在默不作声的这片可爱的土地上的小生命服务的满足感。”现在，坐在无际的蕨草的当口，我不禁想到能接近动物、了解动物，并和他们成为朋友才应该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富有。”在吉米·哈利的行文中，世界与作为体验主体的“我”已然融为一体。因此，对动物的满足感使“我”得以服务于它们，以平等且友好的姿态与它们成为朋友。哈利着墨最多的便是每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动物，譬如生产的母羊，患病的宠物狗，以及生病的牛，哈利都给予其应有的尊重和敬意，而生命复苏带来的震撼和惊异就是这种尊重的回报，小动物带来的生命的感动，让辛苦、劳作、脏恶等变得微不足道。由此，“我”的主体性生命就与大自然的“万物神灵”相连接，并将个体生命感知融合进了自然的生息繁衍之中。借此回溯英国文学史与审美史的流变，会发现吉米·哈利的生态观是对英国传统“如画美学”(Picturesque)的继承与发展，哈利的兽医经历以一种具象化的视角勾勒出了英国文化对自然的认识论，并给予了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万物有灵且美》中自然审美态度所彰显的“英国性”。在哈利的描述中，既有笔者在《国际传播中的审美进阶与感一情一理结构》中提及的从“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再到“悦志悦神”的审美进阶，也贯穿着“理–事–情”相连接的审美共通；这种共通，超越文化和政治的藩篱，在人的生命最生动和最质朴的表达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感动——“柔和的风掠过我的脸颊和双手，牧草也随之摇摆着。我站在大门口向里眺望了一下。严冬的白雪已不复见，远方的云层亦透出了微微的阳光。我闭上眼睛，听到大自然中的天籁，那里面融合了焦虑、信任与爱。”其实，“万物系列”不只是人对自然的尊重、平等相待和友好，在人与动植物的交流和相处过程中，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其中也包含质朴真实的感情：“爱管闲事的佟太太”，在“她絮絮叨叨的极爱管闲事的嘴巴后面，有一颗孤单且善良的心”；“坚韧的戴太太”，“最矮小的却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她长得并不好看，可是那红润健康的肤色和乌黑的眼睛随时都散发着亲切感和肃穆的庄严感，我觉得她的表情之后隐藏着某种力量”。“开车离去的时候，我回头望了望戴家农场一眼，那位矮小的女主人也许会被接踵而至折磨出满脸的皱纹，可是她永远也不会倒下去。”
“万物系列”的可贵之处在于：生命与自然的叙事在不同文化中都显现出它的动人之处并与之产生共鸣，这也是为什么罗萨在批判“新异化”时，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关系成为拯救“新异化”的“共鸣轴”之一。无论是平凡的生命群像，还是各种遭遇创痛的动物生命，抑或无言的山丘与远处的榉树，在不同的文化与人群中都显现出共生的美好和相通的感受。而读者大抵也在这样的共鸣中久久地回想，“万物有灵且美，万物有情。如植物，如动物，如人。兽医治疗生病的动物，也治疗人们的心灵。妙手还要有仁心，所以整本书都弥漫温情。珍惜生命，给濒死的动物以尊严，瞒着主人给羊打一支麻醉针，结果意外地治好了羊，并且领悟到重要的道理：疾病之所以会带给动物（甚或人类）死亡，往往是因为其痛苦与恐惧已经先吞蚀了患者的生存意志。因此，只要你能除却它的痛苦或恐惧，奇迹时常会发生。”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存在着无数生灵，它们或者以明显的方式存在，或者以隐秘的方式活着，它们看起来很高贵，或很卑微，它们也可能美丽，抑或丑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当把目光转向那些动物或者植物时，也会在这个世界中观照出我们人的存在。人世万物，有灵且美，有慧且妙，伟大与渺小，在时空中刹那而抵达永恒，正是这种诗意情怀与生命感勾连起跨文化的相通。
（三）情感、经验与历史： “自然—生命”话语介入跨文化传播的三重可能
“万物系列”还贯穿着人类的情感，历史的进程与经验的共生。这里涉及的情感，是生命之间体恤和温情，这里的逻辑前提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生命至上”。“哈利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善于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中发掘美好，并把他对生活的热爱以近乎完美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让我们能够同样感受到生命，爱与欢笑。”这里的情感并非单一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更是人与物、物与物、人与天地，甚至是人与宇宙之间建立的情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超越了物种的限制，具有开阔的精神旨趣和诗性情怀。
母羊弯下脖子用温热的舌头舔着小羊，喉咙里还发出满意的低呜声——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听得到那种奇怪的声音。直到我把第二只和第三只乳羊都接生出来以后﹐那母羊的低呜声仍未停止。
尽管寒风扫过我的脸颊﹐我还是禁不住愣站着欣赏这一幕动人的画面。
干了这么多年的兽医﹐我始终无法了解生命的奇迹。
“万物系列”丛书行文之间无不体现着动物之间的舐犊情深，这同样也会激荡起人的经验和情感，这种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共鸣和连接，大体有以下几种原因，而这并不会因社会、文化、政治上的不同产生差异，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解释自然并非改良自然﹐而是要挖掘她的精华、与她进行情感的沟通、吸收她并用精神的色彩再现她……自然与心灵相互感染，互为对象。所以，其作品是在描述自然景象的同时，折射出人类内心之景的风采，展示出人的心灵如何体验自然。”因此，可以从“万物系列”以及诸多涉及人与自然生命的跨文化文本中找到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不仅如此，其实万物与世界之间构成了某种“主体间性”，是行动者构成的某种网络，这个网络中有人、动物、植物以及彼此之间建立的生态关系，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实践性和生成性的特质。因此，自然与生命之间的双重话语中除了情感和经验的维度，实际上还有历史的维度。人与万物的关系在中西方的历史中都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存在，而是嵌构在人类历史中的，譬如，工业革命对自然的破坏改变了人的生存境遇和存在状态，从而引发人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和动物保护主义的崛起：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约克郡的农民兼兽医都意识到，“可是医学进步了，你可以将几cc的特效药从真空推进牛的血管中就治好它的病。那农夫的话提醒了我，这世界上没有永远不改变的事。何止是医学，农业又何尝没有惊人的进步”。
技术改变了人类社会，也改变了固有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前现代社会，基于动物的连接，小镇上的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了赖以生存的关系，既有情感依赖也有生活依赖，但随着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的到来，这种关系也在一点点改变。这种关系改变的经验，虽然在中西方遭际的时间不同，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地球村”成为现实，这种经验在某一时刻惊人地一致。贾平凹的《怀念狼》中提到，狼没有了，猎人也就消失了。怀念狼实际上是怀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身份，一种存在状态，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蒙古族人或者藏族人把死去的生命还给自然，意味着生命的生生不息。旧有的某种生活方式消失了，人与自然乃至万物之间的生命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是无法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是人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万物齐一”的平等感以及对彼此的尊重，更应该在人与自然共生的意义上保护万物生灵。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构成中，任意一个链条的破坏，都是整个生命链条的损坏，人并不能“独善其身”。从梭罗《瓦尔登湖》的自然主义生活，到“万物系列”中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的生动与有趣，再到雅克·贝汉拍摄的《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海洋》等系列纪录片，人们在不同文本中重新审视万物的美和灵性，以及对自然力量和对自然本身的尊重和敬畏。
文本讲述的故事早已为跨文化传播的内容、路径和可行性背书。如果说以食物作为媒介，能超越传播的空间和时间偏向，体现人的生活的世间感；那么以“自然一生命”作为沟通和对话的通路，则具有情感性、精神性、历史性和宇宙性。万物有灵与万物齐一，在不同文化中，它们所指向的经验是具体的，但是在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并未遇到接受和理解上困难，其根本之处在于找到了人类传播和交流共通的部分：人类对万物之爱，人与万物之间情感是人脱胎于自然留下的不能抹去的印记。“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这种人与万物之间的情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感和呼应，可以从心理学、哲学以及人类学中找到多种解释。不同文化都在解释生命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的解释中，可以看到人作为类存在与自然和万物建立起的共鸣和齐一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概念才有在全球传播的基础。其实这一共同体连接的不仅是人类的命运，更是全球的生命，包括动物、植物以及所有具有生命属性的存在之间的共通。使每种生命都如其所是地自由存在着，才有可能建立最适宜的生态循环状态，“万物齐一”才能万物共生。
三、“自然一生命”叙事伦理与跨文化连接
（一）“自然—生命”：叙事伦理的跨文化连接
在“自然一生命”的叙事中，会看到不同文化之间既存在差异，也有共通之处。差异来自各自文化中对人与万物（自然）关系理解上的分歧，共通则来自人与万物之间关系中超越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内容，是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的伦理关系与价值理性。“人本主义的人一自然观有显然护持着价值观的属人的本质，因而保持了‘文明’的意义，而不是通过把人与至少在心智和感知发达程度上低于人的生物甚至环境本身等同起来而否定文明经历的价值。如果否定文明的价值，人类又为什么为保护环境和维持与自然的和谐忧心忡忡呢？”天地万物构成了彼此相互依傍的多彩世界，自然和土地，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各种生灵，它们有各自的踪迹和习性，有各自存活的本能和天敌，它们用各自的声响产生彼此之间的共鸣和沟通，也用各自的沉静进行无声的表述。大地上的故事和心灵的脉络进行交织和对话，贯穿着“土地伦理”“荒野认知”“诗性话语”与“万物性灵”，人将认识自己与阅读“自然一生命”接合起来，形成人与“自然一生命”的对话，而不再困囿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隔阂，转而“追寻人与自然的伦理上的正确相处”。
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人将自然人格化，同时也将人与万物的关系伦理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尽管这是诗人的有感而发，但是花的哭泣和鸟的惊心，其实是人赋予景物的感情，就像遥远的村庄总会成为游子的乡愁一样。“自然与整个人类及其文明和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主题也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不容回避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它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自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自然文学作家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兴趣，看到了多种文化的相遇。无论是爱默生的《论自然》还是梭罗的《瓦尔登湖》，都能看到东方思想的影响。当代自然文学作家苏珊·兹温格在其著述中对老子的思想极为推崇，称老子的《道德经》充满人生智慧，教诲人们如何贴近土地，过一种平静、简朴、知足的生活。”无论是在怎样的一种伦理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理论视角之下，对于“共境”（Mitmelt)，也即万物共同生活的环境的珍视与呵护，对“自然一生命”的尊重和敬畏，都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一生命”的情感、伦理和价值共通，并且能够在跨文化中获得共鸣，共情和共感。“康德早就说过，对大自然任意妄为，会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恶果。为了使人类的道德品格得以养成，巩固和完善，就应该从善待自然入手，富有同情心地对待动物，培育优雅的审美情趣。很难想象，一位在为人处世方面能够表现出高度道德敏感性的人会虐待动物、踩死花朵。总之，痛苦中心主义以‘感受性’为生物内在价值的论证理据，这比生命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对生物或一般物体内在的内在价值进行论证所使用的理据要有力得多，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二）“自然—生命”跨文化接合的普遍可能性依据
人为什么会在跨文化中获得共情、共感，并在阅读和经验中产生较大的共鸣，其中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或者，基于怎样的生理、感觉和理性上的共通，才能在“自然一生命”叙事中形成较为普遍的认知和共识？笔者将从文化，审美心理等方面探寻接合的依据。
第一，“移情”。这里的“移情”，是人可以把相同的情感移入相似但不同的物种之间，也就是说，人可以对动物和植物产生某种类似于人的情感。比如，《红楼梦》中黛玉的葬花词，实际上，对于花的命运的终极关怀，同样也是林黛玉对自身命运的窥探以及对可能的结局的想象，花与人之间就建立起了“移情”。同样，对于动物生命所遭受的病痛，无论是兽医还是动物的主人，内心都会充满同情和怜悯，甚至有人会因为不忍心看到一匹马遭受病痛、饱受折磨而为它实施安乐死，如电视剧《万物生灵》(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2020）中的情节。这种情感并不只在人类之间存在，也同样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日本版本、美国版本和中国版本的《忠犬八公》，都让观众产生了持久的共鸣，这种共鸣是超越文化隔阂，政治差异、社会形态而产生的普遍连接。
第二，“共通感”。笔者曾经专门从中西方的角度论及“共通感”的问题，共通感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宇宙之间建立的持久的情感联系”。这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验而普遍的能力，显现出普遍性特质。英国经验主义学者沙夫兹博里把共通感视为一种对共同体或社会、自然情感、人性、友善品质的爱。”这种人与动物以及万物之间产生的共鸣，“随物婉转”“与心徘徊”（刘鳃）的状态，是人类与万物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这种沟通并非依赖于人类的语言，而是依赖于人的某种本然和天生的情感建立的超越理性的共鸣。从中国文化上来讲，人类与自然生命之间存在某种共生的超越科学和理性的内容。而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不依赖于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差异而有不同，“万物有灵”，并不是强调万物的某种原始和神秘的力量而产生的交感，而是生命之“气”流动于万物之间产生的相应相和的气息。在19世纪英国作家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的作品《我心灵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Heart）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徘徊于丘陵与原野之间，将身心交付于宇宙的杰弗里斯：从草叶树叶之中，从鸟类的歌声与羽毛之中，从听虫鸣与观蝶舞之中，他获取到了自然界万物的精力、宏伟和美丽。
第三，“完形”。这里的共鸣是对象的生命情感和形式与人的情感和形式建立起来的异形同构，具有格式塔心理学的某种气质，也即“完形”。格式塔心理学派美学家安海姆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现象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还是在人的心灵中，都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力的结构。这种力的结构是造成万事万物得以共鸣的基础，当对象的力的结构与人的知觉、情感的力的结构达到一致时，才能产生审美感受，也就是情感共通。“我等候着。现在夜色深沉，强大的寂静拥抱和宽容着我；我又可以看见那满天的星斗和那满目的星光。在距最近的人烟处二十多英里的地方，我非但没有感到寂寞，反而感到了快乐——快乐以及一种静静的喜悦……文化的完美不是反抗而是宁静。只有当文化达到了某种深层次的精神之宁静时，它才真正达到了它的目的……正是这种碰撞与冲突形成了一种有独特形式的美感。它看似分，实为合，与东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
无论是移情，共通感，还是完形，这些理论实际上都在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万物齐一共感”的基础是人与自然具有某种情感，生理和形式同构，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境而达成人类较为普遍的共识。“人不是自然的统治者，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和目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一种自然现象；人需要以敬谨感恩的心态善待自然，因为人本是由自然养育的，因为人在自然中十分渺小……多样性是生命的源泉，生态世界的任何一种生命都应该得到保护；越是接近于人类的生命形态，越应该得到人类的善待。”
四、结语
人类情感和文化上的共通之处为传播和交流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跨文化传播的共通和情感共鸣，有益于增进传播的深度。这些问题具有共通性、普惠性、世界性和根本性，并不受制于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从人类文明基底上探寻可能性，能为跨文化传播提供更多实践路径上的可能，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方面面，有助于达成普遍的全球共识。以“自然一生命”为契机，将“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学术话语和纪录片以及其他各种媒介话语统一起来，形成叙事合力，并构建可理解可沟通的话语体系。“自然一生命”话语赋予了媒介产品强大的共通性与吸引力，并且“自然一生命”话语中所蕴含的历史向度与经验向度也为人类的情感交流带来了启发，“自然一生命”话语的社会实践建构了普适性的交流基础。
本文从“自然一生命”的视角切入，从中西方文化中关于万物、生命的相关论述找到理论上的契合点和共通之处，并从具体的文本中找到接合的可能。无论是遭遇工业革命受损的英国乡村的痛感，还是人与动物、大地、荒野建立起来的中西方接收者的共鸣，抑或美国自然文学中彰显的地域性与全球性共通的文明互鉴和对话，以及以“自然一生命”为主题的纪录片等，都说明“自然一生命”可以成为多彩文明交流中采用的有效话语，并能够在对话和交流中建立新的共识契机。
引用参考
王鑫.“万物齐一”与“万物有灵且美”:跨文化传播的“自然—生命”审美互文与叙事理路[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1):21-38.
作者简介
王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