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送《许烺光的跨文化理解路径:双重体验与彻底省思》，作者：张路黎。

张路黎

一、“边缘人”的跨文化双重体验

许烺光自称“边缘人”。他在英美生活60余年，身为大学教授，学养深厚，为人谦和而自强不息，为什么自称边缘人呢？其中颇有深意。

在他晚年口述的《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一书的前言中，他说：“我是个边缘人，随时接触到不同文化，亲身体验不同文化面在内心相互摩擦的边界。”许烺光所说的“边缘人”，是指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游走的“文化边缘人”，是指超越了自我中心的，具有跨文化态度的体验者；是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世界公民。许烺光以边缘人自称，想表达一种不同于中心主义的认识观，以这种“边缘人”的眼光平视世界，是建立良好的跨文化交往关系的前提条件。

第一，从许烺光的经历看，“边缘人”是他一生的实际体验。他处在跨文化交往碰撞之间，感觉犹如行走在中、西两种文化的边缘。1980年，许烺光在为《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再版所写的自序中说：“我算是一个边缘人。我在一种不崇尚变化的文化里出生长大”，“而我目前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则是另一种文化：它提倡变化”，他认为，一个人的内心有两种文化互相碰撞，就等于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在文化碰撞的边缘行走”。实际上，他不仅要以本族人的眼光去看待该社会的风土人情、典章制度，还要像本族人一样去感受这些事物，因为深入其中才能得到真切体验。

许烺光出生在中国东北，自幼耳闻目睹俄国侵略者与日本侵略者争相掠夺中国的罪行，这块肥沃广袤的大地竟然变成帝国主义战争的边缘之地。许烺光在一个传统深厚、代代书香的中国家庭长大，而西方的教堂已赫然盖到了他家老宅的边上。童年时期，他常常提着灯笼跟随父兄去祭祖，也曾溜进教堂去看稀奇。父亲送他进新式学校就读，他在识汉字的同时就开始学英文，见识了不少来自欧美的教师，早早体验到跨文化交流的滋味。特别是在上大学时，他更强烈地感受到在文化边缘行走的尴尬。譬如，他在英文课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但美国老师卡尔森小姐说：“你的读音很流利，但是发音却太蹩脚。”这使他很难为情。他被邀请赴美讲学，曾遇到校方“很担心一个中国人能否胜任在美国大学的教职”的质疑，而许烺光以自己的实力在美国人类学界站稳脚跟，任教30余年，成果斐然，自成一家。

经历跨文化的双重体验，在美国执教的许烺光没有忘记中国乡土与文化，他说:“我虽然长期浸淫在西方学术、阅读、友谊中，但是我本身中国文化根源太深。”

第二，“边缘人”体现了许烺光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感受与思考。

许烺光读书求学之时，正逢两次世界大战，即殖民时代末期。二战前，他在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边缘人》书中回忆，当时他写过一篇《理解之路》，文章批评某些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医生，其内心对中国人的偏见与歧视和真正的西方医生几乎无分轩轾。亦如当年鲁迅批评的假洋鬼子与“西崽”，以为懂洋话、近洋人，就“高于华人”；“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许烺光在协和医院的工作是帮助穷困病人申请社会救济，他深入社会，同情穷人，同时与众多欧美人士交往，犹如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三年工作给他留下深刻的跨文化双重体验。

许烺光赴英留学，跨文化的感触良多，他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马氏开拓田野调查模式，亲往太平洋海岛考察原始部落，在人类学界独树一帜。许烺光十分尊敬导师，他说，马林诺夫斯基“是我今生遇见的最好的老师”。但他并不盲从，他发现老师“从不把吐布里安岛人与英国人或其他白人作比较”，没有把原住民当人看，却称呼他们为“野蛮人”“黑鬼”。还有，英国老师伊凡·普里查等人也都认为白种人绝不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非白人的文化才可以拿来分析研究。他们自以为:“英人及其他白人是超越被检视研究之上，他们是‘父母’，研究分析其他‘子女’世界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二战以后，尽管“许多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但殖民主义思想并未完全消失。”以伊凡·普里查为代表的英美人“有着强烈西方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的殖民地统治者想法”；再如，在印度独立后，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在印度街头依然相当无礼，常常摆出一副骄傲的嘴脸。

欧美白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优越感给许烺光带来的刺激很深。他以留学生身份进入“中心与边缘对话”的跨文化语境，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一方面，他会英语，懂专业，以优秀的成绩得到欧美老师认可；另一方面，他“内心有种中国情结”，保持边缘人的独立意识。他的研究始于二战期间，继续于二战之后。行走在跨文化边缘地带，许烺光立志去填补欧美学者留下的空白，毅然投身于大型文明社会的研究，取得卓著成果。

第三，“边缘体验”有利于在跨文化交往中建立通向理解的人际关系。

“边缘”其实就是“非中心”，许烺光提出“边缘人”的实质是消解中心、“非中心”。经过多年的跨文化双重体验，许烺光十分厌恶西方人自以为中心而显示出的优越感。以高人一等的心态俯视对方不可能达成平等真实的交流。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研究中，研究者更不能傲慢无礼。譬如，马林诺夫斯基“自认高于当地原住民的强烈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使他“缺乏与相处对象建立起真正人际关系”，“无法以当地人的方式与他们建立关系”，这影响他的认知，令他走不出已形成的理解视域。

跨文化交往中怎样与相处对象建立起通向理解的人际关系呢？许烺光认为，通向理解的人际关系，在于有情感因素在内；若只有角色关系，乃是实用性的关系。许烺光主张在田野工作中与调查对象共情。例如，1942年，许烺光在云南田野工作时体验喜洲人的生活，清明时节随调查对象一家步行十多里路去上坟。到了坟地，“这时，主人手里拿着点燃了的香和酒在两座坟墓前一一叩拜。在每座坟墓的前面，他都叩拜九次，家里其他的人在一旁烧些纸钱，其他的男人也按照主人的样子一一叩拜。作为一位客人，我也按照风俗供上一炷香。然而，当我准备跪下叩头的时候主人把我拦住了，他告诉我不必如此多礼”。许烺光诚心诚意地参与当地的祭祖仪式，而主人出于敬重和礼貌拦住他。他与主人可称建立了真正的人际关系。

许烺光以这种真诚态度继续考察中国、美国、印度与日本社会，他曾用大量时间躬亲考察乡土农舍，在昆明、夏威夷、加尔各答、德里、东京和京都多地从事田野调查，考察民间社会的家庭状况，探索各民族心理特征，陆续推出内容丰富、见地卓著的研究成果，成为人类学转向大型文明社会研究的代表学者和心理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文明与西方世界双重交接的体验成为许烺光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有利条件。许烺光的研究可以说是跨文化体验与理解的代表。

二、“社会心理均衡”与“亲属之钥”

许烺光的一篇重要论文题为“亲属之钥”（收入《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一书），显然是他思考跨文化长期体验的结晶，是许氏心理人类学成果“社会心理均衡”说的代表作。均衡，是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关键词，显现他期望人们心理和谐平衡的社会理想。

他将亲属关系视为理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钥匙，也可以说是帮助我们在跨文化交往中理解不同社会的一把钥匙。

亲属和家庭是人类学家研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早期人类学者调查某地原始部落往往从了解其亲属关系入手。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易洛魁人部落的解读，摩尔根深入了解原始部落亲属制度与家庭，首次将原始家庭划分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等，得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引用和评述，体现了对亲属制度和家庭的高度关注。

其实，“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早已成为学界共识。人类社会千差万别，但都少不了亲属与家庭。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跨文化理解的基础之一。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称家庭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在中国，《周易》“家人卦”其辞“闲有家”“富家大吉”，《礼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都体现了对社会基本单元“家”的重视。许烺光自述:“我一切理论的基础，是以个人与社会的家庭观念为核心。”其说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还是他经过长期跨文化交往实际体验的总结。

许烺光以丰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和广博的西方文化学识，通过跨文化交往深入不同社会，自言“我的大半生可以说是完全致力于分析、讲授及促进全世界不同文化间的了解中度过”。他指出，所有人的生命都从亲属群体（家庭）开始，人生活在人类群体之中，无不深受亲属的影响。因此，他遴选“家庭”与“家族系统”，将其视为“每个社会心灵的基本细胞组织”，“形成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基本组织”。许烺光说:“我是用比较分析法来达成大型有文字社会如中国、印度、美国（扩及欧洲及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之间相互了解的目标。”他由此深入理解这些社会及人的文化心理，提出“社会心理均衡”理论。

许氏“社会心理均衡”理论借鉴并且突破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说，用社会心理稳态取代人格分析，不是把人当作孤立的个体，而是将人还原为“社会的人和文化的人”，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之中。他把人的文化心理设想为在外部世界作用下的多层次心理场，模拟出“人类的社会心理均衡图”，包含８个层次，从外至内依次为：第0层：外部世界；第1层：广泛的社会文化心理；第2层：交往（运作）的社会文化心理；第3层：亲近的社会文化心理；第4层：可表现的自我意识；第5层：不可表达的意识；第6层：前意识；第7层：无意识。

此模型从8个层次来看似乎很复杂，但若择其要点来理解就很简明形象。若除开许氏所谓第0层“外部世界”和第１层“广泛的社会文化心理”，除开最里层的无意识、前意识和不可表达的意识，其实许氏模型着重讨论中间的三个层次：“交往（运作）的社会文化心理”“亲近的社会文化心理”“可表现的自我意识”。其关键在于“亲近的社会文化心理”，这正是许氏模型的创新之处。许烺光认为，第２层“交往（运作）的社会文化心理”只是表现人与人的角色关系，只有实用性。而人生更需要情感关系，人最需要的是第３层“亲近的社会文化心理”，这才是每个人强烈依恋的部分，是“人获得安全感、认同感和满足感的基础”。每个人都需要情感关系，如果缺失，就可能产生心理问题和精神病症。亲属关系则是社会关系的钥匙。在跨文化交往交流中了解某个人类群体的亲属关系往往是了解其社会的钥匙。他指出，“一个人的社会心理均衡过程主要是在寻找维持人与其他人的亲密关系”，力求保持令人满意的心理平衡和人际平衡。

因此，所谓“亲属之钥”，意为许氏提出的基于人类亲属关系的“社会心理均衡”理论如同一把钥匙，可用以分析某种社会心理是否均衡，是否具有稳定关系，是否有所缺陷而失去均衡，是否危及社会稳定，产生何种优点或弱点，等等。许烺光还提出“优位亲属纲”的概念来补充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心理均衡”理论。许烺光曾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云南 （1941-1943）、美国夏威夷 （1949-1950、1970-1971）、印度 （1955-957）、日本（1964-1965）等地从事田野调查。通过实地观察体验，运用“亲属之钥”，许烺光逐一分析了中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日本人的社会心理状况。

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许烺光受费孝通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期间就深入云南喜洲镇从事田野工作，写出专著《祖荫下》，以人类学视野率先研究中国家庭家族实况，探讨中国文化对个性形成的影响，解读分析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在美国任教期间，他又专程到夏威夷进行田野研究，对中、美文化做了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许烺光前往印度开展田野调查，写出《宗族、种姓与社团》一书，对印度人、中国人、美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作了比较分析。20世纪60年代，他到日本民间做田野调查，深入研究日本人的社会心理，推出专著《家元：日本的真髓》。他开创性地对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大型文明社会进行人类学研究，侧重于研究社会文化心理，作出开拓性的贡献。

在印度的田野工作中，许烺光被印度人虔诚的宗教生活深深打动，他感受到“印度宗教给人的印象是由内心发生，很自然的成为人们关心的一部分”，于是从世界观来分析印度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心理文化取向。相比中国人的“情境中心”、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中心”，印度教教徒所具有的乃是“超自然中心的世界观”。其明显的区别之一是：中国人倾向于用亲属关系来看待朋友，美国人则倾向于把朋友当成生意伙伴，而印度人则倾向于看待人们的种族地位差异。再用20世纪60年代许烺光提出的“优位亲属纲”来分析，核心家庭中有8个最基本的关系：父子、母子、父女、母女、夫妻、兄弟、姊妹、兄妹（姊弟）。“一个社会中的优势属性会形塑所有非优势的属性。”就是说，优位纲的属性往往决定了该体系中的个人发展出对待其他纲的态度和行动的模式。例如，中国传统社会的优位纲是“父子纲”，或称为“父子轴”;美国社会的优位纲是“夫妻纲”，或称为“夫妻轴”;印度社会的优位纲是“母子纲”，或称为“母子轴”。于是，“印度教社会努力寻求与最高主宰以及其显现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其心理世界缺乏中国式的家族依靠，又缺乏美国式的个人奋斗动力，而囿于种姓的限制，耽溺于超自然的向往。

许烺光的“社会心理均衡”理论在《家元:日本的真髓》一书中更加成熟。在旅居日本期间，他一再惊讶于日本人就像以前遵行中国的榜样般那么热心地采取西洋，尤其是美国的方式。经过跨文化体验与深入研究，许烺光用“次级群体”（次级集团）概念来补充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心理均衡”理论，对日本社会文化心理作出解读。他指出，“人一定得以某种形式的人类群体彼此结合生活”，人的生命都从某种形式的亲属群体开始。“他们若非终身当那个群体的成员，就得设法加入或形成其他种类的次级群体。”这些次级群体都深受亲属群体的影响。譬如，中国人的次级集团“氏族”，美国人的次级集团“俱乐部”，印度人的次级集团“种姓”，日本人的次级集团则是“日本独有的家元”。对于大部分日本人而言，他们需要加入原来的家庭以外的次级集团——家元。“家元”其实是日本民间（某些行业）世袭的一种师徒共同体，仿照亲属家族组成。

许烺光认为“日本人的心理社会稳态长期以来发源于家元”，家元组织是一种有效的社会集团形式，由于家元承传亲属结构及亲约原则，故而得以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又能接纳西方模式适应现代化发展。

尽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日本的家元、印度的种姓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当前的世界不再是许烺光那个时代的世界。许氏理论并不完美。但是，他率先研究包含超过全球半数人口的文明社会，着手跨文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社会心理均衡”理论对于跨文化理解不同的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许烺光一生主要在中国和美国度过，自述“亲身体验不同文化”（《边缘人》前言），他深深体验的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这种双重体验使他能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之长，不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许烺光又是勤于实践、善于比较、长于思考的学者。《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译者沈彩艺在《译后记》中说：“只有他这种对两种文化都有独到深刻见解的人才能如此自如地游走在两种文化之间，深入浅出地阐释差异。”许烺光经过双重体验的比较与省思，提供了跨文化理解的良好范式。

对美国文化，许烺光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长处与弊端，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他的精选论文集就题为“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省思，即反省，反思。《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许烺光在双重生命体验中作出真切的反思，十分可贵。

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际影响如日中天，而社会暴力与犯罪的泛滥导致美国人缺乏安全感，许烺光作为人类学家看透了其社会弊端在于片面宣扬彻底的个人主义，他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自序”中指出：“美国问题的根源是个人主义过分膨胀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他的意见得到许多同行和美国友人的肯定，例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利·康麦格评价《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兼具独创性和洞察力”，并肯定说：“在阐释美国现状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在《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和《美国人与中国人》等著作中，许烺光分析了美国人心理问题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举三例。

一是美国人的孤独、焦虑与缺乏安全感。针对美国人所崇尚的彻底个人主义，许烺光分析道：“彻底个人主义的基本特质是奋斗以求自力更生”，但事实上每个人都需要同伴与群体，“由于否认其他人在个体生命中的重要性，自力更生这项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便产生了矛盾和严重的问题，而其中最普遍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感”。美国人的竞争和经济差异“只能造成人与人的分裂。一人获益，总是意味着他人一定程度的损失”。由于美国人的个人目标是绝对的自然依赖，“个体被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所蛊惑，爱势贪财，毫无节制”。而“他人被看作是可资利用和操控的物品”，美国人在人际关系里几无安全感可言。

二是“代际问题”。青少年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的飙升，是美国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许烺光也对此做了调查分析，他曾在夏威夷做了一项罗夏克墨迹测验，并且和“芝加哥青少年群”的调查统计相比较，经过分析与省思，他发现这不仅是教育的问题，其根源是个人主义这柄双刃剑。“美国人是以个人为中心”，“将自立奉为最高价值观”，鼓励个人找出实现个人愿望和野心的方法，“倾向于用绝对的角度来观看世界，而且成败都由一个人负责。结果他很可能经历高度的情绪冲突”。 由于以个人为中心，形单影只，成功是个人的胜利，失败是个人的悲剧，所以，美国青少年更强烈地感受到面对现实的不安。

美国问题之三是种族危机。为什么种族冲突日益严重，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社会问题? 许烺光鞭辟入里地指出其原因在于种族歧视，其根源在于彻底个人主义与自我依赖的生活方式。尽管“美国人高谈平等，而他们要的平等是自己必须比别人拥有更多平等”，由于害怕地位降低，害怕低人一等，为摆脱心理恐惧，“美国人就需要歧视以维持自尊。一个人如果不能继续向上，他就必须找到一些人把他们推下去，从而造成自己向上的假象”，不断地展示其优越感，“他们不由自主地排斥社会里的少数族群”，因而往往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许烺光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中国文化做了相当透彻的分析。许烺光熟悉的是灾难深重的经济落后的中国，通过入乎其内的深刻体验和出乎其外的人类学视野，平静地分析了旧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例如，《祖荫下》就是许烺光深入分析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的专著，作者融入喜洲镇居民的文化生活中，描述了喜洲人在祖先庇荫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出种种兴衰起落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所发现的父子同一关系这一中国亲属结构的核心里”。中国人“父子同一”的心理对应于上述“社会心理均衡”

模型第3层：亲近的社会文化心理，由此获得心理平衡与社会稳态，却带来缺乏进取的弱点。许烺光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表明中国人的自尊和前途都是与其最初的群体分不开的。”他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中用比较分析法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最基本的弱点是“缺乏推动变革的素质和动机”。

行走在文化碰撞的边缘，许烺光并不悲观，在批评旧文化痼疾的同时，他仍为中国文化的深厚与长处点赞，他指出：“东方生活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在人际关系上，而西方生活方式最大缺点就是个人与其他人群之间缺少永久性的联系。”从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来看，“社会心理均衡”须以原初的亲属家庭为基础。许烺光认为美国人应调整其价值观：“由原本强调个人为中心的思维转向比较以社会为中心的方向。”由此他提出：“美国人则需要重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正是家庭。美国人对家庭人伦的失落和个人主义的张扬一样，渊源于两希文化。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家庭共有，任何人不得组成小家庭，“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再如，基督教淡化家庭观念，《马太福音》所引耶稣的话：“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马太福音》10：34-47）相反，中国文化注重家庭人伦。《论语》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礼记》强调修身、齐家。家，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因而，许烺光自述立论“以个人与社会的家庭观念为核心”。由于植根于家庭乡土，中国人难以变革创新，也较少陷于精神崩溃。“中国人的根本动力是让自己也让别人活下去，由此保留他们最珍视的东西——原初社群里稳定的人际关系。”因此，许烺光呼吁：“重塑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许烺光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诗人，他是一位待人和蔼、处事低调的人类学教授，又是学问扎实、人格独立的学者。他的立论平实中肯，但从不盲从任何权威。例如，他批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二者应被视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孪生产物。”他说：“非常不幸的是，大多西方学者偶尔会犯种族中心论的错误，韦伯也是如此。他将西方资本主义归诸‘理性’，而将中国人的经济行为视为‘非理性的’‘巫术化的’和‘泛神论的’。”许烺光认为，在跨文化交往中，“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假设，这些假设的适应性并不均等。”尽管世界已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许烺光作为人类学家的体验与省思仍然给我们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