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宵静

一、敏感性的阈限性

直观来看，敏感性是指对外部影响各个方面的感知和内部处理，涉及主体对外部刺激的感知、处理和承受度，它只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涌现。在具体的交流语境中，敏感性通常会涌现出积极或消极的含义，比如我们会劝人“不要那么敏感”，或者夸奖人“能够敏感于他人的需求”“很有艺术敏感力”等。敏感性有时可以成为主体间关系的黏合剂，有时则使自我受到伤害乃至走向自我封闭。

主体对敏感性的感知和承受阈值有关。在身体层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光、声、味道、触碰等带来的感官刺激，但在接受阈值内，这些刺激一般不会引起“敏感神经”的注意；在心理层面，如果始终处于熟悉的环境中，和外界的交往没有给自己带来不适或威胁，我们也很难产生敏感的状态。因此，只有当外部刺激超出了主体的承受度，敏感性才会浮现，由于携带相关基因的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天生的敏感性差异。但敏感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主体都可以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塑造自己的心灵，强化或改变原有特质。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人发育的早期阶段，发育的方向是最有可能由环境决定的，环境可以对天生的特质起到促进或减弱作用。也就是说，敏感性受到个体的成长过程、文化环境、交往对象与交往语境等的影响，因交往的复杂性而表现出动态性。

当代社会，社会流动加快，敏感成为常见话题。统计数据表明，大约有20%的人具有高敏感的特性，其中包括神经系统高度敏感，当处于高度刺激的环境中时，他们更容易不知所措。出版于1966年的《天生敏感》一书主张敏感性是天生的，作者不希望把高度敏感的人格特征理解为一种疾病，而是将它看作具有高度创造潜力的遗传特性。该书出版后迅速成为畅销书，被翻译为70余种语言，俘获了众多“高度敏感”的读者。还有学者主张“高敏感是种天赋”，人们应该积极利用自己高度敏感的特质。在跨文化语境下，还出现了对跨文化敏感性的测量，具备高跨文化敏感性意味着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往。可见，敏感性客观存在，且可以成为改善交往的积极力量。

然而，敏感性又有其消极被动的一面，比如，在美国，有学者将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形容为“娇惯的”（coddling）。他们被过度保护，无法接受任何冒犯和打击，以至于大学成了“一言堂”。在德国，不使用冒犯“受压迫群体”的语言成为“政治正确”，人们创造出新的语言和词汇，以取代阳性泛指语言，比如用Lehrerinnen und Lehre、Lehre-Innen、Lehrer∗innen、Lehre_innen代替以往的Lehrer，以表示包括男教师和女教师在内的教师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的性别结构已经改变，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语言的复杂和表达的受限。

《敏感与自我》（Sensibel:Über moderne Empfindlichkeit und die Grenzen des Zumutbaren）出版于上述背景之中，作者斯文娅·弗拉斯珀勒（Svenja Flaßpöhle）是一位具有哲学背景的自由作家，担任德国《哲学杂志》（Philosophie Magazin）主编，对社会心理始终保持着敏锐观察，出版的著作涉及死亡、爱情、亲情以及女性主义等话题，也曾因对MeToo运动的评论饱受争议。严格来说，《敏感与自我》并非一本学术著作，作者不着力于对敏感性问题做学术讨论和理论建构，也无意于提供一个行为准则，而是面向德国当下的社会心理现象，串联起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对敏感性的相关讨论，辩证地阐明敏感性，尝试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斯文娅敏锐地看到了敏感的两面性：一方面，高敏感性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帮助减少不平等现象，比如对冒犯性话语和行为感到敏感，排斥触摸与近距离接触，不断强调边界感，可以帮助建立起共同的交往礼仪，避免彼此伤害，促使社会朝着更文明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敏感化趋势同时伴随着分裂趋势，保持距离、合乎礼仪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回避冒犯性话语常常阻碍了对语言背后实质问题的讨论。敏感的这一矛盾性不仅仅适用于德国社会，不同背景的读者均能从中得到某些启发。然而，作者着力于对关于敏感性的各种观点作较为全面的呈现和辩证思考，但全面性限制了对矛盾现象的学理化分析，似乎又走向了相对主义，难以给现实问题一个可能的“解”。

文化人类学的阈限性（liminality）可以成为观察敏感性本身不确定状态的一个视角，将敏感性置于其出现的互动环境中加以理解，在交往中寻找对自我与社会的新建构，而非直接走向对敏感性后果的担忧。阈限性最初出现在对“通过仪式”的阶段划分之中，通过仪式有三个阶段：分离、边缘（阈限）和聚合。阈限即个体从原有状况脱离出去，还没有进入新的稳定状况的阶段。在该阶段，仪式主体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制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原有惯例已无法再处理新的状况。它们不清晰、不确定的特点被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段在众多的社会之中表现了出来，比如成长仪式或青春期仪式上的初次受礼者，可能会被表现为一无所有的人，或装扮成怪兽的样子，或只披一块布条，或赤裸身体，以表现作为阈限的存在。简单地说，阈限性是指人类在各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如何应对变化。当主体或集体处于之间状态，试图克服它，并以不同方式离开它时，之间性体验是如何被塑造和重构的。换句话说，阈限性是一种之间状态，既可以是空间上的也可以是时间上的，不同的文化元素在此汇聚，充满着混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身处其中的主体经由和种种元素的互动，将逐步进入聚合状态，也即新的稳定状态。阈限性视角被视为一个棱镜，诸多学科的研究者通过它理解当代世界的变化，探索多学科交叉领域的不同问题。

回到敏感性的概念可以发现，敏感性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出现，只有当外部刺激超出原本的敏感阈值时，主体才可能会经历敏感状态，重新寻找自我与世界的平衡。因此，敏感性是旧自我与新自我、旧处境与新处境之间的状态。又由于主体始终处于交往之中，随时会遇到新状况，敏感性便也会随时发生变化，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特点。同时，因主体之间存在先天或后天的差异，面临着不同的交往环境和交往对象，不同主体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因此，敏感性表现出阈限性的特点，并不存在衡量其适度与否的统一尺度。

从阈限性的视角来看，敏感性是一个关系概念，在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产生，随着人的流动、外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接受敏感性的混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多元的交往情境中观察主体体验，才能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对自我及环境的新建构。进而，寻找敏感性的合理限度问题则转化成了在充满不确定的交往语境中，主体将如何经由敏感性重塑自我、走向新环境。阈限性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加以讨论：一是主体体验维度：单一个体；社会群体；整个社会或人口。二是时间维度：时刻；周期；时期。三是空间维度：特定的临界点；区域或空间；国家或更大的地区、大陆。这三个维度可以相互组合，共同构成阈限性的时空情境。结合敏感性的特点，即虽然充满着变化和流动，但均涉及主体对外部影响的感知和处理，因而可以依据主体体验的维度，分别探究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的敏感性体验问题，同时将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因素穿插其中，讨论不同主体在特定情境中的敏感性状态以及其中蕴含的可能性。

二、个体：敏感性与韧性相生相成

相比于群体与更大的社会，个体的敏感性更具流动性。每面临新的外部刺激，个体都可能产生“过敏”状态。面对敏感性，个体或者隔离刺激物，退回原来的熟悉环境之中；或者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综合各种新的环境要素，重新理解自我和环境。由于个体无法脱离外部环境独自生存，后一种情况往往更为常见，这也意味着个体不得不承认并接受敏感性，调适自我，并经由敏感性反思现实的交往关系，走向对自我与世界的新建构，进入新的稳定状态。这一过程离不开韧性的参与。

以往，敏感性和韧性常常被对立使用，韧性代表着冷酷、冷漠、坚硬，似乎与敏感性非此即彼。斯文娅试图重塑敏感性与韧性的关系，认为韧性是敏感性的姐妹，两者相互牵制才能避免韧性或敏感性的极端走向。实际上，韧性的拉丁词义是“反弹、回弹”，描述了身体在受到外部干扰变形后恢复到原来状态的特性。按照这种说法，韧性并不意味着不敏感，只是可以较好地消化刺激，使自己不受伤害。书中用小囊泡比喻敏感性和韧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小囊泡受到“外皮”保护，可以抑制和过滤外部刺激，保持内部的安全。它同时还是连接有机体和外界的敏感表面，可以吸纳部分刺激，进而构造和塑造其内部。在这里，个体因自身的敏感脆弱而生成了小囊泡，又因为可以生成小囊泡而证明了韧性的存在。然而，即使能够了解敏感性和韧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各自的作用，读者依然难以从中得知韧性与敏感性的合理限度，更无从应对现实中的敏感性问题。

首先，由于天生特质以及生活环境的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敏感性差异，而单一个体的敏感性也存在着时空差异，这将影响个体敏感性与韧性的关系。以列维纳斯和尼采关于敏感性的观点为例，列维纳斯认为是敏感性使我们成为人，人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平等且相互联系的。对于移民、跨性别者、同性恋者等相对边缘的群体，我们即使难以共情，也需要尝试理解他们的敏感与脆弱之处，尤其要肯定他们为了平等而大声疾呼、奋力抗争的努力。与之相反，作为主张韧性的代表，尼采则认为“没有杀死他的东西，就会使他更加强大”，人不应该沉浸在伤害之中，而是要培养自己的韧性，更有力量地去面对世界。然而，当作者为他们安排了一场虚拟辩论，两人在辩论最后找到了重合点：伤口是力量产生之处！

列维纳斯和尼采关于敏感性的观点和他们的天生特质和个人经历有关。列维纳斯曾被关在战俘营，因纳粹失去亲人，身上也因此留下了伤口。在他看来，只有承认人的脆弱性，拒绝闭合伤口，才能保持其潜在力量，唤醒人们的情感和责任。而尼采本人却是天生高度敏感的，他对气候和光线极端敏感，患有偏头痛，精神不稳定，这反而塑造了他过人的韧性。然而，尼采对韧性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如果面对极端困境，比如在雪中行军的士兵，做出反抗就会迅速耗尽自己，那么，尼采则主张顺应环境，躺在雪地里以保证生存。此可以看出，个体的敏感性存在天生的差异，对于高敏感的个体来说，为了使自己适应环境，必须培养相应的韧性；同时，个体对敏感性和韧性的选择还受到特定环境和个人意志的影响，比如，尼采在面临极端困境时，选择顺从于敏感性，而列维纳斯即使知道伤口会对自身带来伤害，但依然选择敞开伤口，以避免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个体，其敏感性虽然受生理机制影响，但对敏感性的认知和反应却很大程度上和个人意志有关。

此外，不同个体、同一个体在不同时空的敏感性感知和处理方式将影响对自我以及环境的新建构。敏感性出现在旧自我向新自我的过渡过程之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个体无法发挥主体性，任由外界刺激伤害自我，或者被动地封闭自我，则走向了敏感性消极被动的一面；如果合理发挥自身的韧性，反思并利用自身的敏感性，从伤口中积累经验，重新介入新的交往关系，则走向了敏感性积极主动的一面。经由敏感而反思，既可以使个体意识到原有状况的不合理之处，改变原有的敏感特性，也可以使自己适应并参与新环境的建构。比如，长期处于某种不平等关系中的个体，很难对此感到不适或敏感，只有意识到存在关于此关系的新可能，才会激发对原有状况的敏感与反思，并寻求改变。此外，引发个体敏感状态的往往并不只是单一的语言或行为，而是整体社会结构。

因此，积极敏感性指向的是对更广泛结构的反思，而非对某种语言或行为本身的抵制。以语言敏感性为例，当下，涉及种族、民族、性别或其他身份的冒犯性言论很容易被视为“敏感词”，使用者一不小心就成了被攻击、被取消的对象。但单纯的敏感和抵制并不足以构成对现实问题的挑战，甚至阻碍了对其的有效讨论。实际上，语言结构并不来自先于语言而存在的世界，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不永久固定，只有打开对语言背后问题的讨论空间，才有可能重塑此类语言的意义，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文中的“schwul”（同性恋）一词，是彻头彻尾的羞辱和歧视性的表达。但后来，同性恋者已经完全占有了这个词语的解释权，把它改造成一个骄傲的自我称呼。

可以看出，对于任何个体来说，即使存在敏感性差异，但其敏感性与韧性的关系都是相生相成的，只有一方存在，另一方才有可能相伴而生，且两者可以相互转化。个体在交往情境中调适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时，也即在寻求敏感性与韧性的合理限度，但并不存在应对敏感性的统一方案。对于差异化的个体来说，关键在于面对自身的敏感性和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能否走出个人化的被动反应，经由敏感性反思现实的交往关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不断寻找自我与世界的新平衡。

三、群体：敏感性的共享与互斥

相比于个体敏感性，群体敏感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由个体的敏感性组成，可以放大共同情感；同时，不同的敏感性又意味着社会将被分为若干群体，可能产生群体间的对立和社会的分裂，某些群体甚至将敏感性作为相互对抗的武器。另外，除了受到个体敏感性的影响之外，群体敏感性的形成与表现还受到媒介、群体氛围等的共同影响，其内部组成及其边界都是可流动的。

书中并没有就群体敏感性做专门论述，但讨论了将个体联系起来的情感机制——共情，即人们能够对他人的命运产生共鸣，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内心世界。书中介绍了休谟、舍勒、卢梭、萨德等关于共情的观点及其局限性。休谟认为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使共情成为可能，我们彼此之间分享的东西越多，例如语言或出身，共情就越强，我们也就越容易受到他人感情的传染。舍勒将感情的传染与共情和同情截然分开，认为感情的传染仅仅发生在自我的各种感觉状态之间，根本不以了解他人的快乐为前提。卢梭区分了道德的、主动的“敏感性”与纯粹被动的身体敏感性，前者是我们把自身的感情附着在其他生物身上的能力，而伴随着文明的进程，自然的同情被功利、竞争心所取代。萨德理解的敏感性则完全走向了消极的一面，即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的是乐趣而非同情。书中没有给共情统一的解释，但大致涉及对他者的同情、情感的传染以及移情，这些感情既可以将个体联系起来，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同情有时只是个体的情感反应，并不意味着对他者处境的真正理解；情感的传染虽然能带来强大的力量，但又容易压制主体的反思意识；移情虽然强调设身处地理解他者的经历、感受、观点，但又面临着取消自己视角的风险。

共情的不确定性将影响群体敏感性的形成与表现。个体可以因地理的邻近性结成一个群体，也可以因某种性别、种族、兴趣爱好、政治倾向、疾病等结合在一起，共享某种敏感性，产生巨大的群体能量。然而，个体间的差异又使得群体内部充满了共享敏感性之外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使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假设常常成为一厢情愿，造成群体内部的分裂，也使个体同时属于多个群体，使群体边界模糊，不断发生变化和重组。此外，当个体可以轻松地离开或加入一个群体时，个体适应外部世界的意愿将降低，个体会更加顺应自身的敏感性而非寻求自我改变，而这又将加剧群体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

除了个体特质和共情机制外，群体敏感性还受到连接群体的媒介的影响。以往，群体主要基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形成；后来，印刷术和通信网络使得个体可以跨越所在地，与远方他者产生连接，如书信体小说，尤其是18世纪的敏感性文学，使读者可以突破身边的圈子，理解陌生人的命运。在书信体小说的鼎盛时期之后，美国和法国分别在1776年和1789年将“人人平等”写入了法律，直接体现了印刷媒介的力量。当下，带有＃MeToo标签的个人故事通过互联网全球流行，形成一股反性侵潮流，主题标签#Neinheißtnei（说不就是拒绝）在德国的性犯罪法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媒介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时，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特定时刻使用媒介或其他数码技术，对空间进行征用和转化，创造出“阈限空间”，形成超越地理空间的共同情感。同时，媒介也进一步加快了群体的流动和变化，个体可以更轻松地加入或离开一个群体，游走在不同的群体之间。

群体敏感性还受到群体氛围的影响。首先，在群体中，共同情感得到凸显和放大，个体的其他情感受到抑制，以至于使行动中的“群体”能够超出所有个人的意图，做出没有任何人“想做”和“为此负责”的事。然而，情感的传染有很多反应性的成分，容易淹没多元的信息和理性的表达，影响公共讨论的效果。其次，这种情感还可以被操作，服务于非正义目的，比如战争年代的宣传，军队中的士兵抑制自我的内在需求和情感表达，代替以纪律化的、单一的、僵硬的面容。在一战开始几个月后，弗洛伊德曾尝试解释群体的战争热情和个体的残暴，在他看来，“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通常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一切都取决于此人是否和以何种方式约束、转化、吸收自身的冲动秉性。

在战争的氛围中，暴力无处不在，不再受到谴责，人们也便无须抑制自身暴力的一面。因此，群体敏感性的能量既可能推动某一共同问题的解决，也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敏感性的共享与互斥常常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凝聚在一起时，也制造出了他者，“我们”作为情感共同体的空前凝聚也意味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对于个体而言，媒介使个体与他人的情感联系更加随机和不确定，相比于抑制自身的敏感性以适应群体，个体或许更愿意保持独异性；而群体氛围又影响着个体的情感表达，影响着自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群体中的任何个体而言，其面临的敏感状态不仅仅受个体间交往的影响，而是混杂着群体环境的各个要素。主体能够意识到并合理地处理这些要素时，将有可能在共享的敏感性中积聚起积极力量，共同作用于个体与社会；如果只是被动地受群体敏感性影响，个体或者使自己隔离于群体，或者受群体敏感性的控制，二者都将造成社会的分裂。

四、社会：敏感性与文明进程互构

面对当下这个充满矛盾的敏感性社会：过敏症增加、主体与世界疏远、快节奏和持续的刺激使审美敏感性受损，以及广泛存在的触摸恐惧和“恐痛症”等，斯文娅发现“我们目前正经历着敏感性从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向一种破坏性力量的转变。敏感性不是连接我们，而是分裂我们”。在《敏感与自我》中，作者无处不透露出对当代社会日益敏感化的担忧，似乎过度敏感将会带来糟糕的后果。然而，通过回顾人类的文明进程，作者又清晰地意识到社会敏感性提高的积极意义。那么，究竟是个体需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更有韧性以适应社会，还是社会结构需要调整以减少主体因敏感性而受到的伤害？

从历史上来看，伴随着文明进程，社会敏感性经历了逐步提高的过程。书中虚构了中世纪男子约翰和当代男子扬的日常生活，直观地呈现了过去几个世纪人类敏感性的变化。约翰的生活中充满了暴力、污秽，人们对残杀、展现裸体、当众性交没有任何不适；与之相对，扬生活在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中，自觉地避免使用冒犯性词汇，对黑人、女性充满了尊重，同时还是一位环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声援MeToo运动，帮助难民，注重生活品质，精心布置自己的房间，对审美有较高追求。如果从身体、心理、道德、审美四个维度理解自我的敏感性，可以看出，伴随着文明进程，扬在四个维度上的敏感程度都远远高于约翰。如今，我们采取种种方式避免身体受到伤害，远离丛林、建设房屋、改善衣食、发展现代医疗，健康被看得相当重要，人们对身体损伤极其敏感。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体制的不断完善，现代人对个人空间的要求不断增加。1950年，德国人均住房面积仅为14平方米，而如今，这一数据为45平方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他人保持距离更是成为一种“卫生正确”。在言语和行为礼仪方面，人们避免使用冒犯性的语言，甚至不断改写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饮食方面也越来越精致，不再只追求卫生，还讲究食物的搭配、烹饪和食用方式、用餐场所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不再只受身体力量强弱和本能的支配，而是更看重来自社会和契约的约束，比如美国人签订“性爱合同”的趋势，便是在反思原有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同时，通过理性的方式寻找一种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

综上可见，社会整体敏感性的提高受到文明进程的影响，当更基本的需求，如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后，人们的敏感性将转移到更为细微的问题上，促使社会加速解决该问题。以礼仪敏感性为例，当骑士们离开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走进宫廷，身体和生命受到保护之后，他们将逐渐接受宫廷的礼仪。与此同时，他们的身体敏感性将大幅提升，原本习以为常的身体伤害将变得难以忍受。然而，对礼仪敏感性的严格遵守只是暂时的，人们普遍意识到礼仪只是权力拥有者维持统治的手段，是阶层身份的象征时，也将产生对于不平等礼仪的敏感性，从而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发起挑战，开启新的生活可能性。因此，社会敏感性和文明进程呈现互构关系。书中用托克维尔悖论来解释人们对不平等结构的敏感性，即社会越是平等，人们对剩余的不公正和相关的伤害就越敏感。

生活条件和权利的日益平等化，导致人们对差异的敏感度增加。也就是说，永远不存在一种绝对平等的状态，当一种不平等问题被解决时，人们又会敏感于更细微的不平等，同时培养自己的韧性，展示伤口并表达自身诉求，直至消除该不平等现象。而随即又会有新的不平等浮现在人们面前，刺激人们的心灵，促使人们有所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社会的敏感性还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地区间的差异。德国社会的敏感性特点显著体现在其关于政治正确的规定中：避免使用冒犯“受压迫群体”的语言，代之以无冒犯性的、将受压迫群体纳入讨论的语言。“性别平等的语言”成为德国当前典型的“政治正确”形式。在美国，“政治正确”则体现在观念、语言和政策三个向度上。在中国，其社会敏感性在表现出阈限性特点的同时，同样显现了文化特殊性。以性别话题为例，在知乎平台上关于田园女权的讨论中，彩礼、生育和孩子冠姓等和中国父权制现实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讨论者对中国性别平等状况的感知也和国际评估结果有所差异。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文明向度外，社会敏感性还应结合文化特性来考虑。

在作者看来，现代社会的高度敏感状态蕴藏着重大危机。比如，当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饮食敏感性时，大家几乎就无法一起用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因此更加遥远。对语言的敏感性也导致许多词汇无法使用，比如德国的阳性泛指词汇，也妨碍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对性别的敏感性也使得对性别的划分成为难题，比如Facebook上出现了56种性别选项。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分裂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蕴藏着新的可能性。从“雪花”和“潮生人”的对抗中可以看到这一点，“雪花”是年轻的、觉醒的、具有多样性意识的数字原住民。在老一辈人看来，“雪花”是高度敏感的、独特的、不可触摸的。对于老一辈人的指责，“雪花”并不买账，而是采取对抗的态度，认为“潮生人”的世界是传统、规范、标准的世界，必然走向衰落。在两辈人的对抗中，可以看出年轻一辈尝试走出老一辈的生活范式，向新的生活过渡，在这种过渡的阈限状态中，各种敏感性相互交织，由此也将带来分裂和对立，但这种模糊和混乱的状态也恰恰可以成为酝酿新结构的动力，关键在于不同世代的主体能否以及如何处理新的社会环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