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    唐佳梅    袁凯

一、引言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跨国人员的流动相辅相成，构成跨文化研究近年来最蓬勃的景观之一。围绕数字技术与跨国移民的多重互动，学术界对跨国家庭与跨国群体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前者包括数字技术尤其是即时通信技术助力移民家庭维系亲情和情感连接，营造家庭日常氛围，远程行使母职，进行代际沟通与联系，等等，重点在于移民人口如何利用数字传播技术与留在母国的家庭成员“隔空”建设家庭。后者侧重跨国移民使用数字传播与媒体技术在东道国建设移民生活，比如移民群体在母国线上平台利用虚拟社区营造线上团结，在异国他乡抱团；通过社交媒体网罗母国的亲朋好友构建虚拟跨国社区，产生黏合性社会资本；在东道国网络空间里建立线上同胞社区，从中获取信息资源和社会支持，将跨文化适应、文化多元主义和跨国主义展现在同一个线上空间里。这些研究指出，数字技术促成的多种新媒体应用消解了东道国与母国的空间距离，营造了经营家庭、亲朋、同胞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网络空间，缓解了移民生活的情绪压力，还为移民在东道国的生活提供了信息、情感等方面的支持和扶助。然而，分歧由此产生。有些研究认为新媒体技术的这些作用促进移民融入当地生活，有些则认为新媒体技术的使用拉长了移民融入东道国的进程。

新媒体技术对于跨国移民产生了双向作用，既增强了他们与母国的联系，又方便了他们在东道国的生活。而这种双向作用在跨文化适应的视角下，似乎呈现了一种矛盾：新媒体如何既维系移民与母国的连接，又促进移民在东道国的跨文化适应呢?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促成了本次研究。

本研究以广州的国际社区为研究对象，考察新媒体技术与跨国移民跨文化适应的互动关系。广州曾以数量庞大的非洲人群体吸引许多研究者的目光，2010年前后的8年间，有近50篇英语国际学术论文研究广州的非洲裔居民，广州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际大都市的多样性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广州外籍人口数量大，国籍多，且有一些外国人聚居区，除了非洲人聚居区外，还包括曾经引起过学术界关注的数万韩国人和韩国人社区等。从2020年起，广州市开始着力建设国际社区，以中心商业区天河区境外人士居住较为集中的广粤社区和汇景社区为第一批试点，打造示范型国际社区。这些社区的外籍人员主要为跨国公司高管、外籍教师、使领馆人员及其家属等。2023年初，广州新公布了12个国际化街区试点，加大国际社区建设。在广州的外籍人士中，日籍人士数量较多。截至2021年，日籍人士在广州外国人口中排名第二。因此，本研究以广粤与汇景两个国际社区的日籍人士为研究对象，探索新媒体使用与日籍人士的跨文化适应关系。

本研究针对的日籍人士在跨文化研究中被称为旅居者，即短暂居留在某一个社会文化中，但并非本文化群体中的个体。本研究的对象指国籍为日本，但在中国从事商务工作、居住生活、留学等，居住一段时间完成工作任务或者学业后，仍然会回到日本的在穗日籍人士。

二、文献回顾

(一)跨文化适应与媒介使用

学者们给跨文化适应下过许多定义，与媒介使用最为密切相关的来自跨文化传播学者金荣渊(Young Yun Kim)。她认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离不开传播，因而提出了“传播与跨文化适应整合理论”，并将跨文化适应定义为“个体在迁移到新的、不熟悉的或变化的文化环境后，与该环境建立(或重建)并保持相对稳定、互惠和有效关系的过程”。这一定义突出了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的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因而将媒介使用植入了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之中。

在大众媒体时代，媒介使用被认为是跨文化适应行为的指标，相关研究成为跨文化适应研究的一个分支。由于移民的“跨”文化特征，研究分为东道国媒介使用和母语媒介使用。其中，东道国的媒体被认为在移民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发挥了正面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为移民通过东道国大众媒体学习语言并获得社会、文化、政治等相关信息和知识，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适应。具体来说，东道国媒体对于移民迫切需要的提高语言能力、获取财经和法律信息以及了解当地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有积极影响。当地媒体在向移民提供有关外国文化的教育和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他们最终想完全融入东道国社会，接触媒介是必要的。大众媒体不仅仅传递时事信息或提供娱乐，还传达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和传统，因而，使用大众媒体是一种策略，国际学生通过东道国大众媒体了解更多的文化来减少不确定性。因此，接触和使用东道国大众媒体可以增强移民的文化适应。有关使用母语媒体对于跨文化适应的作用，没有丰富的实证研究支持其负面影响，而是与移民的语言水平、跨文化适应动机和需求等有密切关系。有研究显示，当第一代移民自认为“足够”适应东道国后，便会从母语使用和母语媒体里寻找自在感并保持母国文化身份。

大众媒体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对于数字时代的跨文化适应研究有所启发，但是数字媒体技术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技术和互动性传播，这与大众媒体截然不同。数字新媒体的特征涵盖数字化、融合性、互动性和网络化四个方面，包括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这给跨文化适应带来了新的媒介环境。

(二)跨文化适应与新媒体使用

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新媒体技术对于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和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但是结论却不尽相同。矛盾的集合点在于，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把母国与东道国并置于同样便利迅捷的联系之下，与母国家人、朋友和文化的日常维系对于身处东道国的跨国流动人员来说，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跨文化适应，众说纷纭。对2016年前十年间国际学生的新媒体使用与跨文化适应实证研究的综述发现，三种主题最为突出，即“创造桥梁，边界，或者混合空间”。网络和社交媒体对跨文化适应带来了积极、消极以及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影响。当国际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维护与母国以及东道国朋友的社会关系时，社交媒体成了桥梁；但是，文化差异导致国际学生更多地跟同胞而不是当地人建立联系，社交媒体制造了跨文化适应的边界，阻碍了跨文化适应；与此同时，国际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了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双重身份，社交媒体空间成为混杂空间。这些主题一直延续到如今的相关研究中。

在互联网时代，研究发现使用线上同胞社团有助于留学生应对跨文化适应的压力。互联网对于移民群体同样有积极作用。移民在新文化环境内定居期间面临语言能力、经济压力、失去社会网络和社会脱节的困境，使用互联网有可能提供新的职业机会和路径，克服移民造成的障碍和压力，极大地促进移民的适应。社交媒体出现后，使用社交媒体与母国文化的人群交流帮助留学生减少跨文化适应压力。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积极使用社交媒体会帮助国际学生延续、发展与母国和东道国的同胞的社会网络，获得社会资本，有助于其进行跨文化心理和社会适应。有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研究发现。对于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使用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的研究声称，使用美国社交媒体与美国人进行互动才能增加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从而促进他们的跨文化适应，使用美国社交媒体与中国同胞进行社交则无益于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社交媒体有利于还是不利于跨文化适应，显然与社交媒体的种类和跨文化适应的维度有直接关系。已有学者意识到既有研究侧重单一的社交媒体，从而对移民群体使用多种社交媒体进行跨文化适应展开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社交媒体带来了不同的社交媒体体验，对跨文化适应的不同维度产生不同的作用，即从社交媒体获取主流文化的新闻和与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帮助移民群体进行心理适应，而与当地弱关系进行的社会交往会助力社会文化适应。

跨文化适应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研究显然越来越深入与细致，社交媒体的类型和跨文化适应的不同维度都已进入研究视野。本研究顺着这一思路更进一步，不仅仅只把社交媒体当作考察对象，还把当前移动互联时代的多种新媒体类型考虑进去，审视由多种新媒体应用组成的新媒体生态与跨文化适应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把新媒体定义为：社交类、聚合类、服务类等手机数字媒体的总称。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具有“提供信息”与“沟通”的双重功能，而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体增加了社交与多重服务等功能。

(三)在华外国人的跨文化适应与新媒体使用

与国际方面的研究相似，对于在华外国人的跨文化适应与新媒体使用研究也以国际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华留学生对于手机不同功能的使用与其跨文化适应水平直接相关，跨文化适应水平低的在华留学生主要用手机跟母国联系，而跨文化适应水平高的在华留学生用手机跟中国朋友联系，并用手机阅读中国新闻。在华外国人使用最多的我国新媒体是微信，在华留学生的微信使用主要用于与中国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这对于他们认知方面的跨文化适应很有帮助，包括汉语学习、了解中国文化习俗、进行交际等方面，但是由于中国好友的数量并不多以及语言障碍，微信对他们的跨文化情感适应方面帮助不大。在华留学生使用微信与家人保持密切联系能让他们获得社会支持，包括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与同为留学生的同学交流，也能够让他们获得一定程度的情感支持。以工作为主的来华韩国旅居者群体也离不开使用微信，微信对他们的生活、工作、语言学习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但是通过微信与在韩家人的虚拟交流无法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与其他社交网络的微信联系也不能带给他们心理层面的满足。微信对于在华外国人的跨文化适应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其他生活类新媒体应用也应该被介绍给在华外国人。我们的研究呼应这种倡议，丰富跨文化适应研究的新媒体类型，并且继续扩大跨文化适应研究的对象。我们考察在穗国际社区日籍人士的新媒体使用与跨文化适应，他们以工作人士为主，且多数工作较为高端，我们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跨文化适应与新媒体使用的研究人群。

(四)理论框架

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跨文化适应概念之一由Ward和Kennedy提出，他们认为跨文化适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心理适应，指心理健康和良好心理状态；二是社会文化适应，指适应东道国文化或与之进行协商互动的能力。本研究关于跨文化适应的操作性定义采用该定义，将跨文化适应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维度，原因在于，这两个方面的测量指标发展得较为成熟。

我们借助在跨文化适应研究中影响广泛的跨文化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和跨文化心理适应水平衡量框架来建构访谈问题。在使用中，我们从Ward和Kennedy整合的41个选项中根据在穗国际社区日籍人士的具体实际以及新媒体种类选择了16项，并根据Chen的研究将这16项归类为社会适应水平、生活适应水平和文化适应水平(详见表1)。

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最广泛使用的测量量表之一是 Gao 和 Gudykunst的8项量表，该量表测量受访者对在东道国生活感到舒适或满意的程度，以及他们认为在东道国生活是一种愉快体验的程度和是否愿意在东道国生活更久。本文根据在穗日籍人士特点对该量表进行修改，将东道国改成中国，用于探究在穗日籍人士在中国的心理适应水平。心理适应水平衡量框架如表2所示。

综合以上文献回顾，现有研究主要以国际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他跨国流动人群的关注较少。留学生群体因其学生身份的特殊性，其跨文化适应的生活场景、社会活动的种类与内容、社交网络的复杂程度、新媒体使用动机与习惯等许多方面都与其他群体有所不同，因而跨文化适应与新媒体的关系研究需要对更多移民群体进行考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与理论。另外，目前研究集中于社交媒体与跨文化适应的关系，与新媒体类型丰富的现状不相符合。最后，当下研究涉及移民新媒体使用与跨文化适应的关系，但缺乏对新媒体作用于跨文化适应的具体机制的探索。我们希望通过对广州国际社区日籍居民的新媒体使用如何具体影响跨文化使用的作用机制进行考察，来填补当前研究的一些空白。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1.广州国际社区日籍居民的新媒体使用和跨文化适应情况如何?

2.新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国际社区日籍居民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

3.新媒体使用影响国际社区日籍居民跨文化适应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三、研究方法

(一)参与式观察法

本次研究选取的是广州开展国际社区探索试点的两个社区—广粤国际社区与汇景国际社区，它们是目前广州市日籍居民最多的两个社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广粤国际社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道的凯旋新世界，共有1469户，约4618人，其中，常住户数为1329户、约4126人，包括761名境外人员。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街的汇景社区拥有总户数5300户，户籍人口9311人，常住人口18880人。作者之一以社区日语志愿者的身份进入社区，在社区每次举办各种活动时为日籍人士服务，指引方向，介绍情况，讲解活动内容，并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观察他们的新媒体使用习惯和方式，询问通过新媒体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情况，并招募研究对象。参与式观察时间为2022年4月1日到2023年2月10日。国际社区每逢节假日和周末会举办各种活动，方便社区内外籍人士参加，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书法、古筝、功夫、汉服、汉语、猜灯谜等。

(二)深度访谈法

本次访谈选取国际社区中的日籍人士为对象。在正式访谈前，事先对3名日籍人士进行预访谈。每次访谈后，针对出现的问题和新发现，修改和完善提纲。预访谈结束后，选取合适且愿意接受访谈的日籍人士进行访谈，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要求访受访者介绍其他在穗日籍人士。受访者尽量选取不同职业、性别、年龄段、学历、来华时长和收入的日籍人士，共计20名(见表3)。

本文受访者的20名受访者中，性别分布比较均匀，男性占比60%，女性占比40%。受访者的年龄多数为20岁到50岁之间，其中31—40岁的人数占比最大，为55%；其次是21—30岁的人数，占比为25%。从年龄分布来看，来穗日籍人士以青壮年为主，大多为日企外派员工。从学历来看，在华日籍人士大多为高学历人群，在所有的受访者中，仅有一人为专科学历，其余均为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分别占比60%和35%。从收入层面来看，所有透露收入的在职日籍人士的月薪收入在5000元人民币以上，其中月收入1万到2万的占比25%，2万到3万的占比为20%，3万以上的占比为25%，从而得知在穗日籍人士大多为高薪人群，当然这也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在穗日籍人士从事的职业主要为日语教师、领事馆外交工作人员、驻华记者、日料店长、公司职员。公司职员主要为日企的工薪阶层人士。在汉语水平方面，日籍人士超过八成具有基本工作交流的水平，在所有的受访者中，有一名日籍人士的汉语水平接近中国人的汉语水平，该访谈全程以中文进行。

访谈采取半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访谈提纲根据理论分析框架确定，分为面对面与线上两种访谈形式。除受访者要求使用中文之外，访谈全程以日语进行。访谈时间为25—120分钟不等。线上访谈主要以微信语音、zoom会议、电话等方式进行，面对面访谈选取社区内的公园、餐馆、街边等能够交谈的场所进行。访谈过程经受访者同意后全程录音。

本研究收集的日文访谈资料共计22万余字，研究者利用NVivo11 plus编码，对原始资料中的某些表达赋予概念和意义，将相同或者相近的编码归为同一类属，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将材料与理论进行对话，最终编码完毕。

四、研究发现

(一)新媒体“矩阵”多方位覆盖跨文化适应

日本使用移动数字媒体的时间比我国略早，2003年开始出现社交媒体，但我国的新媒体技术和生态多样性发展十分迅速，已经深入日常生活的多个场景。受访者对此多有描述，S16说：“扫码支付在日本是没有这么普遍的，大家都带着一些现金。在中国，基本上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走遍天下。”S06说：“因为所有的功能都有，很方便，能够达到在日本一样的生活。”我国新媒体应用的种类与功能的多样性与日本相当甚至有所超越，所以在穗日籍人士来华前后使用新媒体的习惯和频率变化不大。倘若在穗日籍人士来华前不怎么使用新媒体，来华后基本上除了以前经常使用的新媒体类型之外，很少使用其他类型的新媒体。而在日本时就善于经常使用新媒体的人，来到中国后，也很擅长使用新媒体。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新媒体国别变化较大，即来华前使用日本新媒体和国际新媒体，来华后使用我国新媒体增多，且使用我国新媒体的广度和深度与汉语水平呈正向关系。在穗日籍人士利用我国成熟的各类新媒体“复刻”了来华前的媒介生活，即新媒体成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如S08所说：“刚到中国来，会疯狂使用各种新媒体，想要迫切获得当地的信息，为了能够生存。”新媒体使用成为跨文化“生存”的基础。

如前所述，现有研究已经多次发现移民使用新媒体或者母国新媒体与母国的家人朋友维系连接，并与东道国的同胞联系，我们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穗日籍人士使用日本新媒体LINE或者微信进行上述联系。我们的新发现在于通过新媒体获取时事新闻方面。有研究指出，跨文化适应水平高的留学生利用手机关注东道国新闻，而该水平低的留学生则关注母国新闻。我们发现，只有极个别汉语水平非常高的在穗日籍人士使用我国专业媒体的新闻应用，绝大多数在穗日籍人士使用日本或日本与国际的新闻应用去关注时事新闻，较少使用我国的新闻应用，也极少使用公众号、官方账号等新闻信息平台。如S12所说：“用新媒体看新闻的话，还是选择日文的新媒体，而处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则用中文新媒体。”除了担任日本媒体驻华记者的S07使用新华网、人民网和中新网的新闻App外，其他受访者几乎不使用我国的新闻应用，个别使用情况也是为了关注当地政策或者为了获取当地疫情动态信息。新闻类新媒体的使用不仅仅与跨文化适应水平有关，还与新闻习惯、新闻制度差异、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等因素有关。

人在异国他乡难免有着思乡情绪和孤独之感，所以，通过社交媒体与母国的亲朋好友通话交流，是跨国流动人口的共性，在穗日籍人士也不例外。他们使用母国社交媒体LINE以及我国的微信与母国的家人朋友视频聊天，维系感情，缓解思乡之情，获得心理慰藉。通过微信与母国家人的联系能为留学生带来情感支持，对于在穗日籍人士亦是如此。他们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当地的社会和生活，还会采取“抱团”的方式获取安全感，这种“抱团”通过新媒体来实现线上连接。他们加入各种同胞组成的群聊和网络社区，比如在穗日籍人士的各种网络社区“揭示板”，与当地同胞建立的微信群，与同乡会、留学会等群体的人聚在同一个社群圈子，减少孤独感。如S10所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会加各种各样的微信群，例如在广州的日本人群、留学生的群，还有日本朋友的群等等，我觉得非常放心。”

在穗日籍人士利用我国丰富的新媒体平台和应用搭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实际生活需求，包括顺利完成工作、学习、购物、出行、饮食、交友、联系、社区活动等，进行跨文化生活适应。这些需求涉及使用生活类资讯、购物、二手交易、支付、扫码、交通、地图、翻译、娱乐、餐饮、通信、社交、网络社群、学习汉语等多种新媒体应用，涉及的我国新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网购、短视频、视频等多种软件和平台，包括微信、QQ、淘宝、京东、美团、一号店、大众点评、支付宝、小红书、百度地图、腾讯地图、哈啰单车、车来了、有道翻译、知乎、闲鱼、抖音、优酷、豆瓣、拼多多、哔哩哔哩等。在穗日籍人士利用我国丰富的新媒体技术搭建了新媒体矩阵，获取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满足基本日常生活，覆盖跨文化适应的多个方面。首先，最为突出的是利用我国新媒体促进生活层面的跨文化适应，囊括衣食住行等方面。其次，使用我国新媒体进行社会交往和联系，解决沟通中的难题，以完成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助力提高社会适应水平。第三，通过我国新媒体学习汉语，接触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提升文化适应水平。后两个方面将在接下来的部分重点阐述。

(二)新媒体使用促进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概念出自跨文化心理学家贝里(Berry)，指进入新文化环境的人既保持原有文化，又与其他群体保持关系。在穗日籍人士通过与在母国的亲朋和同在东道国的日本朋友的联系以及通过母国的新闻媒体来保持和母国的联系。虽然他们很少使用我国的新闻类新媒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进行文化层面的适应，因为他们通过其他新媒体获取、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内容，并通过社交媒体与本地人接触，理解本地人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等。新冠疫情期间，几乎绝大部分的在穗日籍人士都会选择新媒体来获取当地的疫情政策。S09和S14从抖音看哪里可以做核酸检测，S04则会使用小红书获取同类信息。S16通过聚合类新闻App直接查看最新的疫情动态，S03与S08则通过微信群消息查看防疫政策。他们经常会主动利用新媒体搜寻和浏览政策性信息以了解和遵守当地的规章制度，方便在穗的生活。

虽然中日两国互为邻国，但两国文化存在着差异。在穗日籍人士遭遇到文化冲击时会通过新媒体采取积极的应对，通过新媒体借助人际关系或者初级群体、次级群体获得帮助，这与新媒体给移民带来社会资本和提供社会支持的发现一致。S10表示：“有些不懂的，可能会用微信问同样在中国的日本朋友，也可能用LINE问家里人，反正总会可以寻求到帮助。”S12说：“我还会去浏览一些专门针对日本人的揭示板，在上面浏览很多的帖子。”我们的新发现在于，有的在穗日籍人士会积极使用新媒体本地用户生产的内容(UGC)去克服文化冲击。S04说：“可以用小红书查一下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做，或者用雅虎日本搜索，当然也会用百度，但是百度感觉太多没有用的信息了。”S08则说：“有时候不理解当地的文化，我就会查知乎。”新媒体为跨国人群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空间去进行社会融入。

有在穗日籍人士表示，在日本时使用Instagram，来华后无法使用，而小红书类似于Instagram，因此，他们青睐使用小红书进行检索和查阅当地的文化知识。还有日籍人士表示会通过微信朋友圈来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S03说：“为了学习汉语，我经常发微信朋友圈。”有的日籍人士则通过看微信朋友圈来理解中日文化差异。S05来华后通过看中国朋友的朋友圈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尤其是在传统节日时，浏览中国人发布的节日祝福和节日相关的照片，能够促进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他说：“通过看微信朋友圈能够了解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S05性格比较外向，喜欢与中国朋友互动，会在朋友圈留言，如“XX是用来做什么的”“这是在干吗”等寻求答案。

在穗日籍人士各有各的新媒体使用习惯，主动进行文化适应，我国新媒体的多样性满足了他们的多种需求。除了使用新媒体的搜索、查阅、浏览和互动功能外，他们还使用新媒体的社交功能来与本地人交朋友，获取社区资讯，提升社会适应。微信是在穗日籍人士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微信的使用十分突出。他们用微信与中国同事、朋友、学生等交流和交往，建立关系网络，积累人脉；还通过微信建立本地的同胞网络社群，以及其他当地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人际和社会交往层面的适应。S09说：“我来到中国后，当时很想加快适应当地的生活，我就用微信加了很多中国人，大概有五十多个，然后不停地和他们用中文聊天，每天都要聊。”另外，他们使用微信群获取社区资讯，积极参与社区举办的各类活动，是较为常见的现象。比如，S06很喜欢舞狮，他经常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观看各类舞狮视频，跟着up主学习舞狮的步数和套路。恰逢其所居住的社区举办传统文化活动，他从社区微信群里获得这个信息，就作为业主自告奋勇报名参加表演。在穗日籍人士普遍使用微信跟微信的功能丰富分不开。S03说：“在中国，不使用微信就不能生活吧。”S06表示：“主要是用微信，在工作时和与私人生活无关时经常浏览。”

除微信外，小红书和微信公众号也成为拓展社会网络的工具。S04使用小红书发布自己的生活短视频，和粉丝私聊，看粉丝的评论。S10表示：“我会关注一个叫作‘日中交流’的公众号，里面时不时有一些茶话会，我很喜欢参加，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少数汉语水平高的受访者还会使用知乎、豆瓣等社交媒体，参与社会文化生活。

新媒体使用在促进社会融入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语言水平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发现，在新媒体使用中，可视化内容比文字内容更能获得汉语水平不高的在穗日籍人士的青睐。尤其是刚来华的日籍人士，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低语境的视频内容来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和内容。另外，他们虽然对我国的专业新闻媒体内容使用较少，但是较多从抖音、小红书等内容聚合型新媒体上面关注本地媒体发布的信息。

(三)新媒体是心理适应的“双刃剑”

如前所述，跨文化心理适应量表注重跨文化适应过程的舒适、满意程度和居留的意愿。在穗日籍人士在使用新媒体进行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和体验中既有感到舒适、愉快和满意的地方，又有遭遇不愉快的时候，新媒体因而成为跨文化心理适应的“双刃剑”。

新媒体提升跨文化适应满意度首先体现在助力文化学习方面。在穗日籍人士普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表示来华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了解过中华文化，来华后使用各种类型的新媒体能够加深对这些文化的认识和喜爱，因此使用新媒体可以帮助他们对我国文化感到满意和适应。S04说：“喜欢用小红书，可以查找很多有用的信息，还可以认识上面的中国人，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和历史文化。”有的在穗日籍人士会通过新媒体来获取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比如S05，“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时候会通过抖音看一看古筝、二胡的讲解视频，增加对这些文化认识和理解。”S06说：“我很喜欢广州的舞狮子，感觉很有意思，我比较喜欢这种传统气息浓厚的文化。”他因而使用哔哩哔哩寻找相关视频，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

此外，使用新媒体对于在穗日籍人士在工作、学业以及汉语学习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即新媒体起到了“生产力工具”的作用，因为我国新媒体能够完全取代他们来华之前用于工作和学习的新媒体。来华工作或学习后，在穗日籍人士与同事或老师、学生的交流基本上都是采用微信、QQ邮箱等进行，这与其他外国人在华的微信使用情况相一致。许多在穗日籍人士还积极使用新媒体学习汉语，以S19为例，她是随同外派员工来华的家眷，来华后几乎不能使用汉语交流，因此急切地想要学习汉语，融入当地的生活。她学习汉语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在微信上看到朋友发的海报而参加线下培训会，通过各种视频类的新媒体学习，等等。她表示：“还会使用这些新媒体学习汉语，中国的短视频媒体很多，上面有很多的学习视频，我很喜欢，我经常看优酷、抖音、bilibili，在上面学习中文。”海量的新媒体内容为在华外国人提供了便利的学习汉语渠道。

新媒体对增强在穗日籍人士的社交意愿方面也有促进作用。在穗日籍人士普遍使用新媒体与中国人交流和沟通，并通过新媒体社交积累人脉，从而增强与当地人交流的意愿。S06说：“用微信和中国的同事聊天，比较自在。”

新媒体使用除了在学习中国文化、培养个人兴趣、完成工作学业和进行汉语学习方面增强在穗日籍人士的满意度之外，我国新媒体生态的多样性也让许多在穗日籍人士感到满意。S09说：“很满意，比日本发达多了，在日本没有微信这样一种多功能的新媒体，都是细分领域的新媒体，所以导致很死板，我还是喜欢微信这种的新媒体，什么都可以做。”S18说：“和日本相比，中国的新媒体非常发达，我很满足。”在穗日籍人士对我国新媒体使用的满意度首先出自新媒体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即新媒体操作简单，便利生活。其次，满意度出自我国多媒体的多样性方面。当前我国的新媒体在功能多样和使用便捷等方面满足在穗日籍人士的大部分需求，支持他们在我国的跨文化适应，从生活到工作或学业，从学习中国文化到学习汉语，从人际交往到社会网络，从社会支持到社会资本，让他们感到在我国的生活很舒适。

虽然受访者大多数时候使用新媒体都是愉快的经历，但是他们也提及新媒体使用过程中引发的负面情感。有些负面情感来自我国新媒体的一些功能设定，比如日籍人士使用新媒体无法进行实名认证，因为新媒体实名认证中证件一栏没有“护照”这一选项。这导致新媒体的部分功能无法使用，尤其是涉及使用新媒体进行交易与政务服务时情况更甚。这给他们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给他们的新媒体使用带来麻烦。我国的部分新媒体应用要求人脸识别，部分受访者表示不喜欢。也有些受访者对隐私泄露和网上支付的安全性表示担忧。新媒体使用对于汉语水平不高的日籍人士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比如S08，她只能用汉语进行基本交流，因而觉得新媒体的界面比较复杂，所以用得比较少。

除了新媒体功能设定方面的限制外，有些受访者在使用我国新媒体时遭遇过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那些“深入”使用我国新媒体的在穗日籍人士。S17是在广州留学的日籍人士，在听到有人使用闲鱼可以购买很多二手货而欣然前往，但囿于辨识中国新媒体环境的能力，在购物过程中过于相信对方而导致上当受骗。从此以后，他便不再使用闲鱼，表示这个新媒体软件鱼龙混杂，让人分不清谁是真卖家谁是骗子。有些日籍人士在使用我国的新媒体发个人动态时遭遇过不友好的评论，有些则时常在微博上面看到针对日籍人士的负面评论，甚至是谩骂与羞辱的话语。对此，S13说：“我不喜欢微博，觉得上面的评论都很偏激。”她因此选择不再使用微博。新媒体使用过程中对于跨文化适应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既有新媒体技术本身的原因所导致的，也与旅居者对于东道国某些社会现实的不理解有关，后者出现在“深入”使用东道国新媒体的旅居者身上的机会较大。

五、讨论与结论

(一)从渠道到空间

从韩国学者金荣渊提出跨文化适应的传播学视角后，大众媒体便被视作跨文化适应的渠道，即通过接触大众媒体的内容来获得东道国的话题性事件、社会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理解东道国环境的视角等。媒体从此成为跨文化适应研究的一个重要指标，许多研究探索媒体在此过程中的具体影响和作用。我们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研究思路，新媒体对于旅居者获取各类关于东道国文化、观念、制度规范等方面的作用依然存在，但是作用发生的机制与之前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大众媒体通过旅居者阅读报刊和收看收听电视广播等方式“接触”媒体内容来介入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互联网则提供了方便的内容获取方式，还增加了沟通功能。而在新媒体时代，更多是旅居者通过主动搜索、询问、订阅等方式来获得和学习东道国文化、观念、制度规范等方面内容，且碎片式内容尤其是短视频内容成为搜索和询问的主要对象，旅居者使用媒体内容的主动性、针对性和个性化程度有所增加，但获取内容的系统性有所降低。新媒体作为跨文化学习的渠道，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学习资源使得学习本身成为社交的一部分。

通过提供内容来介入跨文化适应，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似之处。除此之外，旅居者还通过“参与”新媒体提供的情境与活动进入东道国的文化与生活。无论是通过淘宝购物，浏览微博内容，在微信群里互动，还是经营小红书账号，新媒体都成为旅居者参与东道国生活的渠道。

新媒体除了作为跨文化适应的渠道，还成为跨文化适应的工具，其工具性集中体现于在穗日籍人士使用它们应对生活日常：利用购物、支付、美食、地图等类型的多种新媒体便利衣食住行，以更好适应当地的生活；通过社交媒体和内容聚合类新媒体获取生活信息资讯，便利日常生活；遇到文化冲击或者不理解当地文化时，通过搜索社交媒体内容解疑释惑；通过微信朋友圈中国朋友发布的内容了解中华文化，使社交媒体成为旅居者了解当地文化的信息平台。

新媒体除了成为延续大众媒体和互联网成为跨文化适应的渠道之外，还因为其多样的生态和功能嵌入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从在穗日籍人士的新媒体使用中看到，新媒体不但是跨文化适应的助力工具，像已有研究指出的那样对旅居者的生活、语言、学习和工作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而且还成为进行跨文化适应的场所和空间。跨文化适应在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空间内展开，具体表现为：通过微信辅助开展工作；在微信群里与同事、学生、同胞、本地朋友等熟人互动，发布朋友圈并和朋友圈内容互动，在微信上进行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在小红书上发布个人动态，展示自我，并将此作为与陌生人交往互动的空间，接触结识本地人，交朋友，拓展人脉；在豆瓣、知乎、微博等获取和了解本地人的各种生活动态、生活信息与观点态度，直接切入当地人的生活片段；通过微信朋友圈互动加快融入当地环境，积极适应当地社会文化。

当然，新媒体成为跨文化适应的空间，因旅居者的汉语水平而异，因使用新媒体的种类和时长而异，因深入使用新媒体的程度而异。另外，新媒体成为跨文化适应的空间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线下的空间深深融合在一起，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讨论。

(二)融通线上线下，建构多重空间

已有研究已经发现旅居者使用微信的场景多为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交往，表明旅居者在东道国的社交媒体使用是融通了线上和线下空间的。我们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并且拓宽了物理空间与线上空间的多重性，因为我们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微信，也不仅限于社交媒体。在穗日籍人士在日常生活的多个场景里工具性使用新媒体，新媒体嵌入日常生活空间。他们自主使用新媒体提供的海量内容，进行个性化和社交性的语言学习和文化了解，将学到的内容运用到线下生活中，并通过使用东道国新媒体感知相关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们在新媒体空间结识当地人，有时会由线上的新媒体沟通交流延伸或转移至线下的人际交往。他们有时会遇到希望和他们交换微信的当地人，社会交往由线下转移到线上。另外，他们还会通过微信群、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以及人际交流来获取社区资讯，积极参与社区举办的各类线下活动。新媒体成为桥梁，融通在穗日籍居民在东道国的线下与线上生活，通过线上延伸线下，通过线下延伸线上，互为补充。

与如前所述的许多跨文化适应研究相同的是，我们也发现了在穗日籍人士通过母国社交媒体或者东道国社交媒体连接母国的家庭与朋友关系，以及通过东道国媒体连接东道国同胞。由此，我们认为，旅居者通过新媒体的多样性构筑母国与东道国空间、社会交际与展现自我的空间、工作与学习空间，并且融通线上与线下空间，营建了跨文化适应的多重空间。

但是，个体旅居者在构筑多重空间方面存在不均衡性，即无论跨文化适应水平高或是低，旅居者均运用新媒体搭建多重空间进行跨文化适应。但是，跨文化适应水平高的人搭建的多重空间中东道国的新媒体空间比例大，而跨文化适应水平低的人搭建的多重空间中母国的新媒体空间比例大。

(三)多重空间是新媒体使用影响跨文化适应的作用机制

综合发现和讨论，我们提出了新媒体对跨文化适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参见图1)。我们认为，新媒体使用构筑了跨文化适应的多重空间，该多重空间包括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物理空间，且线上与线下空间是融通的，两个空间处于互动之中。线上空间包含母国新媒体空间与东道国新媒体空间，两个空间由不同国别的新媒体使用组成。母国新媒体空间包括与家人朋友维系感情与关系的“跨国亲情空间”以及保持母国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时事新闻空间。与母国新媒体空间相比，东道国新媒体空间成分多元，涵盖了以下各个方面：利用新媒体作为工具方便日常生活；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形象展示；在新媒体上进行语言和文化学习；与东道国同胞抱团获得安全感、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以及与当地人进行人际和社会交往，包括同事、同学、朋友等。线下物理空间是旅居者进行跨文化适应的主场所在，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交友、参与社区和社会活动等，新媒体介入了这些活动和场景，构成线上线下的融通和联动。

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的互动由四个维度组成。首先，旅居者在各个线下场景使用新媒体，“穿梭”于线上线下之间，带动两者的互动。其次，线上与线下的社会资本互相流动和转化，包括信息、知识、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等，共同促进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再次，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有许多重叠，交织组成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最后，线上空间比线下空间更具延展性，不仅纳入了与母国保持联系的空间，还增加了工具性使用和自我展示的空间。

在穗日籍旅居者通过利用新媒体构建多重空间的机制促进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缓解乡愁，消解跨文化适应压力。新媒体嵌入跨文化适应过程，通过构筑虚拟空间并成为连接虚拟与现实空间的方式而成为跨文化适应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研究旨在填补研究空白，对新媒体作用于跨文化适应的具体机制进行理论建模，但尚存在不足。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等田野工作在疫情期间展开，掣肘颇多。虽然我们努力减少各种不便对研究的影响，但难免疏漏。我们的研究围绕广州打造的首批国际样板社区开展，样本类型较为单一，且样本量有待扩大。我们的研究对于其他类型的移民社区的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未来希望能够出现系列研究，考察我国丰富的其他移民群体和社区，并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社交平台的精准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BXW062)的研究成果。

王珂,唐佳梅,袁凯.多重空间的社会融入与心理调适 ：广州国际社区日籍居民的跨文化适应研究[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1):119-143.

王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佳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