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前沿访谈、乡村传播、经济传播、健康传播、媒介记忆、智能传播专题研究六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公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我保护意愿研究:在线健康素养、风险感知与人口特征的共同作用》,作者耿书培、余欢、肖迪。
公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我保护意愿研究:在线健康素养、风险感知与人口特征的共同作用
耿书培 余 欢 肖 迪
摘 要: 遭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众自我保护意愿对阻断疾病传播十分重要。基于对中部五省413名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调查,本研究关注自我保护意愿如何为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两种形式的在线健康素养和诸多人口特征提供解释。研究发现,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均可正向预测自我保护意愿;严重性感知既是自我保护意愿的直接决定因素,也是中介易感性感知的影响因素;大龄用户和女性比青年用户和男性更易产生自我保护意愿。研究表明,在线健康素养教育不论是对心理层面的信心提升还是对实践层面的能力培养皆有重要意义,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必须得到重视。主流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兼顾知识科普与情感激活两大目标,同时注重受众异质性。
关键词:在线健康素养 自我保护意愿 风险感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进展和影响始终是全球各国政府关注的要点。对于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预防性措施的效用已被广泛证明。面对陌生的健康威胁,公众除了依靠自身经验进行决策,还会通过数字渠道寻求资讯、知识和解决方案,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活动因此而重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同与时间赛跑,公众渴望权威而及时的健康信息,同时苦于这些信息中的专业术语、商业目的和误导效果。如不加以考虑,即便是最简单的感染人数报道也可能造成公众心态波动甚至集体恐慌。大数据时代,人们不仅直面健康威胁本身的挑战,也极易遭遇虚假信息泛滥的次生危机。如何在健康传播活动中兼顾及时与准确,做到科学与效用的平衡,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公益机构共同面临的问题。
对于所有的疾病应对而言,公众健康素养始终是最基本且最可靠的防线。健康素养不仅决定了健康主体对特定措施的判断和偏好,也决定了其能否准确理解重要处方所暗含的信息。换言之,具备健康素养意味着“有能力获取并理解健康信息以支持正确的健康决策”,不具备健康素养则可能导致“不能正确理解环境线索和健康风险并错失切断传染途径的机会”。与慢性病的追踪式管理有所不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强调“及时阻断”“防治结合”,故通过互联网追踪最新的健康资讯尤为重要。相关资讯转化为保护措施的正确执行亦需社会公众的广泛配合,这反过来为个人层面的健康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关于健康素养、风险信念同自我保护意愿的关系,以往研究大多肯定了健康素养教育的积极之处,并认为严重性和易感性感知的增强有助于快速刺激保护意愿形成。但在信息源、信息量快速增长的数字时代,像“公众健康素养是否更难发展”“将信息资源成功转化为恰当应对措施的难度是否提高”之类的问题仍有待解决。不同于多年前的非典时期,如今的公众在家便可享受媒介化社会带来的福利,通过智能设备即可轻松获取海量的、类型丰富的一手资讯,并从冗余信息中寻找、发现、理解和评价有意义的健康信息,培养依赖数字网络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即养成在线健康素养。素养较低意味着公众更容易在接收健康资讯时出现误读、误解和错误的二次传播情形,而素养较高则意味着公众通过健康应用等渠道搜寻相关信息时更加活跃,搜索效率更高、策略更为丰富。因此,在新的媒介技术语境下,厘清在线健康素养同自我保护意愿之间的关系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防治尤为重要。
综上,本研究设计了一项中等规模的横截面调查,旨在探索在线健康素养对自我保护意愿的积极作用和发生机制,同时考虑人口特征和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贡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客观题测评补充了基于参与者主观自评的在线健康素养衡量方法,为今后同“能力”“素养”有关的健康传播研究提供启示;二是指出了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严重性感知、易感性感知)在自我保护意愿产生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强调严重性感知是诸多因素的重要中介;三是发现大龄用户反而在客观在线健康素养测评中表现更好,颠覆了“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会利用数字渠道积累健康威胁应对能力”的传统认知。
二 文献回顾
(一)从“健康素养”到“在线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本身难以被直接衡量。迄今为止,研究者尚未就这一概念的定义达成共识,也没能对健康素养的内涵进行一个精确概括。通常,健康素养被视为一个涵盖其他概念的“伞状”概念,如知识素养和心理素养等,但层次结构并不明确,测量范围亦较为狭窄。根据Nutbeam的定义,健康素养包括基本性、互动性和批判性三个层次,它们共同构成在线健康素养概念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电子健康工具的发展,基于网络的健康信息极大促进了公众健康管理,个人在线健康素养也在医疗保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线健康素养源于Norman和Skinner先前有关信息通信技术与促进青年健康的研究,此概念被定义为“从电子资源中寻找、发现、理解和评价健康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此研究是学者们在数字环境中总结健康素养含义的尝试之一,他们提出在线健康素养的核心技能是,以“分析型”(analytic)为主的传统素养、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以及基于“特定情境”(context-specific)的电脑素养、科学素养和卫生健康素养。
以往有关在线健康素养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概念界定、量表设计和对健康后果的影响。关于在线健康素养的衡量,Skinner等包含8个问项的量表(eHEALS)被广泛使用。经检验,该量表对不同人群、时期和疾病类型具有广泛适应性,如老人健康、大学生疫苗接种、艾滋病防治等。该量表包含多个语言版本,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和科学性。
即便如此,现有的在线健康素养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和质疑:某些研究未将在线健康素养看作一组综合技能,或是忽略了其中某些重要维度。在操作层面,eHEALS致力于衡量“能力”,但多数研究出于可操作性考虑优先选择主观自评的衡量方法,忽略了其中混淆认知偏差的事实:人们往往不能准确估计自身技能水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迎合同一概念的多个衡量方式、角度和思维的趋势〇10,本研究采用客观测评补足主观自评的经典eHEALS问项,旨在减少偏误、增强科学性。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问题。
RQ1:个体主观自评的在线健康素养能否准确反映其客观测评的在线健康素养?
(二)在线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
提升健康素养的直接目的便是改变一系列与健康相关的结果,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探索。在控制了人口背景特征,如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和种族,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的关联仍然存在。尽管已有一些经验性证据,但目前关于健康素养对传染病预防和相关社会结果的影响缺乏足够的数据和经验。相比之下,在线健康素养概念出现的时间更晚,有关它与健康结果关系的研究相对更少。事实上,健康素养和在线健康素养均被发现会影响个体的健康信息搜索行为,最终影响个体的健康结果。
由于多种形式的在线卫生资源正在改变卫生保健的方方面面,在线健康素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具有高在线健康素养的个体不仅更倾向于使用网络来寻找健康问题的答案,还有能力准确理解信息、评估信息的真实性、辨别不同的健康站点质量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提升在线健康素养不仅使公众能更加科学合理地使用健康信息,也令他们获得更积极的健康结果,促进他们进行正确有效的健康选择。相应地,缺乏在线健康素养可能引发一系列负面的健康后果,不利于人们获得理解、评价在线健康信息的能力和对网络健康信息产生信任。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问题。
RQ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在线健康素养如何影响自我保护意愿?
H2a:主观自评的在线健康素养正向预测自我保护意愿
H2b:客观测评的在线健康素养正向预测自我保护意愿
(三)在线健康素养的个体差异
应对公共层面流行的健康威胁时,专业医护人员的建议固然重要,但公众自身的认知、能力和行动更为关键。许多研究表明,健康素养对健康结果的影响部分通过自我效能、知识水平和一系列感知、信念、经验得以实现,但这些观点是否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仍有待考察。本研究考虑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与个人健康密切相关的因素,如人口特征、健康经历、患病史等,它们大多同时同健康信念、健康素养与自我保护意愿相关。
健康威胁的风险感知是同在线健康素养有理论关联的另一个构念,其源于风险评价,与自我效能同属于认知评价。健康威胁发生时,人们对终局后果的判断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这源于差异化的风险感知导致的差异化的行动。缺乏健康素养有可能导致对风险的错误估计,进而影响后续健康选择。风险感知通常包括两个维度:严重性与易感性。严重性感知指“个人对疾病后果和终局的担忧”,易感性感知指“个人对自身罹患同类疾病可能性的判断”。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问题。
RQ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同两种形式的在线健康素养和自我保护意愿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H3a:主观自评的在线健康素养正向预测风险感知
H3b:客观测评的在线健康素养正向预测风险感知
H4a:严重性感知正向预测自我保护意愿
H4b:易感性感知正向预测自我保护意愿
亦有研究显示,在线健康素养可能在个人因素与健康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尽管这一机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在线健康素养的衡量并没能将个人因素与健康素养结果很好地分离开来,而某些个人因素可能会带来健康素养的变化,比如社会和文化因素。事实上,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群,如失业的人更易陷入健康脆弱性,他们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限制了其在线健康素养的上限。相比之下,医务人员长期工作在疾病防治一线,职业技能、人力资源禀赋和信息资源决定了他们整体在线健康素养水平较高。其他研究发现,老年人、低教育水平用户往往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他们比年轻人、高学历用户更难适应日益复杂的卫生保健环境。据此,本文提出第四个问题。
RQ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自我保护意愿和在线健康素养是否存在个体差异?
目前,尚无研究检验个体因素通过在线健康素养或其他健康信念影响自我保护意愿的具体路径或机制。因此,本研究纳入重要个体因素,利用经验方法对此做出回应。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综合考虑样本代表性与调研成本,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山西、河南、湖南、江西和安徽五省的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与东部人口稠密的发达区域和西部相对落后省份的用户相比,中部用户的在线健康社区使用率居中,更能代表此时全国公众在线健康素养的平均水平。与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和通用搜索引擎相比,专业的在线健康社区在提供更多科学信息的同时充斥着谣言与陷阱,专业内容生产与用户内容生产(社区内部自由交流)共存的特征更能体现公众在线健康素养的异质性。
本研究使用点对点滚雪球抽样方法:研究团队分别但同时在多个省份委托社交圈中不同职业、年龄和学历的好友向其所在工作群招募调查对象,并请这些好友重复该委托步骤,以此增强调查对象的异质性。调查中的“登录在线健康应用或浏览在线健康社区页面的频率”为判定问项,排除“每月不足一次”的轻度使用者。鉴于非随机抽样的固有局限,本研究尽可能在调查中包含较多的同保护动机有关的混淆因素,以此尽量避免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误。
(二)调查设计
从问项结构来看,完整的调查问卷包含主观在线健康素养、客观在线健康素养测评、健康风险感知、自我保护意愿和人口统计问项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包含7~9个问项。除人口问项和客观测评外,其余三个构念均以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由参与者给出主观评价,1~5分代表“非常反对”至“非常赞同”。调查问卷总共有5页,每一页分别对应一个变量的若干问项,以避免不同的构念相互影响。
在以往研究中,在线健康素养的衡量往往以量表的形式出现,不同的选项反映了某一素养的不同情况。包含8个问项的eHEALS是最常见的工具,其有效性和稳定性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肯定。本研究的调查亦采用该量表,参与者对问项的评价分数越高,代表他们认为自己具备高水平的在线健康素养。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评的量表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真实情况。因此,本次调查还加入了在线健康素养测评。这一测评包括8个问项,以单选的形式呈现,回答正确计1分,回答错误计0分,累计得分即反映健康素养的情况。与自评的方式相比,该测试的优势在于回答者必须从选项中选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排除了社会期望偏差等干扰,客观性更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感知包括“严重性感知”和“易感性感知”两个维度,一般来说二者呈强烈正相关。本次调查将严重性和易感性的问项混合在一起,由参与者对每个问项做出主观判断,这也允许本研究对测量成分进行统计观察,判断易感性和严重性的问项是否能准确反映其应有的特性。
自我保护意愿作为公众做出健康行为决策并付诸行动的重要指标,常被研究者视为积极的结果。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性,本研究对流感预防意愿的有关问项进行了调整,构成了一组包含9个问项的五级量表,要求参与者根据自己的真实保护意愿进行勾选。得分越高表示用户执行自我保护策略的意愿更强。
除上述主要变量外,人口特征(性别、年龄、收入、学历等)、个人经历和社会经济要素也可能对在线健康素养或自我保护意愿产生影响,它们都以常规问项形式出现在调查问卷中,并在后续分析过程中被充分考虑。
(三)操作过程
研究团队将调查手稿录入问卷星页面,增加单独的意见反馈栏,检查无误后生成链接和二维码,发送给北京某高校院系群、上海某企业工作群和杭州某机关单位工会群进行测试工作。修正部分表述问题后,正式调查于2020年2月20日12时开始,终止于三日后,得到526份样本,有效样本413份,筛选规则如下:第一轮,排除在线健康社区的轻度使用者,保留430份样本;第二轮,排除不属于中部目标省份的IP地址,保留419份样本;第三轮,排除重复作答者,保留413份样本。
执行调查时,我们一方面要求被请求转发链接的好友特别注重参与对象的异质性,另一方面额外支付相应的酬金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尽量保证调查对象的可靠性。对于参与者而言,完成全部调查内容即可得到4元现金奖励,由问卷星平台代为发放。调查开始前,参与者必须先签署“知情—同意”协议,确认将个人相关信息以匿名方式共享给研究团队用于科研。关于本次研究的任何疑问,参与者也可随时以邮件形式同研究者进行沟通。
四 数据分析
此部分首先清洗调查所得数据,对样本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随后,对各构念变量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分布特性进行检验,确保它们适合做回归分析。在计算各因素对自我保护意愿的影响时,所有变量分三步进入回归模型,得到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在线健康素养对自我保护意愿的作用。最后,建立结构模型,明确指出严重性感知和在线健康素养的中介作用。
(一)描述统计
完成数据收集后,本研究依据设计方案分别对各变量做数据清洗,得到了6个构念变量和6项个人特征。其中,自我保护意愿是理论因变量,严重性感知和易感性感知是风险感知的两个维度;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和区域等信息(见表1)。
表 1 变量信息
注: 出于简洁 ,非重要个人特征不予列出。
描述信息如表2所示,客观在线健康素养平均值为4.66,标准差较小(Std.=1.45),近似正态分布,表明测评设计比较合理,难度居中。其余潜变量测量结构均较稳定(α>0.7,KMO>0.6),风险感知经因子分析可得严重性感知(PS1)和易感性感知(PS2)两维度,符合理论预设。自我保护意愿(PB)作为本研究主要因变量,整体水平较高(M=4.82,Std.=0.33),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普遍激活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个人特征方面,约7%的参与者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了周边亲友,这些用户可能因此具有较高水平的风险感知。
表 2 描述信息
注 :变量名称的对照参见表 1;EDU 的取值范围是 1~4 的整数。
描述信息表明,主观自评和客观测评的在线健康素养具有一定可比性:平均值均位于中间偏上水平,标准差较小,呈近似正态分布。但经双变量相关性检验,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仅有较弱且不稳定的关联(β=0.07,95%CI[-0.04,0.17])。即便经过1000次自助抽样并控制其他因素,二者仍然只有不稳健的弱相关(β=0.09,95%CI[-0.01,0.17]),因此无法认为基于主观自评方法的在线健康素养能够较好反映基于客观测评方法的在线健康素养,eHEALS对在线健康素养的估计与用户实际表现有所差异。RQ1得到回应。
(二)回归分析
本次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SEHL/AEHL)是否同自我保护意愿(PB)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本研究假定它们存在某种线性关系,将自我保护意愿与在线健康素养和其他因素做了回归分析,得到三个回归模型。如表3所示,不考虑个人特征的作用时,仅易感性感知同自我保护意愿无关,严重性感知的作用最强(β=0.22,se=0.02)。回归模型加入部分人口特征后,自我保护意愿表现出性别差异(β=-0.14,se=0.03),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做出积极的健康选择。考虑所有因素后,预测变量对自我保护意愿的解释力度并未加大,故本报告选择模型Ⅱ来解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用户自我保护意愿。
根据回归模型Ⅱ的信息,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都是自我保护意愿的正向预测因素,严重性感知的作用稍有减弱,性别差异存在,其余变量不存在统计显著的预测作用。简言之,其他条件不变,用户的主观或客观在线健康素养水平越高,或是严重性感知越强,其自我保护意愿就越强。至此,H2a、H2b和H4a得到支持;H4b被拒绝。RQ2得到回应、RQ3得到部分回应: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的作用虽较弱,但能稳固促进自我保护意愿的产生。此外,在线健康素养不太可能通过易感性感知实现对自我保护意愿的影响。
表 3 自我保护意愿的预测模型( OLS)
注:标准误差位于系数右侧括号内,保留两位小数;D-W取值接近2表明随机误差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关于在线健康素养同风险感知两个维度的关系,本报告分别将严重性感知和易感性感知与相关因素做了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个体特征不同,严重性感知和易感性感知具有统计显著的相关。主观在线健康素养同严重性感知、易感性感知均有正向关联:用户主观自评的在线健康素养水平越高,对遭遇健康威胁的结果估计就越严重(β=0.09,se=0.04),也越认为自己会被健康威胁直接影响(β=0.14,se=0.06)。客观在线健康素养仅对严重性感知有负向影响(β=-0.05,se=0.02):用户的测评表现越好,越不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此外,年龄正向预测严重性感知(β=0.02,se=0.00),年轻用户比年长者更不认可相关健康威胁的严重性。至此,H3a得到支持,H3b被拒绝,客观在线健康素养能且仅能负向预测严重性感知。RQ3得到进一步解释:严重性感知同时同两类在线健康素养和自我保护意愿相关,提示其可能的中介作用。
表 4 风险感知的预测模型( OLS)
注:标准误差位于系数右侧括号内,保留两位小数;D-W取值接近2表明随机误差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三)结构模型
综合回归分析所得信息,在线健康素养存在通过严重性感知影响后续自我保护意愿的可能。为进一步解释这四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建立了个人特征作为前因、自我保护意愿作为后果的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均能直接影响自我保护意愿(βSEHL=0.09,se=0.02;βAEHL=0.02,se=0.01),但仅有客观在线素养能通过严重性感知间接影响自我保护意愿(βindirect=-0.01,p≤0.05)。严重性感知既是自我保护意愿的主要决定因素(β=0.20,se=0.02),也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客观在线健康素养、易感性感知和年龄均能通过严重性感知影响自我保护意愿。用户估计自己遭遇健康威胁的概率越高,就越容易认为健康威胁严重,因此实施自我保护措施的愿望更强烈。尽管提高客观在线健康素养能略微削弱严重性感知,但这一路径对自我保护意愿的影响甚微,也易被直接作用抵消。至此RQ3得到充分解释,两类在线健康素养较弱地通过严重性感知影响自我保护意愿,其效果不如直接影响。
人口特征方面,性别和年龄能分别直接和间接影响自我保护意愿:年龄越大的用户越容易感到健康威胁严重,因此更愿意采取保护行动。用户随年龄增长也会在客观在线健康素养方面有所积累,因此自我保护意愿更强(βindirect=0.01,p≤0.001)。相比之下,严重性感知路径施加的影响更为充分。至此,RQ4得到充分解释,客观在线健康素养和严重性感知均是年龄同自我保护意愿关系的中介,但严重性感知提供的中介作用更强。从全局考虑,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更多发挥直接作用,较少通过严重性感知实现对自我保护意愿的影响;相对地,年龄主要通过严重性感知正向影响自我保护意愿,客观在线健康素养提供的间接作用较弱。
图 1 预测自我保护意愿的结构模型
注:虚线代表路径不稳固;χ2/df=1.086,CFI=0.997,NFI=0.964,RMSEA=0.014;n=413;*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五 讨论
(一)对主要发现的讨论
本文通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对中部五省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抽样调查,探索用户两类在线健康素养如何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又如何作用于后续的自我保护意愿。研究表明,eHEALS代表的主观自评的在线健康素养不能反映客观测评的在线健康素养,二者关联较弱。如前文所述,健康素养作为一个复杂、跨学科的构念,涵盖了知识和能力的各个方面,很难仅通过由问项构成的量表得到准确估计。以往研究较少应用客观测评方法评估用户的健康素养,故本研究的操作也有待进一步检验,更不能因此否定经典eHEALS提供的主观信息。综上,同时设立主观和客观在线健康素养的评估方式,是一次积极的尝试、探索和进步。客观信息有助于消除主观反馈中的认知偏差和社会期望偏差,本研究呼吁今后的健康素养相关研究重视衡量方式的差异性,并对eHEALS和客观测评工具做进一步完善。
研究发现,其他条件不变时,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均能有效、正向预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自我保护意愿。目前,学界尚不清楚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具体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一方面,有人认为,当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存在真正的关系时,过度调整可能会产生虚假的负面结果,即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没有关联。另一方面,对智力等主要混淆因素的研究表明,健康素养和健康结果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认知能力决定的,可以将健康素养视为一种“特定领域内对基本认知能力的情境化衡量”。鉴于此,本次研究额外考虑了威胁风险感知和若干重要人口特征的作用,以尽可能准确估计在线健康素养对后续行为意愿的影响。
就个体因素而言,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严重性感知会强烈影响后续自我保护意愿,而易感性感知也能通过严重性感知对后续自我保护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尽管提高客观在线健康素养会略微削弱公众对健康威胁的严重性感知,进而间接影响自我保护意愿,但相较于其直接影响,这一间接影响不值一提。本报告认为,单独使用客观试题评判公众的在线健康素养失之偏颇,但将这一变量完全交由公众自主报告更是缺乏可靠性。当研究者同时考虑并应用两种衡量方法时,它们各自的缺陷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并提供总体上更可信的信息:不论是自我感知的信心还是实际技能水平的提升,皆有助于增强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我保护意愿。此外,年龄的作用不可忽视。公众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具备更强的严重性感知,即年龄越大越认为健康威胁严重,大龄公众更愿意采取各类保护健康的措施。本研究尽管也发现了年龄同客观在线健康素养之间的正向关系,但根据经验,这种关系源于知识、阅历和技能,能够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积累,它们并未同自我保护意愿构成明显的中介路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从实践角度看,过度恐慌带来的严重性感知的增强虽然能迫使公众在自我保护意愿上做出反应,但它对于公众的在线健康素养(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提高几乎没有帮助。相比之下,若把严重性感知看成独立的因素,公众主观、客观在线健康素养的提高都能为健康结果和自我保护意愿提供稳定的帮助。这提示主流媒体的报道策略应强化科普框架的使用,适度弱化并减少威胁刺激,在充分平衡时效与准确的前提下,考虑受众的异质性,以振奋信心和传播健康威胁的科学应对知识为目标,培养公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自觉产生保护意愿。
(二)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下自我保护意愿同在线健康素养的关系提供了诸多见解,但研究本身存在局限性,其中之一是调查问卷的完成率不高。考虑参与者和未参与者可能存在某些固有的、内在特征层面的差异,未来研究应更注重调查响应偏误和社会期望偏差等问题的规避。
受制于调查窗口和研究预算,本研究未能使用科学分层抽样设计,亦未得到完全随机样本,尽管充满异质性的便利样本仍可用于假设检验,但所得结论的扩展受限。另外,单单依靠横截面数据不能对理论模型中涉及的因果命题做科学检验。后续研究应考虑纵向或实验数据,例如对同一在线健康社区的同一批用户做多次观测,有助于无偏因果效应的识别。本研究的另一局限在于参与者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这意味着他们的平均在线健康素养可能更高,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加强样本代表性。考虑到技术使用的社会影响,不遗漏结构性因素亦十分关键。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持续关注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对自我保护意愿和在线健康素养的影响。
出于计划行为理论,自我保护意愿是实际行为选择的重要预测指标,但用自我预计的行动不等于真实客观的健康行为选择。自我保护意愿是个人自我指示执行特定的行动以达到相关结果的主观信念,而实际保护行为则是实时行为决定的。意愿与行为的不一致广泛存在于多个健康场景,故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设计诱导性调查并执行跟踪回访,缩短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差距。本研究设置了在线健康素养测评以弥补eHEALS的缺陷,但客观测评的问项仍有完善的空间,今后研究应对此进行重复检验,构建更加科学可靠的测量结构。未来要对在线健康素养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进一步考虑如何将变化的在线信息环境和具体实践嵌入概念,并将概念的维度体现在具体的测评问项中。本研究呼吁未来研究能够完善eHEALS的子部分,比如针对特殊疾病的高危人群或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等,以提升该量表的适用性。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作者简介
余欢,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师资博士后,研究领域为智能传播、非遗文化传播。
肖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师资博士后,研究领域为信息隐私、消费者决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