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前沿访谈、乡村传播、经济传播、健康传播、媒介记忆、智能传播专题研究六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社交媒体平台对青年政治信息接触与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三个头部平台

秦静、倪虹悦

关键词：青年；社交媒体；政治信息接触；政治参与意愿

一、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指出,要“引领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提高青年政治参与能力。”青年政治参与是青年通过合法渠道行使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利,从而达到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政治行为,包括利益表达、民意调查、意见反馈、检举质疑、活动参与等多种表现形式。青年作为社会中最鲜活的力量,其政治参与活动在培养国家治理主体、优化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青年使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生存常态,社交媒体成为青年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

维奥思社(We Are Social)和互随(Hootsuit)共同发布的《2022年中国地区数字报告》(DIGITAL 2022 CHINA)显示,中国人每月平均使用8.0个社交媒体平台。其中,微信、短视频(以抖音为代表)、微博作为头部社交媒体平台,至2022年初月活用户分别为12.2亿人、6.5亿人、5.8亿人,发挥了信息传递、互动连接、社群构建等的重要作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在功能属性上也存在差异性,例如,微信被认为是社交通信工具,微博被认为是资讯获取工具,短视频则被认为是记录工具。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对青年的政治心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共识建构方面,微信形成的集合体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在信息传递方面,微博的新闻使用具有显著的知识效应;在价值观引导方面,政务短视频是强化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与此同时,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之间的差异构成差异化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复媒体环境(Polymedia Environment)下,多种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促使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关系形成,为用户提供不同的身份认同、情感支持和社会资源,或将影响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意愿。本文聚焦短视频、微信和微博这三个头部社交媒体平台,旨在通过深度访谈探究当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青年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微信、微博)的政治信息接触差异及其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政治信息传播是民主政治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个体的行为和态度与政治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政治信息接触指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获取公共事务和政治信息。在多样化媒介选择环境中,个体往往利用媒体之间的差异来进行互动和关系管理。既有的政治传播研究往往将互联网媒体平台构造单一化,或着眼于某一平台,忽视了人们所处的多样化媒介选择环境。研究表明,在差异化的平台特征下,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平台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不同。学者卢家银发现,微信的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有促进作用,而微博的新闻使用则无显著影响。Nuri Kim等学者发现,不同互联网媒体平台的新闻使用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其中You Tube平台的新闻使用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有积极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视频对激发公民参与性行为起着特殊作用。

《2022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趋势洞察报告》显示,国内社交媒体平台月活数据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微信、抖音、微博。这三个社交媒体平台不仅在用户活跃度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也被认为具有各自独特的平台属性。微信被认为具有强社交性,微博则被认为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优势,前者成为社交通信工具,后者则更凸显资讯获取价值。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因具有“短平快”特点,更符合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与其他平台相比,成为人均单日使用时长最长的平台。短视频、微博、微信各自独特的平台属性促使其在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形成异质性。微信作为可以实现紧密联系的沟通网络,其对政治运动的动员、扩散具有重要价值,但更多推动的是自我“利益导向”话题的发展。相较于微信,微博则呈现更好的知识传播效果,强化了公众对公共事物的了解和认知。短视频的模因(meme)效果使爱国主义内容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进而为短视频赋予正能量属性,容易促成新形式的爱国主义传播,推动国家政治议程。

进一步聚焦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独特性发现,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构成独特的网络社会结构。在Facebook平台,强关系有助于推动政治参与活动,弱关系的影响比强关系要弱得多,而Twitter平台则更多通过弱关系推动政治参与活动。学者彭兰认为,微博和短视频平台被认为以弱关系为主,微信则被认为以强关系为主,它们从不同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基于强关系性质的微信将“虚拟”与“现实”融合,增强了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意愿。然而,微信推送受数量限制,微博则具有高频率信息发布的优势,是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阵地。但也有研究发现,公众在微博的政治参与心理预期与政府回应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落差,部分政务微博评论区标注“以下为博主精选评论”可能会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效能感。短视频平台虽具有相似的功能,但处于隐蔽状态,抖音政治既具有微博的自媒体特征,又打破了微信的封闭性和半封闭性,并通过生动具体的内容表达形式,构建鲜活的政治生态。短视频平台激活了群体的社会可见性,强化了用户的认同感,成为用户政治表达的新平台。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和属性差异,使政治信息接触可能会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产生不同影响。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1.青年在短视频、微信和微博平台的政治信息接触有何差异?

2.当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3.青年在短视频、微信和微博平台的政治信息接触如何影响其政治参与意愿?

三、研究设计

根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对青年的界定,青年主要指不超过40岁的成年公民。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考察当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青年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微信、微博)的政治信息接触差异及其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2022年10～11月,课题组对18～39岁的青年群体展开半结构式访谈,为了避免访谈对象因人口统计学特征同质性过高造成的结果误差,本研究通过立意抽样选取在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属性具有差异的青年个体,以获得更全面的数据信息,在对30名青年(见表1)进行完访谈后结果趋于饱和。访谈以微信语音或电话的形式进行,所有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均超过40分钟。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研究者对访谈进行全程录音,并人工进行访谈音频的转录工作,最终共获得3.5万字的访谈文本资料。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青年在三个头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政治信息接触情况,包括通过短视频、微信和微博平台获取公共事务和政治信息的行为、习惯和偏好;第二部分考察青年政治参与意愿,涉及利益表达、民意调查、意见反馈、检举质疑、活动参与等;第三部分考察青年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政治信息接触对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构成的社会网络关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包括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获取参考性信息、扩展社交关系、感知熟人/陌生人想法等方面。

四、研究发现

(一)青年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政治信息接触差异

1. 短视频:重视感官体验和政治信息权威加持

访谈发现,青年群体普遍认为通过微博、微信、短视频三个社交媒体平台均能获取公共事务和政治信息,但因短视频具有给用户带来强感官体验、官方政务号的权威加持等特征,部分青年更偏好通过短视频获取公共事务和政治信息。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是维持个体持续性使用的重要因素。与微博、微信相比,短视频上的政治信息更加注重传播的多模态化和情感化,通过强化叙事内容的贴近性和趣味性,使政治叙事富于感染力。这种丰富的感官体验满足了青年的视觉快感需求,“我喜欢纯视频类内容,有时不想看屏幕也可以听时政新闻”(被访者13),“语言与音乐的结合让我觉得更有参与感,对时政信息更有记忆点”(被访者1)。随着短视频舆论场的兴起,官方政务号入驻短视频平台,成为重要的政治信息发布者,其专业性、权威性和可信赖性影响了青年的选择偏好。“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入驻短视频平台,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发布公共信息,使得时政新闻生动有趣、可信度高”(被访者1)。

2. 微信:基础设施属性凸显,缺乏偶遇式政治信息接触

访谈发现,在三个社交媒体平台中,多数青年更偏向使用微信获取公共事务和政治信息,这主要基于微信的“高必要性”与“低冗余度”。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的基础设施属性日益凸显,青年往往因微信的不可被替代功能而习惯性地选择通过微信获取公共事务和政治信息。“微信功能覆盖面广、使用率高,从微信上获取政治信息比较方便快捷”(被访者4),“微信是必需的,不使用微博和短视频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被访者28)。微信信息的“低冗余度”也是青年偏好使用的主导因素,“政务微信号功能强大,能替代其他应用”(被访者21)。但是,微信作为强关系型的封闭性媒体,政治信息获取面较窄,主要来自主动关注的政务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微信群筛选后的信息,“微信群都在讨论那件事”(被访者25),“朋友圈都在转发信息,不得不关注”(被访者15)。而微信中“视频号”“看一看”等瀑布流页面却较少有青年使用,这使得偶遇式政治信息接触较少发生在微信平台。

(二)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1. 政治参与意愿增强,但存在利己主义倾向

当代青年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成长,具有更为突出的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并乐于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观点。“大学的时候投过两次票,选的是人大代表,这件事让我很有政治参与感”(被访者1),“我会主动参与选举投票,我觉得这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被访者5)。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不断增强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环。当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不断增强表明,我国在思政教育、参与能力培养、参与渠道拓宽等多方面的工作切实有效。

但研究也发现,当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存在一定的利己主义倾向,即当涉及个人利益时会有较强的积极性,“如果严重侵犯了我的个人利益,我会坚决维护”(被访者26)。但这种个人利益判断往往基于经济活动或短期利益,使得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激活受到限制,“不管谁当选,我觉得都和我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被访者18)。既往研究也证实了高利益关联度会影响个体的政治参与意愿。理性有序的政治参与强调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当前青年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与热情讨论,但仍有局限,个人利益是其判断行动与否的主要标尺。

2. 政治参与主题丰富,但存在盲目从众心理

访谈发现,当前青年政治参与的主题呈现丰富化趋势,从政党政治、选举投票等国家大事到社区服务、食品安全等社会民生均是青年关注的话题,如在村、社区、学校参与选举投票活动,反映“补助问题”“老家修路问题”,举报“虚假广告”,等等。

但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青年往往存在盲目从众心理。社交媒体环境使青年更容易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感受到“意见环境”的变化,被社会孤立的恐惧心理以及融入集体的安全感被强化,致使青年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倾向保持“跟随者”的形象,而避免成为“排头兵”。如有青年表示“自己可能会是一个支持者的角色,不太会是那个发起者的角色”(被访者14),“我会是跟随者,不是带头的那些人”(被访者2)。在从众效应下,个体会不自觉地跟随多数人改变自身的态度。青年的从众心理将个体意识迅速集合为群体共意,推动公共事件到达舆论高峰。但同时,这种态度倾向极易形成过热或过冷的参与状态,影响理性有序的参与进程。

3. 低政治兴趣青年面对信息缺失存在参与回避

多种社交媒体共存的环境使青年拥有了信息的高选择权,其获得公共信息的成本不断下降。面对这种选择权,高政治兴趣的人得以拥有更多机会获取信息,而低政治兴趣的人则更易于躲避政治信息。“我不了解候选人,并且我不会为了投票而去搜索他们的相关信息”(被访者3),“不了解候选人,更不会单独去搜索”(被访者15)。访谈发现,当前青年对选举等政治信息的获取更多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当具有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时,青年倾向于表示“会参与”;若处于信息缺失的状态,青年则缺乏主动搜索、获取信息的意愿,并且对政治参与活动采取回避的态度。

(三)青年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政治信息接触差异对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

1. 短视频的强情感传播,激活青年政治参与意愿

访谈发现,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中,短视频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短视频作为构建“感觉规则”的媒介,呈现高强度的情感传播和情感连接特征,使青年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进入沉浸状态,形成情感共鸣。“很多时事短视频会让我热血沸腾,我会在下面积极评论”(被访者1)。在这种情感连接下,青年的政治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被放大,情感共同体得以形成,成为激活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也反映出短视频舆论场在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政治社会化强调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进而影响其政治思想和行为。短视频带来“更强的参与感”(被访者1)、“更优的信息解读效果”(被访者17)、“更低的时间成本”(被访者19),为青年提供了崭新的政治信息接触渠道,在青年获取政治信息、理性的政治参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

2. 微信的高感知有用性,增强青年政治参与意愿

相较于其他平台多元信息的杂糅状态,政务微信公众号始终是青年政治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微信实现了官方信息的集中可见,通过政务微信公众号实现了权威信息的聚合,如有青年表示“关注的都是官方订阅号”(被访者14)、“关注了众多官媒订阅号”(被访者15)。此类信息往往减少了青年在信息接收过程中自我把关的注意力损耗,被认为是“可靠的”“权威的”,推动青年感知有用性的提高,“感觉政府更加重视市民的意见了”(被访者11),从而强化政治参与的自我效能感。同时,政务微信公众号功能强大,实现了政治参与渠道的有效引导,尤其是在高利益关联性事件中,“在政务微信公众号上能够很方便地找到维权途径,比如投诉电话、投诉信箱、投诉部门等”(被访者4),微信的高感知有用性促使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增强。

微信平台的强关系提升青年内在政治效能感,弱关系导致高风险感知。相较于微博和短视频平台,微信作为强关系型平台形成的紧密网络关系,有助于提升青年内在政治效能感,增强青年政治参与意愿。在青年看来,“朋友能让我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被访者1),“对时政话题讨论和活动参与的热情与信心得以提升”(被访者2)。但是,偏好通过微信获取政治信息的青年往往对来自弱关系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如“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被访者27)、“比较担心安全问题”(被访者22),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强关系更为普遍的平台中,弱关系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被进一步制约。

微博平台的弱关系影响有限且易形成高风险感知。作为开放型公共讨论平台,微博上形成的网络关系多是基于趣缘或娱乐性话题而聚集形成的弱关系连接,如有青年表示“在微博上我能接触很多具有相同兴趣的群体,互动很有意思”(被访者5)、“会加入微博超话里的讨论”(被访者23),对青年政治意愿的影响微乎其微。出于高风险感知的考量,较少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会受微博构成的弱关系网络的影响,例如,“不会贸然行动,以防背刺”(被访者2)、“怕自己的言论被挂出来,被网暴”(被访者3)等,成为偏好使用微博平台的青年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顾虑。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传播设施理论(CIT),传播设施结构能够提供意见表达的资源,从而影响青年整体政治参与图景。复媒体环境下,可供选择的媒体平台增多,传播结构发生变化,对青年政治参与产生结构性影响。本研究考察当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探究青年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微信、微博)的政治信息接触差异及其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当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增强、参与主题丰富,但存在利己主义倾向、盲目从众心理、参与回避等问题;第二,青年政治信息接触存在平台差异,短视频平台更加重视感官体验和政治信息权威加持,微信的基础设施属性凸显,但缺乏偶遇式政治信息接触,对微博的实时热搜产生高度依赖,不同社交媒体之间存在横向的功能性补偿,可以满足青年政治信息需求;第三,短视频的强情感传播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最为明显,微信的高感知有用性增强了青年在高利益关联性事件中的政治参与意愿,而微博中的多元观点冲突易造成青年政治参与意愿摇摆;第四,社交媒体构成的强关系网络有利于促进青年政治关注和互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因传播结构、功能设置等的不同而构成差异化的网络关系,这种差异化的网络关系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造成差异化影响,短视频平台的弱关系构建意愿基础,强关系激活参与行为,微信平台的强关系提升青年内在政治效能感,保障其参与行动,微博平台的弱关系易形成高风险感知。

当前,青年政治参与意愿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利己主义倾向驱动青年政治参与。青年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会对社会价值性、渠道便捷性、参与有效性、个人利益关联度进行综合考量,其中个人利益关联度是首要因素,往往偏好参与具有短期效益、强经济利益的活动,政治参与呈现功利化趋势。二是盲目从众心理使青年政治参与意愿摇摆。青年政治参与意愿极易受感知“意见环境”的影响,他们往往通过“从众”来规避风险,尤其是在微博上,多元观点冲突易导致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摇摆,开放性的公共讨论型平台对青年政治参与影响的不确定性较高。三是低政治兴趣青年的参与回避问题。短视频平台的推流机制易拉大不同群体间的政治信息和政治参与鸿沟,低政治兴趣青年主动检索信息的渠道被遮蔽,政治信息的缺失更加剧其政治参与的回避。

政府部门应重视不同平台间的差异化传播,提升其政治传播效能,引导青年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政务新媒体在青年政治参与过程中发挥着信息发布、渠道搭建、价值引领等多重作用。鉴于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结构和功能设置差异对青年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化影响,政府部门应强化政务短视频的反馈和参与性,重视短视频信息在情感传播、价值观培育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链接话题等措施提高青年政治参与主动性;注重政务微信公众号的功能性、权威性和价值引导,增强政务沟通的便捷性和有效性,纠正青年政治信息接触“偏食”现象;关注微博舆论场公共话题的讨论性,重视算法加持下的微博热搜功能对舆论的影响,加强政府议程设置,实现积极舆论对青年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强化。

本研究尚存在局限性:一是本研究是对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对青年政治信息接触和政治参与意愿影响的探索性研究,影响机制和模型建构需要结合实证研究进一步论证;二是本研究将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相结合,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接触和线上政治参与如何激发青年进行线下政治参与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CXW0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2M722890)；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1A870002)；2021年度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项目编号:2021ZZUJGLX086)的阶段性成果。

秦静,博士,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政治传播;

倪虹悦,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