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前沿访谈、乡村传播、经济传播、健康传播、媒介记忆、智能传播专题研究六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数字媒体对城市地方感的建构及空间实践的影响——以四川乐山为例》，作者刘娜、杨钰琳。

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一个地方？除了直接的亲身体验以外，各种类型的媒体成为人与地方相连的必要中介。在数字媒体全面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这种“再现”（representation）＋“实践”（practice）的双重路径为人们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建构和空间实践带来了诸多变化。首先，数字媒体对于地方的再现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人们对于地方的感知与想象，尤其是遥远的、陌生的地方想象。其次，源于数字媒体的地方感知与想象对于人们在线下空间的具身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空间实践进一步强化数字媒体的再现逻辑，调节地方及其内部空间的数字可见性，进而对城市空间的规划产生实质性影响。简言之，数字媒体逻辑已然成为数字时代人们的空间实践和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一。

本文借鉴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理论，探讨三个问题：第一，数字媒体如何参与地方的再现与地方意象的生产？第二，数字化的地方再现与地方意象如何影响人们的数字地方感？第三，经由数字媒体中介的地方感如何改变人们的线下空间实践以及城市空间规划？这些问题无疑是宏大的、重要的且极具挑战性的，难以通过一篇文章或一个案例来提供充足的经验材料。即便如此，本文仍试图以数字媒体为中心，连接诸多理论概念中的接合点，尝试建构“媒体再现—地方感知—空间实践”的三维分析框架，完善数字地方感的概念内涵与分析维度。

本文选择四川省乐山市作为案例，是由于乐山自2017年以来在各类媒体上的再现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以“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为代表的“旅游之城”悄然转变成了以钵钵鸡、豆腐脑、麻辣烫等为代表的“美食之城”。虽然乐山自古就拥有美食，但乐山美食在媒体空间的可见性和显著性在近几年才得以大幅提升，并迅速在新媒体平台形成对于既有文化旅游名城形象的压倒性优势，由此对该地的空间实践及空间规划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与再构。不同于重庆、西安、成都等借助短视频的急速传播而在短时间内获得极大曝光量的超大型“网红城市”，乐山属于四川省辖地级市，人口规模约316万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四线城市之列，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中型城市。与大型城市或省会城市相比，这类城市的公共可见性和吸引力较为一般，城市形象的维度并不十分多元，城市发展速度也相对平稳。正因如此，乐山城市形象和城市规划的明显变化可以进行较为简单的归因，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案例，用以观察数字媒体对城市地方感的改造与重塑，以及由此生成的数字地方感对人们空间实践的影响和对地方性和地方文化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档案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乐山在数字媒体平台的再现、不同人群对于乐山的地方感知及其空间实践进行经验分析，并结合乐山市政府关于城市发展的文件与规划，讨论其地方形象变化为空间规划和日常生活实践带来的影响。

二、地方与地方感

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段义孚教授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谈到，“‘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是人们熟知的表示共同经验的词语……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空间和地方是生活直接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对其习以为常”。空间与地方常常相互交融并互相转化，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威胁，而地方则是封闭的、稳定的、人性化的、熟悉的空间。“与空间相比，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从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可以看出，地方与个体化经验、情感，个体对地方的熟悉、感知，等等密切相关。段义孚教授在《恋地情结》中提出了分析人地关系的四个基本概念，即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价值观（Value）和世界观（World view），并以丰富的经验视角论述了人地关系的多种复杂影响因素，例如本地人与外地人之分、个体的生理差异性、物理环境、心理结构、个人体验及满意度等。因此，对于地方的理解，应该采取经验的视角，放在特定物理环境、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进行探讨。

地方感是地方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包括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地方意象（Place image）等核心研究维度。既有研究还关注了满意度、归属感、安全感、社区情感、邻里关系、社会联系、对地方的适应性等多元维度。

三、媒介与地方的关系

媒介与地方的关系的历史漫长而悠久，从早期的地图、书籍，到大众媒体时代的报纸、电视、广播，再到当今数字媒体时代的智能手机以及各种社交软件与位置软件，媒介不仅深刻地参与了地方的“再现”、地方知识的建构，还是“创造”地方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媒介研究与地理研究的学术交融源头虽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现代地理学创立初期，但迟至1970年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之后，才开始慢慢涌现。与实证主义地理学强调外在的物理现象不同，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空间和地方不是某种外在的物理现象，而是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社会存在”，因此，地方无法离开人的主观认知和经验独立存在。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认知和经验除了来源于有限的亲身经验之外，大部分来源于外部世界提供的各种间接信息，媒体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且必要的角色。

保罗·亚当斯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一书中，围绕媒介与地方和空间的关系，绘制了媒介地理学的“四象限图”，区分出媒介地理学的四种研究路径，即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分别对应交通地理学、虚拟地理学、非表征主义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本文无意对不同的研究路径进行理论探讨，仅借此框定本文的研究路径为文化地理学，关注媒介中的地方意象及其对人们的地方感与在地实践的影响。

媒介对于地方意象的再现与创造，是人们形成、建构和改变地方感的重要来源，其中包含地方知识、地方经验、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等。保罗·亚当斯在谈及地方意象的媒介化时，敏锐地观察到：“地方的经验同时被公共化和个体化，并且地方与地方的表征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不清。技术加剧了直接经验与媒介化经验的混杂。”媒介化的地方意象不仅是一种文本或表征，还是一种有效的行动中介，带来地方的改造，将媒介化的地方意象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物理空间，促使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进行不断调适。

在数字媒体技术全面介入日常生活实践的今天，城市的地方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媒体可见性与意义建构。鉴于此，学者们将媒体使用和媒介逻辑纳入地方感的研究之中，提出了诸如“媒介地方感”“数字地方感”等概念。例如，张丕万以媒介为切入点，参照地方感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媒介地方感”概念，梳理出其分析框架，具体包括个体对地方的认知、依恋、认同等要素。该文对于媒介地方感的研究视角主要聚焦媒介的地方再现与地方媒介的生产功能，属于媒介的表征理论范式，未关注媒介如何影响人们对于地方的认知以及后续的日常实践活动。吴玮、周孟杰在地方感的既有分析维度上加入了媒介生活经验，提出了“数字地方感”的概念及其四个分析维度——媒介生活、地方意象、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凸显了媒介实践对于本地青年人地方感的诸多影响。覃若琰在对网红城市青年打卡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地方感的定义及其内涵，数字地方感，即“数字媒介时代，个体基于地方参与式的媒介书写实践而生成的动态地方感”，具备互文性、流动性、独特性等特征。邓元兵、周梦琦从数字媒介的技术逻辑、内容逻辑、制度逻辑三个层面分析了重庆、成都、西安三个网红城市的生成机制，强调了媒介逻辑对于城市形象建构的重要作用。曾一果、凡婷婷以西安城墙为例，强调身体离场情况下的媒介漫游能够生成媒介化的地方感，是数字时代人们感知遥远空间并与之形成情感关联的重要方式，进一步提出了“媒介地方感”三要素，即人—媒介—地方的三维互动。该文将媒介实践置于地方感研究的中心，强调了媒介对于地方感形成的重要意义，与本文的研究思路部分相似，但就媒介地方感对于在地实践及地方性的影响，该文并未深入阐述。

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媒介对于地方感的影响，但在对地方感的维度划分上仍旧延续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将其划分为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等经典分析维度。这些分析维度在数字媒体时代是否仍然适用，或需要如何更新调整，是仍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此外，既有研究大多选取数字媒体呈现较多、可见性较高的“网红城市”作为观察对象，且聚焦于城市青年人的地方感研究。这一类人群的媒体使用程度较高、媒介实践能力较强、公共可见性较高，为我们理解数字地方感的概念提供了重要且必要的案例。然而，这些案例无法覆盖数字地方感概念的完整“图谱”，例如对特定地方熟悉程度较低的外地青年人的数字地方感，应该不同于本地青年人的数字地方感。因此，我们有必要扩展经验对象的类型与范围，在尽可能多元的案例中，丰富、完善数字地方感的概念内涵与分析维度。此外，有关数字地方感如何影响人们的具体行动和城市规划，相关的经验研究仍显匮乏。

四、数字地方感：媒体逻辑与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以媒介化理论为出发点的地方感研究，应将“人地关系”放置在数字媒体的逻辑中进行考察。相应地，对地方感的维度划分也应在传统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等维度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和延伸。具体来讲，数字媒体带来的大量弱人地关系（如浏览陌生城市攻略、短途旅行、打卡等）需要被放置在数字地方感的维度之下进行讨论，分析维度应增加地方感知、适应、体验满意度、地方意象再创造等。对于数字地方感的研究，需要考察个体的数字媒体使用情况以及对于地方的熟悉情况，“媒介实践程度—地方熟悉程度”可以形成分析数字地方感的横纵坐标，由此划分出不同人群及其对应的数字地方感知与实践类型。此外，地方的公共可见性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地方的认知与感受。因此，数字地方感研究应扩展至少三个维度：媒体实践的程度、地方的公共可见性、地方的熟悉程度。同时，不论是传统地方感还是数字地方感，都离不开具体的空间场域。地方感研究需要回到空间中，重新审视“在地”以及“非在地”的人们在高度媒介化的当下如何对地方产生感知和互动。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对于本文厘清数字地方感的分析框架有所启发。该理论强调，空间不是外在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因此包含各种权力关系。在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三种类型的空间形成三位一体的空间概念：第一，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主要指通过各种类型的知觉对于物理空间的感知与经验；第二，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即通过知识、想象、符号、意象等对空间进行抽象化、符号化与概念化；第三，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强调人对于空间的直接经验与亲身体验，以及由此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夏铸九教授提出，理解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概念三重辩证性的关键在于，将空间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包含空间的物质生产、知识生产和人的自我生产三个层面。

相应地，对于数字地方感的研究也应包括地方感知、地方意象、地方体验三个维度，三者同时存在，地位平等，并表现为一种持续进行的实践过程。据此，本文提出“媒体再现—地方感知—空间实践”三维分析框架，结合前文提到的数字地方感的新增分析维度，即媒介实践的程度、地方的公共可见性、地方的熟悉程度，本研究尝试为数字地方感搭建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

既有研究大多着重阐述“媒体再现—地方感知—空间实践”三维分析框架中的一维或两维。例如，白晓晴、张艺璇对文旅直播的研究认为，文旅直播通过贯通物理空间、想象空间和第三空间的旅行经验，生成了一种三重空间的“跨媒介地方”。这一概念强调了人的主观感知、经验及想象对于生成媒介化地方的重要性，但用以演绎该理论框架的经验材料和案例主要来自线上的数字化实践，缺少对于地方经验的研究。张铮、周敏聚焦流动青年的社交媒体使用与流入地地方感建构的关系，采用问卷调查法发现，社交媒体使用能够增加流动青年的社会资本，进而对流入地地方感的建构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地方感的测量围绕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三个维度展开。这项研究倾向于媒体使用研究，采用既有的地方感分析量表，并未对地方感或数字地方感的概念进行延伸。吴红雨、潘忠党研究了杭州“西湖之声”城市电台塑造出的有关杭州的声音景观，将“声景”视为人们开展社会活动和塑造社会关系的地方，通过对广播节目制作者和节目内容的分析，认为该节目增强了人们对于城市的地方感和城市共同体的认同。这一研究路径契合了保罗·亚当斯所言的“媒介即地方”，媒介不仅“再现”地方，还“创造”地方。然而，该文的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数字媒体逻辑对于地方感的影响，经验研究对象是广播这类传统媒体。魏然探讨了位置媒介的多元化使用如何影响人们的城市地方经验，如何建构人们的地方感，从而实现地方认同。该文将位置媒介嵌入地方感研究的经验视域，强调了媒介、身体与地方的内在统一关系，但并未对数字地方感的概念进行理论探讨。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既充分肯定了数字媒体对于地方感的重要影响，也对丰富多元的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但整体上，数字地方感的理论概念和分析维度尚待进一步更新完善，尤其缺乏关于数字地方感如何影响人们的空间实践和城市发展规划的经验研究。这种重媒体再现或媒介表征而轻具身实践的研究视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的理论想象力与经验分析能力。

本文认为，在完善数字地方感的概念内涵和分析维度时，应将数字媒体逻辑深度嵌入地方感的传统分析框架之中，并将地方感这一概念扩展至更广泛的人群进行研究。据此，本文将“数字地方感”界定为人们经由各种类型的数字媒体（如社交媒体、位置媒体、新闻媒体等）实践而形成的动态地方感，包括媒体再现、地方感知与空间实践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循环互构。相应地，数字地方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媒体的实践程度、地方的公共可见性、地方的熟悉程度等。至于三类因素的具体影响方向及强度，尚待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

此外，数字地方感的主体应包括广泛而多元的人群，尤其是大量处于弱人地关系之中的“陌生人”（如外地人）或“熟悉的陌生人”（如外出工作的本地人），而不再限于传统概念中对地方相对熟悉的本地人。原因之一是，当代社会的高流动性，使得传统社会中较为稳固的人地关系变得松散，“本地”以及“本地人”的界定处于动态变化当中，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依恋、依赖和认同也在随之变化。原因之二是，如今我国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4.4%，手机网民规模达10.47亿人，智能手机高度普及，数字媒体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地方的了解、感知和实践无不受到数字媒体的介入和影响。有赖于此，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地方感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在公共可见性较高的大城市或网红城市，媒介化的地方经验与亲身在地经验往往高度融合，难以分而视之，有时媒介化经验对人们在地实践的影响甚至更强。因此，数字地方感的主体应尽量囊括广泛的人群，在对特定地方的分析之中，着重考察人们的媒介实践程度和地方熟悉程度对于数字地方感的影响。

本文依据这两类因素的强弱，划分出数字地方感研究应关注的四类群体，并列举了相应的代表性人群（见图1）。需要说明的是，由横纵坐标划分出来的四类群体在本质上并无明显界限，在高度流动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群体的身份在不断转换和流变，常常处于交叠融合的状态，且常常相互影响。例如，本地人在数字媒体上对地方的再现影响外地人的地方感知，外地人的在地实践和对地方的再现也会影响地方中特定地点的可见性与显著度，进而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长远的影响。后文以四川省乐山市为案例，阐述不同人群的数字地方感如何相互建构、互相交织，共同对地方的形象呈现、在地实践和城市规划产生影响。

图 1 数字地方感的研究主体划分

五、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档案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乐山的媒体再现、不同人群对于乐山的地方感知和在地实践，以及乐山市政府进行的历时性空间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尝试将前述有关数字地方感的“媒体再现—地方感知—空间实践”三维分析框架放置在具体语境与特定案例中进行经验考察。

首先，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探究不同人群对于乐山的认知、感受与在地实践。本文作者之一是乐山本地人，便于收集本地人群的相关信息，因此访谈对象的选择从作者的朋友、同学、家人开始，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展访谈对象，力求在地域、年龄及学历跨度上呈现最大差异化。访谈时段从2022年4月持续至2023年3月，共计访谈29人，包括14位乐山本地人和15位外地人（包括四川省内外地人和外省人）（见表1）。两类人群的访谈提纲有所差异，但整体都强调人们在地方感知和在地实践方面的具体情况。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对于乐山的认识、了解与感知，以及形成地方感知的主要渠道和方式，重点囊括了媒体使用与实践的具体情况；在乐山的在地实践情况，例如到访的地点、路线、旅行规划、个人观察和感受，以及在地经验的媒介再现等。

其次，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法考察乐山在数字媒体平台的再现，并多次到乐山市各街区进行实地观察。媒体再现的材料主要来自大众点评、小红书、抖音、微信等媒体平台的文字、图片及视频文本。本文作者以“乐山”为关键词在不同媒体平台进行搜索，查看热门帖文及平台推荐帖文的内容，以获得对乐山媒体形象的初步描述。同时，结合访谈材料，进一步补充媒体再现的相关信息，确保研究材料的丰富性与准确性。由于作者本人生活在乐山，日常生活有亲身体验与充分的在地经验，能够在研究中从第一视角进行观察，将地方经验、地方感知与地方性的改变相结合。

最后，有关乐山的档案分析材料来源于乐山市政府和乐山市统计局网站等发布的《乐山市志》（1995～2006年）、乐山市统计公报（2003～2021年）、《乐山统计年鉴》（2001～2022年）、乐山市“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等文件。同时，有关乐山的重要媒体报道列入本文二手资料的分析范围，例如《乐山日报》《四川日报》《成都商报》等媒体文本。

表 1 访谈对象信息

六、研究结论

依循前文数字地方感的“媒体再现—地方感知—空间实践”三维分析框架，后文首先简要介绍乐山旅游业发展的大致历程，再分别阐述乐山的媒体再现、不同人群对于乐山的地方感知以及在地实践的变化情况。

（一）乐山旅游业发展历程  

乐山市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境内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是四川重要的工业城市，主导产业包括光电、材料、化工和食品加工等。1975年至今，乐山三大产业中，工业和建筑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1975～2017年长期处于三大产业之首；自2018年起，服务业首次超越工业和建筑业，开始保持40%以上的产值占比。

从以上数据来看，乐山主要是一座工业城市，“旅游城市”这一标签虽然深入人心，但旅游业的发展却较晚。乐山境内最著名的旅游资源是峨眉山与乐山大佛，峨眉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乐山大佛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像。1996年12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峨眉山—乐山大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乐山成为全国第三个、全省第一个拥有“双遗产”的城市。2003年7月，四川省政府印发《“中国第一山”国际旅游区规划建设方案》，明确将峨眉山建成“中国第一山”，将峨眉山旅游区作为全省五大旅游区之首加以培育和发展。此后三年，乐山市政府“把旅游产业的定位，从单纯的培育经济支柱提升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摆到了推进乐山新跨越的重要位置”。2006年，乐山市旅游经济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占全市GDP的21.86%。旅游业开始成为乐山的支柱产业，乐山的“旅游名城”品牌也逐渐打响。图2展示了2006～2020年乐山市旅游综合收入占全市GDP的比重。2007年，乐山市旅游综合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2008年的低点估计是受到汶川地震的影响。2009～2019年，旅游综合收入占比逐年上升，2017年及其之后的占比均超过50%。旅游业成为撑起乐山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半边天”。2022年2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乐山成为四川省唯一入选的全国重点旅游城市。

乐山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一直围绕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两大景区，但发展方向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2011年乐山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十二五”时期总体目标任务包括推进“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跨越”。④ 这应是旅游业发展方向的第一次调整，即从单纯的名山名佛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综合旅游转变。2016年，乐山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全域旅游”的概念，意在以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两大景区带动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发展。2021年，乐山市“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美食旅游”，并将其列入十大旅游新业态之一。2022年5月，乐山市商务局发布《乐山市“十四五”美食产业发展规划》，该规划是乐山市有关美食产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总体目标是“努力将乐山建设成为独具‘嘉州’美食文化发展格局的全国美食地标城市，积极争创‘世界美食之都’”。由此可以看出，乐山市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工作重点是“美景+”战略，即以峨眉山、乐山大佛两大景区逐渐向外辐射，在美景的基础上，增加休闲、康养、美食等发展方向。

乐山对美食产业发展的战略性重视，大致始于2019年。这一年，乐山推出6条国际旅游精品线路，其中包括新增的“乐山美食之旅”，重点打卡张公桥好吃街、东大街、顺城街、嘉兴路等，以美食带动旅游。2019年11月16日，乐山举办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主题即为“美食美景嘉州马，山水人文扬天下”。2020年9月，乐山开通首条旅游美食公交专线，串联起高铁站、各大美食街区、乐山大佛等地点。2020年，乐山获评四川特色美食城市、全国特色美食地标城市。至此，乐山的城市名片不仅有“旅游名城”，还有“美食之城”，而“美食”之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类媒体对于乐山的再现及其引发的在地实践。乐山市政府对美食产业发展的重视和城市规划的调整集中出现在2019年之后，受到乐山诸多变化的影响。

（二）媒体再现与地方感知：从“美景”到“美食+美景”  

长久以来，“乐山”这一地名与“乐山大佛”紧密捆绑。这种社会记忆的源头可能部分溯源于初级学校教育。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本）中的《乐山大佛》或许是一部分从未到过乐山的外地人对乐山的初始记忆。学校教科书之所以成为重要的记忆之所，是因为老师要求学生们反复朗读、理解、背诵书中的内容，这种集体记忆实践留下的印象远比偶然瞥见的大众媒体报道更加深刻。

近年来，乐山在各类媒体上的再现发生了明显转变，乐山美食的可见性和美誉度大幅提升，甚至与传统美景的吸引力不相上下。主要得益于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传播。2014年4月，《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播出了两位乐山养蜂人在旅途中制作乐山嫩豆花；2016年8月，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乐山牛华镇麻辣烫；2018年2月，《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聚焦乐山牛华镇麻辣烫。这些纪录片极大提升了乐山美食的全国知名度。此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味道》《探索·发现》栏目、财经频道《生财有道》栏目、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以及《人生一串》烧烤纪录片、《早餐中国》纪录片，频繁聚焦乐山美食，进一步提高了乐山美食店铺的可见性与知名度。同时，借助大众点评、小红书、抖音等数字媒体平台的博主推广与位置媒体的定位和导航功能，乐山美食的吸引力大有超过传统旅游景区之势，“乐山好吃”“乐山纯吃攻略”“乐山一天吃八顿”等标签频繁出现。至此，乐山的媒体再现与美食相生相伴，影响人们的地方感知。

在本研究的访谈中，问及对乐山的初始印象，几乎所有受访者首先提到“乐山大佛”，这种印象主要来源于小学和中学的语文、地理等课本，以及去过乐山的熟人介绍。同时，多位受访者谈到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呈现的乐山形象增加了美食维度，平台推送、首页推荐、搜索时的关联词等都包含了各类乐山美食，“美食”成为乐山的新标签。

小时候主要通过父母了解乐山，知道乐山有乐山大佛这些著名的景区。长大了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朋友的“安利”了解乐山，知道乐山的钵钵鸡、甜皮鸭都很好吃。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嘛，乐山的美食就传得越来越广，而且美食确实是互联网的一个流量密码，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乐山美食多这个形象就留下了。（受访者 F1）

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乐山大佛，现在对乐山的印象就是网红美食城市，我常用的微博和B站上面随时能刷到乐山的内容，主要是旅游攻略或者美食地图。（受访者 F4）

之前跟同事、朋友提起乐山，大家可能就只想到乐山大佛，但后来再提到乐山，别人都会有印象，说这个地方美食很多、小吃很多。我记得《舌尖上的中国》好像就有乐山的美食，好像是跷脚牛肉吧，记不太清了。（受访者 F8）

由于地方熟悉程度较低、亲身在地经验较为缺乏，外地人对于乐山的印象与感知更加明显地受到媒体再现的影响。上述三位受访者均提及对乐山感知的变化，典型的关键词从“乐山大佛”转变为了“美食”。这一转变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传统地方感知维度的增加，即从“美景”转变为“美景+美食”；二是传统地方感知的更迭，即“美食”不仅是一个新增的标签，而且重要性超过“传统美景”标签，成为人们地方感知的首要维度。

然而，对于乐山本地人来说，“美食”并不始终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标签。或许因为长期生活于此，衣食住行都习以为常，谈及乐山是一座美食之城，大多数本地人的反应是“以前并不这么觉得”。

乐山有乐山大佛嘛，早年间大家没发现它吃的好吃，后来才慢慢地就是“美食”也是它的城市标签了。有社交媒体之后我们才逐渐地把“美食”作为我们的城市标签。（受访者 L1）

长期以来是一座旅游城市吧，最近几年在社交平台火起来才逐渐觉得是美食城市。自从出去读了大学，然后在别的地方上班之后，就感觉家乡的吃的真的算得上美食。“美食”这一标签主要还是最近在B站上或者在抖音上看到的，乐山美食是四川美食当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种类。（受访者 L4）

小时候乐山感觉还只是旅游城市，佛教之类的，包括2016年刚进大学，跟大家谈到我是乐山的，大家的第一反应基本上是乐山大佛，但是现在第一反应都是说乐山（的美食）很好吃。（受访者 L10）

本地人的地方感知主要来源于长期的亲身在地经验，但可以明显看到，近几年数字媒体平台对于乐山美食的凸显以及外地人地方感知的塑造，反过来影响了本地人的地方感，在他们相对稳固的地方感知维度上增加了新的面向。本地人地方感的“被动更新”表明，当地方公共可见性增强时，地方熟悉程度与地方媒体再现之间显现动态互构的循环过程。当地方再现被数字媒体深度介

入时，本地人的地方熟悉程度便相对降低，亲身体验与媒介化经验混杂互嵌，本地人逐渐成为地方中的“熟悉的陌生人”。

如果你就在乐山的话，你可能有一天会感觉，诶？这家店就是我刚刚路过的，怎么在网上那么火啊？大家都来吃就会有一种“异域”的感觉，在网上说的那个乐山和现实生活中的乐山还是有差别的。（受访者 L1）

“异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隐喻。对于本地人来说，大量人排队打卡乐山美食，这是一种此前不常见的新型地方文化景观。地方再现的新标签，与在地实践的新形态，共同疏离了本地人建立的长久稳固的地方感。曾经熟悉的、安全的、亲切的地方，变成了本地人观看、凝视的他乡。这种距离感的远近，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体介入程度的高低相关。

一座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其标签长期是“旅游城市”，近年来又变成“美食城市”，这种转换发生的关键时间节点大致在2018年前后。2018年2月，《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了乐山牛华镇麻辣烫，乐山美食的知名度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大众点评、小红书、抖音等数字媒体平台的迅速风靡和位置媒体的大量使用，是乐山美食成为网红打卡点的必要条件。这些个体经验的分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传播力和引导力，催生了以流量为底层逻辑的网红经济。网红及其背后的商业资本和平台资本，成为人们在地实践的“向导”，通过告诉人们去哪里、吃什么、如何玩，规定了人们的线下空间实践范围与路线，也因此悄然形塑了不同地点的可见性。地方中不同地点公共可见性的转换，隐含着“凸显”与“遮蔽”的空间生产逻辑，进而产生“吸引”与“驱逐”的在地实践结果。

（三）在地实践：“吃”与“游”的权衡  

对于大多数外地人来说，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往往会围绕“吃喝玩乐住行”进行提前规划。在有限的旅行时间内，以“吃”为主还是以“游”为主，通常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行程规划及在地实践。在小红书App搜索关键词“乐山”，选择显示“最热”帖子，超过一半帖子的封面图片是美食，并配有“纯吃攻略”“乐山美食”“一天打卡12顿”等标题，抖音平台亦是如此。

前文提到外地人缺乏足够的在地经验，对于地方的感知更多依赖媒体再现。当地方的媒体再现高频率、高密度地围绕美食展开时，就容易形成一种“主流化”效应，即“乐山美食”成为乐山的首要标签。在这种数字地方感知的影响下，许多外地游客去乐山游玩的主要目的是体验美食，打卡各大网红餐馆，因此提前做好“美食攻略”成为出行前的必要准备。图3展示了受访者F1制定的乐山三日游旅行规划。这个规划不同于以旅行社为代表的传统行程规划，其特点在于只包括一日三餐的内容及路线，未囊括峨眉山、乐山大佛等传统景区的游玩。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类美食街区与餐馆已经成为新的“景区”。

其实没有具体玩什么景点，可能吃完饭在河边散步，然后试图窥探一下河对岸的乐山大佛的一角，其他要说玩什么可能就是打麻将了。除了玩这些就是在吃饭，抓紧时间把所有想吃的都吃到吧。（受访者F1）

吃，包括甜皮鸭、跷脚牛肉、冰粉、油炸串串，其实也有准备去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但是五一一个是假期短，另一个是人超多，我们觉得太累，就选择纯吃。具体店铺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匠牛跷脚牛肉，还有个什么小妹跷脚牛肉，甜皮鸭吃过太多家了，冰粉都是一买就走。纯吃，没有景区。（受访者F5）

将各类美食街区或餐馆视为必去打卡的新景点，这种在地实践方式不仅是外地旅行者的普遍选择，也成为本地年轻人重新探索家乡美食的新方式。这些在地探索与实践延展或重塑了他们既有的地方感知与地方认同。

一些很新式的网红店，我不知道在哪里，我就会去小红书上搜一搜不了解的新店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甜品店、咖啡店，它不属于乐山传统的这种美食的话，就会去搜来看一看它们的评价怎么样。（受访者L1）

我也会去打卡那些网红店，虽然之前我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也会去那些比较火的地方吃。但是节假日的时候就会避开那些地方，比如说张公桥好吃街我之前经常去吃，后来他们说外地人才去吃，我就不去吃了。（受访者L2）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数字媒体来感知地方并进行在地实践的频率越高，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地方感知就会越趋同。但吊诡的是，在这种“感知趋同”的影响下，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在地实践反而会形成一定的空间区隔。以张公桥好吃街为例，此地有一座建于康熙年间的石拱桥，旧时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是乐山地区一个重要的商贸区。2000年前后，乐山市市中区开始旧城改造，餐饮商家陆续入驻，美食聚集带来兴旺的人气，这里成为许多本地人的“美味回忆”。近年来，随着游客数量的大量增加，张公桥好吃街的名声渐起，成为外地游客必去的打卡点，反而将部分本地人“驱逐”出去。乐山本地受访者频繁提及张公桥好吃街是“外地人去的地方”“给外地人推荐的地方”等。与此相对的是，大众点评、小红书、抖音等数字媒体平台上的乐山美食攻略不少以“本地人带路的小店”“本地人推荐”“本地人私藏”等为标题。抛开博主是否真为本地人这一问题，这些帖子的传播策略就是通过凸显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空间区隔，来强调美食推荐的“正宗”与“正当”。因此，空间区隔的媒体再现成为一种独特的传播资源，同时影响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地方感知及其在地实践。

以吃为主，打卡美食街区，这种旅行方式是媒介实践程度较高的年轻人的普遍选择。智能手机使用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则较少受到数字媒体平台上网红美食打卡风潮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制作特别详细的旅行规划，也很少排队购买特定食物，对于美食的选择，主要通过询问亲朋好友或者本地人的方式，并充分考虑地点的近便性。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吃”的重要性低于“游”。

我们如果去的话，因为离得比较近，应该就是自驾，时间上比较灵活，如果想看景点的话，可能会提前查一查，但都不太会查得很详细，大概这样。（受访者F9）

出去玩的话，我一般比较喜欢自然风景好的地方，我喜欢去看一看风景，对于那些美食，还有一些比如说特色的小吃之类，吃一些就行了，不会说特意去，我对这些的兴趣没有去自然风景好的地方玩的兴趣大。（受访者F15）

由此看出，媒介实践程度和地方熟悉程度的不同，能够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在地实践，主要体现为“吃”与“游”的权衡。就媒介实践程度来讲，对数字媒体更为熟悉的年轻人的旅行方式以“吃”为主，美食的重要性高于美景，各类美食街区与餐馆是他们必去打卡的新景区，这与数字媒体平台上的乐山再现大致保持一致。相较之下，智能手机使用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则仍然保持以“游”为主的传统旅行方式，且行程规划较少受到媒体再现的影响。就地方熟悉程度来讲，本地人由于对当地的传统景区较为熟悉，很多人有多次游览经历，因此在地实践体现为以“吃”为主。外地游客对于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等景区的游览，大多属于“一次性消费”，即去过一两次之后就不太会再去，这与美食消费的重复性形成了鲜明对比。相较之下，“吃”仍然是外地人在地实践的主要类型。

事实上，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两大传统景区的吸引力客观上在逐年减弱。2000～2020年，乐山市接待旅游人数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468万人次增至2020年的7071万人次。与此同时，两大景区的接待人数占比却波动下降，由2002年的最高点60.8%降至2020年的5.5%（见图4）。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流”渠道就是美食，“纯吃不游”“多吃少游”的体验分享几乎成为各类媒体平台发帖的主流。

传统景区的式微与“美食景区”的出现或许互为因果，而媒体则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本研究的所有受访者几乎都谈到，这种“美景”向“美食”的转化，极大地受到媒体对于乐山再现的影响。当“美食”这一标签几乎成为乐山的代名词，城市的其他面向的公共可见性就被相对削弱了，产生“可见性驱逐”。当这种“驱逐”由线上观看转化为线下实践、当人们的在地实践由线上攻略所决定时，就逐渐会产生一种螺旋式增强的“媒介化现实”，进而生成“媒介化地方”。其中，数字媒体逻辑贯穿“媒介化地方”的生成与壮大，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线上媒介实践（如观看视频、点赞、收藏、转发、发帖等）与线下身体实践（如旅行、打卡、探店、体验等）的合二为一，密不可分。

进一步地，“媒介化地方”的媒介实践与身体实践形成了一种虚实交融的地方感知，地方的媒体再现、个体感知与在地实践三位一体，促成地方性的重构与更新。相较于少数高可见性的“媒介化地方”，城市里大量未被数字媒体再现的地方逐渐沦为“无地方”（placelessness），它们客观存在，但人们对此既缺乏了解，也难以产生细致的感知与丰富的认同。

（四）地方规划：以“美食”之名重构更新  

一座城市中不同地点的公共可见性和吸引力天然地存在差异。数字媒体通过再现地方的方式强化、增强或者弱化特定地点的可见性，进而影响人们的在地规划与具体实践。人们拍摄、记录、分享与传播具身的在地体验，形成新的地方再现，如此循环往复，“媒介化地方”得以生成。因此，数字媒介实践成为地方规划、重构与更新的重要力量，参与了地方的媒介化以及地方性的再造。

前文分析了乐山在数字媒体平台的再现经历了从“美景”到“美食”的转变，游客的行程规划与在地实践也发生了从“游”到“吃”的显著变化，美食街区成为新的“景点”，“排队打卡”也成为新的城市“景观”。这一系列变化，与城市规划和地方改造相伴相生，旧城改造更新、新建美食街区、开通美食公交专线等，乐山呈现出愈加明显的“美食之城”特征。当“美食”成为老牌旅游城市焕发生机的新密码，政府围绕“美食”进行城市更新、重建与调整也是顺势而为。

在前几年，市区还是以功能性的规划为主，比如说这一块是市政府区，那一块是商业区，但是现在很多围绕着一些美食集群，或者说商业区也是以美食或者旅游为中心点，然后周边建一些商业区。（受访者L4）

政府对一些街区的门牌进行了统一的重整，之前老公园那边小吃都是随意摆在路边的，现在整洁了很多，包括张公桥好吃街那边也是重新修整过，之前都很乱，也不会说是美食街，但最近几年打造了好几个美食街，比如嘉州长卷天街，感觉都是后来新建的。（受访者L1）

张公桥好吃街、上中顺特色街区、王浩儿河鲜美食街、嘉州长卷天街、嘉兴路美食街等美食集中的街区都经历了重新规划与打造，并增加了沉浸式美食剧场、美食直播体验、深夜食堂、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展等新兴业态。2021年8月，乐山市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将“美食旅游”列为十大旅游新业态之一，重点提到“改造一批传统美食街区，新建一批美食街区，不断提升特色美食街区环境，丰富美食街区文旅业态”。在此基础上，乐山市出台了首个“美食产业发展规划”，将美食产业视为“线上互联网连接线下的最大入口”，在空间布局上构建“一心、一环、一片”美食产业空间，并对市内9区（市）县的美食产业发展重点进行了定位与规划，以此带动周边地区上下游产业发展。

由此看到，美食不再仅是一种消费形式或一种旅游业态，而是成为更新城市建设、规划区域发展的关键抓手。硬件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必然带动一系列美食文化活动的开展，由此促进城市文化的更新。“美食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到，推进美食文化的传承与活态保护、美食文化展、非遗美食申报、全民“食育”教育等，兴建美食博物馆、美食文化体验基地，绘制区域美食地图，举办美食节、美食评选等，这一系列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更新行动，借助数字媒体的力量，或将显著更新城市面貌与地方文化，创造出一座独具特色的“美食之城”。

综上所述，乐山在数字媒体平台的再现与人们的在地实践形成了虚实结合、循环强化的地方体验与地方感知。对特定地点的反复呈现、打卡、体验与分享不断强化这些地点的媒体可见性，将客观的地方转变为包含数字媒体逻辑的“媒介化地方”。乐山的城市形象由此发生了重要转变，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空间规划以及城市文化也随之变化。数量巨大的普通网友、大型数字媒体平台、地方政府三者合力使“媒介化地方”成为城市的现实与主流。

本文系2022年度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数字美食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批准号：2022skzx-pt209)的阶段性成果；。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