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前沿访谈、乡村传播、经济传播、健康传播、媒介记忆、智能传播专题研究六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影响因素——基于豫北X村的扎根研究》，作者邓元兵、刘鑫。

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影响因素——基于豫北X村的扎根研究

邓元兵    刘  鑫

摘 要： 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会化阅读逐渐取代纸质阅读，成为农村阅读的发展趋势。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在地化考察了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乡土中国呈现无主体的熟人社会、传统生存文化模式以及保守主义社会性格等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性格特征，导致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需经过社会驱动、心理授权与价值权衡三重考验。研究进一步讨论了“线上阅读 + 线下社交” 的关系导向型社会化阅读模式、城市中心主义导致的农村阅读困境与泛视频化环境下呈现的文字阅读危机，为理解农村社会化阅读现状以及在农村推广社会化阅读提供了启发。

关键词： 社会化阅读    乡村传播   扎根理论    熟人社会

一  问题的提出

正如史蒂文 ·罗杰 ·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cher） 在《阅读的历史》一书中的核心思想：阅读始终是变化的。从莎草纸到数字媒介，阅读的内涵与属性根据媒介技术的更迭、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读者的动机与实际需要而发生变化，但阅读始终是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方式。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全民阅读”已连续十次被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已然成为时代之音。长期以来，农村在发展主义和“他者”视角下成为“被拯救”和“被教化”的对象，导致有着良好初衷的“图书下乡”文化惠农政策在农村“遇冷”。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逐年增至61.9%且网民规模达3.08亿,而使用过农家书屋的农村成年居民仅占8.2%,农家书屋逐渐成为无人问津的空室，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会化阅读（social reading）具有较大的推广潜力。

所谓社会化阅读也称“社交阅读”，广泛意义上是指伴随分享、讨论、交流等社会性行为的阅读活动，即人们通过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产生知识分享，进而形成共同探索的阅读方式。回望阅读的历史，阅读的社会性早在人类具有阅读行为之初便已显现，传统的社会化阅读是指线下与他人面对面的非正式讨论以及在读书会中的正式讨论；进入数字时代，社会化阅读（ digital  social reading） 被公认为是一种以读者为核心的全新阅读模式，注重阅读过程中的分享、互动、传播等社交行为。分享的人可能也在寻求信息，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化阅读的本质是一种互惠性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移动互联时代，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会化阅读成为业界与学界的讨论热点，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媒介技术对读者的阅读场域、阅读内容、阅读习惯、阅读能力、读者与读者关系等方面的再次形塑。具体而言，社会化阅读使读者从内容选择到阅读结束，都与社会化网络形成了联结——阅读内容的产生经过了社会化筛选，阅读过程可以与作者或其他读者进行互动交流，阅读结束后可以与兴趣相投的读者交往联系，甚至形成议题融合的社会互动。因此，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会化阅读既隶属于数字阅读的范畴，实际也具有数字阅读从Web2.0向Web3.0的进阶化含义：社会化阅读不只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阅读，而是通过支持分享交流的社会化平台为读者的阅读增添社交属性，以期待社会化阅读产生社会效应。关于社会化阅读，与之相关或易混淆的概念有知识性阅读、新媒体阅读、移动阅读与数字阅读等，简要的概念辨析如表1所示。

表 1   与社会化阅读相关或易混淆的概念辨析

资料来源：钟雄《社会化阅读：阅读的未来》，《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年5月12日，第6版；戴华峰《移动互联下社会化阅读研究的三个理论视角》，《中国记者》2012年第11期；毕秋敏、曾志勇、李明《移动阅读新模式：基于兴趣与社交的社会化阅读》，《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4期；王鹏飞《出版社视域下的城市全民阅读空间创建》，《出版广角》2019年第6期；王海燕《我国社会化阅读研究综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吴赟《阅读的嬗变：新媒体阅读的多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第15页；叶凤云《移动阅读国内外研究综述》，《图书情报工作》2012年第11期；姜洪伟《数字阅读概念辨析及其类型特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9期。

基于上述梳理，本研究对社会化阅读的定义是社会化阅读在移动互联时代的窄化概念——以经过社会化筛选的内容为核心，以社交关系为纽带，注重分享、交流和互动的一种移动阅读新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类社会化阅读平台：第一类是信息聚合类社会化阅读平台，如依托算法进行个性化内容筛选与分发的今日头条等；第二类是侧重“阅读+社交”的社会化阅读平台，如微信读书、掌阅等；第三类是基于阅读进行深入互动的社会化阅读社区，如豆瓣读书等；第四类是嵌入社会化媒体中的泛社会化阅读功能，如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同时，集阅读、社交于一体的社会化阅读平台或许会被人质疑其阅读活动的泛化，因而社会化阅读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化阅读的对象以视觉输入的语言文字材料为主，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材料被视为辅助阅读内容以帮助读者完成整体的意义建构；二是社会化阅读的内容主要为书籍和文章，文章类型包括实用信息类、学习工作类、资讯新闻类、消遣娱乐类等。因此，社会化阅读参与者应是使用社会化阅读平台并阅读书籍或文章的读者。

如今的社会化阅读期望在移动互联网空间为读者建构一个具有平等性、开放性与互动性的知识交流场域，可称为“网络咖啡馆”,目的在于促进信息或知识的传播。从传统书屋到“网络咖啡馆”，不仅意味阅读介质从“书”向“屏”的变化，还包含诸多学者对社会化阅读的期许——“形成全社会阅读的良好风尚”，大力推广社会化阅读已成为全民阅读背景下的必然之势。目前，社会化阅读研究已形成理论、意愿、行为与实践四条主要研究路径,相关学者从社会化阅读的技术逻辑、价值再创等角度进行了理论反思，并围绕城市青少年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开展了丰富的实证研究，但整体呈现城市中心主义倾向，缺少对农村居民的关注。实际上，农村居民作为中国人数最为庞大的群体，具有巨大的潜力，推动社会化阅读向农村地区延伸，能够发挥一定的社会与文化效应，有助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并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

社会化阅读应折射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而鲜有学者超越技术层面，将社会语境纳入社会化阅读研究中。为弥补乡土语境下的社会化阅读研究缺口，本研究通过在地化调研参与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使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旨在考察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的社会行为背后存在哪些社会、文化和个人动因或阻碍因素，并将社会化阅读置于乡土语境下进行反思。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田野点为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太平镇的X村。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3月，原阳县X村人口为1228人，户数为242户，户均耕地为20亩左右。作为中原地区的普通农村之一，X村长期进行以小麦、玉米、花生、大蒜等为主要农作物的传统农业生产活动，并且多数家庭采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青壮年外出务工以获务工收入，年龄较大的父母留守在家务农获取务农收入。

不同之处在于，地处黄河下游的原阳县X村具有天然的自然资源优势，土地肥沃且平整，户均耕地较多，因此当地居民的粮食种植收益较高于其他农村。此外，X村及其周边开设了食品加工厂、彩钢瓦厂、预制板厂，畜禽及菌菇养殖基地，等等，使得该村青壮年能在邻近地区获得工作机会，村子的“空心化”程度较低。这两方面特征意味着X村居民的整体经济水平较高，具备使用智能手机参与社会化阅读的物质条件，并且各年龄段的研究对象相对充足，常住青壮年数量足以支撑本次调研所需。

根据户籍所在地与居住时长,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农村居民：一种是农村户籍且经常居住地是X村的，另一种是在X村居住时长一年以上的。长年在外务工且不在X村居住的户籍人口不在研究对象的选取范围内。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围绕研究问题，本研究试图采取更善于描述与解释的质化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收集研究资料，并采取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获取到的访谈资料进行逐步的三级编码分析，以构建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影响因素模型。

具体而言，在熟人引导下，研究者于2022年7月（12天）、8月（16天）两次进入原阳县X村进行田野调研，并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以获得一手资料。调查初期，研究者旨在了解村子的人口规模、种植情况、公共设施等基础情况，以及当地居民的生计模式与日常生活节奏。在有一定了解后，研究者才正式开始收集访谈资料。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农村居民在对待自己人与外人时遵循不同的规则。为获取受访者的信任，研究者在熟人的带领下“走街串巷”，随机与当地居民交谈，在其介绍研究者的来意后，多数居民表示愿意接受访谈。基于质性方法的最大差异化原则，研究者也有意选取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各异的农村居民，当受访者提供的信息已足够回答研究问题并趋近饱和时，停止访谈数据收集工作。最终，本研究通过一对一面访的形式访谈了30位农村居民，包括21位参与社会化阅读与9位目前未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农村居民（见表2），共计获得访谈音频890分钟、相关图片149张并形成近2万字的田野笔记，所有访谈录音及照片拍摄均在受访者或其他居民的同意下进行。

注：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均进行匿名化处理。“Y”代表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农村居民，“N”代表目前未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农村居民；“F”代表女性居民，“M”代表男性居民；数字的相对大小则意味着受访者年龄的相对大小。

（三）编码分析与理论构建

扎根理论通常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饱和度检验这几个环节，本研究也依照这些步骤展开资料分析并逐步构建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影响因素模型。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的一级编码环节，主要目的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切割并赋予概念，以完成初步的范畴提炼。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研究者随机选取25份访谈资料导入NVivo软件，通过逐字逐句阅读受访者语句，并删除冗余内容后提取出338个原始语句；在合并语义或相近的编码并进行重组后，获得60个初始概念，并归纳出13个基本范畴（见表3）。

表 3 开放式编码情况

主轴性编码是扎根理论的二级编码环节，旨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概念与范畴之间的联系。在主轴性编码过程中，研究者挑选出与农村居民社会化阅读行为紧密相关的基本范畴，进一步归纳为社会支持、风行程度、阅读意义、自我效能、影响力、感知利得、使用成本等7个主范畴（见表4）。

表 4 主轴性编码情况

资料来源：张硕《中国城市老年人电脑/互联网使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调查》，《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Zhu，J.，He，Z.，“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Perceived Needs，and Perceived Popularity Adoption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2002）：466-495；Spreitzer，G.M.，“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 theWorkplace：Dimensions，Measurement，and Valid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995）：1442-1465；于申《社会化阅读平台用户持续知识共享意愿研究》，《数字图书馆论坛》2016年第12期；刘国强、颜廷旺《底层群体为何拒用智能手机？——基于重庆棒棒的扎根研究》，《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7期。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环节，目的是从主范畴中提炼出核心范畴，并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构建研究的理论模型。经过对主范畴持续不断地比较分析，挖掘出能够统领既有概念与范畴的3个核心范畴，分别是社会驱动、心理授权、价值权衡（见表5）。

表 5 选择性编码情况

基于研究问题，研究者对概念、主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类属与关系进行充分调整修正，最终建立影响因素解释框架（见图1）。作为一种新型阅读方式的社会化阅读在农村地区扩散过程中，社会驱动、心理授权与价值权衡是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的重要因素。最后，研究者将剩余的5份访谈资料按照三级编码过程再次进行分析，未发现新的概念或范畴，既有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无变化，于是判断理论已达饱和。

根据扎根理论结果分析，当代乡土中国呈现无主体的熟人社会、传统生存文化模式以及保守主义社会性格等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性格特征，导致农村居民需经过社会驱动、心理授权与价值权衡三重考验，才能进入社会化阅读建构的全民共享式阅读场域。

（一）无主体的熟人社会影响社会驱动

在缺乏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农村居民与土地共生共存，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如今，大量农村青年常年离乡务工，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村成为“空心村”，熟人社会逐渐成为“无主体的熟人社会”。通过考察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吴重庆指出无主体的熟人社会具有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及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等特征，这些特征对认识当代乡土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补充，本研究发现农村青壮年作为农村主体的“离场”，可能会促进或阻碍中老年农村居民的数字融入与社会化阅读参与行为。

1.社会支持：数字反哺VS数字阻抑

拥有智能手机是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必备物质条件。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层出不穷的“千元智能机”意味着购买一部智能手机并不是经济上的难题，加上许多农村青年会将自己不用的智能手机给长辈使用，因此智能手机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并不算低。在X村，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能够达到八成以上，其关键不在于X村居民的经济水平，而在于多数中老年村民能够获得来自子代的社会支持。

智能手机，为留守在村庄的中老年村民与常年在外务工或求学的子女，搭建了可视化的交流平台。多数农村青年主动将自己不用的智能手机或购买新的智能手机给长辈使用，鼓励中老年长辈接入互联网，为其提供了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当农村青壮年“离场”后，“在场”的青少年便承担起进一步的数字反哺任务。比如，2022年刚拥有智能手机的Y-M-19说：“（孩子）今年给我买了个智能手机，说可方便。我不会，微信、抖音都是小孙子教我用的，而且手机垃圾该清理了都是叫孙子给我清理。”通过反哺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年轻子代向亲代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消除了中老年村民对购买或获得智能手机的“后顾之忧”。

在农村，留守青少年为中老年村民接入互联网并使用智能手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数字反哺。然而，研究发现有一部分农村老年人不能拥有智能手机，恰恰是因为青少年的“在场”及其父母的“离场”。具体而言，许多农村青少年着迷于智能手机里的“娱乐世界”，他们会争取机会“抢占”父母的智能手机看视频、玩游戏，但往往会遭到父母的训斥。正如N-F-08被问到为何不使用智能手机时说：“小孩总想玩手机，不敢拿着。”留守在家中照看孩子的老人不能拥有智能手机，一旦拥有，便会沦为孩子们的玩具。这种发生在农村留守老人身上的数字阻抑现象，也意味着老人彻底缺失了来自子代的社会支持，无法拥有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必备物质条件。

2.风行程度：知识青年的“离场”

在X村，村民普遍感知风行程度最高的手机软件是抖音与快手——也是受访者们最常使用的软件，而作为一种新型阅读方式的社会化阅读在X村并不十分流行。例如，对于在农村青年群体中较为流行的微博，部分中老年村民直言“都不知道微博是啥”（Y-M-12），或称“原来是玩微博，这会儿感觉微博都是知识分子才玩，底下这种人他都不知啥是微博，玩着没啥意思”（Y-M-16）。

当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外出求学或离乡工作后，村庄形成了由普通村民与少数老一代知识群体建立的共同体，共享一套生活方式。针对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Y-M-07如此描述：“我们农村生活就是晚上玩玩或者看会儿电视，玩玩手机，在外面闲聊一会儿，白天有的在地里干活，有的出去外边工作，生活很简单，无忧无虑，就是有点累。”在这个共同体内，多数中老年村民的文化程度较低，“他们顶多关心关心种地方面的，其他方面的就不关心”（Y-M-11）；少数老一代知识群体虽然乐于参与社会化阅读，但难以形成流行之势，也不愿与周围人交流阅读内容。正如Y-M-17所说：

作为解释人类行为模式的重要理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认为人的行为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观察和学习他人的示范行为而获得的，个体具有主动性与模仿性。换言之，农村居民的社会化阅读行为更可能受到周围人示范行为的影响，当社会化阅读在农村地区的风行程度越高，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农村居民可能越多。相反，只有少数村民参与社会化阅读并且回避与其他村民展开现实讨论，其他村民也难以感受到社会驱动的力量。

（二）传统生存文化模式制约心理授权

受传统生存文化模式的制约，农村居民会对自己是否应该或能够参与社会化阅读进行心理授权，主要包括阅读意义、自我效能与影响力等三方面。其中，阅读意义是农村居民对社会化阅读的价值判断，直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参与作为一种阅读活动的社会化阅读；自我效能是农村居民对参与社会化阅读的能力判断，衡量自己能否较为轻松地参与社会化阅读；影响力是农村居民对参与社会化阅读的影响判断，是一种潜在的动力因素。

1.阅读意义：阅读的“代际传递”

正如Y-M-15指出，“老百姓就是种地，也没有专门去搜去学，种地就那几套方案，种了几十年地，不用看都知道”。在中国农村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环境中，农村居民即使不学习过多的文化知识或新兴技术，只要按照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经验与方法，人人都能自如地应对年复一年的农村生活，这便是农村传统生存文化模式的体现。因而，部分农村居民尤其是4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提及阅读便本能地拒绝，认为阅读对“农民没啥用”（N-M-04），也就不参与社会化阅读。

在X村调研期间，研究发现阅读在农村居民之间出现了“代际传递”，即多数农村父母认为阅读对自己的用处不大，却希望子女能够好好读书。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女离开村庄前往县城或大城市求学，普通农村父母承担着比以往养育子女更高昂的经济负担：“其实我们这里每家地还比较多，农闲的时候打工也能挣一些钱，但家里3个孩子都上学，还有研究生，家里也没留别的积蓄，都给他们小孩上学用了。”（Y-M-13）面对养育子女的重任，本就文化水平有限的农村父母想的只是“忙了种地闲了想打工挣钱”（N-M-04）。农村父母认为阅读无法帮助自己快速实现创收，但又“希望孩子们以后不用和我一样种地、打工，他们得有固定的工作”（Y-M-13），因此阅读成为下一代农村子女要考虑的事情。

在多数新一代农村青年眼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阅读能够提升自己的谈吐修养，也有助于个人发展。比如，Y-F-02指出，“你就看一个月的书，可能你说话的各种方式，或者是有很多东西，它就是会不一样”；正在从事幼师职业的Y-F-03认为：“阅读是有用的，就像现在幼儿园小孩可能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也许你就在看过的一本书中看到过。比如讲一个民族，他会问你这个民族是什么时候来的、以前有没有、为什么有等，那你要是看过就知道，要是没看过的话，就有点难搞。”承载着万众希望的新一代农村青年，仿佛在传达一个积极信号——农村地区正在从“文化沙漠”向“文化绿洲”转变，即使目前的转变是微小的、漫长的，却是重要的、根本的。

2.自我效能：老年村民的“心气”

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身完成某项行为的能力信心评估，它并不等同于个人实际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强，越有可能实施某种行为。同样，农村居民在参与社会化阅读之前，会先判断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较为轻松地参与社会化阅读，自我效能感较强的村民往往更愿意参与社会化阅读，而拥有较低自我效能感的村民则会自我否定进行社会化阅读的可能性。

研究发现，X村老年村民相对中青年村民更缺乏自我效能，包括系统自我效能与知识自我效能两方面，因而不愿参与社会化阅读。其一，参与社会化阅读的物质基础是智能手机，而多数老年村民认为自己“玩不转”，尤其是发现“不大的小孩都比老人强，十来岁的、三四岁的都比咱强”（N-M-09），更加减弱了自己的系统自我效能感。其二，参与社会化阅读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而多数老年村民直言自己是“文盲，不识字，看啥文章”，知识自我效能感不足。当缺乏以上两方面自我效能时，老年村民的文化活动大多只能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进行，比如打麻将、跳广场舞等。

老年村民较弱的自我效能感，也反映出老年村民的“心气”不足。比如，N-F-08偶尔看着老伴在玩手机时也会感兴趣地凑过去看，却不愿意自己学着使用智能手机，认为自己“搞不定”并且“没有心气”融入这个新时代。与中国古代哲学论说道德修养的“心气”不同，现代日常口语中所说的“心气”主要指人们凝结在内心深处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心劲儿。因而，面向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化阅读推广，不仅需要反哺一定的数字技能，还需要激发老年村民的“心气”，使其跨过心理层面的阻碍。

3.影响力：乡土社会的面子与人情

作为X村若干微信群的群主，Y-M-16的这段话既展现了自己通过社会化阅读带来的影响力，也体现出乡土社会的面子与人情。在社会学家翟学伟看来，面子与人情是熟人社会的概念，前者关注的是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后者关注的是人与人在交往中产生的情感，面子可以形成人情，人情也能够产生面子。

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因而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知识群体会受到其他村民的崇敬，即获得“面子”。在X村，Y-M-16便是一位有“面子”的人，不仅在于其房子修得好，还在于其富有文化。

年轻时酷爱读书的Y-M-16现在也参与社会化阅读，但其“主要是为了聊天，在聊天时你得有话题”。与Y-M-16相仿，每天通过今日头条参与社会化阅读的Y-M-20说：“从用手机开始就关注新闻，新闻嘛，国家大事，人家说起来你不知道是不是……得人家说起来（的时候），咱都知道，也能说出来一点。”换言之，对于部分农村居民而言，参与社会化阅读能够获取知识，进而能在熟人交往时不失面子甚至获得面子，当村民向自己请教时，面子便会进一步转化为人情。面子与人情的获得使部分农村居民意识到社会化阅读的影响力，成为心理授权的潜在动力。

（三）保守主义社会性格导致价值权衡

作为经济结构与思想观念的中介物，社会性格是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共有的性格结构，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长期以来，乡土生活培育了传统乡民相对保守的性格特征与行为模式，这在决定是否参与社会化阅读时也得到了体现。一方面，农村居民会将社会化阅读与纸质阅读、刷短视频进行价值权衡，感知社会化阅读的优势；另一方面，即使认识到社会化阅读的优势，农村居民也要进一步衡量参与社会化阅读所要付出的成本，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1.感知利得：便利性、功能性与规范性

农村居民在社会化阅读与纸质阅读、刷短视频之间进行了价值权衡，整体认为：纸质阅读不方便、价格昂贵以及出版周期长，而社会化阅读不仅弥补了纸质阅读的诸多不足，还具备纸质阅读无法实现的独特功能；刷短视频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娱乐或信息获取方式，但社会化阅读的文字规范性是短视频无可比拟的。具体而言，农村居民感知到的社会化阅读优势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社会化阅读的便利性。一是使用方便，社会化阅读“不用随时随地携带”（Y-F-04）并且“可以满足闲暇时的阅读”（Y-F-09）；二是价格便宜，作为微信阅读忠实用户的Y-F-03说，“（微信阅读）它里面的书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有的需要花钱，但是钱不多，就比较便宜一点”；三是信息及时，正如Y-M-16所说，“最近的新闻，过去这报纸上没有两三天你都不知道，现在手机上三分钟以内全国人都知道了，所以说这个书它没人看。好比作家出了书，搁手机上听书一下载就知道，实际书还没写完，手机上面都开始听书了”。

社会化阅读的功能性。一是支持搜索，“你想知道什么，就可以直接搜”（Y-M-09）；二是情感AI朗读功能，比如Y-F-08在闲暇时喜欢用七猫免费小说看书，而“干活时更喜欢用番茄（免费小说）听书”，原因在于“番茄（免费小说）上听书不是那种机械音，而是有感情的人声，一个人一本书，但是七猫上基本都是标准音”；三是专家讲解，部分社会化阅读平台提供专家讲解服务，比如流利阅读平台会为付费用户提供英文文章的讲解服务，这也是吸引Y-M-05使用该平台的重要原因，“他有那个翻译，有人讲解……我觉得听人家讲讲，收获会更大，像有些词的用法就会了”。

社会化阅读的规范性。当纸质阅读逐渐从部分农村居民的生活中退场时，刷短视频成为多数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娱乐或信息获取方式。然而，Y-M-09坦言：“有时候刷抖音比较多，感觉内容类型比较丰富。但我也喜欢学习强国，和党建、国家大事相关的信息更权威。”正如Y-M-17所言：“按说文字是比较实在一点的，有图片的东西半真半假，假的多，（但）只要形成文字，一般情况下都是真的，好比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可难造假，一般人不敢造假。”由此可见，社会化阅读的规范性是短视频无可比拟的。

2.使用成本：时间付出与经济付出

长期的乡土生活培育了村民保守导向的性格特征。即使认识到社会化阅读的优势，农村居民也要衡量参与社会化阅读所要付出的成本，权衡之后再做决定。具体而言，农村居民较为在意以下两方面的使用成本。

时间付出。参与社会化阅读需要付出相应的时间，而这些时间需要与其他时间进行权衡，在提及用手机读书、看新闻、看文章时，部分X村居民的第一反应便是“哪有那个时间”。针对农村青少年而言，以N-F-02为代表的X村初中生多在乡镇寄宿上学，学校监管严格不允许学生带手机，多数学生只能在两周一次回家后短暂地玩手机，在提及社会化阅读时，N-F-02直言“作业还写不完呢”。农村中老年群体的生活也不悠闲，今年58岁的N-F-06说，“平时谁顾得上看手机啊，在家总要看孩子、做饭。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都要看着）”；Y-M-18称“成天还得干活，没多少时间，只有下雨天没什么活了，或者晚上回到家里没事了看看”。

经济付出。消费理念方面，X村村民普遍体现出“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保守主义观念，这不单纯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更重要的家庭、子女和养老进行储蓄。因而当部分社会化阅读内容需要付费时，农村居民便会考虑停止使用该平台，不再参与社会化阅读，而是寻求另一种免费的、私人化阅读方式。比如，N-F-02曾经下载过某个社会化阅读软件，但发现“有的小说也要钱”，于是卸载了该软件，并介绍了自己用浏览器搜索小说阅读的方式：“按照名字去搜，搜到某一个网站可以不要钱，就在那个网站看，如果那个网站上可以下载，就下载下来看。”当然，也有极少数村民为了社会化阅读而付费，但以Y-M-05为例，为阅读付费的前提是“如果达到那个打卡天数，（学费）全额返还”，而当“学费”越来越贵时，Y-M-05便又转向了私人化阅读。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再去买的时候，（学费涨价到）399（元），还是买了，然后我还是继续打卡，最后（涨到）599（元），我再也不买了。买的话他有那个翻译，有人讲解，但是我现在看的（文章）全部是英文的，我觉得他不讲就不讲呗，我就自己看看呗。

社交媒体时代，阅读再次进行了社会化转向，农村居民需历经社会驱动、心理授权与价值权衡三重考验，才能进入社会化阅读。然而，研究发现社会化阅读重新赋予阅读的社交属性，并不是吸引农村居民参与社会化阅读的重要因素，甚至许多农村居民进行社会化阅读时更趋于回避社交，做一个“沉默”的读者。基于上述发现，研究进一步讨论并反思了乡土语境下的社会化阅读。

其一，熟人社会再塑“线上阅读+线下社交”的关系导向型社会化阅读模式。社会化阅读是一种“阅读+社交”的移动阅读新模式，由此形成了两种导向的社会化阅读模式：第一种是文本导向型，以文本为纽带的社会化阅读参与者侧重解读、分析与研讨阅读内容；第二种是关系导向型，社会化阅读参与者之间以关系为纽带，侧重推荐、展示、互动以建立或强化社会关系。在多数学者看来，社会化阅读参与者从内容选择到阅读结束都与社会化网络形成了线上联结——阅读内容的产生经过了社会化筛选，阅读过程可以与作者或其他读者进行互动交流，阅读结束后可以与兴趣相投的读者交往联系，甚至形成议题融合的社会互动。结合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并不在意社会化阅读的线上社交属性，并将社会化阅读重塑为“线上阅读+线下社交”的关系导向型模式，而这种向内社会化的关系导向型模式蕴含着新的农村阅读危机。

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农村居民的社交网络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铺开，因而长期以来的人际交往模式是面对面交往——三五成群的农村居民聚集在家门口、超市里、广场上、田地边等地方闲聊，从家长里短谈到国家大事，一个村庄就在不断地面对面交往中形成“关系共同体”，这使得农村居民更习惯在线下空间开展基于阅读内容的社交活动。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农村知识青年“离场”，村庄里的知识群体愈加陷入沉默，“线上阅读+线下社交”的关系导向型社会化阅读模式将面临新的重构或解构危机。因而，未来农村社会化阅读推广应引导农村居民发现并进入更为广阔的知识交流空间，实现从关系导向型到文本导向型、从向内社会化到向外社会化的农村社会化阅读模式的转变，使农村居民可以与远方的读者进行可持续的知识交流。

其二，城市中心主义导致的农村阅读困境。从农家书屋到社会化阅读，体现的不只是阅读介质的转变，还意味着传统“文化下乡”的乡村文化传播方式渐渐失效，农村居民正在从相对封闭的村庄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但在沙垚看来，在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内容生产者多为城市居民，其内容生产常常基于自己对农村（居民）的想象，把认为农村居民需要的信息或知识推送和传播给他们，而较少考虑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呈现城市中心主义倾向。

正如哈贝马斯所推崇的“咖啡馆”是一种理想化的交流空间，社会化阅读遭到质疑，称其构建了一种全民参与的“乌托邦”幻象。实际上，回望阅读的历史可以发现，最初出现的社会化阅读旨趣，在很大程度上彰显有闲阶级的精英文化色彩。如今，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化阅读的核心是经过社会化筛选的内容，虽然每位用户或读者都被允许、被鼓励参与内容的生产或传播，但拨开大量的冗余信息后，社会化阅读依然彰显以城市为中心的色彩。在农村居民看来，由城市居民书写的很多内容“对于农村人没有啥用”（Y-M-17），这削弱了农村居民对阅读意义的感知和对社会化阅读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当下社会化阅读建构的“网络咖啡馆”尚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他者化”的农村阅读困境。研究认为，社会化阅读推广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在面向农村居民时，应契合农村居民的生活世界，以农村居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推广契合农村居民需求的文化内容。

其三，泛视频化环境下呈现的文字阅读危机。社会化阅读处于怎样的媒介与社会环境，关系到社会化阅读的未来发展。在如今的乡土社会，传统农活的高度机械化使农村居民获得了更多的社会生活时间。对此，农村居民将大量时间分配给学业、务工、照看孩子等重要社会活动，又将剩余的闲暇时间首要分配给棋牌、麻将或短视频等娱乐活动，只有少数农村居民余得少量时间分配给社会化阅读。正如Y-M-07所言，“抖音、快手，反正在农村里边就这两样，其他的没有”，短视频在农村社会的风行程度非常高，甚至一些不识字的农村老人也在追赶进入短视频时代。

换言之，乡土语境下的社会化阅读已然被短视频包围，并且各个社会化平台也在鼓励内容生产者“视频化”文本语言，比如作为全民应用的微信上线了自己的“视频号”，这种泛视频化环境给社会化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危机。一方面，泛视频化的媒介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字阅读的必要性与严肃性。刷短视频不仅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也是多数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化阅读的信息传播作用，只有少数村民在社会化阅读与刷短视频的价值权衡中感知到社会化阅读的规范性。另一方面，知识的泛视频化使农村居民的思考能力逐渐懒惰化。根据参与式观察，农村居民的社会化阅读行为正在从“阅读”文字向“观看”视频转变。尽管有学者乐观地认为“短视频阅读根本无法取代文字阅读，甚至无法成为最主要的阅读方式”,但以文字为主的社会化阅读正在乡土社会发出疾呼。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社交媒体环境下农村地区社会化阅读行为及推广效果研 究”（2021CXW031）、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 软科学研究） 项目“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南 农村居民社会化阅读及推广路径研究”（222400410490） 及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 农村 居民社会化阅读动机 、行为及推广路径研究”（22B870002） 的阶段性成果。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