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前沿访谈、乡村传播、经济传播、健康传播、媒介记忆、智能传播专题研究六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自述与他述：时空视角下中美两国长江叙事的比较研究》，作者辛安怡、付瀚爽、郭雅楠。
自述与他述：时空视角下中美两国长江叙事的比较研究
辛安怡、付瀚爽、郭雅楠
摘 要：自古以来，河流滋养自然世界与人类文明。河流的重要价值彰显了河流叙事的必要性，而河流叙事也日益成为我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一环。但我国河流叙事、时空叙事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基于这一背景，本研究选取中美两部长江纪录片为研究对象，以扎根主义为依托，采用个案研究、比较分析、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美长江纪录片的叙事对比中挖掘河流叙事在时间、空间命题中的功能与潜力，致力于为我国国际传播中的叙事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依托。研究发现，中外纪录片在河流叙事表征中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叙事景观转化与底层叙事逻辑中形成耦合。从河流叙事的差异进一步深入至时空领域，研究发现中美河流叙事的起点、思维模式、自然观念等因素影响着中美两国的长江叙事实践。基于上述分析，研究从叙事元素的选取、全方位叙事体系的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的建构三个方面为我国国际传播中的河流叙事提供参考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河流滋养人类、孕育文明，对世界各地的物质生产、精神文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河流也以深厚的文化与情感意涵逐渐成为各个国家社会变迁、民族精神形塑与集体记忆存续的见证者与记录者。河流叙事（narrative）既是生态的叙事，也是文明的叙事，其叙事的底层逻辑映射出不同文明孕育的时间观与空间观。国际传播语境下的河流叙事也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时间观与空间观的传递过程。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物质运动的两个基本维度，可以说，掌握了河流叙事的主动权，就意味着掌握了时空叙事，进而在时间与空间维度逐步为勾勒和描绘全球范围内的真实图景提供可能。但从河流叙事的发展现状来看，相较于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我国河流故事的言说仍处于弱势与被动的地位。
由于长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对我国物质生产、制度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普遍将长江视为了解和研究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基于我国现阶段河流叙事缺位的现实境遇与河流叙事的重要性，讲好长江故事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命题。
通过对研究背景的梳理，本研究初步确定了研究的基本构想，并进一步明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对比中外河流叙事的过程与方式，挖掘河流叙事在时间、空间上的功能与潜力，从而为我国国际传播中的叙事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依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三个研究问题：
（1）中美长江纪录片在河流叙事中呈现什么样的差异与共性？
（2）中美河流纪录片是如何通过河流叙事建构起时间观和空间观的？影响时空叙事的因素有哪些？
（3）我国应如何通过河流叙事建构时空叙事体系，从而掌握时空叙事的主动权？
二、文献综述
叙事，即叙述某个事件。在所有的文化语境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叙事作品，小至交谈中的手势、对话，大至家国历史和民族记忆，都蕴含叙事的印记。伴随结构主义的兴起，法国批评家兹维坦·托多罗夫于1969年首次使用了叙事学（Narratology）的概念，标志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20世纪下半期，哲学社会科学呈现整体的“空间转向”，叙事学也因此将时间、空间这一底层逻辑纳入叙事研究的范畴。正如赫尔曼曾指出的，时间与空间是叙事的基本维度，且这种叙事结构的建构大部分是在非语言层面进行的。
河流兼具地理与时空双重维度上的广延性，与人类社会密不可分，也作为重要的叙事主体参与现代叙事话语体系的方方面面。蒋林欣指出，“河流具有流动性、诗性、介于城乡之间的媒介性、独立性、依存性、开放性、绵延性等特征……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在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在各种现代话语的审美观照下，河流空间的这些特性才更为凸显”。在河流叙事中，河流意象不再只是一种自然存在与客观物态，而是成为自我生命的象征与代名词，承载起对于生命体验与家园世界的多重感知和理解。
聚焦于长江叙事则可发现，河流的多重特质使长江意象发挥着重要的叙事价值。叙事元素方面，长江在各类叙事元素中起到连接作用，使得具体的内容，即人、景、事相互交融，小说文本构成了一个可感可知的时空综合体。叙事空间方面，长江在地质学空间、时空体空间及精神空间三个维度实现了对当下社会的全景式映射。邵培仁等在论及“空间”概念时指出，“一方面应将空间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同时，它又是精神层面的建构，是关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等意义的阐释，往往具有观念形态的特征”。由此可见，长江这一意象既包含实体长江的再现，也包含长江沿岸的人文社会、历史文化、价值理念等精神意涵上的再现，这也提示我们应探寻长江叙事背后的情感依托与价值追寻。孙百卉认为，长江意象已经成为彰显中华文化和展现国人情感的重要载体，并指出长江叙事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曾小月也指出：“一方面，叙述者的血脉缘由、故乡情结与成长地理促成了长江书写的完成；另一方面，长江叙事源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水崇拜与女性文化的天然联结。”
在长江故事讲述的多种形式中，纪录片以优美的画面与配乐、细腻的情感表达，以及较强的知识传递功能，在文学、电影等多种媒介形式中脱颖而出。史密斯认为，纪录片为全球社会提供了一个平衡、多维的交流平台，观众可通过观看纪录片代入他人情绪与背景，从而进行自我反思和跨文化间的观念分享，进而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相处。孙百卉也肯定了长江纪录片的叙事价值，认为长江叙事是一个有体系、有历史的再现世界，而长江纪录片“在叙述的时间维度上，延展着长江叙事的生命……在叙述的空间维度上，拓展着长江叙事的体量”。但诚如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政治的”，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长江叙事依然是“选择性呈现”的结果，看似平和的河流叙事背后依然隐含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争夺等问题。纪录片中隐含了“视觉殖民性”（coloniality of seeing），创作者以欧洲为中心，凝视正在消失的当地人的世界，其剪辑和叙事操纵了“展示什么”、“看什么”和“怎么看”。河流纪录片传达了叙述者的价值观，从这一意义而言，河流纪录片“不是真理的记录，而是建构出来的人造产物”。
三、研究设计与类目建构
扎根理论是一个归纳的过程，是从下往上将资料不断地进行浓缩的方法。扎根理论中的“编码”指的是，通过将事件与事件、事件与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进行连续比较，对资料进行概念化，以形成类属及其属性。依据扎根理论的指引，本研究在综合对比国内外30余部长江纪录片后，选取我国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1983）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纪录片《大河与生命：长江篇》（Rivers and Life: The Yangtze）（2009）为研究样本，采用个案研究、比较分析及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中外纪录片的长江叙事进行探析。研究的类目建构借鉴格拉斯的“三级编码”（即开放编码、轴心编码、选择编码）法，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编码过程参考了Beerli和Martin的目的地形象感知量表及Lam等的河流目的地形象感知量表。在综合考量研究问题、研究目的及研究的可操作性，进一步考察一级、二级编码的概念类属之后，研究构建出6个核心类属，分别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与自然灾害、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研究的编码类目如表1所示。为确保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研究者在编码过程中采取三角校正法对编码量表与编码结果进行校验。
在确立编码类目表之后，研究者将纪录片导入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进行逐帧分析与编码，逐一呈现中外长江纪录片中的核心类属及其子节点之间的编码结果，进而探究中外长江文明的叙事框架与逻辑。
四、相似与存异：中外长江纪录片的叙事比较
（一）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的长江叙事表征
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人类的器物用具、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均属于文化的符号或文本，从这一意义而言，文化是由符号或文本构成的。霍尔认为，文化的基本功能就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即通过媒介对既存事物准确的或歪曲的反映，这种反映在不断“呈现”、“图式”、“描绘”客观事物的过程中进行。表征的呈现过程实质上是文化通过符号系统进行意义生产的过程，其通过持续流动的媒介图像、叙事、信息为人类提供集体性的观察、理解和感受方式，并在媒介想象和叙事中连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从而塑造出一个全球化的生活图景。本研究引入“叙事表征”这一概念，对《话说长江》与《大河与生命：长江篇》的画面、元素及解说词等表征进行编码，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中外长江纪录片的叙事表征各有侧重。
《话说长江》更侧重对长江人文环境的呈现，纪录片中人文环境类目（60.9%）的比重明显超过自然环境类目（39.2%）。在自然环境类目下，《话说长江》侧重于生态环境类属的呈现，纪录片通过高原、湖泊、平原等不同地形地质的相互映衬，以及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的自然气象变化，为观众呈现长江两岸的自然风貌与特色景观，勾勒出优美动人的长江山水图。在人文环境类目下，文化环境类属与社会环境类属的表征呈现占比较大。文化环境类属的表征以唐古拉山脉的冰川之源为起点，由东向西顺流而下，从上游以三星堆、蜀绣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到中游以鱼米之乡著称的荆楚文明，再到下游经济、艺术蓬勃发展的吴越文化，以地理空间为引线串联起长江两岸灿若星辰的辉煌文明。社会环境类属中，有关长江沿岸居民生产方式的呈现最为突出，尤其是农业生产相关的表征占据主体，纪录片通过农民耕地、稻谷丰收、水牛开垦等画面，呈现长江两岸人民勤劳、土地肥沃的景象。此类社会环境类属的表征颇具生活化与人情味，视频中多次出现喧嚷的人群、乘坐游船的游客、玩闹的孩童、叼着长杆烟枪的老年人等，此类画面从个性化的微观视角呈现两岸民生百态，传递出平静、温馨、舒适的生活氛围。
而《大河与生命：长江篇》中的人文环境（48.6%）与自然环境（51.4%）两类编码类目的比重较为均衡，在展现长江沿岸自然环境之余，也关注对人文环境的形塑。但与《话说长江》不同的是，《大河与生命：长江篇》的自然环境类目表征在呈现长江两岸自然风光之外，更关注长江的环境污染与自然灾害类属表征。纪录片中多次出现洪水导致的灾难场景，如奔涌的河流，决堤的大坝，流着眼泪的灾民，被洪水淹没的耕地、建筑与文物，等等。
（二）从实体长江到想象长江的叙事景观
1967年，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当代社会已经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一个独特的景观阶段，影像中的景观运用与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方式融入人们的生活。美国学者凯尔纳结合美国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一步提出了“媒介景观”，认为“媒介景观”指“能体现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在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其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介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等”。
纪录片从诞生至今，始终追求用纪实手法还原世界的真实状态。对河流类纪录片而言，纪录片创作者通过对河流本身及河流的周边环境进行客观纪录与艺术加工的过程，逐步完成了河流叙事及更深层次的时空建构。邵培仁认为，景观是人们基于自己的世界观及与他人的关系创造、表述和解释的结果，在社会现实中，媒介中的阐释与再现能够加速和深化景观的意义呈现。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纪录片一方面通过对时空的艺术性呈现展现真实的地理奇观，另一方面通过打破受众原有的时空限制，建构起独特的社会景观和心理景观。
中美两国的长江纪录片经过前期策划、中期拍摄以及后期剪辑等步骤，在动静结合、远近交替等拍摄技术的辅助下，将客观现实景观转化为拟态景观。当客观长江景观透过镜头转换为拟态长江景观并呈现给观众，观众受选择性接触、理解与接收的认知影响，将“长江”意象的理解内化为自身的观点与主观意识，此时的长江就以主观形式存在于观众的认知中，转换为主观意义上的长江景观。从客观长江景观转变为拟态长江景观，最终形成主观长江景观，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外纪录片对长江景观的转化过程（见图2）。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中外长江纪录片通过拍摄手法与镜头语言为观众建构起有别于现实的长江景观，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建构出观众心目中截然不同的长江社会景观与心理景观。
（三）以长江文明为起点，连接大河与世界的底层叙事逻辑
长江径流广远、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催生了以“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区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并滋养着悠久的中华文明。透视中外长江纪录片的底层叙事逻辑可以发现，中外长江叙事在时空意义上形成耦合——以长江文明为起点，在时间与空间维度共同连接起大河与世界，建构起长江文明讲述的底层叙事逻辑。
从时间维度来看，长江见证了中国社会与中华文明的变迁和发展，长江绵延的历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当创作者的关注点从纷繁芜杂的社会生活调转至生机盎然的大江大河时，纪录片通过对河流及河流的周边环境进行客观纪录与艺术加工，将河流灵动的生命特质与宽容和包容的属性带入大众视野。在观众观看影像的过程中，长江相关的史料、传说隐入影像逐渐凝结为实体意象，并转化为观众对长江的记忆符码，为观众呈现不可复现的长江历史。《大河与生命：长江篇》与《话说长江》作为承载记忆、记载历史的重要影像媒介，两部纪录片厚重的历史价值在个体记忆、家国情怀乃至族群想象的书写与塑造中具有重要价值。正如居伊·德波所言，“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无限堆积的景观的方式呈现自身。曾经直接存在的、鲜活的一切已经全部转化为再现……一切都被景观所浸染，无一幸免”。
从空间维度来看，长江为分散的中华文明走向聚合提供了条件，使辽阔大地上的不同文明走向海洋、连接至世界各地，并最终形成一个整体。中外长江纪录片均以镜头为指引，自东向西展现长江沿岸的景观风物变化，这一特点显著见之于《话说长江》的分集标题（见表3）。《话说长江》的第一回《源远流长》对长江进行总体概览，之后的每一回剧集均遵循空间顺序，以《巨川之源》为出发点，展现长江奔涌而下，汇入五大洲四大洋的“雄姿”。但空间排列中也不乏时间美学的交织，《话说长江》每一回的内容都以时间为主线，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展露长江之姿。
五、中美两国长江叙事的影响因素探析
中外纪录片的长江叙事映射着来自不同地缘政治、历史文明、时代背景的主体对长江理解的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导致了纪录片对长江意象的“选择性呈现”，并直接影响了从实体长江到想象长江的多层次景观勾勒。本研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寻中美两国长江叙事的影响因素。
（一）叙事起点差异：长江故事的主体与大河叙事的分支
杨义曾指出，“中国叙事文学基于圆形思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比较完整的叙事作品的深层，大多运行着这个周行不殆的‘圆’。也就是说，中国人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投射到叙事作品的潜隐结构上了”。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而言，长江的重要意义远超任何一条普通的河流，在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和地理疆域的演进中，这条哺育了万千生命的河流逐渐成为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的重要依托与象征。而这种“移情”与“投射”恰好解释了中外长江纪录片在叙事起点中的异质性。
自述视角下的长江是河流叙事的主体。首先，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话说长江》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情怀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我国的经济、文化与政治面临历史性巨变，在这一背景下，民众对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生活幸福产生了强烈的憧憬与期待。CCTV在此时推出《话说长江》，实则是将长江作为讲述中国历史演进、民族发展、文明成长的纪录片叙事的窗口，将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人民生活的各个维度融汇于长江故事讲述的方方面面，从而实现“以微知著”的传播效果。其次，《话说长江》关注中华文化特色，实现了对长江意象的拆解与重构，最终实现了长江故事的全景呈现。《话说长江》在剧集主体结构的设置中，主要以省、市级代表性地理人文景观为划分依据，对长江的干流、支流河段进行拆解，将宏大的长江故事拆分为独立的叙事单元。但这种拆解并不意味着每个叙事单元是孤立僵化的，所有的叙事单元在独立讲述长江故事的同时，以长江文明为引线，以长江的线性结构串联起沿岸的人文社会风貌，向观众展现了长江全流域的人民生活图景与时代发展故事。
而在“他述”视角下，长江作为世界大河叙事中的分支，与作为叙事主体的长江具有本质差异。一方面，《大河与生命：长江篇》作为美国国家地理在大河叙事领域的典型尝试，出发点是探究世界范围内河流与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该系列将世界六条大河划分为六个叙事单元，每一个叙事单元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较为完整的叙事结构。其叙事目的在于通过对独立叙事单元的逐一分析，归纳河流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人类文明孕育的重要意义。其叙事的逻辑起点在于探寻不同流域、不同洲际大河的共通性，以及宏观层面的人与自然、自然与文明命题。在这一叙事逻辑的指引下，《大河与生命：长江篇》中的“长江”被视为大河叙事的参与者，与同系列中的亚马孙河、恒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莱茵河并列，以世界著名大河的共同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叙事起点的不同在时间维度上对河流叙事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纪录片篇幅长短的差异以及对抽象时间不同程度的凝练。《大河与生命：长江篇》将长江作为世界大河叙事的单元之一，直接导致了长江叙事的主要内容和纵深延展必定受篇幅制约的影响，这种“有所取舍”的叙事体现了纪录片创作者对长江议题的“选择性呈现”。与《话说长江》相比，《大河与生命：长江篇》着墨于自然灾害和工业发展对长江的破坏和对流域内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纪录片呈现对长江意象片面性表述、刻板化表达的叙事特征。
（二）思维模式差异：民族精神载体与美式思维印记
“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将纪录片定义为“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纪录片被“创造性处理”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国家和民族的显著特征。中、美两国受不同地缘背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思维模式产生差异，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直接体现在两国的长江叙事中。
《话说长江》借由长江意象呼唤了中华民族精神，建构起中华民族身份，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对长江自然地理知识的介绍与呈现，在长江的水文特征、地貌景观、气候特点等信息的传达中勾勒出“自然长江”的真实样貌；其次是通过对沿岸居民日常生活的呈现，以小见大地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图景进行铺陈，刻画出中国人民的真实形象；最后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回望，纪录片通过对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的双重呈现，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灿烂、辉煌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王瑛指出，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影响中西叙事差异的重要因素，认为“思维方式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表征，思维方式往往决定言说方式。说到底，叙事方式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具体化”。《大河与生命：长江篇》作为承载创作者思维方式的艺术形式，其叙事方式、拍摄视角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印记。《大河与生命：长江篇》借人文社会表征的铺陈为长江赋予社会空间属性。创作者通过乌云密布的天气、雾气浓重的环境、加速凝练的视频时间，以及高画面空间密度烘托出长江沿岸压抑、紧张的环境氛围，在无形中深化了长江的社会空间属性。
（三）自然观念差异：“天人合一”源流与“天人相分”思想
中、美两国长江叙事的差异还受两国自然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河神”等意象与先秦诸子“上善若水”“智者乐水”等思想，蕴含了中国先民的朴素河流观，以及对水利之于农耕、游牧、渔业、商业等人类活动的价值意义探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早在中国古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观念中有所体现，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生态理念在当代中国日益得到重视，环境保护的话语地位逐步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有了新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话说长江》也将生态保护的观念融入其叙事中，在展现长江自然之美的同时，凸显长江与流域内人民和谐共生，其中就包括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叙事表征。
与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不同，西方自然观伴生于海洋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注重从生存需要出发对自然规律加以把握和利用。西方的自然观多提倡自然为人所利用，即征服自然，是一种“自然界”和“人”相对立的自然观。这一“天人相分”的自然观念在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近现代，依然产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体现在《大河与生命：长江篇》的长江叙事中，就是其有意将长江与人民的生产生活进行分离，甚至强调河流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美两国思想源流中截然不同的表述与流变，是两国长江叙事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六、时空视角下长江故事讲述的参考建议
基于中外长江纪录片的对比，本研究认为我国长江故事讲述可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步寻求突破。
（一）选取自然、亲切、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叙事元素
王鑫指出，“他者”关于中国的叙事存在从历史到逻辑的定式，诸如个人叙事的偏见与历史语境的缺席、奇观化的处理方式以及政治归因的叙事框架等，共同制造了理解中国的“盲区”。在面对国际传播境遇下自我与他者的巨大差异时，探寻自我讲述与他者叙事中的共通话题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关键一环。基于这一考量，在充分考虑他国的文化背景、话语体系、生活方式之后，选取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微观话题和视角进行切入，更易创造出一个相互理解、和谐共通的话语空间。
以中国故事讲述的传播实践为例，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登上美国时代广场的广告大屏并循环播放近万次，该纪录片选取50位各行各业的代表来展示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试图向海外受众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对比来看，从小处着眼的微观视角更能从生活的细微之处触动受众的情绪，从而引起受众的兴趣。如聚焦于中华饮食文化的《舌尖上的中国》等，此类纪录片以食物为出发点，在一道道中华美食的视听化呈现中刺激受众的多重感官，潜移默化地传递了中华传统“天人合一”的伦理哲思。相较而言，聚焦于微观视角的传播内容更具亲和性与贴近性，因此在国际传播中更易为“他者”所看见、所理解，以及所接受。因此在长江故事的对外讲述中，我们应将庞大的、抽象的、概念化的“硬”命题细分为更为柔和的子命题，选取受众易于接受的微观视角切入，将其转化为具有亲切感的内容，从而弥合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差异。
此外，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倘若要实现海外受众接受良好的传播效果，则必然要从海内外受众共同的生命体验、情感经历、思想观念出发，以人类的天然情感为纽带进行连接，从而在对话、沟通与相互理解中寻求跨文化群体间的共通意义空间。这种以情感逻辑为基点、以心理认同为导向的共情传播形式，更易在潜移默化中满足目标受众的深层情感需求，达到精神境界的共鸣与互动。正如吴飞教授指出，当理解受阻，共识难达，承认无望，分配的正义亦有障碍，那么人类首先建立一种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并努力发展共情的关爱，将有利于摆脱对外传播中“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
以《话说长江》为例，在河流的叙事主题之外，视频文本及画面更多地记录了河流两岸的动物、植物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在第五回《岷江秀色》中，观众既跟随镜头一同游历了九寨沟的湖光山色、高山湖畔，又以“在场者”的姿态体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百味，有一步一色绚烂多彩的石灰岩湖底，有憨态可掬吃着竹子的熊猫幼崽，有春种秋收耕田劳作的繁忙，也有孩童脸上扬起的灿烂笑颜。这种自然的、生动的画面牵动着人们的情绪，在观众心中勾勒出一幅独立于世俗纷杂的世外桃源图景，在静谧祥和的氛围中唤起人类心底对大自然的亲近爱戴与情感感召。
（二）搭建时空美学逻辑下的全方位叙事体系
国际传播在特定的时空范畴内发生作用，时间、空间的话题实质上也隐含于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中。但在国际传播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连续的时间观、传统的空间观已无法阐释全球多元、无序、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无力解决蔓延全球的时代性焦虑与群体性不安。因此，若要使中国故事触达来自不同国家的受众，实现低文化折扣的、具有共情力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则必须要突破时空的桎梏，建构符合世界范围内时空美学逻辑的全方位叙事体系。基于前文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国际传播中或可采取以下两种思路，在时空相互映射的弹性空间中构建时空叙事体系。
一方面，在国际传播中应摒弃单一僵化的时空叙事方式，在时空互动中探寻多元叙事方式。时间与空间是不断变化且相互连接的，若要建构全方位的时空叙事体系，必须要把握时间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时空流转的弹性与流动性，跨文化叙事既要以河流为线索纵向连接“历史”与“现在”，又要以河流为指引横向联通“边缘”与“地方”。因此，在叙事元素选取的基础之上，河流叙事应牢牢把握时空叙事这一底层逻辑，通过多元艺术手法对客观时间、空间进行加工，创造出独立于自然时空范畴的叙事时空，从而通过空间延续、时间凝固等再叙事、再想象的过程，使观众突破时空限制去感知久远的历史与未知的远方。
另一方面，在国际传播中彰显中国时空美学的特质，搭建具有共通性的时空美学底层逻辑也尤为必要。世界各国、各民族因地缘环境、历史文化、思想传统以及社会背景的差异，逐渐形成了差异多元的审美习惯和美学观念，因此国际传播中往往面临文化误读、文化折扣等现象。但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东西方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在媒介的参与下实现交融互动，世界范围内时空美学的底层逻辑也走向融合。我国学者朱志荣曾指出，“审美的时空是审美之象生存的基础，既体现了宇宙的根本大道，又反映了主体的心理内蕴”。在探寻中国美学的时空观时，他指出，“中国人总是将审美对象视为一个生命的有机整体，而审美时空便是这个生命整体圣训的感性氛围……正是在这种感性氛围中，主体实现了其审美的最终目的，即主体精神突破了现实时空的束缚，从有限中获得无限，从瞬间中获得永恒”。
基于前文的分析，蕴含人性观点与人文关怀的中国审美时空与自由平等、和平与爱的普通价值观具有较高一致性，因此在搭建全球共性的时空美学逻辑中也要彰显中国时空美学的底蕴，在时间、空间与生命意识的交融中实现更易被海外受众接受的传播效果。
（三）以河流叙事为起点建构时空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既是被生产的，也具有生产性。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中，河流作为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与记录者，就是“被生产”出来的象征产物。伴随历史的演进与地缘政治的演化，河流作为联通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引线，在无形中生产和连接集体意识。
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不断加深的当下，全球社会面临全方位的不确定性。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再到现代性带来的时空压缩、时空分延等现象，人类的时间观与空间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正如吉登斯指出，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中，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社会关系从地域化情境中得以抽离出来，这也构成了“脱域”（disembedding）概念，人类在脱域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重新整合社会关系与连接。
王昀与陈先红也指出，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意识，应当超越排他性的“走出去”考量，将自身置于国际公共话语空间来重新理解文化资源的分配。在这一背景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寻将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成为全球性的、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共通情感。由前文的分析可见，河流在时间维度上具备串联古今的灵活性，在地理维度上具有跨民族、跨国界的广延性，河流与时间、空间的共通性为河流构筑全球范围内的时空观提供了可行性。因此，以河流为叙事主体、以时间空间为底层逻辑建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应成为我国长江故事讲述的未来目标与终极愿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数字化时代世界性通讯社的权力体系研究” （项目号：20FXWB027） 的阶段性成果。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作者简介
辛安怡，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传播理论、叙事；
付瀚爽，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纪录片；
郭雅楠，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科技与媒介社会学、 社会互动、 社会创新与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