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Q1: 在过去几年，您和合作者共同发表了众多关于跨文化健康传播的学术文章，涵盖了中国的医患沟通、健康差异（health disparities）、移民的心理健康、媒介对健康行为的影响、代际健康传播等议题。能否分享一下您的学术兴趣以及研究发展的轨迹？

毛玉屏：我的研究兴趣与我的个人生活成长经历紧密相连。对我而言，个人的兴趣和社会热点是我研究课题的主要来源。一方面，这是激发我研究热情的源泉；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我进行跨文化健康传播研究的局限。相较于纯理论研究而言，我更偏向于应用性研究。我致力于分析不同文化群体的健康信息传播、健康行为及其面临的问题，以期推动健康传播领域的文化多样性，并致力于消除卫生医疗系统中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身为第一代华人移民，我在美国、荷兰和加拿大都有比较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在不同年龄段，我对居住国的健康医疗体系都有亲身体验。这些跨文化经历激发我不断反思，探索我的母国文化如何塑造了我对医患沟通、健康信息的获取和使用等问题的观察、思考与研究。

我对跨文化健康传播的浓厚兴趣可以追溯到在加拿大期间怀孕生子并控制孕期糖尿病的个人经历。作为一个身体健康且无慢性病史的亚裔女性，这是我第一次在西方深入接触健康医疗体系。我当时任职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拥有全球领先的医学院和护理学院，且当时我已经和健康领域的几位教授建立了初步的研究合作。我在孕期选择医院、与产科医生的沟通以及为控制孕期糖尿病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等都是一种跨文化的经历。这让我反思甚多，比如语言障碍、与文化紧密相关的日常饮食习惯、医护人员的文化差异以及个人身份如何影响跨文化健康沟通等。除了自己的研究合作者及其学生，以及自己的加拿大医生外，我还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相关信息，比如咨询专家朋友、参考中文的一些网络信息。在通过多渠道信息的获取、筛选与比较来做出自己认为最佳的医疗决定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语言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健康沟通和相关健康结果的差异。最后，因为胎位的问题，我选择了剖宫产。在做这个医疗决定时，我发现中国的剖宫产比例远远高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比例。受个人经历的启发，我和加拿大的学者合作，成功申请了研究基金，并发表了健康传播和沟通对剖宫产决定的影响的研究。我孕期糖尿病的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华裔女性患孕期糖尿病的概率远远高于白人等其他族裔。我现在也正在和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的教授申请研究基金，希望能做更多的研究来了解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健康传播和沟通方式让华裔女性意识到孕期糖尿病给母婴留下的长远健康隐患，以及如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这种负面影响。

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医疗体系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对多元移民群体而言有利也有弊。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传播学者，我有一种个人使命感，认为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解决我的迷思和挣扎，并总结出一些可复制的答案和解决方案，来帮助有类似移民经历的群体。因此，多年来，我的研究课题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健康信息沟通和传播；

（2）移民群体如何通过媒体和社区寻求健康相关的社会支持；

（3）媒体在健康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4）健康信息传播方式对健康行为的影响等。这些研究主题不仅与我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也代表了那些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移民所面临的问题。

我的研究课题也随着我学术成长过程中不断拓展的跨学科合作而变得更加广泛。近几年，我积极参加了多个跨学科和国际研究团队，共同开展针对不同人群与社区的健康研究。例如，我与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合作，深入分析了中国四川省农村地区不同民族对微量营养包家庭强化项目（MNP）的接受与坚持执行的情况。研究发现，与汉族和藏族群体相比，彝族看护者有意识采用微量营养包家庭强化项目来预防儿童贫血的时间相对较晚。四川地区各民族人群对该项目的坚持率都很低：汉族看护者的坚持率为55.5%，藏族看护者的坚持率为55.0%，彝族看护者的坚持率为47.2%。坚持率的高低与各民族接受健康信息的途径密切相关。汉族看护者受大众媒体的影响最大，藏族看护者受家庭的影响最大，彝族看护者受乡村医生的影响最大。这些健康沟通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和各民族的文化社会理念，以及对健康信息获取渠道的信任度相关联，因此在设计和推广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对健康沟通和健康行为的影响，这样才能实现有效沟通和改变健康行为。此外，我还与欧洲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长期合作，跟踪长期患有基础疾病的欧洲老年人如何寻求数字健康支持。近期，我和加拿大的护理学院的相关学者合作，开展了关于非洲加纳女性码头搬运工生殖健康的研究项目。

总之，我非常喜欢跨学科合作为我带来的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模式，感觉在每一次合作中都有贡献和收获。同时，我也积极参与相关的培训和咨询活动，希望将我们的学术知识与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和政策。比如，在2009年，我参与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会埃德蒙顿（Edmonton）市政府与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合作项目，项目采用创新的方式招募不同的市民，并开展市民小组活动，让参与者就该市每年约15亿美元的预算优先事项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市民的招募方式是根据一些相关人口因素进行随机筛选以确定候选名单，并电话邀请符合条件的市民参与。这种招募方式旨在确保最后参与的50个小组成员能充分体现市区的人口多元性，这样市民小组讨论能广纳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市民小组成员连续六个周六全天参与各种相关讲座了解信息并通过分组讨论逐步达成共识。最终，这些小组共同撰写了四条主要建议和两个新的方向，并将其提交给了市议会。建议包括：

（1）继续长期提高市内的人口密度并保持一定的绿化率；

（2）公交系统需要更加方便并考虑到埃德蒙顿的独特气候状况；

（3）以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制定提高居住质量的政策；

（4）在制定财政预算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方面改变现有思维，充分利用公有和私有企业的刺激和惩罚措施。市民小组还强调加强社区生活各方面的关联性等。

Q2: 您认为健康传播主要有哪些研究议题和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又是如何拓宽健康传播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呢？

毛玉屏：健康传播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领域，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我认为可以将健康传播宽泛理解成传播学在健康领域的应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健康相关课题中有人际沟通、媒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沟通等传播学的相关元素，这个课题就有健康传播学的研究价值。

跨文化的视角和大部分健康传播课题在各个研究阶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大部分卫生体系和健康信息传播系统主要针对主流群体的需求和健康状况来设计和运作，很难兼顾不同标准下的社会少数群体的特殊需求，比如老人、幼儿以及文化和族裔上的少数群体。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运用跨文化视角理解各种少数群体运用健康体系和资源的经历，并且针对他们的需求不断提高现有体系的包容性，以帮助这些群体有效地利用资源改善其健康状况，这一领域蕴含着丰富的研究课题。举例来说，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往往存在社会教育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有效的医患沟通不仅需要跨文化敏感性，还需要良好的沟通技巧。因此，跨文化的视角对医患冲突、病人对医护人员信息的接受与服从等方面的研究都很有帮助。在我和Rukhsana Ahmed教授共同主编的学术著作《全球情境下的文化、移民和健康传播》中，有不少章节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在瑞士有背部疼痛症状的移民和非移民在和医生交流方面的比较研究、在乌克兰生活的老年澳大利亚移民的文化理解能力与食物选择的相关性，以及在英国的中国女性移民对健康风险的认知和体验等。

健康信息如何在社会体系中通过不同媒介和渠道被传播给不同群体也是一个复杂且广泛的研究领域。跨文化的视角对我们理解不同群体如何利用信息渠道、偏好哪种语言，以及信息内容的生成与传播效果如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跨文化传播的视角融入健康教育和健康信息传播等领域的研究。

Q3: 根据您的研究和担任期刊主编的经验，您观察到跨文化健康传播领域目前呈现怎样的研究趋势？进行此类研究时，学者们需要具备怎样的视野和素养？

毛玉屏：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期刊主编，我通过个人研究经历，以及编辑工作中收到的投稿和审稿人的评审意见，注意到近年来跨文化健康传播研究的一些显著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数据样本及研究设计方面的转变。以往，传播学者常以大学生为研究样本设计实验，以测试健康信息设计的效果和效能，并在撰写论文时强调理论。然而，随着新的数据收集方法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审稿人开始质疑仅以大学生为样本的代表性和实验的有效性，这使得这类研究越来越难以通过同行评审。

数据收集的方式正经历着新的变革，研究者逐渐倾向于获取直接的数据内容进行分析。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专业公司和平台付费的方式，招募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并向他们发放调查问卷。有些学者甚至开展长期跟踪的纵向研究。这些数据和研究方法在有效性和可靠性上更出色，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也更具普遍性。我认为，直接从研究群体取样并收集数据将逐步取代以学生样本为主的研究设计。

在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尽管量化研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学者们在近年来也越来越意识到质化研究的优势和重要性。在跨文化健康传播领域，量化的数据虽然能够揭示总体趋势，但难以深入解释这些趋势背后的原因，以及不同人群健康认知行为的差异。文化差异是一个多维度且复杂的问题，难以用量化的指标全面衡量。将质化和量化研究方法相结合，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探讨与文化相关的健康沟通问题。传播学者在质化研究方面的专长，能够与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学者的量化研究背景形成良好的互补，从而在跨学科团队合作中作出独特贡献。作为传播学者，我本人就在一些跨学科合作项目中主要负责质化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例如，我曾与合作者对12名上海剖宫产的产后妇女和12名产科医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产科医生在产前门诊中没有时间解释剖宫产的影响，家庭成员对剖宫产的了解和看法多来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信息，这导致产妇与产科医生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

此外，跨学科的合作与发表也在逐渐增多。相较于传播学者，医学、公共卫生、护理等健康相关专业的学者更容易接触到一些医疗体系内难以接触的研究群体，如医生、护士以及具有特定健康状况的病人，并从他们身上收集相关数据。因此，跨文化健康传播学者和这些健康相关的专业学者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多。在美国，近几年已有一些传播学博士在医学、公共卫生、护理等领域从事博士后和研究员的工作。这种跨学科的人才流动有助于推动跨学科合作的发展。

Q4: 您刚才提及，您十分关注移民或者有宗教信仰的妇女群体等社会少数族裔的健康问题。从跨文化健康传播的视角出发，您觉得这类群体有什么特征？目前关于这类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未来还有哪些领域可以进一步探索？

毛玉屏：近年来，我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移民和社会少数族裔的健康公平性上。这些群体在文化背景、健康理念和行为上都与社会主流群体有较大的差异，但大部分健康医疗体系并未考虑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群体间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医护人员的专业医学训练往往没有全面深度地涵盖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病患沟通和做出医疗决策等问题，这凸显了培养医护人员跨文化敏感性和沟通技巧的必要性。在西方国家，一些健康传播学者和医疗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跨文化沟通在健康体系中的重要性，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大规模的培训体系。

在我看来，提升医疗人员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和对健康传播的文化敏感性，需要从医学教育的招生、课程设置和培训项目着手。在美国，学界关于少数族裔的研究多集中在探索少数族裔的健康沟通方式和健康行为模式上。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医患沟通的过程和结果，以及新媒体在医患沟通和健康信息传递中的应用。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社会公众和医疗体系工作人员对少数族裔健康沟通问题的关注度，提升健康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准确性，以及研究如何支持患者更有效地利用健康资源。

目前，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与政策，以及研究经费分配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某些少数族裔的相关健康传播问题的研究相对充分，而有些仍然处于起步或匮乏的状态。在美国，因为受到的政策和政治关注度比较高，关于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健康研究的项目相对容易得到基金资助，因此相关研究也比较丰富。相比之下，亚裔美国人因为人数较少且有“模范少数族裔”的光环，获得的政策较少、政治关注度相对较低。不过，随着美国社会对多元化的深入了解，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逐步改善。随着社会各层面和学者们逐步认识到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导致亚裔人群面临独特的健康挑战，关于亚裔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更多的研究基金的支持，相关的研究也开始慢慢增多。研究群体和研究课题受政策影响比较大，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研究基金支持那些非政策关注重点的少数族裔的研究。

此外，我也很鼓励学者们跳出自己的文化舒适圈，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知识积累，与其他学者合作，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和族裔的人群的健康沟通问题。尽管我本人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我曾与在北京读博的回族学生及其他学者合作，研究在中国和在加拿大的信仰伊斯兰教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比如，我们对比了中国城市回族与汉族居民获取心血管疾病信息的途径，发现回族居民主要通过电视和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而汉族居民则主要依赖人际交流。但两者都更倾向于信任医疗机构、医生和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健康信息。①在我们的研究中，回族参与者表示，他们希望从不同渠道获得可信和专业的信息，并呼吁开展专门针对回族的健康传播干预项目。

Q5: 您所开展的众多研究均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合作完成，包括医疗领域的专家。相比之下，国内专注于跨文化健康传播的学者与医疗系统的合作尚不普遍。根据您丰富的经验，您认为应如何与医疗领域的学者建立合作关系，并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者如何协商健康传播问题、概念与经验？

毛玉屏：近几年，基于健康问题的社会复杂性，跨学科的医疗健康研究已经成为西方的一种主流趋势。很多研究团队汇集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术背景甚至不同国籍的学者。作为传播学专家，我有幸加入了不少大型研究项目，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我非常享受与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学习、交流思想的过程。在这种合作中，各个学科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知识的交汇融合，使得研究结果也更有推广性和实用性。在很多合作项目中，传播学者的加盟可以为团队带来新的研究视角。

相较于其他学科，传播学更侧重理论。在跨学科合作中，传播学者能够为团队提供一些理论支持，比如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理性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等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就经常被引用到新医疗技术与服务的推广以及卫生行为的相关研究中。

然而，在跨学科的合作中，我们也需要避免过分偏重理论，而应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探讨，寻找理论和应用的平衡点。由于传播学的学术训练不涵盖卫生医疗的相关知识，因此在每一个和医疗系统学者合作的项目中，我都需要主动学习和了解一些相关的医学知识。这种跨学科的合作需要每一个合作者都有开放的学习心态，愿意进一步学习和吸收新知识。与公共卫生领域等非常侧重量化研究的学者相比，我们传播学者在大数据分析能力和统计知识方面比较弱，但我们在定性研究以及数据的分析阐释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因此，团队成员需要合理分工，各施所长。在发表学术文章时，因为学科领域不同，团队成员会对合作者的排序和期刊的选择有不同意见。这都需要团队成员尽早协商，以免后期出现个人和集体的期望值与效果不匹配的矛盾。

在很多与健康相关的研究中都有传播学的环节和视角，但并不是每个研究团队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对深入进行健康传播研究感兴趣。传播学者需要积极主动地通过学者间的各种学术互动分享传播学学科视角，建立跨学科合作的基础。在合作过程中，大家要有开放的学习心态，扬长避短，并接受比较灵活的合作方式。

Q6: 近年来，全球性流行病的暴发显著加速了跨文化健康传播研究的学术发展。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也逐步渗透医疗健康领域。面对这些新趋势，未来的学者可以从哪些维度深化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人工智能技术与跨文化健康传播相关研究？

毛玉屏：近几年，病毒的全球流行让学术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在健康信息传播和健康行为改变的研究中，理解各个文化群体存在独特的传播行为模式变得更为重要，这样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跨文化视角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愈发凸显。在这次病毒大流行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虚假信息和信息误传对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行为的影响，社交媒体在虚假信息和信息误传中的作用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已有的研究指出，由于参与者、受众以及传播方式的差异，不同的媒体平台在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因此，如何利用多种媒体配合传统的医护人员进行健康教育、帮助公众形成正确的健康理念以及促进健康行为的改变，成为新兴的健康干预的研究领域。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的老龄化在加剧，这使得各国的健康体系都面临新的挑战。老年群体的健康传播问题也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在近年来的一些大型研究中，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已经在探索如何将数字技术和现有医疗体系中的医患沟通更加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以监测和照料具有不同慢性健康问题和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例如，我参与的欧洲“价值关怀”（Project ValueCare）项目就汇集了医学、公共卫生、信息和计算机科学以及通信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开发了面向老年人的手机/平板电脑端的价值关怀应用程序，以及面向医疗和社会护理专业人员及护理人员的网络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旨在跟踪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协调并支持现有系统中分散的健康信息、社会支持和非正规医疗服务的交流和提供。该数字解决方案集成了传感器、智能手机、手表和平板电脑等数字设备，以及为患者和临床医生设计的电子健康数据记录功能。同时，该程序还集成了虚拟教练，为参与者执行护理计划提供个性化支持。鉴于以往相关文献中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健康结果和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价值关怀项目的目标之一是提供一个基于价值和信息通信技术的综合健康解决方案，通过试验和评估与目标用户共同设计的数字解决方案，来改善老年公民的生活质量。目前，该项目已经在欧洲8个城市试点，包括希腊的雅典、葡萄牙的科英布拉、爱尔兰的科克郡和凯里郡、克罗地亚的里耶卡、荷兰的鹿特丹、意大利的特雷维索和西班牙的巴伦西亚。

人工智能技术也开始被用来解决一些健康问题，但效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开始意识到AI在健康领域的运用存在一些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的挑战。各国的法律和医疗行业的规定不尽相同，关于健康这种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AI技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能提供哪些方面的信息和建议，各国对此都有不同的规定。利用AI技术支持老年人健康问题也存在设备成本问题。各国医疗保险系统不同，这些额外的设备和软件的费用有可能增加老年人的经济负担，进一步扩大健康差异。

各国的医疗健康体系和相关法规存在差异，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也导致不同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了解和使用熟练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这些课题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兼顾全球视野和对区域文化的敏感性。

Q7: 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投身于跨文化健康传播的研究领域。从期刊主编的视角，您认为“中国”的文化身份与经历能为这一领域贡献哪些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概念和现实经验？与此同时，华人学者应如何超越“中国”的视角，使研究更具“国际化”视野？

毛玉屏：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赋予华人学者得天独厚的优势，来研究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的健康传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很多公共健康问题跨越国界，急需国际间的相互学习和合作来共同应对。西方社会以及学术界都期待对中国的健康传播模式与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近年来，以中国的健康传播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在国际英文期刊的发表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不少文章是由华人学者主导的研究团队完成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适用于解释中国的现实经验，也有可能适用于具有相似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群。在西方许多国家，华人是主要的移民群体之一，其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对这一移民群体的研究正成为日益重要的课题。

众多华人学者利用自身的文化和语言优势，积极投身于海外华人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为该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若跨文化健康传播领域的华人学者将重点放在“跨文化”方面，那么完全可以灵活运用传播学的知识和理论，与各个文化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学者合作，拓展对其他族裔和国家的人群的健康传播研究。

回顾我自己的研究历程，我在早期较多受限于自己的华人经历和视角，主要关注中国及海外华人的健康传播现象。但随着我与其他文化和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的交流、合作机会的增多，我参与的跨国学术合作项目也日益增多。在这些项目中，我负责不同的研究任务，有时是理论方面的专家，有时是研究方法方面的专家。这些合作不仅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也使得我的研究地域和研究对象更加多元化。传播学的很多理论和研究技能具有跨地域和文化的特性，华人学者可以广泛运用传播学的研究技能，在各项研究项目中突破自身文化视野的局限，为跨文化健康传播研究作出更多国际化的贡献。

Q8: 近几年，中国本土的健康传播研究发展迅猛，但鲜有研究从跨文化的视角深入剖析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群体的健康传播行为模式及效果上的差异。鉴于您与国内的一些医疗机构有合作经验，您认为在哪些研究议题上，中国的健康传播学者与医疗健康系统的专家们可以加强合作、深入挖掘，以发展出根植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跨文化健康传播研究？

毛玉屏：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历史悠久的国家，存在很多跨文化研究的议题。对文化差异的理解要扩展到民族、城乡、省际差异，并考虑诸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身心健康与残障等关键因素对健康传播模式及效果的影响。此外，中国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饮食与生活习惯，以及健康认知行为模式。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目前社会整体的健康体系主要满足了汉族的需求。为实现健康的公平性和全民健康覆盖，急需更多研究来探索如何设计具有文化针对性的健康传播项目，以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确保不同民族成员都能拥有正确的健康认知和行为，并能充分运用现有健康体系。

中国很多省市都有其独特的方言、文化、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各地的健康保险报销体系和政策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会对健康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这些差异对于逐步消除健康领域的地域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城乡差异尤为明显，需要从社会和文化角度进行区分和深入研究。在大中城市中，人口结构多元，包括外来移民、低收入劳动者和高收入群体，他们在意识形态、文化认知和行为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对这些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必须考虑到文化多样性。

通过这样的合作与研究，中国的健康传播学者和医疗健康系统的相关专家可以共同推动跨文化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和有效的健康传播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