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地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健康传播、乡村传播、传播与社会、国际传播、智能传播五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对象化媒介实践：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内涵与建构路径》，作者：孙新、郭愚。
对象化媒介实践：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内涵与建构路径
孙新、郭愚
摘要：智能技术引起媒体泛化现象，这给人们理解与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造成了困难。媒体由人与媒介两个要素组成，以人的“双向对象化”媒介实践的方式存在。中国主流媒体中的“双向对象化”媒介实践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交往能力对象化，创造了主流媒介；主流媒介的非对象化，使主流媒介成为人民群众交往能力的构成要素，促使人民群众完成自我改造。中国智能主流媒体以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数据为基础数据，以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和需求的计算模型为基础算法，在主流内容的智能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引领主流思想、形塑主流价值、引导主流舆论、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实质，是以重建传播格局、重塑媒体生态与重构信息秩序为主要任务，将扮演中国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基础设施型媒体作为角色定位的媒介实践；以主流内容的智能生产传播为抓手，以人机关系的协调统一为关键，这是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实践落脚点；在“连接”与“转化”的智能媒介实践中，实现人与媒介“双向对象化”的统一，则是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行动框架。
关键词：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媒介实践；智能媒介；对象化
一、问题的提出：何谓中国智能主流媒体？
随着传感器、智能芯片、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技术等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中国正逐步迈入智能社会。在这个有别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新型技术社会中，世间万物皆被数据化，人们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自由穿梭，并与不断涌现的智能机器协作，共同完成生产与交往实践。
智能技术改变中国媒体生态，“媒体泛化”成为这一变革的典型特征。媒体包含人与媒介两个要素，在人的媒介实践中，人与人、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之间按照一定的方式和规则组织起来，共同构成了特定时期媒体的基本形态。智能时代的媒体泛化，表现在媒介、人以及二者关系的泛化中。
其一，媒介的泛在化。人们利用传感器、物联网技术将世间万物数据化；以数据方式存在的世间万物，通过大数据、5G、云计算技术实现互联互通；处于互联状态的世间万物，成为使其他任何两个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居间者”——媒介。
其二，人的存在方式多样化。智能革命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出现了三种新情况：第一种是具有人类某项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它们或以智慧工厂中的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实体方式存在，或以微软小冰、腾讯Dreamwriter等算法软件方式存在；第二种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人或数字人，它们主要存在于元宇宙中；第三种是由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结合，创造出来可编程的活体机器人。
其三，人与媒介结合方式和组织规则的多元化。人与人以专业机构的方式组织起来，以信息传播、关系建构为主要任务，专门进行智能媒介实践，形成了智能专业媒体；处于企事业组织中的人们，以实现所属政府机构、企事业组织的利益为目标，主动利用智能媒介参与智能传播，形成了包括智能政务媒体、媒体化平台型企业在内的智能机构媒体；处于智能社会中的个人，自主开展智能媒介实践，形成了民众智能自媒体。
上述三类智能媒体共同存在于智能媒体生态系统中，这是一个由基础层（智能芯片、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平台）、技术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层（各类智能软硬件产品）构成的生态，深度嵌入社会的各个方面。
面对这个包含专业媒体、政务媒体、媒体化平台企业、民众自媒体的智能媒体生态系统，人们不禁追问：智能技术将使不同类型媒体之间形成何种运行规则与行动秩序，将塑造出怎样的智能主流媒体？在智能主流媒体的日常媒介实践中，人与媒介的关系如何？我们应当如何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
对于上述问题，学界已经开始了讨论，并出现不少卓有见地的思考。但是，对于现有研究，一是，部分讨论将媒介与媒体混同使用，仅强调媒体中的媒介要素，或将人与媒介二元对立，而没有从媒介与人的关系中整体性地认识媒体，没能从人与媒介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媒介实践关系中分析媒体的演进趋势。二是，在对中国主流媒体的讨论中，一些研究仅从内容生产环节讨论主流媒体，而未将目光投向传播活动的全流程；不少讨论仅从传媒业内部讨论何谓主流，还需加强站在国家和社会立场审视主流媒体的研究。三是，在对中国新型主流媒体的讨论中，多聚焦社交时代的主流媒体，对智能主流媒体是什么样，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还不多。
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人类媒介实践视野中媒体的内涵是什么”“中国智能主流媒体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如何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并展开讨论。
二、人的媒介实践：定义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关键
套用“一般是特殊的方法”的逻辑，作为“一般”的主流媒体，是深入理解智能主流媒体的“方法”。下文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在人类媒介实践的视野下，通过对媒体要素的分析，以及人与媒介组织方式的探讨，进而把握媒体的内涵；紧接着，在中西方比较的语境中，定位中国主流媒体。在此基础上，以主流媒体为“方法”，明确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含义。
（一）何谓主流媒体
1. 媒体以人的“双向对象化”媒介实践的方式存在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思媒体的内涵，是再论主流媒体的关键。以往的不少研究对“媒体”与“媒介”两个概念常常不做区分，混同使用。其实，媒体由人与媒介两个要素组成，媒介只是媒体的核心要素之一。媒体中的“媒介”，处于任意两个事物（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中间，作为“居间者”或“中介”，使双方发生联结、产生关系。媒介是社会的组织者和建构者，是人类交往能力对象化的产物，属于人与世界交往实践的结果。媒体中的人，以个体、群体、组织与社会的形式存在，既指人的物理性肉身，也包括人类活动的社会性体制与机制，涵盖了与媒介相结合的所有人。
作为媒体的两大基本要素，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成为讨论媒体的关键。人与媒介彼此联系、相互建构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媒介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野中，媒体以人的对象化媒介实践的方式存在。一方面，媒介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类交往能力对象化的产物，属于人与世界交往实践的工具，这是人类媒介实践中“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人类按照自己的交往需要，改造外部世界（包括自身）的结构和形式，将自己沟通交往的目的、知识、能力对象化为媒介。这个过程逐步使世间万物转化为沟通人与世界的媒介，生成丰富多样的媒介形式。
另一方面，媒介的非对象化过程，也被称作客体主体化过程。在人类媒介实践过程中，将作为客体的媒介转化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人类交往能力的构成因素，完成了人类的自我改造。在此过程中，媒介或成为人的延伸，或直接成为人的身/心的组成部分，人不断进化，形塑出新人类。在人类的媒介实践中，人类以媒介为中介和工具，在“人类交往能力对象化”的过程中进行劳动创造，又在“媒介的非对象化”过程中完成自我改造，这可以称为人与媒介“双向对象化”。
在人的媒介实践中，人与媒介互联互构，按照一定的方式和规则组织起来，呈现特定的媒体形态。媒体不是既定存在、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人的媒介生产与交往实践中不断生成的。正是在“双向对象化”的人类媒介实践中，正是在不断产生媒介、使人“新生”的过程中，媒体得以形成和演进。对人的媒介实践的讨论表面上是思考人与媒介的关系，实质上则是以媒介作为“居间者”，探索人与人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交往实践。
2. 中国主流媒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双向对象化”媒介实践的产物
“主流媒体”一词多被认为源于“mainstream media”。“主流媒体”的提法意味着，面对多种类型的媒体，人为地划分出“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人的媒介实践的多样化是媒体类型多元化的根本原因，这种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实践中媒介（介质、符号与技术）的多样化，以及人在媒介实践中以个体、社群、专业机构等组织方式的多样化。
从对象化媒介实践的角度理解主流媒体，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将主流媒体几乎等同于精英媒体，他们所谓的“主流”，是指社会各领域具有决策权的社会精英，是由社会精英的对象化媒介实践所形成的所谓“主流媒体”。中国语境下的主流媒体，依然是“人的双向对象化的媒介实践”的结果。与西方所谓的“主流媒体”不同，中国语境下“人的双向对象化的媒介实践”中的“人”，是在组织上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媒介实践中与党的战略部署保持高度一致的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主流媒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双向对象化”媒介实践的产物。一方面，“主流媒体”是全体人民交往能力对象化的产物；“主流媒体”以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主流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价值；主流媒体以传播主流内容、凝聚主流价值为实践目标。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成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力量，实现了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双向对象化”媒介实践中，主流媒体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参与信息生产实践；人民群众是信息收受的主体，主流媒体生产的内容信息可以通达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人民群众基本的生产与生活资料；同时，表达、维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主流媒体生产实践的价值遵循。
（二）何谓中国智能主流媒体
1. 互联网时代中国主流媒体的演进历程
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表现为“新”“旧”主流媒体的更迭过程。Web 1.0 时代的大众媒体中，相对于市场化媒体，人们常常将主流媒体特指为党媒。在 Web 2.0 时代，面对自媒体的挑战，传统大众媒体的社交化成为其迈向新型主流媒体的主要路径。在 Web 3.0 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在“平台媒体化”与“媒体平台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平台化转型的传统媒体就是这一阶段的中国新型主流媒体；二是，在传统媒体平台化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媒体在算法、数据、算力的占有和应用方面更具优势，能够运用智能媒介传播主流内容、引导主流价值，这样的媒体就是智能主流媒体。
从互联网时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历程可见，新型主流媒体的“新”源于“新媒介”在实践中的可供性。这种可供性表现在新的媒介介质、媒介符号、媒介技术等方面，预示着人的媒介实践范围、能力和自由度的提升，标志着可以提供新的信息生产力；基于新媒介提供的新尺度与新可能，人们在媒介实践中形成了新的组织方式，进而形成了新的主流内容生产关系。因此，智能主流媒体的“新”体现在智能媒介提供了人的媒介实践的新可能。
2. 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意涵
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智能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智能媒介实践的过程，是人与媒介智能化的过程。一方面，人和世界的数据化是人与媒介智能化的基础。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以数据的形式进行交往实践；无论是信源、传播者还是收受者、控制者，均需先转化为数据，才能参与智能媒介实践。另一方面，智能技术是人与媒介智能化的动力。传感器、智能芯片、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技术等智能技术，成为智能媒介的核心技术。智能技术创生了多种形态的智能媒介，智能媒介既可以是实体形式的仿人机器人，也可以是没有实体形式的虚拟人或拟人对话程序，它们成为人对世界认知的塑造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者。随着人与媒介的深度智能化，“人-媒介-世界”之间开始彼此融合，形成新的实践关系。人与智能媒介深度融合，催生出人与媒介的融合物——赛博人，呈现“（人-媒介）-世界”的新型媒介实践关系。媒介与世界深度融合使万物皆媒介，媒介即世界，呈现“人-（媒介-世界）”的新型媒介实践关系。
其二，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智能性”具有系统化特征。在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演进过程中，通过对内整合资源——整合传媒行业资源，以及对外联合资源——对社会进行深度媒介化，进而建成智能媒介生态系统。一般来说，智能媒介生态系统是由算力、算法、数据共同构成的媒介系统。智能芯片、智能传感器、大数据资源、云计算平台为智能媒介生态系统提供了算力和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人机交互技术、可视化技术、数据挖掘、信息检索与推荐等技术为智能媒介生态系统提供算法；在算法、数据和算力的基础上，人们基于具体需要和应用场景，开展具体的智能媒介实践。同时，中国智能媒介生态系统属于中国社会智能机器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将中国社会智能机器体系划分为四种类型：提供数据的动力机器，结成网络的传动机器，创设算法的控制机器以及具体应用于各个社会子领域的工作机器。中国社会智能机器体系中的动力机器、传动机器与控制机器为社会各个子系统提供数据、算法、算力，属于“基础型”智能机器；工作机器属于“应用型”机器，直接参与各个社会子系统的生产与交往活动。中国智能主流媒体中的智能媒介应当属于工作机器，人们利用作为工作机器的智能媒介直接参与主流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其三，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智能性”具有虚实交融的特征。中国智能主流媒体是“以实为基”“虚实交融”的媒体系统。智能技术正在动态地建构一个不同于或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元宇宙。智能主流媒体在组织与建构现实世界与元宇宙之间的关系时，遵循基本行动原则：现实世界是基础，元宇宙是派生，现实世界在“先”，元宇宙在“后”；智能主流媒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问题，都将映射到元宇宙的实践中；当然，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媒介实践，人们在数字虚拟世界的智能媒介实践，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运行逻辑。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智能性”不仅是现实世界的智能化媒介实践，而且是在现实世界与元宇宙之间、在虚实交融时空中的智能化媒介实践，这样的媒介实践才是完整的智能媒介实践。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遵循“一般是个别的方法”的思路，分别明确了何谓“媒体”“主流”“智能”。基于此，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本文尝试给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做出界定：它是以智能媒介为中介手段，通过公共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实现人与人、人与世界深度联通的媒体；它在建构中国媒体生态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将人与世界转化为数据，并对数据进行聚合、分析、呈现，这是它的基本运作逻辑；并且，它在算法、数据、算力的占有和应用方面更具优势；它的基础数据是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数据，是构成主流内容的基础数据，基础算法代表、体现、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和需求的计算模型，是引领主流思想、形塑主流价值、引导主流舆论、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算法。
三、对象化媒介实践：探索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建构路径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野中，“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有机统一的。如果说对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内涵的界定，完成了“解释世界”的任务，接下来，本文尝试从“改变世界”的视角，对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建构的实质、落脚点和行动框架进行分析，试图探索出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建构路径。在具体论述之前，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在共性层面对智能媒体建设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更关注个性层面的“中国式主流”特征；二是，基于中国主流媒体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等“实然”材料，本文更聚焦面向未来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建构的“应然”分析。
（一）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实质
1. 建构任务：重建传播格局、重塑媒体生态与重构信息秩序
智能技术引起了媒体泛化现象，打破了中国既有的传播格局、媒体生态和信息秩序。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重建智能传播格局、重塑智能媒体生态、重构良性信息秩序，成为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主要任务。
如果说大众媒体时代出现的是大众传播媒体对所有人的、大规模传播的传播格局，社交媒体时代形塑的是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传播格局，那么，智能媒体时代构造的就是所有信息对所有信息传播的传播格局。如何在重建智能传播格局中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是建构智能主流媒体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同时，在未来可见的时间内，中国媒体生态系统是由大众媒体、社交媒体、智能媒体构成的生态系统，而非仅仅存在智能媒体一种媒体类型。组织和协调不同类型的媒体，进而形成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社会全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凝聚共识与提供良好舆论环境的媒体生态，是建设智能主流媒体的又一任务。传播格局与媒体生态的变革引发社会信息失序，直接威胁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与渗透，以及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弱化与分化，避免虚假信息的扩散，加强正面信息的传播，为人们进行理性沟通打造公共信息空间，是建设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题中之义。
2. 建构角色：作为中国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基础设施型媒体
智能主流媒体应该是连接中国媒体生态系统与中国社会系统的中介。中国社会智能化是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建构的社会环境。在中国社会智能化的过程中，以肉身“真实人”、作为数字分身的“虚拟人”、机器化了肉身的“人工人”的身份存在于中国智能社会。同时，智能社会不仅是智能人的社会，也是智能机的社会。提供数据的动力机器、结成网络的传动机器、创设算法的控制机器以及具体应用于各个社会子领域的工作机器，共同构成了智能社会的机器系统。
从中国智能主流媒体与中国社会系统的关系看，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应该是中国媒体生态系统嵌入中国社会系统的中介，并由此促进中国社会系统中人与人、机器与机器、人与机器形成更好的联通关系。从中国智能主流媒体与中国社会子系统的关系看，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将媒体生态系统与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子系统连接；不同社会子系统之间连接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共享动力机器、传动机器和控制机器提供的算力、算法和数据。从宏观社会运行视角看，成为将中国媒体生态系统嵌入中国社会系统的中介，是中国智能主流媒体作为中国媒体生态系统中基础设施型媒体的前提。
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如何成为中国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基础设施型媒体？从中国媒体生态系统内部看，成为媒体中的“主流”，智能主流媒体就需要：成为不同类型媒体生产与传播的组织者，担当媒体生态系统秩序的维持者，充当为媒体生态系统的日常运行提供资源保障的重要力量，变成媒体生态系统运行规则制定的主导者。只有扮演好上述角色，中国智能主流媒体传播的内容才能成为媒体生态系统中的主流内容，倡导的价值观念才能代表媒体生态系统中的主流价值，由此，才能建构真正的“主流”。
（二）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落脚点
1. 以主流内容生产传播为落脚点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建设
主流内容是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主流价值观念传播的载体。生产传播与用户需求相适应、与技术发展相契合、与智能平台特征相匹配的主流内容，是重建传播格局、重塑媒体生态与重构信息秩序的基础。在中国社会智能化的背景下，挖掘全社会的主流议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需求，从而占据主流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优势地位，体现主流内容对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力和塑造力，是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实践落脚点。
从现有的内容生产实践看，作为工作机器的智能媒介主要表现为新闻传感器、写稿机器人、虚拟主播、新闻聊天机器人等机器类型。它既可表现为有形的实体形式，也可呈现为没有实体形式的应用软件。于是，从智能媒介的角度看，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建设可以落脚于两处：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形成良性的协作关系，在中国媒体生态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共享“基础型”智能机器提供的算法、数据、算力方面，扮演好中介或桥梁的角色；加强智能媒体的硬件开发和软件设计，成为中国媒体生态系统中智能技术应用的拓荒者和引领者。
2. 人机协作关系中主流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相比过往的主流媒体，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的特殊之处在于：智能媒介作为拟主体参与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于是，智能媒介如何嵌入主流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如何处理主流内容生产传播中的人机关系，成为建设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关键问题。
当前的中国媒体实践中，智能媒介分别接入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两个环节：一方面，智能媒介独立完成信息内容的采集、加工、审核等内容生产任务，实现了自动化内容生产，ChatGPT是典型的智能内容生产机器；另一方面，智能媒介利用“内容标签”与“用户画像”的匹配关系，实现自动化的精准传播，算法推送是典型的智能内容传播机器。
在智能媒介嵌入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处理好人与人、智能机器与智能机器、人与智能机器（智能媒介）的关系，从而在智能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风险。例如，披露未经许可、虚假不真实、偏见放大、偏差隐藏、被恶意使用、不道德取利、理性致瘾、小概率惊恐等智能内容生产的风险，以及信息茧房、公众价值偏差、网络集群行为等智能内容分发的风险。
面对上述危机，智能主流媒体以基础模型和预训练为抓手，通过协调人机关系，实现自己在智能内容生产传播中的“主流性”。在智能主流媒体的生产与传播中，人们将反映主流价值的主流内容数据化，让它们成为形成基础模型的预训练数据。同时，对于由此训练出的算法模型，由人最终确定它是否能够被选为基础模型，而随后的算法调适都是基于这个基础模型。
在明确了人是预训练数据和基础模型把关者的前提下，作为人与智能媒介相互协作组织者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需要担负两类职责：促进智能机器向人所创作的主流内容学习，使它更有创造性；使人更好地了解智能机器的运作逻辑，使人更好地成为智能机器基础模型的训练伙伴、具体任务的合作伙伴。
（三）行动框架：人与媒介的双向对象化
1. 智能媒介实践中的“双向对象化”
实践就是改变现存事物的革命性活动，人类智能媒介实践的革命性体现在实践过程中“人”与“智能媒介”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建构和相互转化。智能媒介“对象化”为人，即智能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个源于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是学界讨论人与智能媒介关系时的主流看法。在智能媒介的演化过程中，人是智能媒介发展的尺度，使其拥有人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决策能力和创造能力，成为推动智能媒体发展的关键。
人“对象化”为智能媒介，即人是智能媒介的延伸。一方面，个体的智能媒介化。个人除了以“现实人”的方式存在外，还出现了作为“现实人”数字分身的“虚拟人”、机器化了肉身的“人工人”等存在方式。另一方面，社会智能的媒介化。中国社会中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都被数据化，成为其他人和物联通的中介，并以数字节点的方式存在于巨大的智能媒介网络系统中。
从“人-智能媒介-世界（元宇宙+现实世界）”的关系审视，在人的智能媒介化过程中，人充当了元宇宙的延伸；以人为媒介，元宇宙将人和现实世界融入自身，现实世界中的人开始以元宇宙中的数字逻辑规范自己的行为；人的身体成为沟通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桥梁，成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元媒介。
2. 在“连接”与“转化”的智能媒介实践中，实现“双向对象化”的统一
在人的智能媒介实践中，人不仅改造了作为实践对象的智能媒介，同时，由于智能媒介的演进，人的存在方式、人与人的组织方式也随之改变。在中国民众与中国社会的智能媒介化，以及智能媒介嵌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社会中介系统的过程中，人与媒介互为对象，并将“双向对象化”的统一作为行动框架，从而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由此，在中国民众的智能媒介实践中，达成数据生产资料的公有共享、智能算法的公平正义，并最终为中国民众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支持。
以实现“双向对象化的统一”为目标，提高连接力与转化力，成为建构智能主流媒体行动的关键。智能媒体的连接力体现在：它能连接更多的人与物，并能用更便捷的方式将不同的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连接起来；面对智能社会中的众多子系统，能够更好地弥合不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空隙，使不同社会子系统可以更好地交汇融通。当然，“连接”只是手段，“转化”才是目的。智能主流媒体的连接力使人与世界连为一体，这是“转化”的前提。在连接的基础上，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在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文化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发挥重新“组织起时间、空间、秩序和权力的强大转化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转化力，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行动力。将世界的变动情况转化为正面宣传主导下的全面性事实，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动决策提供事实信息，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事实形成基本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调适人与人、机器与机器、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以上分析多基于“弱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那么，在“强人工智能”，甚至是“超人工智能”的技术情境下，中国智能主流媒体会是什么样？人们又将如何建构中国智能主流媒体？历史环境存在偶然性，人类自由意志和自主行动也使上述问题的答案呈现开放性特征。但是，人的媒介实践依然是把握未来中国主流媒体演进的基本逻辑。
未来，在中国民众的智能媒介实践之中，处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统一人与智能媒介的“双向对象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完成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自我建构，从而使个体、社会和国家以智能媒介实践的方式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应该是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继续演进的方向。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 2022 年新疆大学金课建设项目新闻评论 （项目编号：XJU2022JK08）、 2023 年新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内涵与建构路径研究”、 2024 年新疆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基于知识图谱的新形态新闻传播 AI 课程建设及教学应用” （项目编号：XJU-2024JG12） 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参考
孙新,郭愚.对象化媒介实践：中国智能主流媒体的内涵与建构路径[J].传播创新研究,2024,(01):190-202+225-226.
作者简介
孙新，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
郭愚，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研究领域为跨文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