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闷作为一种情绪，通常在缺乏刺激和动力的情况下出现，让人生起无所事事、无法投入的感觉。虽说一般人对这种情感都不会陌生，但具体感受、表现以及应对方式，不仅因人而异，亦有由时代和地域带来的分别，文化差异是“沉闷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踏入数字时代，信息爆炸，娱乐选项源源不绝，社交媒体全天候提供与人联结的机会，网上学习日趋普遍，不同社会都得面对和经历愈来愈媒介化的生活，相似的媒介文化，俨然成为不少人的“共同经验”。本文尝试从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观点着手，整理沉闷研究中的关键课题，结合对数字媒体生态的观察，探讨媒体研究在“沉闷研究”中的位置和意义。

关键词：沉闷；数字媒体；无聊

一、引言

本文以“沉闷”为题，旨在探讨传播学在相关研究中的位置和意义。作为一种多数人都不会陌生的情感，“沉闷”历来受到不少研究的关注，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到哲学，不同界别对其形成的原因、表现的方式和影响，进行了相当丰富及多元的讨论。

“沉闷”有不同的名字，例如无聊、无所事事，或者单单一个“闷”字。查《说文解字·门部》：“闷，懑也。”至于“懑”，解作烦，指向各种郁闷，表现为不感兴趣、感觉单调、重复、烦躁、无法安定。英语中的dull、unengaged与法语的ennui等都是表达类似情绪的常用词，但boring和boredom似乎更普及。根据Conrad引述Peters，boring这个词在1777年才首次在字典中出现。有研究发现，在1931—1961年这三十年间，boring的使用次数大为增多。有趣的是，boring不仅是形容词，也是钻孔工具的名字，钻孔过程漫长又重复，确实会令人生起沉闷和无聊的感觉。总括而言，不管如何命名，人类对上述状态或情绪都不会陌生，那是“一种令人感到厌恶的经验，虽然渴望参与有满足感的活动，却无法投入”。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主要以“沉闷”（boredom）统称这样的情感状态。

尽管有这么一个统称，但每个人对“沉闷”的具体感受和应对方法千差万别，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也有各种差异。早在1991年，Sundberg等学者就以来自澳大利亚、美国、黎巴嫩和香港的大学生为对象，量度他们的“沉闷倾向”（boredom proneness），结果发现香港学生最容易感到沉闷，黎巴嫩学生次之，这反映了“文化”是一个关键因素。要更细致地区分，可参考Haller等的跨文化研究，他们比较36个国家在使用余暇方面的数据，探讨沉闷和压力在其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不同地方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体系、社会福利和时间观念的不同，对“沉闷”的诠释有显著分别。文化差异同样反映在人们应对沉闷的方法上。Tze等比较加拿大学生和中国学生如何应付学业带来的沉闷，结论是加拿大学生倾向于以改变“认知”（cognitive）的方法来面对，中国学生则倾向于“回避”（avoidance）。根据Nett等学者的观点演绎，以认知为主的方法，重点在于直接面对沉闷的状态，通过改变想法或行动解闷；以回避为主的方法，则是通过转移注意力，或改做与当下状况无关的事来解闷。踏入数字时代，信息爆炸，娱乐选项源源不绝，社交媒体全天候提供与人联结的机会，网上学习日趋普遍，不同社会都得面对和经历愈来愈媒介化的生活，相似的媒介文化，俨然成为不少人的“共同经验”。处在这样的媒体环境，表面看来，人们不大有机会无所事事，但沉闷是否从此消失？近年出现了“手机沉闷”（phone boredom）和“脸书沉闷”（Facebook boredom）之说，数字媒体固然能填满时间，但也催生了新类型的沉闷。这些由媒介文化引发的沉闷，与其他种类的沉闷有何异同？媒介在一般理解中，往往扮演解闷的角色，当其成为催闷的一环时，我们该如何讨论其功能和影响？

本文通过回顾文献，尝试整理“沉闷研究”（Boredom Studies）的共通关注点，爬梳不同学科的主要论辩，以讨论上述问题，期望能抛砖引玉，彰显传播学视角在数字时代的沉闷研究中的重要性。

二、沉闷作为问题

2023年，《沉闷研究学刊》（Journal of Boredom Studies）第一期上线，Finkielsztein回顾了大量文献，力陈研究沉闷的重要性，其中一章节谈到沉闷作为一种负面情感带来的不良后果。文中引述的三项研究均反映，人为了逃离沉闷的状态，甚至不惜自制痛苦。以Wilson等学者的研究为例，研究小组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参与者要单独待在一个房间6—15分钟，其间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思考”，之后回答一份量度他们的享受程度、专注力和分心状态的问卷。研究发现，愿意什么都不做、光坐着思考的人不多，更值得细味的是，有人甚至宁愿拿起房间内的电击装置，在自己身上用电，即使会感到痛楚，也不想无所事事度过几分钟。Nederkoorn等学者在类似的实验中加入悲伤元素，借以比较两种负面情感引起的反应，结果发现，面对悲伤情感时，人们不见得会选择以自制痛苦作为逃避，但面对沉闷，人们则更可能借轻微电击带来的不适，打破单调空洞的现状。

沉闷之所以被视为问题，往往是因为，为了逃避它而做的举动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有研究关注滥用药物、吸毒、酗酒和青少年犯罪与沉闷的关系。个人层面以外，Finkielsztein指出，在那些更大规模的暴行背后（例如战争和恐怖活动），沉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换言之，为了摆脱沉闷，人们不仅会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还可能做出伤害其他人的行动，“沉闷”无疑是需要被认真看待的问题。不同学科如何界定和思索这个问题，往往有不同重点，这会影响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促进不同族群沟通，协助他们正确辨识不同情感的内涵，厘清令人厌恶的到底是来自彼此之间无法消除的矛盾，还是源于令人郁闷的状态，为沉闷“正名”，让人“看见”，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

然而，沉闷又是如此普遍共通的情感。学生经常在课堂上感到无聊，人到中年，眼前重复单调的生活叫人陷入中年危机的苦闷，到了退休年纪，又不得不进入无所事事的新阶段。如果说沉闷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和处境，是否都免不了要持续寻找解决之道？

出版《无聊：一部生动的历史》（Boredom: A Lively History）的学者Peter Toohey认为，沉闷和无聊的感觉古已有之，实属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经验，尽管古人没用上同样的字眼，却都感受过提不起劲、没有动力、觉得空虚等情绪。有论者认为沉闷是启蒙时期的“发明”（invention），Toohey对此并不认同。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沉闷作为一种情感历史悠久，但沉闷作为一个“问题”，时间无疑短得多。启蒙时期是沉闷被视为“问题”的开端，因为那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余暇”成为现代生活的产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手停口停”的生活方式，剩下来的时间，不必再用来为“口”奔波。生活条件改善，手头宽裕，有了钱，又有时间，偏偏个人愿意投入的事情却太少，时间仿佛走得特别缓慢，让人倍感沉闷。与此同时，社会越来越讲求标准化，日常生活变得更便利、更舒适，亦更能被预期，城市环境和各种设施看起来千篇一律，生活场景益发显得单调和重复。古人今人皆有无聊的时刻，沉闷本应是寻常，但上述发展却令沉闷成为不能不被正视的“问题”。

三、心理学：“沉闷”的个人特质和环境因素

心理学者界定“沉闷”，通常着眼于低唤醒（也有译作低觉醒）（low arousal）的情感状态，表现为不满足或欠缺刺激。Martin等学者深入访问了10个人，请他们阐述沉闷的主观感受，十人皆强调当中的不快以及坐立难安、无法专注的经验。有研究聚焦于沉闷时的心智过程（mental processes），其主要反映在不能投入眼前任务和活动的表现上，影响投入与否的关键往往在于是否愿意投放注意力（attention）。

循此方向，心理学研究首要关注的是个人层面的沉闷，尤其是“特质无聊”（trait boredom）。拥有这种特质的人更倾向于因沉闷而陷入其他负面情感，甚至演变为长期沉闷（chronic boredom），引发抑郁、焦虑或其他精神病症。为了及早辨识有这些倾向的个人，研究人员开发了各种“无聊倾向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s），以便予以跟进和适切支持。

“特质无聊”相对恒常，影响较深远，但对一般人来说，无聊通常是短暂的状态，学者称为“状态无聊”（state boredom）。这个状态与环境因素相关，Westgate和Wilson提出MAC模型（MAC model），用来讨论造成沉闷的两大元素：M代表意义（Meaning），A代表注意力（Attention）。当人感到眼前的事没有意义，即与个人价值和目标有所落差，或者周遭环境提供了太多或太少的刺激，如果面对太多刺激（overstimulation），当事人有可能跟不上而无法专注；但若刺激不足（understimulation），人却提不起劲，最终同样感到沉闷。研究指向两个解闷的路径：其一，调整目标，加强意义感；其二，调节挑战程度，不要太高难度，但也不能太容易。此外，增加选择也是常见的解闷策略，毕竟，状态无聊是环境因素所致，改变环境有望改变状态。不过，Martin等人认为，长远来说，找出个人无法维持专注力的原因应更有效。

如前所述，当我们把某种状况界定为问题，不免会探寻解决的办法。然而，沉闷是否真的一无是处？Van Tilburg和Igou发现，为了远离无聊，也有人会做出对社会有益、有建设性的事（prosocial behavior），例如当志愿者，关心和服务有需要的人。Elpidorou认为，沉闷情感有积极和美好的一面，它的出现会让人觉察到自己无法投入某些活动，进而会作出反思和调节，成为推动人发掘和寻找意义的动力。

四、社会学：“沉闷”的条件和意义

针对“沉闷”这个题目，社会学与心理学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后者着眼于个人心理和心智活动，前者更在意的是形成“沉闷”的特定社会条件。如前所述，大约到了18世纪后期，“沉闷”才成为西方社会谈论和关注的现象。Klapp指出，“沉闷”（boredom）这个词在1931—1961年间的使用量大幅增加，反映出这种情感越来越普遍。Spacks以文学为切入点，追溯“沉闷”如何进入现代社会，进而成为解说一切苦闷和不满的代名词。现代生活何以沉闷？论者相信，这与人有了更多余暇相关，同时，人们越来越强调个人需要和自我感受。“我”无聊，“我”无法专心，“我”无所事事，“我”觉得所做的事没有意义。在Klapp的研究中，35个大学生写下他们如何界定沉闷，其中，“不够刺激”（understimulation）和“失去联系”（disconnection）最为常见。表面看，我们又回到心理学学者关注的个人层面，但Klapp却提醒说，两种感受都不见得是“内在”（intrinsic）特质。譬如，在某些时候，我们会选择不与他人联系，例如想独处或冥想时，当刻意为之，我们便不会视之为沉闷。所谓缺乏刺激和失去联系，指向的是某个特定时空的感受，与社会推崇的节奏感相关。社会学学者探究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变迁、社会期望和文化价值会造成“沉闷”。

从这个角度来看，沉闷和无聊可说是某种社会共识的展现，不但随年月改变，亦因应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而变动。“沉闷”远不只是带着负面意味的情感，更是值得社会学研究的情感。O’Neill以罗马尼亚的无家者为研究对象，描述城市如何成为他们展现无所事事的空间；Mains在埃塞俄比亚的研究发现，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会借“沉闷”来表达身份的焦虑。当“沉闷”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中出现，不论是形成的原因还是表现的方式都有差异。

在“沉闷”的社会学探索中，“意义”是共通且至为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身处的社会中，什么事会被定义为有意义？不同社群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帮助或限制他们实践意义？Pease从女性的处境和角度缕述了“沉闷”；Ohlmeier等人比较了不同社会文化的学生的“无聊倾向”；Gardiner点出代际之间的不同，这些问题反映了“沉闷”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五、媒体生态：“沉闷”关键词

综上文献回顾，心理学从个人心理和心智活动的角度出发，分辨“特质无聊”和“状态无聊”，进而探讨造成“沉闷”的个人和环境因素。在个人层面，一般人会因为无法专注于眼前活动而觉得闷，有些人较易感到无聊，但大多数人是因为身在欠缺刺激的环境，才会出现不能投入的情绪，通常为时不长。社会学关注“沉闷”的社会面向，通常会讨论不同年代和文化背景的社会如何定义“沉闷”、形成“沉闷”的条件，以及引申出对“意义”的追寻。由是观之，“沉闷”不仅是个人心理层面的情感，亦是一种社会性情感，研究“沉闷”有助于了解个别社会如何理解“意义”和“联系”等价值。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沉闷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包括“刺激”“注意力”“意义”和“联系”，这些亦是讨论当前媒体生态时经常用到的概念。本章节重回传播研究的立场，回顾近代媒体发展创造了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以探问媒体在解闷和催闷两方面的角色转变。

自19世纪末，以影像和声音为主导的大众传播媒体陆续诞生，到20世纪五六十代，电视开始普及，媒体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功能更为显著。早年不乏探究媒体调节情绪的功能的研究。其中，有广为人知的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研究者通过使用者的动机和选取的媒介，以及使用媒体的时间和模式，讨论媒体如何满足不同需求。媒体作为内容供应者，形形色色的内容为观众带来视听之娱和官能刺激，用于解闷，顺理成章。使用媒体可改善心情和调节情绪，过去研究涵盖看电视、打电玩、听音乐和在网上浏览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会参与生产和发布内容的，不再限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早在1997年，当时社交媒体仍未面世，已有人预见，互联网会带动“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作者最主要的论点是，根据供求理论，稀有资源最珍贵，而在信息社会，信息大量生产和供应，真正稀有的是人们的“注意力”。时间有限，假设注意力亦有限，人们同时只能专注于一件事，如此，要在内容多不胜数的互联网上突围而出，必然要争夺用家的注意力。媒体如何能成功抢夺眼球？新鲜刺激的内容该不会缺席，且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吸引读者观众的手法越来越高明，加上传播科技发展，得力于各种数码工具，创作日益天马行空，内容丰富多样，且都以招徕注意力为目标。若说人因缺少刺激而觉得“沉闷”，试问在这样的媒体生态下，人还有时间和空间觉得闷吗？

值得留意的是，当太多人都想要别人注意，反而造成分心的效果，从“注意力经济”变成“分心经济”（distraction economy）。乍听很矛盾，但要在内容庞杂的媒体环境下赢得注意力，首先要做到的是令人分心，让人对本来已在使用的媒体和平台产生离心，方会把注意力投放在新的内容上。当每一个媒体都在这样做，人们能专注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要进入心流（flow）的状态更难。虽然不少人自称能一心多用（multitasking），但客观而言，这意味着人无法长时间集中精神。数字媒介确然包罗万有，但作为稀有资源的注意力越分散，要全心全意投入一件事就越困难。重温心理学家对“沉闷”的定义，那是“一种令人感到厌恶的经验，虽然渴望参与有满足感的活动，却无法投入”。人在专注和分心之间拉扯，不住探寻的是什么？于此，“意义”作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共通关键词，应可提供另一个切入点：如何通过使用媒体满足对意义的追求？

为了摆脱“沉闷”，人们会探问：对我来说，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在数字媒介深刻改变媒体生态以前，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内容”，或者单纯是“好的内容”，或许也会引起热议，但在自媒体盛行的今天，如何判断优劣，怎样衡量意义，难度却更大。如前文所述，社会学提醒我们，“意义”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换句话说，没有所谓必然好或坏的“意义”，“意义”的性质会随时代和文化转变。过去几年，YouTube上流行起直播睡眠和温习的频道，有人试过直播睡眠一晚，赚取了16000美元；有人同样是开频道直播个人睡觉过程，一下子收获了1800万个订阅者；有YouTuber上传温习课业的视频，时长为2小时到6小时不等，订阅用户为90万名（https://www.youtube.com/@MerveStudyCorner）。还有近年兴起的“吃播”，主播在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观众前大吃大喝。社交媒体鼓励用户参与，方式五花八门，譬如弹幕，允许观众边看边评论，最后甚至弹幕文字填满了原来的画面。本来的媒体内容是什么，又或者个中有什么意义和教训，在新型的媒体生态中似乎无关宏旨。过去叫一般人觉得沉闷的内容，如今不乏知音。我们固然可继续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框架，列出新的使用媒体的方法，但对于为何某些内容和某些参与形式被重视，或者用者如何在其中找到意义，又或者他们如何在这些活动中建构意义、得到满足，使用与满足理论其实难以详细说明。承上文，数字媒介主导的媒体环境，无间断供应刺激以夺取注意力，用者理论上有无穷无尽的选择，他们最终作出的选择，如何体现他们在乎的“意义”，正是媒体研究和沉闷研究的交汇点。

最后，关于“联系”，社交媒体在2000年中期迅速发展。除了各种发布个人动态的社交平台，实时聊天程序也变得越来越平常。人觉得无聊时，不但可跟熟悉的亲朋联系，亦可通过其他平台联结陌生人。媒体的功能不再限于接收信息、教育和娱乐，社交成为媒体的重要一环。表面看，不间断地与人联系应是解闷良方。似乎，进入了数字年代，媒体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应对无聊。

六、哲学的启迪：再思“意义”

数字媒体生态几乎满足了各种需要，骤眼看，这的确是终结“沉闷”的最佳手段。然而，综合上文的文献回顾，在“沉闷研究”中，“意义”亦是重要关键词。媒体固然能填充时间，但是否能满足人们对“意义”的追求？有人认为，“沉闷”是哲学家的灵感源泉，而探究存在的意义，向来是哲学的核心命题。哲学家如何思索这两大课题，值得参考。本章节尝试借用两位哲学家的观点，进一步厘清传播学研究“沉闷”时不能忽略的重点和方向。

叔本华可说是最早书写“沉闷”的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认为沉闷源于欲求未满。Kingwell认为，来到现代，欲望更难满足的情况更普遍，他举了一个贴切生动的例子：明明冰箱里放满食物，打开时，人们还是会抱怨“没找到吃的”。媒体环境充塞各种信息、娱乐和社交机会，却也不见得必然满足人的欲求。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把“沉闷”分成三种类型，Culie等人在研究工作场所的沉闷的论文中，就其观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第一种“沉闷”，姑且称为“浅层无聊”（superficial boredom），通常由外在因素促成，例如火车误点，打乱乘客的计划，人在等待时对时间的感觉特别深刻，因为多了时间要打发，想不到如何打发时，会觉得烦闷。不过这类“沉闷”为时甚短，用Culie的话说，是becoming bored by something。

第二种，是事后回看才意识到的“沉闷”（retrospective boredom）。海德格尔举例，到别人家中做客一整夜，其间言笑甚欢，愉快吃喝，当时不觉得闷，后来回想，却生起空虚的无聊感。这是being bored with something，重点在于空虚的感觉其实没有被填满，只是在活动过程中被暂时忘却而已。

第三种“深层无聊”（profound boredom），则明确指向了一种深沉的无聊状态，跟心理学的“状态无聊”（state boredom）不同，这是state of boredom。“状态无聊”短暂，“深层无聊”却是一个长期状态，人身在其中，对一切都无可无不可，提不起劲，这样的无聊感，没有明显的内因或外因，更可能是来自日常生活，但觉那是千篇一律、欠缺刺激和意义的生活。

海德格尔描述的三种无聊的状态，其一来自偶尔的等待（becoming bored by something），突如其来的变化，打断了本来的计划和节奏，如何打发多出来的时间？这种情况跟心理学家描述的“状态无聊”相似。这些时候，拿出手机，浏览信息，看一两个视频，听听音乐，或者找朋友聊天，等待的时间感觉没那么缓慢。媒体选择这么多，根本不愁找不到自己愿意投入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媒体解闷的功能可说不言自明。时间被填满了，意义却不一定得到满足。第一种表层无聊，沉闷感觉来得快亦短暂，第二种无聊则不然，人身在其中时浑然不觉，过后回想，却谈不上有任何深刻的记忆，也没有令人特别愉快的情绪，深究起来，甚至觉得空洞和虚无。Culie等将其演绎为being bored with something。

Being不同于becoming，是一种相对稳定和日常的状态。媒体在第一种状态中有着明显的功能，放诸第二种状态，却引发了新的问题：人们每天沉浸在无处不在的媒体环境里，自智能电话普及以来，手机不离身，随时在线，“滑手机”成为不少人共同的日常经验，有人甚至成瘾，影响身心健康。身在其中时没有察觉，时间过去了，回头看，无数内容在指尖滑过，却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反而觉得空洞和虚无。这样的“沉闷”不是由等待而来，亦不是由个别内容或活动所带来，而是一份整体的失落：仿佛看了很多，过后只知时光流逝，说不上有何意义，时间像是白过了。

社会学家关心时代变迁如何改变“沉闷”的定义和表现，媒体融合，人手一机，不论何时何地都可进入无所不包的媒体环境，如此平凡不过的日常经验，滋生了新的郁闷。新名词兴起，用以总结新现象，例如低头族（Phubbing）、FOMO（Fear of Missing Out），描画的正是一种离不开手机和媒体的状态。因为媒体内容太丰富，用来解闷顺理成章，但一旦身陷其中，在想专注却又不断被分心的操作模式中，即使想投入有满足感的活动，也无法专心，于是，我们又回到“沉闷”的定义：“一种令人感到厌恶的经验，虽然渴望参与有满足感的活动，却无法投入。”面对突如其来的等待，我们可求助于媒体解闷，但媒体作为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沉闷的源头，消磨了时间，也消耗了意义，形成不无矛盾的沉闷困境。

七、沉闷困境：传播学研究视角

接下来，本文试着从研究角度理解以上转变。过去媒体研究聚焦于媒体的功能，使用与满足理论让我们了解了媒体在调节情绪时扮演的角色，在这个层面上，媒体研究能响应心理学的关注，尤其是如何应对短暂的“状态无聊”。目下媒体生态剧变，智能手机体现了最方便和完整的“媒介融合”，只要打开手机，就能随时随地进入多姿多彩的媒体环境。“等待”带来的无聊感不再是问题，反正有太多媒体内容在竞逐我们的注意力，然而，这样的环境亦越来越像一个“困境”：想解闷，点击进去，面对各种叫人分心的手段，时间转瞬即逝，结果反而产生了另一种沉闷。

“手机沉闷”和“脸书沉闷”之说，正好总结了上述困境，有研究者视之为“沉迷”和“成瘾”，这是明显的趋势，青少年和儿童长时间上网，更是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回顾了沉闷作为“问题”的历史，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观点，思考传播学在沉闷研究中的角色及可作的贡献。

首先，沉闷作为主观情感，其具体感受、表现和解决方法有着文化差异，而跨文化传播研究本来便有沟通和交流的功能。本文强调的是，媒体生态变化造就了越来越相似的媒介化生活，某些沉闷经验趋同，传播学视角更为相关和重要。心理学倾向于视沉闷为个人问题，社会学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和条件角度进行讨论，哲学聚焦于意义的探寻。比较起来，传播学研究立足于对媒体发展和影响的了解，界定沉闷时，同时考虑当中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本文讨论了媒体既解闷又催闷的现象及由此而出现的沉闷困境，再以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现象为例，结合传播学视角，指出青少年的所谓沉迷，不是因为个人性格上的缺失，又或者某些个性特质，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社会的错”，而是来自媒体生态的变迁，它改变了沉闷的意义和解决方式，以至改变了人们使用媒体的习性。

其次，各个学科研究沉闷时，都不能不考虑“意义”。媒体生产内容，传播意义，本来就与这个课题息息相关。当我们不执着于把沉闷“问题化”，我们就不难发现，沉闷是推动人寻找意义的动力。传播研究擅长分析媒体创作和生产，而身在接收方的受众如何在众多内容中作出选择，反映着人们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寻和理解，相关研究可以提供丰富的素材，借此开拓更深刻的、关于意义的讨论。

最后，从最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传播学亦能作出贡献。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直面受众，强调从根本上理解媒体功能、特点和对生活的影响，其信念在于，先有相关的觉察力，继而发展出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以沉闷困境为例，正确辨识其存在和生成的原因，是建立觉察力的重要一步。过往有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的学生解决沉闷时，有人改变认知，有人选择回避。从认知开始正面回应困境带来的挑战，通过教育处理沉闷问题，或是更长久有效之道。

八、 结语

研究“沉闷”的历史不算短，毕竟，这是人类社会再普遍不过的情感。了解“沉闷”，可加深对个人心理活动和社会文化共识的了解，惠及个人心理健康之余，亦有助我们思索不同社会如何理解“有意义的生活”。

本文回顾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相关研究和讨论，意在借他山之石，爬梳媒体和沉闷的关系。总结而言，媒体解闷的功能显著，但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媒介高度日常化，经智能手机统合，人越来越难离开这个提供信息、娱乐、教育和社交的环境。笔者在一项以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手机沉闷”是不少年轻人的共同经验：短暂的解闷工具，渐演变成长期的“困境”，不想沉迷其中，想投入其他更有意义的事，但往往觉得有意义的事，仍得在手机上进行，过程中又忍不住分心，如是形成了恶性循环。

媒体固然是双刃剑，但本文并非要强调个别媒体的使用和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而是希望在数字媒介主导的前提下，思考媒体和沉闷的关系，探索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媒体在提供刺激、争夺注意力、重构意义和鼓励联系各方面都举足轻重，基于对“沉闷”的共同关注，媒体研究与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尚有更大的协作和交流空间。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朱顺慈.沉闷：一种新兴数字文化的学术阐释及跨文化启示[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2):12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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