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轻松筹和GoFundMe上成功完成筹款目标的中英文医疗众筹文本，探讨了不同文化语境中信息理解的“前见”，以便为跨文化慈善活动提供有效的故事策略。“前见”是解释主体在理解对象之前已经存在于头脑中的意识结构。慈善的目的是消除不幸。对于不幸的看法，中文读者倾向于内在正义推理，英文读者倾向于终极正义推理。对于人与人关系结构的看法，中文读者采用差序格局来思考，英文读者使用团体格局来思考。这两种“前见”决定了中英文求助故事诉求的差异：中文故事通常诉诸目前的惨状，受难者具有高尚的人品，竭尽全力依然无法摆脱困境，走投无路才向社会求助；英文故事几乎不会诉诸目前的惨状，而是突出受难者的乐天、奉献和才能，只披露筹款用途，将个人健康和经济信息视为隐私不予公开。在国际传播中，需要注意这两种故事策略之间的差异，以确保故事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能够更好地传达意图和引发共鸣。

关键词：医疗众筹；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内在正义推理；终极正义推理

一、 研究缘起

慈善在中西方自古有之，作为一种传统的道德规范，中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既有广泛的慈善实践活动，也蕴藏着丰富的慈善思想。自先秦时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先后出现了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四种慈善形式。同时，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劝善去恶”以及佛家的“修善观”等传统慈善公益思想也逐渐形成。在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期，整个社会便弥漫着一种向善的价值氛围。此外，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精神也是西方慈善文化的重要源泉。在西方社会，个人捐赠、基金会捐赠、遗产捐赠和企业捐赠等多种慈善捐赠形式也相继出现。

慈善传统在现今的中西方社会仍然持续发展。以中美两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现状为例，2023年6月，美国施惠基金会在GivingUSA 2023中对2022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情况进行总结，其中相对于基金会或者企业捐赠，个人捐赠占比最高，占总捐赠额的64%；这些公益慈善捐赠主要流向了宗教、教育和健康等领域。中国慈善联合会最新的数据显示，虽然个人捐赠比例有较大增长，但在我国，企业捐赠仍为捐赠主力；投向教育、扶贫和健康这三个领域的捐赠资金，每年基本上都稳定在前三位。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慈善捐赠上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捐赠主体上，美国以个人捐赠为主，而中国的捐赠更多来自企业；但就捐赠领域而言，医疗和教育同属两国慈善捐赠的重点。

互联网的出现和介入，既提升了公益活动的参与度和能见度，也催生了很多新的公益形态。《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近三年来，我国每年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以数字为翼的中国“公益新生态”已形成。其中，面向个人项目的互联网众筹平台，国外的代表有GoFundMe，国内的代表则有轻松筹、水滴筹，它们面向普通民众，帮助有实际生活需求的个人筹资，其核心业务是医疗众筹。医疗众筹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故事文本能否有效激发读者的同情心理与捐赠行动。通过比较中西方代表性公益众筹平台上已成功完成筹款目标的医疗众筹文本，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中信息理解的“前见”，可以为跨文化慈善活动提供有效的故事策略。所谓“前见”，就是解释主体在理解对象之前已经存在于头脑中的意识结构，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主体解释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凡是解释都有立场，这个立场即读者的“前见”。

医疗众筹是由重症患者向公众发起的一种求助项目，旨在筹集昂贵的医疗费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医疗众筹都已成为普通个体和家庭在面临高额医疗费用时的常见选择。求助者在众筹平台上发起医疗众筹项目，通常需要提供详细的筹款说明、诊断和治疗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未来治疗计划等信息，然后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以扩大求助范围，获得更多的捐款支持。目前，尚无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网络求助信息理解的“前见”问题，许多跨文化的研究都忽略了“前见”，只研究“客观”的差异，对主观的意识结构重视不足。本文尝试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资源，如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等，借助不同文化语境下求助者在发起医疗众筹项目和讲述求助故事时的文本内容，更好地解释中美读者理解信息的“前见”。本研究成果对中国人在国外医疗众筹平台发起众筹项目，以及国内医疗众筹平台向海外拓展市场，均有应用性价值。

二、 文献综述

（一）中西方对不幸的不同看法

慈善的目的是消除不幸。在中西方文化中，个人或者亲友遭遇疾病都被视为一种不幸的经历。然而，不同文化传统下，个体对这种不幸经历的看法或归因存在差异。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或是归结为过去的命运使然，或是寄托于来世新生活的慰藉。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这种对不幸经历的看法都是为了消解当前不幸带来的消极情绪，以保持对正义世界的信仰，实现认知的平衡。在跨文化心理学中，“内在正义推理”和“终极正义推理”这组概念被用来说明中西方对“不幸”的推理差异。

“内在正义推理”原指个体将所遭遇的不幸与其先前的不当行为联系起来，强调从过去事件中理解当前的不幸；相对地，“终极正义推理”则强调当前的不幸将会得到补偿，这种寄希望于未来期望的思维通常与宗教信仰有关。研究者将这组概念应用到东西方文化环境中，发现日本人更倾向于选择“内在正义推理”，这是一种相信不幸是由某种原因或者不良行为造成的倾向，也就是将不幸作为结果来看待；而美国人则更容易选择“终极正义推理”，相信不幸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一部分，是偶然或随机出现的，而且不幸终将会成为对生活或生命的祝福，这种倾向将不幸作为原因来看待。依此推论，东方文化中的医疗众筹文本可能需要提供不幸的理由，无论这种理由是由自己还是由他人造成的，而西方文化中的医疗众筹文本则无须提供不幸的理由。

从文化角度进一步追溯，日本文化本身就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强调自我反省和内在超越。因此，在面对不幸时，日本人更容易选择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相反，基督教的救赎观强调来世的幸福，基督教徒在面对困境时更乐观，更寄希望于未来。这两种推理方式应该会在中美医疗众筹的求助文本中有所体现。

（二）中西社会人与人关系结构的差异

众筹求助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结构，而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是用来描述两种不同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结构的理论模型，由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当个人或者亲友遭遇不幸时，寻求帮助的次序和选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在“差序格局”中，个体的关注点聚焦在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中。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相对立，这里的“己”并非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是受家族和人际关系所裹挟的“自我”。相较之下，在“团体格局”中，个体是相对于整个团体而言的，个体与团体之间建立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解读中西方文化下的求助行为差异时，“差序格局”中的个体更加注重社会关系，以家族和人际关系为依托，逐层延伸这种关系网络。回溯中国传统文化，费孝通将这种社会网络比作一圈圈波纹，以“己”为中心推动波纹扩散而出现的差序被称为儒家“人伦”的“伦”，波纹的扩散程度代表着关系的亲疏程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这种社会关系逐渐淡化，形成了“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此外，圈子的大小会受到作为中心的“己”的势力大小的影响，中心势力越大，社会圈子扩展得越大越广，反之亦然。因此，这种社会圈子具有收缩性。

费孝通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当我们站在某一圈中，向内看是公、是群，而向外看则是私、是己。因此，在“差序格局”中，群己是相对的，公私也是相对的。而在西方社会中，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团体的界限可被明确界定，团体内外的区分更加清晰。团体内的个体地位平等，个体有明确的地位和角色，权利与义务也更加明确。因此，西方社会更加重视权利与义务，而中国社会则更加强调关系与交情。这种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结构的差异，应该也会在中美医疗众筹的求助文本中有所体现。

（三）医疗众筹

2006年，美国学者迈克尔·萨利文最早使用了“众筹”（Crowdfunding）一词。当时，他建立了一个名为“Fundavlog”的融资平台，并使用“众筹”来解释Fundavlog的核心思想。随后，越来越多的众筹网站纷纷出现，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逐渐获得认可。2011年，Ordanini、Miceli和Pizzetti将众筹定义为“通过互联网将资金集结，以投资或支持他人或组织发起的项目”。众筹主要包括股权众筹、债券众筹、捐赠众筹和回报众筹四种模式，其中捐赠众筹也被称为公益众筹，医疗众筹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众筹的概念和实践最早起源于美国，因此，国外对于医疗众筹的研究相对较早且更为成熟。国外有关医疗众筹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影响医疗众筹项目成功与否的因素，包括从捐赠人角度分析其人口统计学特征、价值观和人格特质等因素对项目捐赠情况的影响，从求助人角度探究个人特征、叙事方式等因素对吸引捐赠的影响，从众筹网站的角度分析网站设计与平台信任等因素对捐赠效果的影响等；二是关注医疗众筹引发的隐私、公平等伦理问题。国内对医疗众筹的研究开始得相对较晚，但也逐渐深入，其主要关注以下方面：将医疗众筹作为新型互助模式进行解读；在不同视域下分析医疗众筹项目的转发和捐赠动机；研究医疗众筹项目中求助文本的叙事策略；同时涉及医疗众筹引发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的讨论。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医疗众筹项目所关注的方向虽然大体相似，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国外研究更关注影响因素和个体的隐私公平等议题，而国内学者更关注捐赠人的捐赠意愿和转发动机，以及诈捐等行为引发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虽然国内外学者都将求助者的求助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但对于中外医疗众筹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从研究方法来说，前人的实证研究忽略了信息理解者的“前见”。但“前见”对理解非常重要，读者将信息中的各种成分加以综合归纳，形成“主观”的推断：究竟要不要给对方帮助？本文将重心回归到个体的主观视角，以一种文本分析与阐释的方式去理解不同文化群体脑中的“前见”。这一过程需要与文本内容分析的“面上”数据相结合，也需要与社会语境相结合，以使阐释显得合理。

国内外各种众筹网站上医疗众筹项目众多，包括GoFundMe、YouCaring、轻松筹、腾讯公益等。求助者在众筹平台上发起医疗众筹项目，通常需要提供患者的筹款说明、诊断和治疗情况、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后续的治疗状况等内容。本文的内容分析就依据这些常规内容设置编码表，以从“面上”了解中英文医疗众筹文本信息呈现的概况。接着，研究重心转向文本分析与阐释，在中西方各自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脉络中把握个体在理解信息时的“前见”。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就平台的规模和影响力而言，两个平台提供的资料显示：GoFundMe自2010年在美国成立以来，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众筹平台，拥有超过1亿名用户。十几年间，通过2亿多笔捐款筹集了150多亿美元的资金。在各种众筹项目中，为医疗健康与教育而发起的众筹项目是最受欢迎的。而轻松筹成立于2014年，是国内成立较早的公益众筹平台之一，并在国内首创大病救助模式。截至2020年，轻松筹已拥有超过6亿名用户，爱心捐款次数突破20亿次，成为全球捐款次数最多的平台。在平台的要素设计上，GoFundMe与轻松筹所包含的板块与要素颇为相似。GoFundMe的要素包括标题、首图、发起人、发起时间、求助故事、状态更新、筹集目标、已筹金额、捐款人数与金额、捐赠者评论等。而轻松筹除了上述要素外，还包含转发次数。个人求助类的医疗众筹项目设置了实名认证与筹款公示两个板块，以确保和增强医疗众筹项目的真实性。公开募捐类的医疗众筹项目还包括发起机构、执行机构与善款接收方等信息。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慈善法》与美国的慈善法律法规有所不同。在下文的分析中，笔者将之考虑在内。

在关于医疗众筹求助故事的撰写方面，GoFundMe会为发起医疗众筹项目的求助者提供一些医疗筹款技巧。这些技巧包括：为筹款活动想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撰写求助故事时需要回答遭遇的疾病、对生活的影响、治疗方法以及筹款资金将如何帮助求助者等问题；鼓励求助者上传照片或视频，定期发布筹款活动的最新状态，以及向捐赠者表示感谢等。而轻松筹对于医疗众筹求助故事的建议也颇为相似。官方建议故事整体篇幅在300字到600字为宜，筹款的标题很重要，需要包含年龄、职业、疾病、现状等关键词。求助故事应该涉及患者的基本信息、病情、家庭现状、生活态度、恳求帮助和感谢等内容，文字要尽量丰富详细，可以上传照片，但最多上传8张。同时，平台方也给出了一些求助故事的写作范例供求助者参考。此外，GoFundMe鼓励求助者将自己的医疗众筹项目分享到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借助社交网络来扩散医疗众筹项目。轻松筹也倡导求助者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中转发自己的医疗众筹项目，以筹集资金。这种方式是将求助者的社交关系网络运用到疾病筹款中。医疗众筹项目在求助者社交关系网络中的传播扩散也能增加其他用户对该项目的关注与捐赠。

总体而言，GoFundMe和轻松筹在平台规模、影响力、网站要素设计以及求助故事格式上都存在较多的相似性。本文通过八爪鱼软件爬取GoFundMe上医疗众筹板块的众筹项目和轻松筹官网上轻松公益所列出的医疗众筹项目案例。囿于网站的反爬机制，获得了GoFundMe上的829个案例和轻松筹上的2078个案例。这些数据包括标题、求助故事、目标金额、已筹金额、捐款次数等内容。本文基于筹款成功率，从两个平台各挑选出成功率（已筹金额/目标金额）最高的前50个样本，即总共100个案例作为研究样本。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的编码单位为一篇求助故事。以往关于医疗众筹项目的内容分析通常集中于患者的健康信息和经济信息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都涉及对患者现状的描述以及对这种现状的证实。本文的具体编码类目将两大维度细分为四个，如表1所示。

这些信息都比较客观，两位编码员间的Krippendorff α系数均较高：（1）患者患病信息，α = 1.00；（2）患者治疗信息，α = 1.00；（3）患者诊断证明，α = 0.88；（4）患者现在的经济情况，α = 0.89；（5）已支付医药费用的最主要来源，α = 0.89；（6）筹款用途，α = 1.00；（7）医院账单公示证明，α = 0.75；（8）家庭经济公示证明，α = 1.00。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进一步对求助文本进行解读，通过对求助文本细微之处的精读来发现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医疗众筹项目所呈现的差异，并借助各自的传统文化资源探索“前见”问题。读者“要不要给对方帮助”取决于文本所塑造的患者形象。已有研究聚焦于求助文本中患者形象的塑造。例如，李彪在分析新浪微公益平台众筹项目标题的表达策略时，从自我道德化、自我标签化和伦理关系构建等角度解读了求助者如何塑造求助形象以及如何引发情感共鸣。基于此，通过对这些筹款成功率较高的众筹项目求助文本的反复阅读，笔者同样发现了不同求助者在叙述求助故事的过程中着力于塑造人物形象这一特点。因此，求助故事中所呈现的人物形象是本文文本分析与解读的一个重要维度。

此外，国内外学者在分析筹款成功的影响因素时，普遍考虑到了求助者与捐赠者之间的关系。例如，Snyder等发现在叙事层面，求助者通过强调自己与潜在捐赠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来劝服捐赠者进行捐款。而徐冉则是从中国情境“关系”的视角揭示了人情和面子在医疗众筹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关系强度、关系信任和关系类型都会影响捐赠者对医疗众筹项目的态度和行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求助者选择求助对象的次序存在差异，这一维度就是本文后面所分析的求助次序。

四、文本信息差异概览

（一）患者健康情况

在患者患病信息的披露上，GoFundMe的绝大多数求助者都会在他们的求助故事中主动说明自己所患的疾病，并介绍患病后的症状或身体状态。具体而言，有49名求助者在故事中明确提及了患者的疾病信息，占比达到98%，只有1名患者对此未作明确说明。在患者的治疗信息方面，大多数求助者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包括提及之前或者当前的治疗状况，以及后续的治疗计划。其中，41名求助者对患者的治疗信息加以说明，占比达到82%，只有9名求助者未介绍患者的治疗方案。

而在轻松筹平台上，所有的求助者都对患者的患病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患者患病信息的介绍被视为发起求助的首要步骤，也是获得捐赠者信任的基础。因此，求助者才会在此项信息的披露上形成共识。所有的求助者同样对患者的治疗信息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包括之前的治疗状况以及后续的治疗计划。这种详细的治疗情况介绍有利于捐赠者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并基于后续治疗计划来作出捐赠决策以及规划捐赠数额。总体来看，尽管这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披露”的，GoFundMe的求助者还是受到了隐私保护观念的影响，较轻松筹平台上的求助者更为谨慎。

（二）患者健康情况证明

在患者的诊断证明方面，GoFundMe平台上仅有1名求助者在求助故事中公开了患者的医疗诊断结果，占比仅为2%。另外，虽然有超过40名求助者在故事中介绍和说明了患者的患病信息，但并未附上医院等第三方机构的证明。相比之下，在轻松筹平台上，超过半数的求助者（26名）在求助故事中公开了医院提供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占比达到了52%。另外，还有24名求助者并未提供患者的诊断证明书，而是通过患者患病和治疗的图片来间接增强求助故事的可信度。这种差异可能还是与中西方在隐私保护观念上的不同看法有关。

（三）患者经济情况

在患者目前的经济收支状况方面，GoFundMe平台上的大多数求助者并未在求助故事中披露相关信息或进行明确说明。有43名求助者的经济收支状况处于未知状态，占比高达86%；仅有5名求助者明确表示处于负债状态，另有2名求助者表示目前没有负债。关于已经支付的医药费用，同样，大多数求助者并未明确提及资金来源。有34名求助者在求助文本中没有涉及此项内容，占比为68%；11名求助者表示使用已有积蓄支付，占比为22%；另有3名求助者表示通过保险报销支付了已有医疗账单的大部分费用；2名求助者表示此前已通过众筹获取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值得注意的是，在GoFundMe平台上，没有求助者将借款作为获取医疗费用资金的主要来源。关于筹款用途，47名求助者的筹款目标是支付医疗费用，占比达到94%；另外，有3名求助者表示筹款是为了满足自身其他物质需求或者实现个人的一些梦想。

在轻松筹平台上，大多数求助者都面临入不敷出的经济状态。其中有43名求助者处于负债状态，占比为86%；7名求助者的收支状况在求助故事中没有明确体现，因此难以判断。对于已经支付的医药费用，主要的资金来源是自身积蓄或借款。其中有22名求助者动用了自己或家庭的全部积蓄，占比为44%；24名求助者向亲友或银行等借款，占比最高，达48%；3名求助者此前已在网络平台或单位进行过众筹；没有求助者使用保险赔付支付医药费；有1名求助者的医疗费用支付来源无法明确。在具体的筹款用途方面，中国求助者普遍期望通过众筹来支付医疗费用，包括治病、疗养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没有求助者表达希望通过众筹实现其他物质或精神需求。

（四）患者经济情况证明

在GoFundMe平台上，没有一名求助者在求助信息中公开医院开具的医疗账单，也没有人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其个人或家庭经济状况的材料。而在轻松筹平台上，有19名求助者未提供医疗账单，即收费记录或发票等，占比达到38%；另外31名求助者在求助文本中披露了医院开具的账单信息，占比为62%。在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材料上，有36名求助者仅在文本中提及了自己或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如负债、领取低保或残疾等，但并未提供第三方证明信息，占比高达72%；另外14名求助者公开展示经地方政府部门盖章的家庭经济困难说明，占比达到28%。

虽然GoFundMe和轻松筹都有相关规定要求求助者提交相关证明信息，并经过内部审核，才能在平台上发起众筹项目，但国外的求助者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基本不会在求助信息中公开医院账单或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相反，国内的求助者更倾向于公开这些信息，以获取更多的情感信任和资金支持。

五、文本理解的“前见”

读者浏览医疗众筹文本信息时，要做的决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患者是值得帮助的？患者在文本中塑造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中美求助者在或长或短的求助文本中，一般会采用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视角来介绍患者的基本情况，勾勒出一个正面的患者人物形象，以给捐赠者留下良好的印象，从而增强他们的捐款意愿。但两个平台对患者形象的描绘存在差异。通过对所抽取的100个案例文本进行多次阅读和讨论，笔者对患者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从中选取了典型文本加以佐证。

在GoFundMe平台上，求助故事呈现的患者形象主要有三种：首先，无论是身患重病的儿童，还是反复与癌症斗争的成人，求助者在叙述求助故事时都突出了患者乐观、积极、勇敢的精神。这些叙事展示了患者对生活的坚定信念，从而在捐赠者中引发情感共鸣，进而提升捐赠意愿。

A week after her first round of chemo, Tess is showing great strength and perseverance in her days of healing. Each day she spends more time playing, more time laughing, more time with her family, and more time doing all the things she loves to do! (在第一轮化疗一周后，苔丝在康复的日子里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和毅力。她每天花更多的时间玩，更多的时间笑，更多的时间与她的家人在一起，以及花更多的时间做所有她喜欢做的事情！)

He was first diagnosed with leukemia at the age of 5. Even though he spent all his childhood battling cancer, he always maintained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carried a smile and caring attitude. He never had a chance to live a normal childhood experience. (他在5岁时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尽管他在整个童年都在与癌症作斗争，但他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观，带着微笑和关爱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机会过正常的童年生活。)

其次，患者本身乐于奉献，对社区或社会有贡献。求助者在塑造这类患者形象时，往往会强调患者作为某个社区的一员先前对社区的贡献，比如身患重病的患者试图为遭遇此类疾病的患者提供帮助，作为教师的患者此前对学生群体的帮助，等等。这些例子都试图通过强调患者本身对于团体的奉献精神，来唤起和推动团体内乃至团体外的成员对其施以援手。

As unfair as this year has been, Jon spent his last few months brainstorming ways to try and prevent this agony from happening to anyone else. We will help patients and families going through this disease. We will build mentor programs, increase awareness of primary mediastinal germ cell cancer, create a hub for information to help others, increase research initiatives, and so much more. (今年发生的一切是如此不公平，乔恩在过去几个月里绞尽脑汁，试图阻止这种痛苦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们将帮助患者和家属渡过难关。我们将建立指导计划，提高对原发性纵隔生殖细胞癌的认识，建立一个信息中心来帮助他人，增加研究计划，等等。)

最后是在运动、音乐或者学术上颇有才能的优秀人士。对于这一类患者，求助者在求助文本中会特别提及他们患病之前的社会身份与人生经历，通过对他们过往成就或才能的介绍，与当前身患疾病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引起捐赠者的同情与支持。

As a child and teen, Addie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rodeo and enjoyed everything from barrel racing to breakaway roping. Addie was the Colorado High School Rodeo Queen for two years and won 2nd runner-up to the National High School Rodeo Queen. After graduation, she attended Northeastern Junior College in Sterling, CO and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in Fort Collins, where she earned a degree in Broadcast Journalism. (作为一个孩子和青少年，艾迪积极参与牛仔竞技表演，并享受从桶赛到脱离绳索的一切项目。艾迪曾担任科罗拉多高中牛仔竞技女王两年，并获得了全国高中牛仔竞技女王的第二名。毕业后，她就读于科罗拉多州斯特林的东北初级学院和柯林斯堡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在那里她获得了广播新闻学学位。)

而在轻松筹平台上，所呈现的患者形象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将患者塑造为一个孝顺懂事的孩子。这类形象在轻松筹平台较为常见。孩童身患重病本身已经容易引起大众的同情，再加上传统文化所赞扬的“孝顺懂事”品质，这类患者更容易获得捐赠者的情感支持和资金捐赠。

不管是活检睾丸，还是骨穿、腰穿等等，小加鹏都十分配合，不哭不喊。医生问他：“宝贝，你怎么这么乖呢？抽骨髓疼都不动。”鹏鹏说：“男子汉痛不算什么，动了还得多挨几针，妈妈还得多花钱。”关于医疗费的问题，小加鹏偷偷问过陈雪梅：“妈妈，我的病是不是花了好多钱，要不别给我治病了，把我埋在田里吧。”儿子的话让陈雪梅哑口无言，泪流满面……孩子满脸泪水，强撑着虚弱的身体说：“妈妈，对不起！我一定会好起来的。”陈雪梅母子俩抱头痛哭。

第二种是患者所展现出来的自己与兄弟姐妹之间深厚的情感。这种手足之间相互关爱的故事也符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兄友弟恭的期望。

危急时刻，16岁的姐姐周月莹将12岁的弟弟周京奥抱在怀中，把仅有的一条湿毛巾捂在弟弟脸上，用自己的身体为弟弟筑起一道防火墙。弟弟周京奥看到姐姐为救自己被烧毁容，心里特别难受，对姐姐说：“对不起，全怪我，以后我要照顾你一辈子！”“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还会保护弟弟，因为他是我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也会救他。”姐弟俩虽然平时喜欢吵嘴，但生死关头，姐姐却勇敢地站了出来。

第三种患者形象是好学上进的优秀学生，他们或是原本在学业上表现出色却遭遇疾病的不幸，或是在病床上仍然坚持追求卓越的学业成绩。

我弟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勤俭节约、学习勤奋刻苦的好孩子。几次测试高考成绩都超重本线五六十分，可谁知道还有十天就高考的他突然就患上了急性髓性白血病。前几天，他还坚持要去学校上课，我让他休息，他说他还想上几节自习课好好复习，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

第四类患者往往展现出令人钦佩的英雄形象，他们或是因见义勇为而致伤残，或是在疾病来临前毅然保护他人的安全，等等。这种无私奉献、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与行为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美德，从而能够引发众多捐赠者的慷慨援助，帮助他们克服困境。

当天，李培和3个小伙伴在山下玩，看到满是野草和荆棘的荒山上着火了，年龄最大的她就冲在最前面上山灭火。她拼命用脚踩踏火苗时，不小心引燃了棉鞋棉裤，火烧到了身上…… 车上30多名乘客都安全下车之后，萧先生才反应过来，魏峰为什么要选择在进站前临时停车……他意识到自己往前面开有多危险，他就没有进站，他说头很晕……突然之间口吐白沫了。

将GoFundMe与轻松筹的患者形象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无论在哪个平台上，求助者在塑造正面的患者形象时，都会采用诉诸人品的策略，传达出他们对待逆境和不幸的坚定信念，即便当前身患重病，依然满怀希望。美国患者形象或是曾经优秀的人、曾经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或是现在笑对病魔的人；而中国患者形象大多备受病痛折磨，很“惨”但依然懂事顾家，也有为了社会公益受伤而需要帮助的人。值得关注的是，中文文本常常需要交代生病的原因和过程。因见义勇为而受伤是值得敬佩的，有些则将疾病归咎于自己过去的行为，比如责怪父母照料不周导致意外，或者责备孩子行为不慎而发生事故。这时患者或者求助者往往表达出一种自责和内疚的情绪。这可能与前述的“内在正义推理”有关。而在英文文本中，没有对疾病原因的交代，只是陈述疾病本身，事已至此，谁为此负责似乎并不重要。或许在他们的观念中，疾病更多是一种偶然和随机的事件，更不需要为此“卖惨”。筹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治病”，轻松筹的求助者表示所筹善款全部用于支付医疗费用，但GoFundMe的50名求助者中却有3人表示筹款用途是满足自身其他物质需求或者实现个人的一些梦想。他们更相信不幸终将会成为对生活或生命的祝福，这可能与他们的“终极正义推理”有关。他们可能无法理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辛酸”。

在塑造患者正面形象时，两个平台诉诸人品策略的侧重点不同。GoFundMe平台的求助者往往会强调患者作为社区或团体成员的身份，并突出他们为社区或团体所作的贡献。这种策略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密切相关。在团体格局中，团体的界限明确，个体在团体中扮演特定的角色，为团体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强调患者的社区参与和贡献可以树立求助者的正面形象，让人们更愿意支持他们。与此同时，在轻松筹平台上，求助者常常突出展示患者的孝顺懂事或关爱兄弟姐妹等美德。这一策略源于中国社会对于“孝悌”家庭伦理的重视。

衡量人品需要将一个个体放置于社会当中来评价。在GoFundMe平台上，求助者通常将故事聚焦在患者个人身上，偶尔也会简要提及家人，但并未花费过多篇幅对家人加以详细描绘。而在轻松筹平台上，求助者往往不仅提及患者本人，还用大量的篇幅介绍患者的家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这种介绍方式描绘出一幅患者整个家庭共同承担疾病与不幸的画面。前者聚焦于患者的个人形象，而后者侧重于塑造家庭人物的群像。

GoFundMe的求助者在塑造患者单个人物形象时，或是通过概述的方式来介绍患者的多重社会身份与其性格品质，如介绍患者作为丈夫、父亲、家乡英雄等的多重社会身份，并对其直接给出正面的评价与定位；或是通过某些具体事件来刻画患者的人格特质，如乐于助人、勤奋好学等多种事迹的叠加，以此来塑造一个立体的、多面的患者形象。

Tommy George is a husband, a father, a hometown hero, a local legend, a man that everyone knows and loves in our beloved community. (汤米·乔治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家乡的英雄、一位当地的传奇人物，一个在我们深爱的社区中每个人都知道和喜爱的人。)

Another story that comes to mind is one time we ran into a woman having a panic attack during a panicked crowd at the 4th of July. Shuvi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get down on the ground with her, take her hand, and do everything he could to calm her down. That is the kind of person he is. He isn't someone that will sit idly by and watch someone struggle on their own. Shuvie will always step up and be there for people, whether he knows them or not. (另一个我想到的故事是，7月4日我们在恐慌的人群中遇到了一名惊恐发作的妇女。舒维是第一个和她一起趴在地上的人，拉着她的手，尽一切可能让她平静下来。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那种会坐视别人独自挣扎的人。无论他认识与否，舒维都会站出来为人们服务。)

与之相比，轻松筹的求助者不仅会塑造患者的个人形象，还会详细介绍患者的家人及家庭情况，这也是一种诉诸家庭伦理的方式。

李飞云是一位退伍军人，少年丧亲。如今中年儿子又得了这样的病，他内心几乎崩溃……2000年初夏，江苏宜兴一个山头发生火灾，临近山头的寺庙还有游客，李飞云接到部队命令，一往无前和部队一起冲上山灭火，解救并疏散山上的人员。为了给孩子挣钱看病，退伍后的李飞云现在在天津天环客运站附近的一家废品回收站搬运垃圾。忙的时候就在那里搬运废品和垃圾，不忙了就到附近的小区收废品。虽然收废品、捡垃圾对于一个退伍兵来说很丢人，但是李飞云为了儿子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李飞云14岁的女儿李潇涵还在上初中，为了挣钱救弟弟，每天晚上放学就往家里跑，走得特别急。不到十分钟，潇涵从学校到家，背起那个用破床单包裹袜子的包袱，赶到县里的文体广场。她找一个人多点的地方，摊开破床单，摆弄好袜子。

在这则求助故事中，患者作为年仅五岁的幼童，个人形象相对单薄，因此文本中更多提及的是其患病和治疗等信息。但通过对其家人的介绍，故事更显温馨感人。父亲曾是见义勇为的军人，如今为了孩子的医疗费用而拾荒，充分展现了他的慈爱与坚韧；姐姐尚年幼，却摆摊赚钱帮助弟弟治病，呈现出了懂事和关爱的特质。这个家庭故事蕴含着中国社会最为重视的家庭伦理，因此更容易获得捐赠者的认同与支持。

GoFundMe与轻松筹上的医疗众筹项目在人品策略上存在的差异可以追溯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儒家文化强调的“仁爱”在中国家庭伦理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轻松筹平台的求助者通过强调患者家庭内部的亲情和责任感，如父子之间的慈爱和姐弟之间的关爱，来获得情感认同和资金援助。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更注重团体格局和个人本位。在西方，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界限分明的团体，通常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孩子在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庭，这也导致了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因此，GoFundMe的患者通常更侧重于展示自己在社区或团体中的贡献，而不会特别强调家庭的情况。

GoFundMe和轻松筹的医疗众筹项目文本还透露出患者遭遇不幸后在进行求助时的求助次序。在GoFundMe平台上，患者通常会首先寻求社区的支持，或者他们所在的社区可能会主动提供援助。这反映了西方社会广泛认可的个体与团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团体是个体遭遇不幸时的主要求助对象。此外，患者在网络上发布求助信息时，面对的求助对象不仅限于团体内部成员，也包括团体外人士。不少外部成员在阅读患者曾经对社区所作出的贡献时，也会被打动并进行捐赠。

I’m Chris Devlin, organizer of this fundraiser for my good friend and longtime Mad Conductor bandmate Dillon. Together we’ve had many adventures and made many friends along the way. Now, I’m calling on those friends and new ones, too, to join our effort to help Dillon and his family during their time of need. Considering the emotional weight that Dillon and Vanessa are carrying, I know that our community will not allow them to bear the financial burden as well. (我是克里斯·德夫林，我为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疯狂指挥”乐队成员的老朋友迪伦组织了这次筹款活动。一路上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冒险，交了很多朋友。现在，我呼吁这些朋友和新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在迪伦和他的家人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考虑到迪伦和瓦内萨已经承受了情感负担，我知道我们的社区不会让他们也承受经济负担。)

轻松筹的求助次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特点。这种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由线下熟人到线上陌生人的求助顺序，强调了家庭和社交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首先，患者和家庭往往会进行自救；然后，他们会向亲朋好友等熟人求助。但是，一旦他们向熟人求助达到一定限度，再次寻求帮助可能会变得困难。这时，互联网众筹平台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它允许患者和家庭扩大求助范围，寻求陌生人的支持。这种方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社区，以寻求潜在的捐助者。

积蓄花光了，亲戚朋友借遍了，房子抵押了……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胡兵一家陷入崩溃，最高时每天的治疗费就3万多。有一次胡兵实在没有钱交治疗费，无奈带着孩子准备回家疗养……从生病到现在已经花费70多万，一大多半的钱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家里早已山穷水尽，老债无力偿还，又要借新债。

GoFundMe和轻松筹平台的求助次序的不同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求助者所面对的求助对象和信息披露的方式。GoFundMe平台更多的是患者向团体寻求帮助，而轻松筹平台的求助次序是家庭自救—亲友援助—网络求助这样一条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路线。前者既受到了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的影响，也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思想有关；而后者是受到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影响。

求助顺序的不同决定了GoFundMe与轻松筹上的求助者所面对的求助对象是有差异的。轻松筹平台上的求助者从家庭内部开始，然后向亲朋好友等熟人求助，最后才向网络上的陌生人求助。由于与陌生人之间关系疏远，所以信息披露需要更为详细，通常需要提供第三方的证明信息，以建立信任和确保诚实性，甚至以牺牲一小部分隐私为代价。而在GoFundMe上，个体所面对的求助对象以团体为主，在信息披露方面并不需要根据差序调整信息公开程度；加之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重视，求助者一般只会提供有限的健康信息和经济信息，以满足基本的信息披露需求，而通常不会提供详细的介绍或第三方的证明信息。

六、结论与建议

鉴于国内外公益众筹平台迅速发展的现状，本文聚焦于中美两国代表性公益众筹平台——GoFundMe和轻松筹。从中西方的文化资源出发，通过内容分析来捕捉文本整体面上的差异，进而深入分析与阐释这两个平台上的医疗众筹项目文本，试图提炼出不同文化语境中理解文本信息的“前见”，为跨文化慈善活动提供有效的策略。

根据文本分析与讨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读者对于他人的不幸遭遇有着不同的看法。中文读者倾向于内在正义推理，他们相信不幸是某种原因或者不良行为造成的后果；英文读者倾向于终极正义推理，他们相信不幸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一部分，是偶然或随机出现的，而且不幸终将成为未来幸福生活的原因。因此，中文读者的推理逻辑是从过去探看疾病的原因，确定这一理由是否值得同情；而英文读者的推理逻辑则是从目前的疾病探看患者的未来，并确定这一路径是否值得支持。在面向人与人的关系结构时，中文读者使用差序格局来思考，英文读者使用团体格局来思考。差序格局在中文文本中的呈现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文本中呈现出患者的顾家懂事，即一种“孝悌”的传统伦理；二是中文文本要说明家庭已经为此倾家荡产，熟人好友均已借过，不得已才向社会上的陌生人求助。团体格局的呈现则要简单得多，只需要强调患者作为社区或团体成员的身份，并突出他们为社区或团体所作的贡献。正是这两种“前见”决定了中英文故事诉求的差异：中文故事多诉诸受难者的惨状，强调受难者具有完善的人品，竭尽全力仍无法摆脱困境，最终走投无路才向社会求助；英文故事几乎不会讲述目前的惨状，而是诉诸受难者的乐观、奉献和才能，仅披露筹款的用途，将个人健康和经济信息视为隐私而不予披露。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注意两种故事策略的转换。

再进一步，在有关对他人不幸的新闻报道中，面向中文读者，可以诉诸该不幸事件发生前的安定与幸福、目前的惨状以及受害者的善良和勇敢，着力论证不幸的发生并不是受害者咎由自取，同时强调他们在遭遇不幸后的坚韧不拔，以及为了恢复正常生活向全社会求助的精神；而面向英文读者，可以适度减少对目前惨状的描述，强调受害者在面对困境时采取的积极态度，呈现他们内心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突出其曾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以及独特的才能品格。需要避免过度暴露个人健康和经济信息等隐私来刺激和影响对方情绪，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当然，有些情感是人类普遍共通的，例如，在土耳其地震中，一位父亲紧紧抓着遇难女儿的手，这种情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会引起跨越地域、跨越宗教的强烈共鸣。中国的国际传播要在注重共通点挖掘的基础上，注意不同文化语境中信息理解的“前见”问题，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国际传播中的说理研究”(项目编号:22BXW034)系列成果之一。

引用参考

林升栋，李曼，王雨帆.不同文化语境中医疗众筹文本理解的“前见”——以轻松筹和 GoFundMe为例[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4(02):6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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