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编撰的学术集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十一辑）》已出版。中心公众号将对集刊中的文章或文章主要内容进行推送，敬请各位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远方苦难的转译策略与受众解读—基于土叙大地震新闻特稿的考察》，作者张洋、魏诗言。
远方苦难的转译策略与受众解读
—基于土叙大地震新闻特稿的考察
张洋、魏诗言
摘要：本文以2023年土叙大地震这一国际性灾难事件作为案例，选取了具有差异化背景的20位受访者开展访谈，探究新闻特稿的文化转译策略和受众自身经验如何影响受众对远方苦难的感知和解读。研究发现，在远方苦难报道的接受过程中，民族国家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受众个体的异域文化经验和受灾经验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共同构成了受众解读远方苦难的参照框架。而新闻报道的文化转译策略会与不同类型的受众经验结合，驱动受众形成差异化的解读话语和情感倾向。驯化策略可以拉近本国受众与远方受难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形成心理接近性，使受众联想起自身的受灾经验和本国遭受的重大灾难，进而与远方的受难者产生切身的共情，更多导向感伤式的反应模式。异化策略则营造出独特的异域氛围，令本国受众感受到受灾国家与本国的差异，联想到自身的跨文化经验，更多导向谴责式的反应模式。虽然报道文本可以在短期内激发受众的各类情感反应，但很难对受众的行动产生持续影响。
关键词：远方苦难；国际新闻；受众；解读
成为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灾难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这种经验是由那些被称为新闻记者的专业性职业旅行家提供的。
倒塌的楼房边向安拉的祈祷声不绝于耳，撕裂的大地反射着救援队微弱的手电灯光，临时建起的帐篷承载着已然破碎的家庭......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9时17分，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7.8级地震，余震持续密集，造成土耳其5万余人丧生，叙利亚数千人死亡。此次强烈地震给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造成严重的社会伤亡和经济损失，也引发世界各国广泛关注，总计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民众重建家园，展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凝聚力。
虽然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主体日趋多元，但专业媒体机构的灾难报道仍然是民众获知灾难动态的权威渠道。特别是在国际重大灾难报道中，媒体对灾难损失的描述和对灾难责任的界定，具有跨越国界的重要意义。在此次土叙大地震发生后，数十家中国主流媒体派出记者抵达受灾现场，不仅以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生动地呈现地震现场的苦难景观，同时还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特稿，通过细腻的文字传递当地民众的声音，尝试从国际合作、地缘政治、历史文化、自然气候等不同角度解释土叙大地震带来的冲击，帮助国内受众感知和理解远方的苦难。
倡导世界主义的学者们普遍对国际新闻寄予厚望，认为媒体机构对地震、海啸等远方自然灾难的报道可以培育超越国界的公众同情，唤起国内受众对于遥远他者的关注。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指出，层出不穷的国际灾难经由全球媒体的实时传播，呈现给受众的是一幅苦难的拼贴画，受众无法判断应当如何行动，索性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不再寻求解决远方的问题，这导致了全球传播中的“同情疲劳”现象。那么，媒体对于远方苦难的深度报道，究竟能否培育本国公众的同情？关于远方苦难的报道方式与受众解读之间又具有怎样的理论关联？本文将以中国媒体对土叙大地震的特稿报道为例，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文献回顾
（一）远方苦难的新闻叙事
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赋予叙事深沉的伦理关切，她认为小说、戏剧等叙事作品通过描绘被遗弃和受压迫者的抗争，可以使读者在想象中跨越自身边界，同情和理解他人的生存境遇。与之类似，新闻报道也是文学性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人们以开放的态度感知他人的需求，为不同群体成员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提供了空间。而不同于小说等虚构作品,新闻报道讲述的故事基于真实事件和民众的现实生活，发出的情感召唤具有本真性和即时性的特征，因此，它比虚构性叙事具有更加强烈的道德感染力。例如，针对调查性报道的研究指出，新闻通过呈现受害者遭受的不公待遇，可以激发公众对权力滥用的义愤，进而维护良善的道德秩序。
在全球化时代，媒体对远方国家的报道成为个人和集体构建全球想象的重要资源。西蒙·科特尔将地震、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归入国际报道中的“全球聚焦事件”(globalfocusing events)范畴，指出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具有高度仪式化的特征，不仅关注伤亡人数，还关注灾难的前因后果以及救灾的行动，进而塑造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不同于对本国灾难的报道，媒体在报道远方发生的灾难时面临着文化差异和地理阻隔的难题，更容易导致受众产生“同情疲劳”。因此，研究者尝试探究何种报道方式更有助于克服怀疑和冷漠的情绪，唤起受众对远方苦难的情感共鸣和道德行动。
苦难中介化研究的重要学者蔻利拉奇将媒体对远方苦难的报道区分为三种类型：“冒险新闻”(adventure news)通常将受难者简化为缺乏能动性的群体和数字，强调受难者的“他者性”，使苦难变得抽象和遥远；“紧急新闻”(emergency news)则试图以同情的基调再现灾难事件，受难者虽然仍被塑造为他者，但是展现出行动的可能性，报道以此激发受众的行动意愿；“入迷新闻”(ecstatic news)常见于现场直播等形式，借助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富有情感的语言表达，拉近受众与受难者的距离，使受众与受难者共同经历痛苦。在后续著作中，蔻利拉奇根据记者的介入程度提出新的类型区分：第一种是超然独立型报道，采用倒金字塔写作和第三人称讲述等客观化形式，依赖官方消息源的讲述，使得普通人的声音被边缘化，对苦难的呈现缺乏道德感染力；第二种是全方位见证，以记者的主观经验和判断为出发点，希望通过呈现事实来引发关于灾难的情感和行动；第三种是尽责见证，记者不仅描述事实，同时还会对事件进行评判，常见于战地报道。
罗伯特森则聚焦于新闻在受众与灾难现场之间建构的距离，提出了“现实主义叙事”和“自然主义叙事”的理论区分。他以多家欧美电视媒体关于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为例，指出在现实主义叙事中，记者站在镜头前挡住受众观看灾难现场的视线，从而在远方灾难与本土受众之间营造出距离感。而以瑞典国家电视台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叙事则将镜头直接对准受灾的民众，让受众仿佛置身于灾难现场，更有助于培育受众的世界性意识，使受众与受难者产生共情。
蔻利拉奇和罗伯特森为区分灾难报道的叙事类型提供了经典的分析框架，尽管两位学者提出的划分标准和类型名称有所差异，但他们共同认为聚焦于受难者个体的特写式表现方式，更有助于赋予远方受难者能动性，使之呈现出人性化的面孔。不过，既有研究在探讨灾难叙事的情感动员功能时，主要关注文本的叙事伦理，预设文本对受难者能动性的再现方式影响着受众的反应，却很少从实际受众的角度出发展开研究。为了深入探究不同的报道叙事策略会如何影响受众的反应和解读，我们还须回顾新闻话语与受众解读的学术脉络。
（二）新闻话语与受众解读
受众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置身于由社会关系、阶层地位、文化教育、社区互动与全球交流共同编织而成的网络中，被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情境建构而成。年龄、性别、职业等诸多人口学和社会学因素都会影响读者对于文本的阐释和偏好，进而形成多样化的意义解读。此外，受众对具体文本的阐释还依赖于对该种文类(genre)惯例的理解，受众对文类越熟悉，则越不容易被叙事的套路所打动。新闻报道有自身的话语规则和常规程式，读者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熟悉了新闻体裁的内在规范，包括新闻话语的文本特征与社会功能等，并以此作为解读新闻文本的基础。相比于虚构作品，受众在解读新闻报道时会默认故事都是真实的，旨在从中获悉现实的动态而非追寻幻想的乐趣，因此会开启选择性和概括性的阅读机制，主要关注新闻标题、导语和整体框架，不会对文本修辞方式过分考究。
目前学界关于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研究大多遵循行为主义的研究路径，采用定量方式测量新闻报道对受众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但正如韦恩·布斯所说，经由阅读而引发的共情效果很难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精确测量，研究者更应当关注受众在阅读过程中与文本建立起怎样的关系。另外，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主要聚焦于通俗小说、肥皂剧等娱乐作品，较少将受众对新闻报道的解读纳入分析视野。曾有研究者从受众的角度考察风靡一时的煽情小报，发现小报刊登的八卦消息成为受众不可或缺的社交素材，从而嵌入受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成为受众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的工具。不同国家受众对小报的评价，与各自国家的文化风格和政治传统紧密相关。近年来，随着“报刊阅读史”成为新闻史研究的新兴范式，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读报现象，考察各类“集体读报”的运作方式及其功能。但以上两类研究的主旨都在于将阅读报纸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重点关注阅读的行为和习惯，而非受众针对特定新闻文本的解读。
围绕灾难新闻的接受，早期研究者主要关注受众解读的类型学划分。波尔坦斯基曾提出媒体对灾难的再现会在受众群体中激发三种同情模式：指控灾难责任者的谴责(denunciation)模式，哀悼遇难者的感伤(sentiment)模式和从受苦境遇中发现崇高感的审美(aesthetic)模式。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赫耶尔基于受众实验补充了两种新的反应类型，分别是充满羞愧的(shame-filled)和充满无力感的(powerlessness-filled)同情模式。在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研究者将观众对于电视报道的反应归为三类：第一类观众跟随新闻报道表达自己的同情，捍卫人道主义价值，呼吁对话和宽容；第二类观众聚焦新闻报道本身，评价媒体在事件中的报道表现；第三类观众则关心事件发生后应当采取怎样的政治行动。
其后，研究者进一步考察灾难报道对象和灾难报道方式与受众反应之间复杂的理论关联。有研究从中国大学生对美国、印度和非洲国家等不同地区疫情苦难报道的情感反应入手，发现受众对媒体报道的解读受到苦难对象特征、所属国家特征以及所属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有研究关注受众自身的特质，发现受众的政治参与意愿越高、越具有全球公民意识，则越倾向于关注国外的灾难新闻，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同情和道德责任感。相比于男性，女性受众更容易对国外的灾难新闻产生共情。相比于中产阶级对远方苦难的回避，低收入人群更容易理解远方受难者的境遇。还有研究从报道的角度切入，认为相比于直接的道德呼吁和理性的风险评估，诉诸情感的报道方式可以更有效地激发受众的同情(sympathy)，而与受灾者的共同经验则有助于受众将远方的陌生事物熟悉化，进而唤起内心共情(empathy)。如果媒体的灾难报道存在过度煽情、过于密集、说教意图明显等问题时，就会造成“框架疲劳”，引发受众的厌倦和反感。经验调查发现，个性化故事的报道框架最能引发受众对于远方受难者的情感反应，采用动员框架和统计数据的报道效果不明显，消息性的报道对受众的触动最弱。但也有研究从媒体报道的网络评论入手，发现受众的解读高度个人化，与报道的倾向性没有明显的关系。
上述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方面均给予本文丰富的启发。整体而言，目前关于新闻报道解读的研究，主要关注受众自身经历和社会属性对于文本解读倾向的影响，虽然亦有研究提及灾难报道的文本特质，但并未对远方苦难的报道方式进行明确的理论区分。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究以下两个问题：
1.受众在解读媒体对远方苦难的报道时会调用哪些经验作为参照？
2.采用不同报道方式的特稿文本激发的受众解读话语具有怎样的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报道选取
土叙大地震发生后，共计有数十家中国媒体派出记者赶赴灾区现场，发回大量灾难报道。本文旨在关注新闻特稿这一叙事文体在远方苦难中介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研究者首先通过微博、微信、新闻App等渠道广泛搜集中国主流媒体关于土叙大地震的报道，接下来以报道形式、报道篇幅和内容丰富性为依据，剔除快讯、短消息、评论和视频类文本，筛选出7篇较具深度和原创性的特稿报道，并梳理了7篇报道各自的特征，详见表1。
表1 土叙大地震相关深度报道的统计与分析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拟根据不同的报道方式，进一步选取两篇典型的报道作为考察样本。特稿文体的内在特征，使得绝大多数关于土叙大地震的报道都属于蔻利拉奇所说的“全方位见证”或“紧急新闻”的范畴，即记者基于事实开展报道，同时融入自己的主观经验和判断，希望引发关于灾难的情感和行动。而罗伯特森关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叙事的区分则主要基于电视新闻的镜头语言运用，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字报道。相比于一般灾难报道，关于土叙大地震的报道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化实践，记者不仅要捕捉现场事实，更要思考如何处理文化之间的差异，让国内受众理解并关注远方国家发生的苦难。因此，本文并未采用报道框架、叙事主题等新闻研究中常用的分类方式，而是以驯化与异化两种文化转译策略作为区分标准。
驯化/异化是翻译研究中的对举概念，驯化(domestication)策略指的是以本国的受众群体和主流文化为中心，以最易于理解的方式诠释异域文化，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则旨在凸显文化间的差异，引发本国受众对于文化差异性的思考。研究者将其应用至国际新闻领域，用以概括媒体在报道国外事件时常用的两种文化转译策略。驯化策略旨在强化国际事件与本国的相关性，通过寻找本国元素、采访本国行动者等方式，拉近事件与国内受众的情感距离。异化策略则倾向于从异国自身的社会情境和文化传统来解读当地发生的事件，营造出具有陌生感的氛围，旨在呈现当地的独特性。两种策略会在本国受众和国外事件之间建立起不同的跨文化关系。中国媒体在报道土叙大地震时，通常都会结合运用驯化与异化两种转译策略开展报道，但会在二者之间有所偏重。其中，《冰点周刊》发表的《土耳其鲜为人知的村落在等待救援》（以下简称《村落在等待救援》）主要采用驯化策略，透过当地华人的视角看待地震带来的冲击，重点描写中国救援队在当地开展的救援工作，凸显中国人与土耳其人在灾难中的连接。同时，报道中还配有当地受访者拍摄的救援场景、震后废墟的图片，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与之相对，澎湃新闻发表的《土耳其大地震：在悼念与忘却的怪圈中》（以下简称《悼念与忘却的怪圈》）则主要使用异化策略，花费大量篇幅描述土耳其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宗教文化传统，刻画身着黑袍的老妇在地震现场仰天呼喊“安拉”等极具地方性色彩的细节。该报道的记者在接受本文作者访谈时表示：“我们当时得知有100多位中国的同行在当地报道地震，其中大部分可能都更擅长从常规的灾难新闻的角度来报道，我们就想选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做，从当地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去报道，尽可能在当地现场停留、观察，希望可以更多地呈现出土耳其当地的特征。”
因此，本文将选取这两篇文章作为代表驯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两种“理想型”，考察受众对其作出的反应和解读。研究者一方面搜集各类平台上围绕两篇报道的留言讨论作为背景素材；另一方面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细致探究受众个人经验对于报道解读倾向的影响。
表2 特稿作品要素对比
（二）深度访谈
研究者综合运用公开招募和滚雪球的方式寻找受访对象，总计招募到20位受访者，以“Pn”为代号做匿名化处理。受访者在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人口学和社会学指标上均具有一定多样性（见表3）。访谈以面对面或线上视频访谈形式进行，并在获得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全程录音。研究者首先请受访者认真阅读两篇报道，接下来请受访者开放谈论读后的感想，包括但不限于总体的阅读感受、对受灾民众的情感连接、对土耳其社会的印象、对自身故事的讲述等，同时会询问令受访者印象深刻的报道文本细节以及受访者对两篇报道各自的评价。研究者避免在访谈中发表主观性的判断或提出引导性的问题，尽可能确保访谈内容是受访者的自然表达。此外，研究者会详细记录受访者在解读中提及的相关生活经历。每次访谈持续30~60分钟。访谈完成后，研究者将访谈录音转录，共建立原始访谈文本总计约15万字，进而采取主题编码处理访谈材料，对受众话语中浮现出的情感反应、行动倾向和勾连起的个人经历分别进行归纳、提炼，同时分析这些阅读反应与报道文本之间的关联，由此得出研究发现。
表3 受访者详细信息
三、研究发现
（一）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国内受众解读远方苦难的参照框架
此前有研究指出，无论媒体报道对远方苦难采用何种转译策略，受众在解读报道时都会基于自身经验对报道内容进行“二度驯化”。受众在驯化远方苦难的过程中，会将灾难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知识进行比较。在诸多因素中，国家作为一种思考框架，构成了民众想象他国苦难的基础。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和受众个体的生活记忆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受众解读远方苦难的参照框架。
首先，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这两次带来惨痛伤亡的地震灾害，都已烙印在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国内受众解读海外地震灾害的首要参照。即使本研究选取的两篇报道中并未明确提及，但这两次地震却在不同年龄、职业的受众的解读话语中频繁浮现，几乎被所有受访者提及。受访者将土叙大地震与中国地震经历联系起来的方式包括将地震原因、造成的苦难场景、灾后救援困难的原因等议题进行类比。相比于文字，鲜活的视觉图像更容易激发受众联想本国经历的灾难，进而使受众对远方的灾难产生共情。例如，受访者P1说：“我看到冰点那篇报道里的图片时，就想到以前看过的唐山大地震的影像，联想到之前家里长辈说过的一些事，想到唐山地震也导致很多人去世。”在读到“土耳其大地震受灾人数难以统计”的细节时，受访者P6即刻联想到“当时汶川地震，地震断裂处的失踪人员很难搜寻”。
不仅中国的地震经验成为受众理解土叙大地震的本土锚点，中国政府在面对历次自然灾害时所展现的动员能力和救援经验，经过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也成为国内受众衡量、评判国外政府行为的标尺。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解读中将土耳其与中国的地震救灾情况进行比较，在对比中表现出对本国救灾能力和应急管理体制的赞美和信任。例如，受访者P11说：“看了报道后，觉得土耳其政府的安全措施和保护人民的意识没有我们国家强，我们过去一旦发生大地震，国家立马就会派部队进行救援，让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安全感。”
其次，受众在解读灾难报道时还会调动起个体的生活记忆，特别是那些与受难者的共同经验，有助于唤起受众对远方的共情。具体到本项研究，受访者的土耳其旅行经验和地震经验在解读话语中频繁出现，成为国内受众理解报道内容的直接参照。曾经到访土耳其的受访者会将报道中的内容与自己的亲身回忆进行对照，从而更容易理解文章中对于土耳其环境的描述。这些受访者乐于提及自己在土耳其当地的见闻，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人热情好客的性格、精美的城市建筑、衰退的经济环境、浓厚的政治氛围以及严重的阶级分化等方面。例如，受访者P3说：“看完报道之后就想起我之前去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经历，报道里讲的故事跟我的经历挺符合的，当地人真的很善良，就在一个小城镇里，大家都乐意去帮助我这个异乡人。看完以后就觉得挺心痛的，那么善良的人民，他们亲手选出来的政党，却没有能够真正保护他们。”
受访者如果经历过震感较为明显的地震，也会在解读报道时提及自己在地震中经历房屋剧烈晃动、组织疏散的经历，亲身经历的恐惧场景会使受众更加理解土叙大地震受难者惊慌无助的情绪。此外，受众对报道的关注点和解读角度还与自身的职业背景和阅读习惯相关。经常阅读新闻特稿的受访者会更加熟悉特稿文体的规范，相应的解读话语也更多围绕报道本身的专业性和写作技巧展开。例如，受访者P16表示：“我读过很多类似的灾难特写，我觉得这两篇文章在具体写当地民众的遭遇时，相比于国内的灾难报道是很克制的。”学习或工作经历与建筑业相关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关注报道中提及的“建筑商问题”。上述多重经验相互交织混杂，构成了国内受众解读土叙大地震报道的“过滤器”，限定了受众从报道中摄取的内容，也影响着受众对报道的解读倾向。
（二）文本的驱动：转译策略对受众解读的影响
本文选取的两篇报道具有迥异的转译策略，所激发的受众解读话语亦呈现出鲜明的区别。此前研究指出，灾难新闻能否激发共情，取决于本国受众能否感受到远方受难者与自己的文化亲密性。海外华人是中国媒体报道国际新闻的重要消息源，《村落在等待救援》一文正是以当地华人的微观视角展现地震灾情下的个体生命故事，试图通过大量描写当地华人的生活细节而消解受众对于异域的陌生感，拉近受众与事件的情感距离。由此衍生出的解读话语中，最常浮现的情感表达是共情(empathy)。报道中对灾区民众生活细节的描写最能唤起受访者的自我代入，例如在地震后主人返回家中拯救自己的宠物猫、地震导致房屋倒塌亲人失散等故事，都诉诸超越文化差异的共通人性，在受访者的讨论中频繁出现。多位受访者表示被这些细节所触动，联想起自己曾经经历的地震以及自己与亲人、宠物的感情。受访者P19认为：“读了报道之后，我觉得土耳其人跟中国人没什么差别的，人类面对灾难的反应是一样的。”这些通过文字传达的场景使得受众对土耳其民众遭受的痛苦产生设身处地的共情。与此同时，多位受访者认为相较于文字，现场图片和视频更能让自己代入情感。
此外，蔻利拉奇曾指出如果灾难叙事侧重表现救援苦难的援助者，那么将有助于引导人们的爱心，呼唤协力解决问题的“拯救式团结”。《村落在等待救援》以较大篇幅描写中国救援队在土耳其开展的救援行动，引发了具有争议的受众解读。有5位受访者认为自己从中看到了灾难中人们超越地域、国籍、种族的互帮互助，为人性的光辉而动容。同时，也有受访者认为报道对于中国蓝天救援队的描述过多，使得文章的重心落在表彰中国团队上，而非呈现土耳其地震的当地情况，写作目的产生了偏移。例如，受访者P7说：“感觉文章在把中国置于某种高位，把土耳其置于低位。文章的重心似乎放在了中国身上。”
此前有研究者发现，大同小异的灾难报道框架会使受众产生“框架疲劳”，从而失去引导效果。本文的受访者中,也有多人表示“其实灾难报道我自己都能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P10)。《悼念与忘却的怪圈》一文不同于传统的灾难报道，侧重呈现土耳其的地方性知识，提供了较多的信息增量，令许多受访者耳目一新。例如，受访者P1表示：“这篇文章开头描写一位老妇人在那里仰天哭号祈祷，虽然我不了解他们的文化，但感觉就像咱们的佛教或者西方的基督教一样，他们面对地震感到很无助，只能求助于信仰，我觉得很受触动。”同时，这种异化式的报道策略更容易激发受众的跨文化经验。多位受访者在解读《悼念与忘却的怪圈》时提到自己在土耳其或世界其他地区旅行、生活的体验，对比不同国家政治、文化的异同，将报道中描写的场景与此前的文化刻板印象相对照，在更加开放的语境中解读报道。
但这种写作方式对受众的知识积累和阅读耐心要求较高，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报道中涉及的土耳其政治经济部分很难理解，在阅读时直接跳过。例如，受访者P6表示：“这篇文章涉及的专业知识太多，读不懂，土耳其对我们来说还是太遥远了，比较陌生。”还有受访者认为只想了解灾难本身的现场情况，对政治经济的分析并不感兴趣。例如，受访者P12认为：“澎湃这篇文章有很大篇幅在写当地政党的问题，这确实是新闻，但不是我关心的，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更关心人性，更想看到人们在面对大灾大难的时候，能够万众一心迎接挑战，能够去拯救生命，这是令人感动的。”
《悼念与忘却的怪圈》采用相对宏观的报道视角描写地震背后的土耳其社会现实，在国内受众与当地现实之间制造出一定的距离感。报道中呈现出的“他者性”限制了受众身临其境的共情式反应，相应的受众解读中，更多的是对于远方他者的同情(sympathy)。报道多处引用了土耳其当地媒体和学者对政府的批评，揭露了土耳其政府对建筑行业监管松懈、灾后救援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报道中提到的当地建筑商为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的细节被受访者反复提及，虽然有部分受访者认为该篇报道的主观性较强，对土耳其政治的批评真实性存疑，但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认同该篇报道的批判性。正如受访者P9所说：“我挺同情当地的人民，这是人之常情，但讨论灾难背后的原因才有带来改变的可能。”这些震惊和愤怒的情感更多导向波尔坦斯基所说的“谴责”式反应，讨论灾难背后的责任归属，而非诉诸普遍情感的“感伤”式解读。
（三）小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针对远方苦难的中介化传播提出“受众经验—文本特质—阅读反应”的接受机制。正如受众研究的共识所揭示的，诸多社会学和人口学特质都会影响受众对于文本意义的解读。而在远方苦难报道的接受过程中，民族国家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受众个体的异域文化经验和受灾经验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共同构成了受众解读远方苦难的参照框架。另外，新闻报道的跨文化转译策略会对受众产生不同类型的召唤，并与不同类型的受众经验相结合，驱动受众形成差异化的解读话语和情感倾向。驯化式的转译策略倾向于使受众联想起自身的受灾经验和本国遭受的重大灾难，进而与远方的受难者产生切身的共情，更多浮现出感伤式的反应模式。而异化式的转译策略所营造出的异域氛围，则倾向于使受众联想起自身的跨文化经验，表现出对于受难他者的同情，并且对不同国家政府的救灾行动进行对比，更多浮现出谴责式的反应模式。
无论采用何种转译策略，媒体和记者在报道远方苦难时都希望能够激发国内受众的同情心。但由于自然灾难的频发和地理空间的遥远阻隔，人们对于远方苦难的同情十分有限。此前研究者发现，当苦难远在国界之外时，受众面对媒体提供的中介化体验会表现出冷漠和无动于衷，倾向于将远方受苦的人视为缺少人性的他者。本文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虽然报道文本可以在短期内激发受众的同情、共情、愤怒、震惊等情感反应，但这些情感难以持续，很快便会归于淡漠和麻木的总体基调。与其说过多的灾难报道导致受众产生“同情疲劳”，不如说受众对于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苦难事件具有“同情回避”式的反应机制。正如受访者P4所说：“天地之间哪儿都有天灾人祸，我没有那么多的情绪。”而灾难发生在国界之外的远方，缺乏触手可及的援助渠道，进一步降低了受众行动的意愿。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自己不会做出实际性的行动来支持土耳其的灾后重建，普遍传达了作为局外人的旁观者心态和面对远方苦难的无力感。
四、余论
在数字媒体时代，远方苦难的视觉图像转瞬之间便可以弥散到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触动全球受众的心弦。但在便捷的传播结构背后，人道主义行动却陷入了反讽的困境：无处不在的苦难景观使得人们沉迷于在社交媒体上宣泄廉价的情感，以此获得道德上的自我满足，而不再客观地思考远方他者的境况，进而评估如何为改善他者的境况而行动。当此之际，由专业记者采访、写作的关于远方苦难的特稿报道，可以帮助受众超越碎片化的信息摄入和本能式的情感反应，更加完整、深入地理解受灾民众的生存境遇，故此仍然具有自媒体难以替代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潜力。
媒体报道远方灾难的不同方式，会塑造出不同的同情体制(regime)，从而使本国受众对远方的苦难产生不同的感知。本文循此出发，对蔻利拉奇提出的报道类型学进行更细致的区分，考察“驯化/异化”两种国际报道中常见的转译策略对于受众感知远方苦难的影响。研究发现，驯化策略可以拉近本国受众与远方受难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形成心理接近性，使本国受众感受到受难者与自己共通的人性，导向情感的共鸣。异化策略则可以令本国受众感受到受灾国家与本国的差异，了解当地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于灾难和救灾状况的影响，导向理性的思考和讨论。两种报道方式互为补充，以不同的形式提升了远方苦难在本国公共领域中的可见度。
本文无意在二者之间进行价值判断，而是认同蔻利拉奇的看法，即媒体对远方苦难的报道应当在接近性和他者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但蔻利拉奇认为兼顾接近性和他者性的报道可以培养受众超越接近性伦理的道德敏感，进而成为世界主义伦理的基石。这一设想则过于理想化，忽视了受众经验对远方苦难的“二次驯化”过程。根据本文的研究，不仅驯化策略会强化本国的重要性，异化策略也会使受众根据本国经验来评判他国的行为。至少在中国语境中，两种报道方式都会巩固民族国家在受众灾难认知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两种报道方式对受众的影响都主要停留在认知和情感维度，对行动的影响极其有限。通过对远方苦难的报道来促进超越国界的团结，这种观点仍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论设想，欠缺现实的根基。
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还可以与文本接受、新闻消费领域的研究进行对话。相较于虚构文本和娱乐文本，受众在解读新闻题材的非虚构作品时会更多调用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参照，不同的叙事方式会与不同类型的受众经验相结合，从而引发多元的解读话语，这一结论或许可以推广至更广泛的非虚构作品接受研究。除了此前研究总结出的诸多影响受众解读的社会属性之外，本文发现受众的新闻阅读经验以及对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构想，会直接影响受众对特定新闻特稿的解读倾向。如果受众倾向于认为媒体的功能在于揭露社会问题，则较难被报道采用的情感接近性策略所打动，更容易产生谴责式的反应模式。如果受众认为媒体的作用在于塑造社会团结，则会对追责式的报道框架保持警惕，更加关注灾难报道中的人性色彩。这一初步发现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起点。
受限于研究设计，本文的研究发现仍可进一步商榷。首先，灾难叙述的时间设置会影响受众的反应，相比于已经结束的灾难，正在发生的灾难更能激发受众的情感反应和后续行动。本文开展访谈时，距离土叙大地震已经过去数月，时间的延宕削弱了特稿报道对于受众的冲击力。其次，本文主要采取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究受众在独立阅读的情境下对新闻文本的反应和解读，未能深入探究人际交流和社群互动对于新闻接受的影响。最后，本文是一项探索性研究，旨在探究不同类型新闻叙事与多样化的受众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主要关注受众围绕报道文本的开放性陈述，并未以严格的对照实验形式测量新闻叙事对受众的影响效果，受访者的表述也未必能完全反映内心的真实想法。因此，研究发现的信度还有待检验。上述不足之处，将留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对外传播叙事的跨文化接受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4YJC860036）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参考
张洋,魏诗言.远方苦难的转译策略与受众解读——基于土叙大地震新闻特稿的考察[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5,(01):131-150.DOI:CNKI:SUN:KWHC.0.2025-01-008.
作者简介
张 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诗言，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