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商业传播、健康传播、智能传播、传播与社会四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跨文化对话与跨学科融合：走向复数的媒介研究》，作者：吴璟薇、延斯·施略特、宋思静。
跨文化对话与跨学科融合：走向复数的媒介研究
吴璟薇、延斯·施略特、宋思静
摘要：本文是与德国媒介研究学者延斯·施略特的深度访谈，尝试对媒介研究特征、边界、当下的重要性与局限性，以及未来发展进行界定与探讨。媒介研究以研究存储、传输、处理和显示信息所必需的技术及相关机构和实践为出发点，与其他研究领域既相互区别，又存在可以对话、融合的可能，呈现为一门复数的学科。一方面，媒介研究基于不同发展脉络的交叠而出现，以多元方法和视角，聚焦特定对象（媒介）。 另一方面，出于历史原因更关注技术的媒介研究，在未来可以通过与经济学等其他研究领域的对话和融合，将经济和政治问题纳入研究框架，德国媒介研究同样可以与中国、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媒介研究进行对话。 在当下的技术社会，我们无时无刻不依赖于技术基础设施，而媒介研究正有助于回答我们与社会发生了什么。
关键词：媒介研究；跨文化对话；施略特
吴璟薇（以下简称“吴”）：您如何定义“媒介研究”（Medienwissenschaft）？
延斯·施略特（Jens Schröter，以下简称“施略特”）：媒介研究是一门研究存储、传输、处理和显示信息所必需的技术及相关机构和实践的学科。这些（技术、相关机构、实践）就是媒介（media）。媒介是每种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形式决定了哪些信息可以被生产出来。媒介不是中立的通道。历史上，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是通过跨越时间的信息传播，即通过信息的存储，才得以实现。即使宗教，也是借助经文、神的声音、圣迹等被界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研究是最基础的学科。没有信息的存储、传输、处理和显示，就不会有知识。
吴：它与“文化学研究”（Kulturwissenschaft）有何联系？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是“媒介文化学”（Medienkulturwissenschaft）或“以文化为导向的媒介研究”（kulturwissenschaftlich orientierten Medienwissenschaft）？
施略特：这两个领域是有区别的，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很模糊。文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特定文化的语义和实践等现象。这些语义和实践不一定非得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化”（艺术、文学等），也可以是体育、烹饪或其他。但文化学研究并不一定包括对这些实践所必需的媒介的研究。
“媒介文化学”是一门用文化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媒介的学科。这些方法从历史、理论和美学角度对媒介进行分析。在德国，“媒介文化学”这一术语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将该领域与“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区分开来，后者更注重社会学、实证和非历史的视角。
此外，它指明了媒介研究的一种形式，不把媒介仅仅理解为技术工具，而是承认这些技术与实践、话语、经济、意识形态等融为一体。
吴：对于上述研究领域而言，什么是“文化”（Kultur）？
施略特：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中，文化是这样定义的：一个群体的“文化”……是该群体特有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是体现在制度、社会关系、信仰体系、风俗习惯、物品使用和物质生活中的意义、价值与思想。
这意味着文化不仅是艺术和文学等“高雅文化”，还是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和风格及其实践。例如，每个人都要吃饭，但在伊斯兰教中猪肉是被禁止的，在印度文化中牛肉是被禁止的;在某些文化中人们用筷子吃饭，在某些文化中人们用刀叉吃饭，在另一些文化中人们用手吃饭;等等。
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是指媒体也被嵌入这些文化习俗中，尽管在另一方面，它首先使文化成为可能。
吴：您使用了“Kulturwissenschaft”（“文化学研究”）这个词，这是单数而不是复数。而吉森大学的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rnning）教授则认为应该用复数，因为世界上存在多元文化（Kulturen）。您喜欢用单数还是复数？
施略特：这是一门复数的学科。媒介研究并不是单一的，有以技术为导向的思潮，有的思潮更关注后殖民研究，或美学问题，还有人在研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文化学研究也不是单一的，所以用复数更有意义，我同意这一点。
吴：那么什么是“媒介”（单数，medium）呢？您同意“万物皆媒”（everything is medium）的观点吗？
施略特：不，并非一切都是媒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用“媒介”这个词来表示物体的某些属性了。媒介是存储、传输、处理、显示信息的所有实体（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相关机构、实践等）（尽管并非所有这些属性都必须同时存在）。
不过，与传播研究相比，媒介文化学研究的媒介概念确实更为宽泛。虽然传统大众传媒（如电影、电视、广播等）可以成为媒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但媒介文化学的研究重点并不在此。许多其他媒介技术或物品也可以成为研究重点，如医学和科学中使用的特殊成像技术，或货币、铅笔、便利贴等日常物品。
即使不是作为媒介而设计的物品，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扮演媒介的角色。一方面，你可以利用日常物品传递信息（建筑物墙壁上的涂鸦使墙壁成为涂鸦所含信息的媒介）;另一方面，每个物品都可以被解读为传递了有关其自身及其历史变迁的信息（一把椅子是用来坐的，但你可以分析它所传递的信息，如椅子设计史、人体工程学史等）。
但还是那句话，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东西都是媒介，而只是说，即使不是为了成为媒介而设计的物品，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具有媒介的一面。
吴：对于媒介研究，尤其是基于德国语境的媒介研究来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方法？
施略特：事实上，每个夏季学期我们都会为学生开设一门导论课，叫作“媒介研究方法”。这是我们系里来自不同媒介研究方向的老师开设的系列讲座。比方说，我们有来自传播学研究方向的老师，他们对媒介的使用和接受进行实证研究。我的讲座主题则是“媒介考古学”，即媒介技术史。
因为媒介是非常复杂的对象，涉及技术、内容、机构、经济、实践领域，我们需要用混合的方法来分析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去讨论媒介研究是否存在特定的方法。
我认为，媒介研究的特殊性尤其在于它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不可能有一种分析媒介的单一、特殊的方法。跨学科对话是媒介研究的核心，我认为我们应该直面这一点：我们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媒介，而这个特定的对象要求我们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这才是重点———我们有一个特定的对象，而不是方法。
吴：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将媒介研究定义为一个专业，或者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施略特：在德国，媒介研究是基于不同发展脉络的交叠而出现的。传播学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电影研究始于70年代，媒介研究的接受也始于70年代，然后是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如拉康、德里达等。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最早翻译这些文本并出版的人之一。随着不同发展脉络的涌入，媒介研究应运而生。在学科理论中，媒介研究被称为“跨学科”或“影子学科”，出现在不同领域的交叉点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媒介研究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征。正如我在2014年为《媒介研究手册》撰写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当每一个经典学术领域都在发展自己的媒介研究时，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媒介研究就不重要了。但只要我们所处的社会基于媒介来定义自己———你只要打开电视，每个人每天都在谈论互联网、AI和移动媒体———只要是这种情况，他们就需要我们。有些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有些人则感到欣喜若狂，但所有人都认为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媒介研究正是一个可以通过跨学科讨论来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们和社会正在发生什么”的领域。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基于我们的技术基础设施来定义我们自己。这就是媒介研究的实际用途———社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吴：媒介研究近年来受到很多关注，很多人对其很感兴趣，但也有很多批评者。起初，这个专业或研究领域的界限相当模糊，似乎是没有边界的。
施略特：媒介研究在德国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甚至在波恩大学也是如此。波恩大学是一所传统的、相当保守的大学，媒介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像是他们不理解的怪现象，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说我们没有清晰的研究对象是不对的。我们有媒介，你可以非常清楚地定义它是什么———它是存储、传输、处理和显示信息所必需的技术。人类诞生以来，这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没有这样的信息流通或存储，就不可能有历史、文明、科学和知识。这种基本结构一直在变化，但你可以清楚地界定它是什么。
在20世纪，经济学开始不再从商品和货物，而是从信息的角度来理解经济。1945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Hayek）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从那时起，理论经济学中至少有几股思潮将经济理解为一种信息过程。这一趋势如此占据优势，以至于观察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历史、实践和技术的媒介研究成为必然产物。
如果没有书籍，没有知识可以被写下来，就不会有历史，不会有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议题。正因为它如此基本，所以很难解决。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
吴：您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议题。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也研究经济学，并或许在哈耶克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货币的运输（transmission）。运输也是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施略特：当然，英尼斯也是经济学家，他分析加拿大的经济结构，然后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导向媒介和空间导向媒介的区别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哈耶克和英尼斯几乎活跃在同一时期，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对方，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过，但比较哈耶克和英尼斯将是一个超级有趣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中期，社会开始将自身描述为信息结构和信息过程。这当然也与控制论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当社会将自身描述为信息社会时，媒介研究的出现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吴：您之前的研究项目“追求金钱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 nach demGeld）和即将出版的一本专著都以“货币”为主题。如何理解“作为媒介的货币”？许多社会学和哲学学者都讨论过这一概念，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货币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以及西比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的《媒介·信使·传递———媒介性形而上学小引》（Medium，Bote，Übertragung：Kleine Metaphysik der Medialität）认为货币/硬币是一种媒介。您也有关于“货币作为媒介”的类似论点吗？
施略特：货币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性技术。它与不同的机构（银行）和实践（交换等）相关联。因此，媒介研究必须将其放在中心位置。事实上，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比如Jochen Hörisch，Matthew Winkler、克莱默尔、麦克卢汉等），过去并没有这一类研究。有趣的是，至少1945年哈耶克的著名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发表以来，在经济理论中，货币一直与信息紧密相连。货币是一种媒介，因为它存储、传递、处理和显示经济信息。哈耶克明确地将市场比作一种传播系统，如电话网络（后来，其他作者将市场比作“计算机”）。货币是媒介与经济交汇的中心节点。此外，所有其他媒介的开发、安装和销售都需要货币。也就是说，货币在媒介系统中占有非常特殊和核心的地位。以货币为中心重新描述媒介系统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也是我即将出版的新书之核心部分）。
吴：近年来，德国媒介理论（German media theory）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如果说存在德国传媒理论，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理论？在大众传媒理论衰落之后，德国媒介理论为何在当今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媒介研究的未来会怎样？
施略特：所谓的德国媒介理论，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与基特勒有关的传统，那么它的重点是媒介的技术部分，从历史（科学史）的视角来分析这些装置。问题是：为什么技术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由于技术对信息的存储、传输、处理和显示至关重要，技术形式的问题对每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当今的现代社会将自己描述为信息技术社会，计算机、移动电话、数据网络、技术图像和声音等无处不在。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或一系列）认真对待技术作用的理论。媒介研究及其对媒介技术（嵌入机构、经济和实践中）的分析在未来将非常重要，因为技术的作用不会减弱。只要新媒介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就需要以技术为导向（并以历史为依据）的媒介理论和媒介分析，以重新反思我们在信息技术社会中的生活。
吴：您和您的学生共同开设“当代中国的媒介研究与媒介文化”（MediaStudies and Media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硕士研讨课，您为什么对中国的媒介研究感兴趣？与德国的媒介研究相比，中国的媒介研究有什么特点？
施略特：媒介研究很长时间以来都聚焦于欧洲、北美洲的发展，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有必要更多地理解和整合世界其他地区的观点。此外，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理论传统也可以拓宽视野。为了能够更加理解“中国媒介研究”的面貌，我想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中国，并与同行进行讨论。我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刘海龙和秦艺丹在他们的论文《走向中国的新媒体研究：历史与方法》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强调了国家在学术界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实践理性的传统、近年来对媒介概念的重构所引领的新趋势，其中第3点尤其与媒介文化学有关。他们总结为：
我们的初步回答应当是，如果传播学起源于中国，显著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将使其有别于美国的传播学。……中国学者可能会像法国、德国或日本的学者那样，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媒介和传播，而不是用定量的方法来进行传播研究。
我很愿意与中国同事们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吴：您有一个项目“人工智能正如何改变科学？学习算法时代的研究”（How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nging Science？Research in the Era of LearningAlgorithms），您认为人工智能会挑战媒介理论吗？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媒介的概念？
施略特：你可以将人工智能看作一种主要处理信息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上文讨论的媒体概念完全一致。如今，处理信息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有太多的数据、信息（由移动媒体、社交媒体等收集），多到无法再由人类进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直接源于媒介历史以及日益增多的信息。但不应忘记的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即机器学习，最早被应用于科学领域，尤其是粒子物理学，因为这一领域会产生和收集非常多的信息、数据。从历史上看，人工智能产生于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
总而言之，我不会说人工智能是对媒介理论的挑战，它完全可以通过媒介理论的既有工具进行分析。
吴：顺便说一句，在您主编的教科书《媒介研究手册》中，您曾写到媒介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社会、技术和文化。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这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媒介研究从来不谈政治。
施略特：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是我对基特勒、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等学者所界定的德国媒介研究的问题之一。这一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在大学里，批判理论完全占据主导地位，阿多诺、霍克海默就在其中。
一方面，这些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要摆脱批判理论，在基特勒和诺伯特·博尔兹（Norbert Bolz）的著作中，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说法：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批判理论，甚至反对社会的概念。有趣的是另一方面，与他们所在时期相近的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一代人在大学里被批判理论专业化了，然后他们说：“不，谢谢，我们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媒介研究，尤其是基特勒分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摒弃了所有关于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而专注于技术和技术史。
在基特勒那里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你如何解释技术本身是如何出现的？基特勒谈及军队（military），但这只意味着从“后门”引入了政治。为什么会有军队？军队为什么要开发技术？他不想谈论社会中的政治，但需要一种补偿性的建构，这就是基特勒作品中的“军队”。
几周前我和恩斯特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是，如果你谈论的是机器、设备，它们不会从树上长出来。工业被称为经济结构，有其政治背景。当你试图了解技术的历史时，无法将经济问题排除在外。奇怪的是，历史学家有它们的技术史，即使经济学家对技术史也有自己的研究，如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而德国的媒介研究从未尝试过与这些人、这些理论潮流进行对话。这是一个问题。
这正是我们在波恩大学尝试做的。我们正试图将政治经济学与媒介考古学结合起来，因为我深信，将工业流程排除在外是行不通的———因为机器不是长在树上的，它们是生产出来的。即使你说技术是核心———我也绝对同意这一点———但你必须考虑到下一步，机器从哪里来？技术从何而来？接着是复杂的流通结构等，这些都是相关的问题。出于历史原因，德国的媒介研究确实忽略了一些问题———政治、经济。他们引用了德里达的观点，而德里达写了关于马克思的书，德勒兹说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后结构主义并不像德国人所接受的那样反对政治经济学。
也许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背景也导致了这一问题。但实际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之一，即把经济和政治问题重新纳入媒介研究框架。
吴：您刚才提到了媒介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技术是一种非常传统或典型的路径，这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KarlMarx）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他写了很多关于机器如何影响人类或减轻人类负担的文章。那么，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呢？
施略特：马克思是有趣的，因为他是为数不多书写机械和机器的经济学家。这是马克思的中心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台机器。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了“自动化主体”（automatic subject）的概念，这是一种关于通过货币实现资本自创生的理论，甚至将社会描述为一种机器，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生产更多的价值，并从价值中创造更多的价值。
几年后，德勒兹在他关于福柯的书中谈到了图解（diagram），认为图解可以说是先于物质机器的社会机器。所以有一种传统，把社会看作一种机器，被生产出来的机器就是社会的结晶。拉图尔也有类似的论点。他说，技术是社会的持久性存在。
当你以这种方式论证时，社会本身就是一台机器。因此，可以用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研究来论证：机器之所以存在，其形式之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这一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组织为一台机器，至少部分如此。这种机器特性在机器中具体化。
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尝试化解经常被问及的矛盾：是社会先行，还是技术先行？如果你说两者都是机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正如德勒兹所说：“你从一开始就处于机械的临界面上。”这就是我所使用、发展的论点———关于我们如何才能在不重复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另一种后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情况下，在媒介研究与经济学之间进行对话。此外，还可以将其与基特勒的媒体考古学相融合。
吴：现在，有的学生会觉得历史课已经没有用了，也有学生说理论课太抽象了。即使在大学里，可能也会有其他更多实用的课程。您怎么回答这一问题？
施略特：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综合性大学）？在德国，大学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如果你更注重实践，那就上“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hule/university for applied science）;你可以不上大学，直接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培训。当你进入大学，你期待的是什么？大学是进行基础研究的地方，也许在大学里做的很多事情以后都不必要了，但世事难料。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系统，这只是一项出于好奇的数学基础研究。四百年后，数字的二进制表示法“统治”了世界。莱布尼茨完全不会想到这些，他是个哲学家，而哲学家发明了现在“统治”世界的基本结构。大学可以是理论性的，可以是基础性的，可以是抽象性的。如果你不喜欢抽象性，不喜欢实验性思维和天马行空的思考，那么也许你就不应该读大学。
大学还应该帮助人们为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因此，我认为将面向实践的课程与更抽象、更高层次的理论相结合非常重要。但如果只是想接受工作培训，那就没必要上大学。这不是综合性大学的目标———至少在德国是这样的，很典型的是，德国有应用科技大学，如果没有这种区别，那么问题就不一样了。
吴：有时学生也会问，为什么要学习社交媒体史？
施略特：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很多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要学习那些早已逝去的东西。我总是说，从历史角度研究事物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过去为什么和现在的样子不同;另一方面，你可以了解事物在历史上是如何变化的。如果你有一种政治思维，想知道我们如何改变世界———比如如何避免气候变化，设计我们自己的未来———那么只有当我们知道未来可以被设计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你可以从历史中学到的：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一定是目前这样的，任何技术都有可能是不同的。
这并不像很多人想得那么抽象。气候变化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新的技术，如需要更少能源的技术。在媒介史课程中，你会发现模拟系统比数字系统所需要的能源少得多。然后你就会想，至少部分回归模拟技术难道不是个好主意吗？在我们交流的同时，模拟芯片正在因特定用途而被生产出来，因为它们比数字系统所需要的能量少得多。我就是这样试图向我的学生解释为什么学习历史很重要。
吴：您之前提到文化学研究应该是复数的。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中，媒介应该也是不同的。那么媒介研究是否也应该是复数呢？
施略特：媒介研究已经是复数了。这也是我更喜欢媒介研究而不是恩斯特所主张的媒介科学（media science）的原因之一。媒介科学过于狭隘，它没有公正地对待该领域的多元性。我不同意只有一种真正的媒介理论，其余都是文化学研究的观点。我想媒介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我们应该接受这种多元性。
放眼德国，柏林、波恩、魏玛、汉堡等地，媒介研究系都比我们的大。这些人在做非常不同的事情。但我们可以进行对话，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那就是媒介。如果你来到另一所大学，发现他们和你做着同样的事情，那该有多无聊，我们可以为此争吵。有时我也会学到一些东西，我会说：“也许我错了，我得好好想想。”这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有争论也有反驳，只有在多元化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因此，我认为多元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发展所必需的。
法国似乎也有媒介研究的传统，也许我们可以基于德布雷和塞尔，将其称为“媒介学”（mediology）。塞尔当时在哲学系和大学里从事的工作，基本上与德国的传播学研究十分相似，都是经验主义和社会学的东西。但如今，尤其是在巴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德国媒介研究，将其重新引入法国的讨论中，比如安东尼奥·索梅尼（Antonio Somaini）。
吴：在美国，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也是一个典型的基特勒主义者。
施略特：在美国，他们很早就接受了基特勒。《话语网络》（Ausschreibesysteme）的译本在1990年就已经出现了。后来他们又翻译了《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Film，Typewriter）等。美国很早就通过约翰·彼得斯和杰弗里·温斯洛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等人接受了德国媒介理论。
吴：由此看来，在大众传播理论“终结”之后（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德国媒介理论似乎是未来的趋势。
施略特：原因很简单，第一点是大众媒介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被电脑和数字技术取代。当然，电影、广播还在。但还有播客、YouTube、Netflix。你不必像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的那样，遵循电视节目的流程，也不必遵循广播节目的流程。你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电视节目。因此，典型的电视形式解体了，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电视节目了，而是成千上万个网络频道，它是分散的。
第二点是经典大众媒介研究做的所有事情———量化有多少人在看、在听这个节目，然后问人们对突发事件有什么看法。这一切在今天都通过媒体行业的算法实现了自动化，你不再需要传播研究了。媒体行业自己就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比传播研究做得更详细。现在还有传播学和大众媒介研究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广播和电影依然存在。但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需要有人来讨论数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并将历史、批判和实证等方法结合起来。而这正是媒介研究要做的。
吴：在西方社会或德国媒体研究中，使用文化技术这个概念。但在中国，我们谈论的是技术如何将人与自然结合起来———“宇宙技术”（cosmo technology）。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词汇，我认为很有趣，如果我们把技术作为一种媒介，那么它也是人与自然的媒介。德国媒介理论也是基于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而海德格尔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座桥梁，或者说是双方进行对话的关键点。
施略特：没错，许多德国媒介理论家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因为他帮助基特勒等人避免了社会之类的概念。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个问题，在德国引起了很多讨论。因此，接受海德格尔困难重重。但他却是媒介研究的两种文化之间一座非常重要和有趣的桥梁。这是一个很有趣、丰富的领域。
吴：据我所知，基特勒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很大影响。如果我们今天谈论技术却完全不用海德格尔的理论，那么我们可以用谁，我们可以谈论谁呢？
施略特：这取决于你如何将技术理论化。我认为海德格尔理论的难点在于，它对技术有一个极为抽象的解释，但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解释。它太抽象了，只能说它是框架的一部分。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并不能解决一些问题，如微芯片为何如此———这就是这种极度概括理论的问题所在。如果你有更具体的技术理论，如像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那么你就能更具体地解释你手头的技术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完全不同的。只是谈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社会里，并不有趣。这是事实，但为什么技术的方式是相同的呢？它可以是不同的。举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的电脑桌面就像一个桌面（desktop），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并不是自然法则。只是谈论框架，就无法推导出它为什么被设计为看起来像桌面。因此，你必须将它放大。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错了。
此外，科学史的问题也立即浮现。例如，科学必须产生何种形式的知识才能制造出微芯片，需要半导体技术、半导体理论，而半导体理论的前提是量子力学。这就是为什么沃尔夫冈·恩斯特总是对此争论不休，而我完全站在他的一边。在20世纪的媒介技术史中，我在量子计算和量子力学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即数字技术并不是20世纪的激进发展。真正激进发展的是量子力学，因为只有使用量子力学，才能制造出这些机器的部件。今天的量子计算只是尝试将量子力学的知识用于计算目的的最新浪潮。经典方式的计算机并不能利用超叠加或纠缠等效应进行计算，而这正是量子计算所做的，也就是说，在更高的层次上，在计算本身的层次上，发挥量子效应。这才是开始。但是你也可以争辩说，20世纪的媒介技术史实际上是以现代物理学和力学以及相对论为前提的。
如果不考虑特殊性和普遍性，我们的手和手机都无法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更具体的路径，而不是太笼统的，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技术是这样的。这是真正让我感兴趣的。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吴璟薇,延斯·施略特,宋思静.跨文化对话与跨学科融合：走向复数的媒介研究[J].传播创新研究,2025,(02):1-13+238.
作者简介：
吴璟薇，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媒介与传播学院博士。
延斯·施略特（Jens Schröter），德国波恩大学媒介研究中心教授。
宋思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