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商业传播、健康传播、智能传播、传播与社会四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学者对谈：文化技艺及其相关概念的发展与转向》，作者：章戈浩、刘诗雨、张磊等。
学者对谈：文化技艺及其相关概念的发展与转向
章戈浩、刘诗雨、张磊等
“文化技艺———写作、 阅读、 绘画、 计算、 音乐———总是比由此产生的概念更古老。 早在人们将文字或字母概念化之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书写; 几千年过去了, 图画和雕像才产生了图像的概念。 直到今天，人们唱歌或做音乐时还不知道音调或音乐符号系统。 计数的历史也比数字的概念更悠久。 可以肯定的是, 大多数文化会计数或进行某些数学运算, 但它们并不一定由此产生数的概念。” 文化历史学家托马斯·马乔 ( Thomas Macho) 在对 “文化技艺” 作出这段经典阐释时, 或许未曾想到, 短短数十年间, 这个原初的农业工程术语已转变成为既妙趣横生又内涵丰富的理论概念, 它挑战并反思了媒介这一概念本身,同时丰富与拓展了媒介研究的学术 “地形图”。 它既可以用来描述人类与媒介之间的互动, 又可以用来 “解释产生一系列概念和本体论实体的基本操作和差异, 这些实体被认为构成了文化”。
对文化技艺的相关讨论与当下社会科学的物质转向息息相关, 与新物质主义、 物向本体论、 思辨实在论等炙手可热的理论思潮 “衍射” 并 “纠缠”,无论是源自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对人本主义阐释学传统的“天才式反叛”, 还是伯恩哈特·西格特、 克劳斯·皮亚斯、 西比尔·克莱默尔、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等学者的宣导与跟进, 都使这一概念带上了浓厚的德国理论色彩, 甚至直接被打上了德国媒介理论的标签。 如何让 “文化技艺” 与更广泛的理论资源对话成为一个亟待完成的任务, 无论是毛斯的身体技艺、 布迪厄的惯习,抑或英国文化研究近年来风头正劲的 STS (科学技术研究) 等, 而更为迫切的则是, 让 “文化技艺” 与中国的在地理论资源以及当下文化实践的相遇。 本文邀请数位专家学者通过学术对谈探讨文化技艺及其相关概念的发展与转向。
一 道、德性与秩序——基于操作链视角的文化技艺讨论
吴璟薇: 在德语中, 文化是 Kultur, 技艺是 Technik。 Kultur 与农业有关,是指开发自然, 产生农耕地, 而 Technik 强调人们使用工具的状态, 关注技术工艺或技巧。 这两个词融合起来强调了自然与技术的协同作用, 同时暗示人们去思考文化、 技术和机械之间的关系, 思考我们在使用技术时是如何建构一种新文化的。
托马斯·马乔将人类学相关的操作和身体技艺结合起来之后, 西格特进一步强调操作的本体论, 也就是人们通过在操作这些技术的过程中, 能够形成一系列的操作链和文化, 这个时候再通过操作技术改变人们的身体、 我们使用器物的技能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切社会文化环境。 所以此刻我们通过一个物的使用, 产生了人和自然的关联, 产生了身体和外在环境的关联, 也产生了所谓的自然器物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
曾国华: 正如吴老师刚才提到的, 西格特对文化技艺的研究是系统且影响深远的。 他认为文化技艺是一种比媒体概念出现得更早并且孕育了媒体概念的文化操作链。 比如说, 没有书、 纸、 笔之前, 大家其实还是会刻画、 书写; 没有计算工具之前, 人们也早就会用结绳的形式来计数; 没有乐谱和乐器之前, 也会有类似于音乐、 旋律和韵律的观念和概念。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比较晚近的某些具体的 “媒介” 形式, 就会进入从更早期一直到现在都在发挥作用的文化操作链的领域, 可以进一步发掘文化操作链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复合关联。 它既包括大家所抨击的控制 (即 domination 或者 control) 的层面,也包括非常强的文化“养育” 的功能, 它的意义更加复杂。
吴璟薇: 所以说人在使用技术建构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技艺的话题融合了自然与人文, 它和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 人天融合的理念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的, 我们通过文化技艺一词, 进一步把它上升到中国古代所谓的宇宙技术文化体系。 所以文化技艺这一概念其实很好用, 它在微观层面上强调人如何通过使用技术来影响自己的身体, 形成一系列的操作链, 特别是在社会组织或者文化层面, 使用技术的人群形成了相应的异质性,同时形成了一套组织文化和操作链的系统。 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是操作链的概念, 谈论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通过操作的过程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我们就超越过去静态的对象, 或者媒介本体的研究范式。
把这一概念运用到古琴上, 所谓操琴, 其实也是一种操作。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去体验人和技术是如何产生融合的。 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在 《琴道》 一书中说到, 中国人认为古琴的形构、 形状、 技艺以及它所有的事物都是能体现 “道” 的, 也就是技术其实能够体现出事物和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
在中国古代传统里, 人类要通过控制低俗的欲望来驱逐邪恶的思想以重新获得一种本真。 所以音乐、 琴道都是君子通过自我的修身养性来获得本真的方式。 因此, 演奏古琴这种对技术的操作, 可以驱散低俗的情感以实现纯洁的本性。 古琴亦是一种君子之道的自省, 可以和道直接相通。 因此, 古琴此时作为一种中介或者媒介, 通过人的操作中介了人和道, 这个道我们可以理解为古代的天之道、 人之道, 世界万物运行的规律, 古琴成为一种 “载道之器”。
许煜概括了所谓的宇宙技术的概念, 他认为通过技术活动实现了一种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统一。 从文化技艺的角度来看, 如果更多地强调技艺的调节, 则是一种人和外在之间的调节, 人和物的调节。 所以宇宙技术的提出就跳出了这一意义的限制, 达到了道的状态。 通过调意、 五声等在人与宇宙之间形成了一种关联, 此刻的古琴成为一种重要的、 调节人和宇宙的中介,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去想象, 当以乐器的演奏去谈论文化技艺, 去谈论所谓的宇宙技术, 去讨论一种中国自己的媒介定义的时候, 宇宙便不再如平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外在与地球的空间, 而是一种具有地域性的概念。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宇宙论, 它强调的是一种多元性, 根植于日常生活, 非人类的与人类的统一, 意味着一种秩序的世界。
欧阳敏: 吴老师提及弹琴、 演奏某种乐器在英文中的表达是 play, 很巧的是, play 同时被用来表示玩或者操作电子游戏, 所以我认为电子游戏中的操作同操琴一样值得深思。 看小说和影视剧的时候, 我们和文本中的角色始终是一种 “我和他” 的关系, 而在电子游戏这一文本中, 我与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我和我的化身” 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视角的根本性的转换。
从身体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 按照梅洛-庞蒂的说法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第一个阶段就是躯体, 我们认识世界首先是认识自己的躯体,我感觉我可以控制我的躯体; 第二个阶段就是我意识到我有一个身体, 它有感情, 它的感情很多时候是不受我的肌理、 身体控制的, 比如有时候我会止不住地伤心、止不住地流泪, 不像我躯体的动作可以被控制。 但是这个身体更多是情感维度的, 它超出了我的身体控制机能。 所以游戏玩家通过点击鼠标或者操作手柄进入游戏的界面, 选择他所扮演的游戏角色, 并操纵该角色,产生化身认同, 认为自己在游戏世界中有一个存世的坐标原点。 作为媒介的比较研究, 我认为这应该是电子游戏的一个本体性的特征。
曾国华: 刚才吴老师讲到古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欧阳老师提到的 《三国》 游戏则是一款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为蓝本的游戏, 那我也谈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媒介体系———节气。 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理解中的广义日常生活的所有概念, 包括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生活仪式、 中医养生等, 都在节气的体系和范畴的协调下进行运转。 节气不仅在中国, 甚至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从文化技艺的角度来讲, 自东汉起, 节气就作为一种特定的历法形态, 组织了我们个体、群体和物、 自然、 星球、 宇宙之间的关系模式。 这种关系模式具有道德性,从一般传统来看, 人们认为只有符合这种关系模式的生活方式才能够被认为是有德性的、 好的生活方式。 例如, 《易经》 中就讲: “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狭义的 “媒介” 概念, 那么节气系统就是一种提供这种德性化生活的文化操作链, 一种中介了个体、 群体和物、 自然、 星体系统之间关系的媒介系统。
进一步展开来说, 虽然文化技艺具有很强的底层结构特征, 很多文化技艺在各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它也具有非常强的群体性差异。 比如说, 书写相对来说就是跨越文化群体界限的一种文化技艺。 相当多的文化群体有书写系统, 但与此同时, 不同群体的书写系统有各自的特点。 因此, 西格特指出, 一个人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特定的人群, 可能是因为与各种文化技艺、 媒介技术对人和人、 人和物、 物和物之间关系的特定加工处理的方式和过程关联在一起。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 那么文化技艺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通过技术活动来实现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统一,实现有德性的技术生活。 只是这里的 “德性”, 与 “文化” “文化技艺” 的情况是一样的, 既存在相当强的底层结构意义上的同一性, 又具有非常鲜明的群体性差异。
在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 以前学者大多更关注传统的、 建制性的 “媒介”上承载的各种内容的研究与分析。 最近, 对作为媒介物的 “媒介” 与媒介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备受关注。 但如果进一步回归到与日常生活和文化操作更加相关的层面, 如何将更为广泛的 “媒介” 概念引入对于人、 自然和世界的关系运作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的思考, 可能是一个更应当思考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尝试追问: 通过对于既具有强烈底层结构意义上的同一性, 又具有群体性差异的文化技艺、 文化操作链的研究, 有没有可能实现一种对于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不同取向的媒介研究的融合, 以及在这个角度上打破所谓的媒介与传播理论、 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分野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分野, 或者说不同的民族和人群之间的分野?
吴璟薇: 所以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之中, 我们也许可以跳出西方思想对于人和物的一种二分法, 抑或主体性的二元, 或者主客体间性, 通过把主体抛进更广阔的现实中来消解主体, 让主体认识到自己无关紧要, 欣然地接受它的存在并非自然的主人, 而是道的一部分, 从而也削弱了一种自身的主体性。正如许煜在宇宙技术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这种削弱并不意味着消失或否定, 而是变得无关紧要, 通过这样一种物的中介，人和外在之间形成了一种去主体性的消解, 主客体间性得以消解, 于是人、 物和天地之间融于一种所谓的宇宙技术, 这是一种可能的想象与回应。
袁 艳: 但我们也要注意的是, 不仅仅有我们如何选择物的过程,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也被选择进入一种操作链。 我最近看的 《纠缠小史: 人与物的演化》 中谈到, 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很多技术发明中有一些物要纠缠我们, 比如说熊猫, 很成功地通过纠缠上人以后, 摆脱了它在进化论中注定的命运。
顾兴正: 其实我们回看技术的发展史, “支配” 始终贯穿人与技术物的关系当中。 技术作为媒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它往往一边被解释为影响人们交往行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另一边被理解为一种中介工具来体现人们的自由意志, 并以此强调人们在交往过程当中的主体性以及一些不确定性的后果。 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思考的是, 作为一个统一的技术体系, 它在人们普遍交往中的介入何以造成人们的交往行动既是被决定的, 又是自由的这种相融的矛盾。
在大型机械出现之前, 人是被一群工具包围的, 但是在大型机械出现之后, 人开始包围机械, 并按照机械的功能进行分工, 成为使机械自身正常运转的工具性的对象, 按照技术物所展现出来的意志行事。 这种技术物所呈现的统治不仅是通过技术, 还是作为技术来巩固自我, 这表现为对追求舒适生活、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一种屈从。 所以技术剥夺了人的主体性,以及把人化约为实现功能和效益的手段, 逐渐成为支配人们意志的一种意志。
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缩小至传播学对媒介的观察上也不难发现, 媒介无论再怎么使人们更快地或者说更加方便地进行连接, 也用相同的逻辑在支配着人们的交往意志。 我们对即时通信的一种渴望默认了我们处于一种随时可以被打扰的状态, 但也正是因此, 我们只能被迫维持被强行准备好的交往意志。 媒介技术并没有绝对地迫使每一个人处理每一封邮件、 每一条信息, 但提供了一个使我们日常处理信息数量增加的条件。 所以也就是说, 类似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所处的由人与人所构建的社会已经发展出凌驾其之上的一种命令, 它作为一种权利或者意识形态, 抑或一种秩序, 已然对所有的连接主体的行动意向都施加了压力。
人们总是求助于那些相对固定不变的、 可用自身理性所把握的、 可被验证的、 可计划的东西, 以确保自身的延续性。 我们回看技术的发展, 至少在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出现之前, 机器无时无刻不 “散发” 着一种确定性。 所以, 一切事物的关系其实都可以在科学的方式下进行解释, 并且化约为一种有序的数列与符号, 使人们服从于一种被呈现的可解释的事实, 而不再服从于除事物关系以外所附加的他人的意志之上。 但我们还需要思考的是, 对于行动的选择是否合理, 换句话说, 求助于合理性相当于获得了某种确定性的保证, 但个体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然被群体层面的共识固定下来。
其实, 所有关系都是在实践过程中建构出来的。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直在揭示技术、 社会、 资本主义怎么样对人进行压榨和控制, 但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开始逐渐发现, 人们在被压榨和控制的同时发展出了各种消解与反击这种物质主义操控的技术, 从而建构了在实践过程中将这种控制关系进行颠覆的各种可能性。
因此, 从某种微观的角度来说, 技术是一种控制、 一种掌控, 但翻过来时它可能是一种解放、 一种培养、 一种释放, 它们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体两面的。 无论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人和物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主义角度出发, 它都很复杂、 很多元, 并非只有某种特定的、 不能改变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操作链的概念现在越来越被大家认为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关于实践的方法论。
二 面向媒介物质性与本体论转向的讨论
章戈浩: 近代科学观念出现之前, 当我们思考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时候, 都会思考一些基本的元素, 但是这些在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面前不堪一击。 当近代的自然科学发现, 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其实根本不是古代的哲学路线所定义的这种元素: 风可能只是一种运动, 火可能是一种现象。 但是在最近若干年, 所谓的元素哲学结合了生态批判, 出现所谓的元素生态批判,他们会运用恩培多克勒等来自古希腊的观念, 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基本元素的纠缠和组合, 不管这种基本元素是什么。 但是古希腊的阿那克西米尼认为, 因爱而束缚气, 因争夺它而分离、 消散。 重新回到这种观念进行反思,笛卡尔以来, 我们现在过于简单地去看待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 而且提供了一个去人类中心或者非人类中心来理解世界本身的物质性。
如果我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把元素当作某一个科学门类里的某一种对象, 比如说在古典 (哲学) 中的土, 在自然科学中可能就是二氧化硅; 拉瓦锡在被送上断头台之前, 分析出空气根本就没有什么元素, 空气是由氦和氧气这样一些东西构成的。 但如果你把元素当成一种单一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反而会跳出人和世界的关系来思考物质世界。
现在, 在对媒介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扩展媒介范式, 引用沃格的话, 媒介不能化约为表征方式, 比如说电影和戏剧。 我们过去很多人对媒体的理解不能简单化约成技术, 比如说印刷和电信, 也不能化约成机械装置,比如说电报和电脑, 更不能化约成符号体系, 比如说书写、 图像和数字。 我发现,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 以及我们过去对媒介组织的研究或者对媒介的定义其实都落在所定义的这几项表征上, 你可以研究这些, 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化约成这些, 因为这些都是媒介, 但是媒介的概念不能够称为某种具体的物质技术和传播形式, 这都要综合来考虑。 彼得斯首倡将元素的视角引入媒介, 而国际学界也出现了一系列包括元素媒介在内的扩展媒介范式的研究。如果我们引入中国古典哲学中对于元素的讨论会进一步丰富元素媒介与扩展媒介范式。
吴璟薇: 在讲到媒介物质性研究时, 我们还应当关注其背景。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 整个人文社科领域, 尤其是社会学领域和人类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发展背景: 技术以特殊的存在形式———技术物, 让更多的物作用到了人的生活之中, 并产生影响。 过去因为技术条件所限, 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接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今天, 各领域技术的发展都使人类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和更大的范围渗透到自然之中, 于是产生了更多的人造物。 因此 90 年代以来的本体论技术转向让人们进一步去反思, 我们当下的世界中技术物或者物中介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大。
回到媒介本体论上来, 它也存在于本体论整体的转向之中, 而此刻媒介本体论的提出, 则试图要去回应或者是跳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和质料的划分。 我们在面对人类技术不断发展、 技术物的形态不断变迁时, 是否应该去把握一种本质的存在? 如果按照本体论的转向, 媒介性作为媒介的本体特征, 把物作为一个渗透到人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形式来讲, 或许可以去回应刚刚章老师讲的, 首先是物的重要作用被发现了，呼应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本体论转向。 我们从传统的人文学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转向了一个后人类的视角, 或者所谓的以物为视角, 注意不是以物为中心, 而是以物为视角, 以本体论的转向来讨论物质性。
再回归到媒介, 媒介形式千变万化, 媒介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要起中介作用, 所以谈论本质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过多地关注它的形态, 而要去过多地追问它的本质。 媒介形式的千变万化, 也呼应了媒介在不同应用场景之中的不同功能。
章戈浩: 媒介研究的物质转向的前提是互联网时代出现大量的数字化以后, 很多过去有实体的东西好像变得虚无了。 几十年来, 语言学转向大量讨论符号和表征的极端后, 又重新回来讨论物质。 但是要注意一点, 所谓的物质转向, 它所讨论的物其实也包括所谓的非物, 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具有物质实体的那些物, 也包括许煜所定义的数码物。 其实, 按照过去的观念, 这些数码物就是一种表征、 一套符号, 但是它也具备某些物的特性, 实际上媒介物质性所关心的物是一种视角, 而并非中心。 因此, 更核心的是关系, 无论是人和人的关系还是人和物的关系, 重心是在关系上, 重要的是关系, 而不是具体的物本身。
张 磊: 媒介物质性的本意其实不是要把我们的眼光投到各种各样的实物身上, 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投到关于媒介的物质性身上。 所以就像刚才章老师所说的, 哪怕是数码物, 或者我们看上去是纯符号性的东西, 它可能也会有它的物质性。
肖 珺: 在历史的长河中, 人们为什么选择此物而非彼物? 历经了这么多的年代, 哪些物被传承了下来, 而哪些物又消失了? 因此, 基于物作为中介或者选择行为的过程当中, 媒介作为一种物的选择的压迫性, 在当下就变得特别明显了。 当面对如此繁多的物时, 关系是很重要的。 但这个关系是在我们的选择当中被构建的, 而这种被构建的物的关系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论、什么样的通路, 是非常迷人的。
袁 艳: 是的,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似乎好像万物都具备帮助人建立和宇宙联系的可能性, 但是好像在实践中, 在具体的生活中, 人与物的接触是有限的。 在某一种历史文化情境中, 我们用来发展人与宇宙协调关系的文化基础可能就这么几种。
比如, 玉在中国文化中就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如果从稀有矿产的分布与评级来讲, 宝石是更加稀有的, 但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一样围绕宝石的价值体系。 虽然地质学评价玉由于原分子结构不纯粹是比较次等的宝石, 但是玉在我们的地质条件下相对比较多, 而宝石很难寻找, 并且在早期的远洋贸易中, 我们没有建立像其他文明那么畅通的贸易关系, 来自其他地方的宝石也更稀缺, 所以我们才会生出围绕玉的一整套文化记忆或者文化想象, 这与玉在物理意义上的稀缺性脱钩了。
肖劲草: 但我们会发现, 在不同的条件下, 同一物质有时具备媒介的作用, 有时又不具备媒介的作用, 比如说温度升高, 有些物质可以导电, 则具备媒介的作用了, 但是条件一改变, 它又变成了绝缘体。 因此, 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功能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媒介物质性的讨论。
1880 ～ 1960 年, 很多西方左派往往在非常粗鄙的意义上使用关于物和人的关系, 简单地套用像存在决定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物是社会运行的基础这样的唯物主义概念。 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 当物质性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 物的丰富性被极大地提升了。 不管是以物本身为中心的研究,还是说进一步对于物和人的关系的研究, 其范围都在逐渐扩大。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大家并不认为物质性就一定只有 “功能”, 而是提示要进一步看到, 世间所有的一切, 包括 “观念” 在某个阶段或某种情况下都会有变成物的可能, 从而在物的角度上和一切物与非物发生关联。 在意向性的基础上, 物和非物可能可以构建一个强大的、 复合的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 物这种关联可能是功能性的, 但未必全是功能性的。
三 对话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根茎思想与纺织空间
黄月琴: 德勒兹是一位哲学家, 加塔利是一位精神分析师, 他们二人展开过紧密的合作, 出版了多部作品,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千高原》 和 《什么是哲学》。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体系比较庞大, 但今天我可能只谈谈 “根茎思想” 这一构想。
德勒兹主张书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读, 比如 《千高原》 的十几章, 你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读, 因为他想打乱整个树形的逻辑结构, 主张游牧思想。书是他最主要的构象之一, 即根茎思想的表达。 他认为, 空间和时间是多重性的, 本质上可以相通和转化。
什么是根茎? 德勒兹认为, 我们经常看到的马铃薯、 刺梅等一切横着长的、 有延伸性的、 不往下扎根的东西, 就是根茎。 根茎是一种横贯性的、 非结构的、 无限蔓生的状态, 表征自由地探索, 去中心化、 去主题化的思想运动。 根茎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 始终处于居中状态, 在事物之间、 在存在者之间不停地运动。 根茎思想可简化为 “and” 的逻辑式, 即 “和” 的语法, 它不同于固定一个点往上、 往下延伸的思想, 而是一种 “连接” 的思想, 在连接性里包含着巨大的能量。 根茎虽然始终处于中间, 但不是一个均值, 而是一个能量、 速度最集中的场所, 也就是说, 是一个具有活力的场域, 一个所谓的战争机器的行动场。所以我认为德勒兹的思想应该在媒介领域引起重视,我们今天谈论的媒介性、 居中、 连接、 生成……都与德勒兹的思想相关, 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根茎的图像带着强烈的德勒兹思想色彩, 它强调运动、 游牧、 去辖域化地打破一些固有的限制。 它不是概念, 而是提供了概念的运动空间。 千高原就是指数不清的多元差异的概念空间。 在这里, “高原” 是一种对思想的潜在生成进行的绘图, 也是一种 “地质学” 隐喻, 是指 (概念的) 地壳构成不断转变, 并在相互折叠的力的作用下隆起而形成的表面上稳定的构成地标。 高原处于生成、 折叠和转变的状态。 千高原代表了他们对宇宙和世界的想象:不是树形的逻辑结构、 不是柏拉图所建造的形而上学的体系, 而是一个无限的运动的概念空间或者思想空间。
袁 艳: 提起 《千高原》,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 《千高原》 中有关于纺织、纹理空间和平滑空间的论述被非常广泛地引用。 纹理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物质隐喻, 政治学里, 自柏拉图开始就有人要从纺织的技术中去想象王权科学国家装置; 地理学里, 从列斐伏尔到亚当斯, 再到扬森, 也曾用纹理去想象空间实践有别于其他生产实践或者文本表征的丰富性。 但我今天想论述的重点是, 纹理隐喻作为一种物质, 它的源头是什么?
德勒兹和加塔利意识到了纺织在纹理中间的特殊性。 加塔利直言纹理空间最好的技术原型就是纺织, 他认为由于纺织的原理是两种不同功能的平行线进行交织, 是一个有边界的实践空间, 而且纺织要想成形, 必须严格遵循织法。 所以有织法的控制以后, 织物将身体和外部整合于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他将这样一种基于纺织的技术模具所生成的东西叫作纹理空间, 这种纹理空间代表着封闭, 代表着规则至上, 或者说一种同质化的结果。 他为了进一步说明纺织的这种特点, 举出了纺织的对立面———毛毡, 他把毛毡叫作反织物,他认为毛毡对纤维的处理方式和纺织不一样, 它不包含线的分离, 也不包含交织, 只有与通过一种鞣质而形成的纤维的纠缠, 这种纠缠是不需要太多的严格的规则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技术构成了与纺织的对立, 于是他就在 《千高原》 里为我们展现出来两种类型的空间, 一种叫作纹理空间, 一种叫作平滑空间。 代表纹理空间的是纺织, 代表平滑空间的是毛毡, 也就是他所说的反织物。 他列举出来了这两种空间的对立关系, 纹理空间是定制空间, 法理至上, 导向封闭同质, 而且是线从属于点, 而平滑空间代表游牧, 遵循的是现实, 导向开放和异质。 面对这两种空间, 我们既能够体会到它们的差异,但是实际上更有趣的是它们之间存在并存和转化的方式。 我们真正要观察的是, 一种原本平滑的空间是如何被纹理化的, 或者说原本纹理的空间又是如何被平滑化的。
黄月琴: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 《千高原》 第 14 章, 即第十四个高原, 专门讲了平滑和纹理, 将它们视作两种技术模型、 两种思想图像。 他们认为纹理化的空间是有边界、 主题思想的, 是不自由的, 需要突破的。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图像就是毛毡, 毛毡的技术模型是去中心化的、 开放延展的、 连续的流变空间, 是一个黎曼空间。 德勒兹根茎思想的主旨就是要突破这种建制化、等级化的纹理空间, 将纹理空间去层化, 转化成自由的平滑空间。
德勒兹关于技术图像的构想可能与傅拉瑟所指的技术图像不一样。 在德勒兹哲学语境下, 对纹理空间或者平滑空间的理解还是要回到他的根茎思想和游牧思想中。 这两种空间体现的是两种欲望机器或者两种欲望主体, 在不同空间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运动潜能。 纹理空间代表国家装置、 规则等一切建制化的事物, 平滑空间则代表那些创生性的、 自由流动的事物。 这两种空间是对立的, 同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转化。 德勒兹试图用不同技术模型阐述不同类型的权力关系形态及其 “战争”。
袁 艳: 但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在纺织中说纹理或者说织纹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图像, 它是建立在算法和人与机器的互动过程中的, 是由装置和算法决定的。 纺织成像的最基本逻辑就是二进制, 也就是由固定的经线纵向排列之后, 由纬线在经线上下穿梭的方式。 织纹的成像原理实际上是类似我们今天数字图像的成像原理, 即像素成像, 是经过某种算法在底层逻辑的不断积累中涌现的图像, 而非添加。 分别由单一的基本构造和单一的元组织构成的织法或者纹理, 在纺织中统称平织。
同时我们不要忘了, 比如说云锦、 蜀锦等花纹极其灿烂多样的纺织物,也是从织机上织出来的。 如果说平织中间的像素点是经纬交织点, 那么提花中间的像素点或者起花点是不同基本构造之间的切换点, 就构成了小起花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操作中间的操作图代表着不同的点和叉, 代表着不同的织法, 而中间的叉的形状其实看到的是由一个点状和叉状交叉的地方, 浮现出来的花纹。
黄月琴: 总体来看,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根茎思想强调 “新” 的创造和实践。 德勒兹有一句名言 “哲学就是创造概念”, 但这里的概念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概念, 他认为概念是能量、 强度, 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引发联想、 触发生产、 激发实践。 概念是 “一种具有一瞬间飞掠某个思想平面之能力的东西,牵扯到整个思想平面的瞬间的转换”。 德勒兹对概念格外重视, 但从不清晰阐述概念, 他认为概念是非本质的, 是运用的、 实践的, 其作用是绘制出潜能图谱。 他认为哲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现和提取潜能, 潜能和潜在比现实存在更重要、 更优先, 这是典型的德勒兹生成论思想的体现。 德勒兹认为, 世界是一个绵延当中的话体, 世界的本质是混沌, 而宇宙是一个有强度的卵,拥有一个内在性平面。 这个 “平面” 不是字面意义上的, 也不是二维的几何概念, 而是一个思想的运动平面。 思想家建造各自的平面以切入世界的混沌。平面体现出拓扑学和地貌学特征, 如千高原中的地层、 地面及其褶皱都内化于这个思想平面。 所以德勒兹思想既是生成论, 也是生机论和 “一元” 本体论。 最后, 我想说的是, 德勒兹思想对理解媒介哲学很有启发，今天我们格外关注媒介性, 就是要重新理解 “和” ( and) 的逻辑、 连接和生成的逻辑。德勒兹贯穿多种时间和空间的横向思维方式, 其实是媒介基本的思维构象。
张 磊: 因为我也读德勒兹的书,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根茎的概念。 德勒兹的那种逃逸线, 旁逸斜出, 有一点突破, 逃离、 颠覆和重新生成的概念面向是十分精彩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根茎还有一个侧面是更为重要的, 就是它的连接性, 它把完全异质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例如, 平滑空间和纹理空间就形成了一种根茎式的联系, 其实恰恰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异质的解读连接在一起才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章戈浩,刘诗雨,张磊,等.学者对谈：文化技艺及其相关概念的发展与转向[J].传播创新研究,2025,(02):14-26.
作者简介
对谈学者:
吴璟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曾国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欧阳敏,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袁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顾兴正,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章戈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
张磊,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肖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肖劲草,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编审;
黄月琴,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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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