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商业传播、健康传播、智能传播、传播与社会四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边界反思——以期望违背理论为视角》，作者：芮牮、张洁、陈娟。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边界反思——以期望违背理论为视角
芮牮、张洁、陈娟
摘要：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模式已被广泛应用，其有效性亦被许多实证研究证明。然而，有研究对其适用性提出了质疑。本研究的目标是，引入期望违背理论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这一概念进行全面剖析和反思，提出其边界效应。具体而言，本研究从患者特征、医生特征、沟通渠道、沟通情境四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反思，对在各种情境下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是否违背以及如何违背患者期望进行了论证。本研究结合中国国情，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丰富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内涵。
关键词：医患沟通；以患者为中心；期望违背理论；文化差异
一、引言
大多数健康传播研究聚焦于健康信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的传播与效果，却忽视了最传统的健康传播形式——医患沟通。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医生就患者关心的问题进行健康科普，试图说服他们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患者是否遵循医嘱便是衡量这种健康传播效果的最佳指标。
大多数医患沟通研究认为，医患沟通的模式与策略影响医患沟通的效果。在相关研究中，大致出现了两种医患沟通模式——“以患者为中心”和“以医生为中心”。前者强调医生应平等对待患者，不仅要提供医疗信息，还应为患者提供情绪支持，与患者共同决策；后者则类似于传统社会中的家长模式，以医生向患者单向输出信息为主要形式。长久以来，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被视为最有效的医患沟通方式。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沟通模式能收获很好的效果，如更强的治疗依从性、更高的患者满意度和更少的患者诉讼。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尽管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支持，但普适性和适用性仍然面临一些质疑。例如，从医生端来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对医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加重了医生的负担。从患者端来看，可能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这种沟通方式。从医疗系统来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需要更多的时间、资源和个性化支持，而在资源紧张的环境中，这一模式可能难以落实。然而，这些批判多为零散和局部的讨论，缺乏系统性的思路和理论视角。
因此，本研究引入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从影响人际传播效果的微观与宏观层面因素入手，系统性地探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效果边界。期望违背理论将个体对人际传播的期望作为影响人际传播效果的最关键因素，现实与期望的吻合程度将影响人际传播的效果和人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医患沟通的效果显然也受到患者对医生期望的影响，当医生的沟通方式与患者期望不符时，可能会导致沟通效果的削弱。
本研究以期望违背理论为视角，探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这一概念的适用边界，不但可以丰富相关研究，而且通过明确适用边界，医护工作者能在日常工作中更好地使用这种沟通模式，促进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此外，鉴于这一概念发端于西方社会，本研究亦将探讨这个概念在中国医疗背景下的适用性，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丰富其内涵。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为医患沟通的理论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并为临床实践中的沟通策略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指导。
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
（一）概念溯源与重新界定
医患沟通与医患关系密切相关。回顾医患关系的相关研究，至少有三种模式被用于描述医患关系，分别是主动—被动模式、指导—合作模式和共同参与模式。在主动—被动模式中，医患关系被比作婴儿和父母，患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医生的治疗。需要指出的是，后来的研究认为，主动—被动模式仅适用于患者失去意识的极端情况。指导—合作模式将医患关系描述为合作关系，医生告诉患者该做什么，患者遵从这些指导方针。而共同参与模式则认为，医生与患者的地位平等，因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需求和意见应该得到医生的尊重。综上所述，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以医生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心的转变，这一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奠定了基础。
Epstein和Street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定义为在医患沟通中，医生应当尊重并回应患者关于治疗的需求、意见和建议。他们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划分为以下六个维度：交换信息、培养关系、应对情绪、管理不确定性、作出决策和实现自我管理。第一，患者和医生应充分交换信息，包括患者的病情、病史、生活习惯、就诊经历、情绪等，以便制订医疗计划。第二，医生和患者应努力建立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良性医患关系。第三，医生要能敏锐地洞察患者的情绪状态，必要时提供情感支持。第四，医生应了解患者在健康问题上存在哪些疑问（即健康不确定性），并协助患者消除这些不确定性。第五，医生应让患者参与制定治疗方案。第六，医生应向患者提供一些可操作性强的健康技能，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过上述定义不难发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本质上是对医生和患者这两种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一方面，患者不仅被单纯视为病患，还被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和多元需求的主体。医生不仅要遵循医疗规律提出治疗方案，还要将患者的情感需求、价值观、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纳入决策中。另一方面，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对医生的要求更加多元。医生的角色不再局限于传统诊疗模式中的治病者和决策者，而是向健康管理者、心理辅导者与科普教育者等多元身份转变。医生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病理问题，还要为患者提供多种类型的社会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情感支持（如安抚病患的焦虑和恐惧）、关于日常健康管理的信息支持（如日常健康管理措施）、健康信息的评估支持（如健康辟谣）。由此可见，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不仅是一种技巧上的创新，还是医患关系深刻变革的体现。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希望能改善患者的治疗体验，增强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依从性，加强健康传播的效果。
（二）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概念的反思
虽然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有效性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其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仍有待商榷，已有一些研究开始反思其普适性和适用性。
首先，许多批判研究集中在医生端，认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对医生的职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会要求医生提高沟通技巧，加大医生情感劳动的负担，这可能会加重医生的工作负荷，导致情感疲劳。事实上，过分强调医生需要照顾患者的情绪，甚至在治疗过程中都要尊重或迎合患者的需求与喜好，这不仅可能会造成对医生专业性的不尊重，而且可能会出现医生职责本末倒置的现象。
其次，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对医疗系统的负面影响。这种沟通不但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不同患者的需求不同，所以真正落实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方案势必对医院的医疗资源提出很高要求。因此，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在资源紧张、医疗服务缺失的国家和地区难以实现。此外，在一些高流量、高压力的医疗环境中，医生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做出决策，而患者参与医疗决策势必会延缓决策时间，可能会延误治疗时机。
最后，少量研究从患者角度进行了批判。尽管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能为患者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但并非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这些社会支持。因为，获得这些社会支持需要患者积极参与医患沟通，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医疗信息。但在面对重大疾病或紧急状况时，一些患者可能更偏爱传统的、以医生为中心、以生物医学信息为核心内容的医患沟通模式，在医疗决策时，他们更希望医生直接提供明确的指导而非参与讨论然后自己得出结论。
（三）批判：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反思
尽管已有研究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适用边界提出了一些批判，但这些研究多为零散、局部的讨论，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思路。换言之，目前关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批判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这导致难以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边界建立系统性的认知。
第一，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是从患者需求的角度出发，对传统的以医生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模式进行的反思与创新。但患者的需求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沟通情境和沟通渠道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针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批判框架需要涉及沟通情境和沟通渠道的影响。
第二，医患沟通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必然要服从人际传播的一般规律，即人际传播的效果不只依赖一方的付出，更取决于双方的参与和互动。所以，只考虑患者的多元需求而不考虑医生的特征，忽视了医患沟通过程中复杂动态的影响因素。因此，针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批判框架需要包含医生特征对医患沟通效果的影响。
第三，任何人际传播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社会文化因素会对人际传播产生影响。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的医疗实践，其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医疗体系，乃至医患关系都与中国千差万别。因此，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应用可能面临不同的挑战和局限。所以，针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批判框架需要考虑文化对医患沟通效果的影响。
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将以期望违背理论为框架，从患者特征、医生特征、沟通渠道、沟通情境等方面探讨医患双方对医患沟通的期望，由此延伸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适用边界。
（四）期望违背理论
期望违背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期望，即个体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在某种情境下如何表达与行动的一种预期。期望的来源是多元的，既可以来源于社会规范，也可以基于某个特定沟通对象的认知。期望违背理论指出，人们对在不同情境中与不同人应如何交流存在特定的期望，而现实与期望的契合程度影响了人际传播的效果，当个体期望符合现实时，传播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人际传播效果好。
但事实上，期望与现实并不永远相符。根据期望违背理论，有两种期望与现实不一致的情况。第一种是负向违背，即现实比期望更差。这种偏差通常会引发信息接收者的焦虑、失望，甚至愤怒，导致人际传播效果变差。第二种是正向违背，即现实超出期望，让信息接收者感到惊讶并产生更积极的情绪，从而产生更好的人际传播效果，包括对传播者更好的印象、与沟通对象更强的互动意愿与更高的接受度以及降低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
此外，现有研究大致总结了影响期望违背价值取向判断的因素。从微观层面来看，沟通个体的心理特征和沟通对象的外貌都会影响人们如何判断期望违背价值取向。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文化环境会影响人们对规范的理解，也塑造了人们对期望违背价值取向的判断。
医患沟通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与期望违背理论的适用情境相符。更重要的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本质上就是要求医生应按照患者的期望与其沟通。这是因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其实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医患沟通方式，它要求医患沟通应尊重患者的多重需求，包括信息需求、情绪需求、独立决策的自主需求，这些需求塑造了患者对医患沟通的期待。因此，期望违背理论为探索和优化以患者中心的医患沟通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期望违背理论视阈下的医患沟通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期望违背理论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中的体现，如图1所示，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从患者特征、医生特征、沟通渠道、沟通情境、社会文化环境五个方面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展开了反思。这五个方面是影响人际传播过程与效果的五种关键因素，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既是具体沟通情境中诸多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又离不开宏观层面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
图1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模型
（一）患者特征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要求医生将患者纳入医疗决策的过程中，不仅要确保治疗方案符合患者的需求和喜好，还要与患者充分讨论、共同决定治疗方案。这个要求将患者视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独立个体，充分尊重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但绝大多数相关研究忽视了一个关键要点，即要想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医生调整沟通方式，还对患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具体而言，患者首先要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包括清楚地陈述自己的症状、希望治疗能实现何种效果，以及在治疗方案上是否有偏好。此外，患者还要能就自己的病症和治疗方案与医生进行讨论，这就要求患者需要具备较高的健康素养。鉴于医学知识的专业门槛，患者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医学知识，否则医患沟通势必沦为鸡同鸭讲。
相关研究也为上述论断提供了佐证。例如，Williams等人发现，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主动参与医疗决策的程度更低。Li等人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更难以理解医生提供的疾病信息，无法与医生进行有效的沟通。相反，受教育程度较高，尤其是健康素养较高的患者则更倾向于主动表达信息及情感需求，与医生就医疗问题进行有效、充分的对话。综上所述，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特别是健康素养较高的患者来说，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更为适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推论。
推论1：文化水平较高，尤其是健康素养较高的患者更期望医生能够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较低，尤其是健康素养较低的患者一定会排斥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患者希望医生提供更多的医学健康知识，特别是他们最关注、最重视的有关自身疾病诊断和潜在原因的信息。这种需求在新媒体盛行的当代应当更加急迫，新媒体虽然降低了健康信息获取的门槛，但带来了虚假健康信息的流行。一项关于中国在线医患沟通的研究表明，能帮助患者评估、辨析健康信息的医生往往患者满意率更高。这个发现从侧面反映，患者希望医生能提供更多的健康信息，从而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健康信息需求。
因此，在与文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健康素养较低的患者沟通时，医生采用的沟通方式极为关键。如果医生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医学健康知识、辅助他们进行医疗决策，便能弥补患者在医学健康知识上的不足。不仅如此，这种沟通方式也体现了医生对患者的尊重。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健康素养较低的患者而言，他们可能并不期待医生会给予他们尊重和信息支持。所以，医生在沟通中弥补患者在医学健康知识上的不足，恰恰是一种正向期望违背。但是，如果医生在与文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健康素养较低的患者沟通时不能做到通俗易懂，此时再要求患者与医生讨论病情和治疗方案，便是一种负向期望违背。
推论2：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健康素养较低的患者而言，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属于何种类型的期望违背取决于医生采用的沟通方式。
（二）医生特征
人际传播策略的效果取决于沟通双方的特征。因此，除了患者特征外，医生特征同样影响了医患沟通的效果，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论断。例如，Dunivin等人发现，在美国，使用强制性语言的女医生受到患者恶评的概率和程度要高于使用强制性语言的男医生。Burgoon等人也发现，美国患者不能容忍女医生使用任何攻击性语言，但认为男医生可以使用中等程度的攻击性语言。按照这些研究的逻辑，似乎人们对男医生采用何种方式与患者沟通更加宽容，但更期望女医生使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如果女医生违背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原则，则比男医生更有可能被患者认定为是一种负向期望违背。
但细究起来，这样的推断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是因为，上述研究均发生在美国，而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化文化国家。荷兰社会心理学家Hofstede在总结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时提出了男性化文化的概念。Hofstede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不仅是性别，还涉及一国文化中对性别角色的期望和基于性别角色的社会行为的规范。在男性化文化国家中，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泾渭分明，甚至呈现二元对立的特征。这也是波伏娃提出“第二性”的文化基础。在这些国家中，许多男性特征被社会推崇，如竞争、进取等，而女性特征则被赋予了与男性特征相反的社会期望，如恭顺、谦让等，因为社会认为家庭才是女性的活动场域。但在女性化文化国家中，社会并没有为男女的性别角色划定非常明晰的界限，男性从事女性工作、具备女性气质，或者女性从事男性工作、具备男性气质，都是被社会接受的。
而根据Hofstede的研究，中国并不是男性化文化特征占主导的国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更打破了这种对男女性别角色的界定。此外，医患沟通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人际传播，因为患者对医生的专业性要求非常高。但医生的专业性并不由其性别所决定，而是与其职称密切相关。另外，医生的年龄也是普通人判断医生专业性的一个标准。一般人会认为，年纪越大的医生越专业，越容易认定他们是权威的。
结合之前的研究，人们更能容忍男医生使用强制性或中等程度的攻击性语言是因为美国的男性化文化特征导致了人们在潜意识中将男性等同于权威。但在中国的医患沟通语境中，权威可能等同于年老和职称高的医生。因此，患者对年轻和职称低的医生可能与年老和职称高的医生持有不同的期待。对于年轻和职称低的医生，患者可能更期望他们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但对于年老和职称高的医生，由于他们的专业性较强、权威性较高，所以他们采用何种医患沟通方式可能并不是患者的首要要求。因此，对于这些医生而言，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可能是一种正向期望违背。
推论3：患者希望年轻、职称低的医生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年老、职称高的医生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是正向期望违背。
（三）沟通渠道
先前的研究表明，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提高了沟通的时间成本，而在面对重大疾病或紧急情况时，患者更希望医生能够快速给出明确的治疗方案，并不需要医生循循善诱。但这些研究均基于线下问诊的情境。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线上问诊平台，而技术特征赋予了线上医患沟通与线下医患沟通完全不同的特征。具体而言，首先，线上医患沟通是非即时的。换言之，线下问诊中的时间压力在线上不复存在。这就为医患双方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使得医生在诊疗之外还能为患者提供情绪支持，培养医患之间的信任。而回顾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定义，情绪支持和培养关系恰恰是这一概念的两个核心维度。
其次，同样因为线下问诊中的时间压力在线上不复存在，医患双方有更充裕的时间交换信息、讨论治疗方案。患者有更多的时间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医生也有更多的时间解释复杂的医学名词。因此，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另外两个核心维度——信息赋能、共同决策，在线上问诊平台中也更有实现的可能。
再次，线上问诊缓解了线下问诊面对面交流的压力。医患关系是基于专业知识差异形成的特殊人际关系，医生的专业性和医疗服务的专业性使得医患双方在医学认知层面存在客观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所以，在线下问诊中，由于面对面交流的压力，患者可能不敢发问、不敢质询。但线上问诊缓解了这种面对面交流的压力，患者可能更愿意提问、与医生展开讨论。这也提高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中的共同决策在线上问诊平台中实现的概率。
最后，国内的线下问诊环境给面对面的医患交流带来了更多负面的环境因素。长时间的等待、大量的患者、嘈杂的医院、工作的压力与烦躁、就诊的紧张与焦虑，都削弱了医患双方的沟通意愿。但这些干扰因素在线上问诊平台中均不存在。
因此，综上所述，线上问诊平台给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创造了良好的沟通环境和实现机会，所以在线上问诊，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符合患者的期望。但线下问诊不太允许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发生，所以在线下问诊，医生若能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便是正向期望违背。
推论4：在线上问诊时，患者更期望医生能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在线下问诊时，医生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会被视作正向期望违背。
（四）沟通情境
医患沟通的根本目的在于治病。因此，患者最主要的期望不是医生能提供情绪价值或尊重自己的独立自主权，而是医生能快速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案。这一需求在病情紧急的情况下更加凸显。对于急性病来说，治疗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的敏感性以及是否得到了快速治疗。当面对紧急情况时，患者和医生之间熟悉度不高，且受到病情复杂、治疗不确定性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高压的环境导致医生留给每个患者的时间有限。因此，为患者提供额外的医疗信息、情绪支持或与患者共同决策并不现实。此外，在紧急情况下，患者面临巨大的情绪压力。这些情绪压力会增加他们理解和记忆信息的难度，使他们难以与医生进行有效沟通。
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不仅耽误了医生做好本职工作的时间，还与患者即刻就医的需求相悖，会被视为负向期望违背。反之，当情况不那么紧急时，迅速治疗不是患者的最主要需求与期望。此时的患者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医生进行深入交流，了解病情、治疗方案及预后情况，也更愿意医生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安慰。因此，只有在非紧急情况下，医生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才是符合患者期望的。
推论5：在非紧急情况下，患者更期望医生能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会被视作负向期望违背。
四、结论
虽然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在诸多研究中被广泛推崇，但仍有研究对其普适性和适用性提出了质疑。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期望违背理论，系统性地探讨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适用边界，试图为检验这种医患沟通模式的边界效果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具体而言，本研究从患者特征、医生特征、沟通渠道、沟通情境四个方面探讨了患者对医患沟通的期望，指出了在哪些情况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可能是符合患者期望的，在哪些情况下却可能被视作正向或负向期望违背。根据这些推论，本研究认为，在以下情况下应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第一，患者文化水平较高，尤其是健康素养较高。第二，面对文化水平较低，尤其是健康素养较低的患者时，如要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必须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否则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只会适得其反。第三，年轻、职称低的医生应尽量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年老、职称高的医生可以考虑采用。第四，线上问诊时可以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线下问诊时如情况不紧急可以采用。本研究得出的这些推论不但丰富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相关研究，而且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了其在中国医疗环境中的适用性，对这个发端于西方的概念进行了本土化反思，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丰富了其内涵。
虽然本研究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基于期望违背理论对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边界进行了反思，但本研究的推论仍需要实证研究的检验。同时，本研究所列举的影响因素不仅可能会单独影响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效果，还可能会互相影响、以交互效应的形式共同作用于医患沟通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医患沟通本就是个复杂的话题，其效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由于医患沟通发生于医疗体系内，公众对于医疗体系、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看法也会影响医患沟通的效果。例如，如果公众对医护人员缺乏信任，在进入医患沟通之前，他们便会对医患沟通存在低期望，在与医生发生争执时可能会恶意揣测医生的动机。如果医疗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如资源紧张、流程烦琐等，患者可能会将对抽象的体系的怨气发泄在具体的医护人员身上。这些都会影响医患沟通的效果和策略。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其他影响医患沟通效果与策略的因素，构建更完善、更丰富的理论体系。
因此，这也促使我们必须反思当前国际主流的医患沟通研究的视角，因为这些研究强调医患沟通的策略和模式。这等于说，这些研究认为，医患沟通的策略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医患沟通的效果。但如果跳出人际传播的具体场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医患沟通，医生采用何种沟通策略与模式可能只是影响医患沟通效果的很小因素。如果医疗体系不变革、就诊环境不改善、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看法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可能不管医生采用何种沟通策略和模式都不会对医患沟通的效果产生显著影响。这时候强调医生应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模式，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更是在重要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便向医生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因此，在重视医患沟通的同时，要加强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例如，应不断完善医疗体系，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推动医保制度改革，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就医保障，解决患者就医的后顾之忧；加强生死观教育，改变患者对医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期待，扭转就诊中消费主义文化的倾向。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效率，为医患沟通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芮牮,张洁,陈娟.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边界反思——以期望违背理论为视角[J].传播创新研究,2025,(02):82-96+241.
作者简介：
芮牮，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洁，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
陈娟，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