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创新研究》是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学术集刊，以中国传播问题为出发点，“在场”感知中国传播的难点、疑点与热点，创新重建交流与社会连接的传播行动，发掘比较视角下的传播智慧，进而激活传播创新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纾解人类交流的困境与无奈。本辑由商业传播、健康传播、智能传播、传播与社会四个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传播创新研究现状。
本次推送《数字沟通网络嵌入对乡村居民社区社会资本的差异化影响》，作者：李龙飞。
数字沟通网络嵌入对乡村居民社区社会资本的差异化影响
李龙飞
摘要：面对传统的乡村沟通网络式微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困境,新传播技术亟待重组乡村沟通网络以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基于沟通性社会资本理论,调查研究发现乡村移动互联网构建的数字沟通网络存在异质性媒介效应,即卷入基于村社微信群的群体沟通网络和在线人际沟通网络正向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积累,嵌入基于政务新媒体的组织沟通网络并未显现积极效果。进一步深度访谈分析表明,数字媒介技术体验差异导致不均衡的数字接入,乡村数字社区交往内隐着多元行动者治理张力,治理平台交往的时间控制程式在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的同时,加剧了乡村治理者与村民的紧张关系,掩盖了其政民日常互动属性。此外,乡村数字空间中的系统与生活话语也存在显著的社区沟通效能差异。这提示,在推进数字乡村“硬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需要补齐对数字基础设施“软性”社会影响的研究短板。
关键词：数字乡村；乡村传播；数字沟通网络；社区社会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动乡村内生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内核基础。然而从实践层面看，居民断连的社区网络、信任缺失和弱参与凸显社区合作治理困境，乡村社区社会资本流失使得当前乡土团结与社区共同体构建陷入困境。随着数字技术嵌入居民日常生活和社区治理结构，既有的乡土社会联结、互动与交往的空间被深刻改变了。研究者呼吁重组数字技术构建的沟通网络，以培育由信任、规范和归属感等多种要素组成的社区社会资本，实现互联网嵌入乡村社区的社会效益。
揆诸当下，数字技术嵌入地方社区涌现两种不同的论断。时间替代论者常认为，数字技术提供了新型的娱乐方式，侵蚀了原本用于社区参与的时间和交往互动的需求，将人们的兴趣从当地拉开，并削弱社区联系，损害了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补偿论者认为，互联网经常被用来加强当地联系，社区成员通过社区在线交往增强了流动型背景下乡村居民的横向团结，增强和促进了乡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集体效能和社区参与，有助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并正在成为帮助社区获得当地利益的工具。以上两种论断的研究均聚焦于一般性数字技术使用频率而得出莫衷一是的社区效果，忽视了面向特定社区的数字技术使用效果的探索。其关键在于数字技术的具体嵌入情境，基于在地社区的社交媒体(localized use of social media)能够吸引与推动社区成员的注意力和行动，进而具有发展地方社区的潜力。当“乡土中国”遇到“数字时代”，大量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政务平台等数字平台嵌入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以面对面为主的乡村地域性社区传播基础结构，甚至有学者提出“平台乡村主义”(platform ruralism)的分析概念，以洞察数字平台对乡村社会的空间扩散。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显示，数字平台的涌现构建了区别于乡村在地沟通网络的“在线社区沟通网络”，涵盖了以微信通信媒介为基础的人际沟通、以村社微信群为代表的群体沟通和以政务新媒体为依托的组织沟通，衍生出具有平台特征的乡村连接方式和交往互动体验。如今，与一众“技术赋能论”的理论预设所不同的是，实践中“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所产生的技术乱象时有发生，数字赋能成为数字“负能”。因此，在数字化乡村的背景下，需要追问的是：数字沟通网络嵌入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培育乡村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进而能够增强社区治理效能？本研究通过来自乡村的田野调查，力图探索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区沟通网络的影响，检验数字平台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差异和具体实践，完善社区社会资本在传播层面的理论。
二、理论基础
(一)沟通性社会资本：理解社会资本积累的传播视角
作为实现社会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经典命题。帕克和他的芝加哥同事将沟通看作人类联结的同义词。他们将与移民报刊、地方周刊等在地化媒体的连接视为重建社区秩序和获得社区共同体感的途径。科尔曼强调沟通互动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即便社会中普遍存在“弱连接”现象，格兰诺维特讨论了在广泛但不太强的社会关系中沟通是如何促进信任、社会网络和社区整合。借助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传播学者Friedland提出建立一个中层的沟通整合社区框架(framework of communicatively integrated community), 用来描绘社区沟通生态(communication ecologies)如何有助于生成社会资本促进社区整合。社区既有日常生活，也受到权力资本的渗透，存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接合之处(the seam / intersection of system and lifeworld)，社区的沟通网络在构建民主讨论、公共领域和公民行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社区成员通过交流互动能够形成共同的理解、社会纽带和集体身份。因此，社会资本本质上是社会联系维系和流动的沟通网络，被称为“沟通性社会资本”(communicative social capital)。
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沟通性社会资本强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和互动，形成具有信任、合作和互惠网络的资源积累。及至社区层面，嵌入社区中的沟通资源禀赋是动员当地公民参与地方活动、增强社区归属感等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这与传播基础结构理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的视角不谋而合，均是从传播网络连接的视角理解个体社区行动和社区情感的差异化表现。在社区中，沟通资源网络包括微观层面的居民交往、中观层面的社区组织互动和宏观层面的媒体连接等。他们发现社区成员通过人际讨论社区事务、通过地方媒体讲述地方故事以及加入社区各类组织团体，嵌入社区故事叙事系统能够有效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由此，每个社区成员均能观察其在社区沟通环境中的结构位置，以及该位置如何影响产生和分享有关其社区故事的机会，进而影响行动。
质言之，与从制度、组织的系统视角审视社区社会资本不同，以沟通网络视角重新理解社区社会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流动与共享、信任和合作建立、社会支持和情感联系、社会关系纽带生成等均离不开传播互动要素。在当前的数字媒介环境下，数字沟通网络成为社区成员均生活在其内的“云端”社区交往空间，这一新型的沟通网络与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关系亟待探索。
(二)乡村社区中的数字沟通网络
随着数字平台扩散到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和社区治理之中，一种区别于地域性面对面沟通空间的数字沟通网络开始涌现。田野调查显示，在当前乡村数字沟通空间中，居民通过嵌入不同的数字平台形成了三种社区沟通网络：人际沟通网络、群体沟通网络、组织沟通网络。
第一，在线邻里交往形成的人际沟通网络。数字媒介作为乡村社区传播的基础设施，其典型特征就是在线人际交往。与以往通过面对面或电话沟通的方式不同，自从作为免费即时通信媒介的微信进入乡村生活，短视频成为村民人际交往的新工具，村民通过拍摄家乡风景、记录乡村日常生活、分享才艺展示等参与乡村社区传播，并通过来自外部的评论、点赞等感知和体验互联网乡村生活。线上的点赞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媒介仪式，是人们关系维护的一种新方式，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当前乡村离散化的背景下，在线人际交往是面对面交往的重要补充和延伸，是村民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的一种新方式。
第二，在线社区互动形成的群体沟通网络。在当前乡村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及时将相关的政策和通知传递给乡村居民是一项重大的信息工程，由村民组成的各类社区互动空间包括村务群、兴趣群、聊天群、务工群等。在线社区互动是社交媒体作为乡村社区传播基础设施的重要媒介行为，也是乡村居民参与乡村集体生活的新媒体形式。新媒体的数字化和互动性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新元素，通过构建社区公共领域、反映社区民意、增加社区社会资本提升基层社区治理创新水平。
第三，在线政务系统连接形成的组织沟通网络。数字媒介下沉乡村社会出现了在线社区治理空间，即由国家或政府参与的，以及村干部、村民共同组成的系统网络，包括各种内嵌于微信的政务服务小程序、政务App等政务新媒体。这些数字媒介具有正式平台属性，村民能够浏览社区新闻、通知，其反映的事项能够通过规范化的流程进行信息传递和反馈，是政府社区治理意志的反映。
当前，作为区别于在地空间的“云端乡村”，乡村社区中的数字沟通网络是社区成员交流和互动的媒介空间，涵盖在线邻里交往形成的人际沟通网络、在线社区互动形成的群体沟通网络和在线政务系统连接形成的组织沟通网络，影响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进一步考究的是：不同的数字沟通网络是否影响社区成员的社区社会资本积累？
(三)乡村数字沟通网络嵌入与社区社会资本积累
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组织特征，是个人与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规范和信任，并通过协调、联系和行动产生社会效益，摆脱集体行动困境。及至社区层面，基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社区社会资本是指居民在社区范围内存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于社区成员的共同生活实践中，其形成载体与受益群体均是社区及生活于其间的居民，社区社会资本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网络、持续的社会互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心理层面的凝聚力、规范信念等，都是助力社区治理的积极资源。按照罗家德和方震平的定义，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为个人所有，使集体社群受益的社会资本，是由与自己存在共同特征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连带网络。
从“媒介功能—情感—行动”的研究视角来看，既往研究发掘了新媒介具有连接社区、提升社区情感以及激活社区居民行动等有助于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效果。一项对社交媒体与中国农村绿色社区建设的研究显示，新媒体的透明性、脱域性等特征有助于村民在线互动、培育社区关系、增进干群之间的信任等社会资本的生成，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师曾志等同样发现在新媒介赋权下的数字乡村建设呈现“重新部落化”的典型特征。互联网媒介改变了原本中心化、组织化的连接方式，知觉、情感和信任等认同因素成为新的连接方式。随着互联网大范围向乡村社会扩散和普及，居民使用数字媒介进行联系、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地方政府、社区组织者和媒体就预见了数字网络的公共传播潜力，利用它来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
在对厦门、泉州等13个社区的调查中发现，居民加入社区微信群能显著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社区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冉华和耿书培对宁夏中部Z村的田野个案研究显示，微信群协助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情感的“共振共鸣”以及村务的“共同行动”。微信群作为新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异步性，人们可以通过构建线上的空间而重聚，这种“共同在场”的关系能够重新联结和维系乡村社会关系，为村落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吴重庆等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沟通网络上的成员之间相互熟悉虽远未达到“熟人社会”的程度，但微信这一新的技术媒介很好地构建了一个特殊的时空压缩和陌生感压缩场域，为解决“空心化”和“无主体熟人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据此思路，在当前的数字媒介环境下，乡村居民嵌入社区数字沟通网络能够实现脱域连接和社区生活“在场”，重新建立个体与社区的关系，进而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然而，值得继续追问的是：通过人际沟通、群体沟通和组织沟通形成的数字沟通网络是否生成不同的社区社会资本？这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传播研究一个亟待探讨的学术论题和现实命题。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的两阶段混合研究设计。第一阶段，为探索数字沟通网络嵌入与乡村居民社区社会资本积累关系的整体效应，通过实地入户访问和经允许选取全国各区域8省村庄的基层村民微信群发放问卷以收集数据，田野作业时间从2022年8月到2023年8月，收集有效问卷1030份。样本显示，男性占44.7%，女性占55.3%，性别样本基本均衡。从受访者年龄分布看，18～30岁占65.4%，31～45岁占20.6%，嵌入“云端乡村”沟通网络的多为具有一定数字技能的青年和中年村民。此外，在外上班或经商的具有流动性的乡村居民占比最高，达到38.6%。乡村居民的社交媒体日均使用在3～8小时的占51.4%。第二阶段，考虑到需要深入剖析多种不同类型的数字沟通网络嵌入对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过程，在数字基础设施丰富的乡村能更清楚地剖析媒介网络结构本身的效果差异。因此，本文采取目标抽样和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来自东部Y村的20名乡村居民开展深度访谈(编码为M1～M20)，该村“云端”数字空间丰富，有地级市统一的政务治理小程序、村级微信社群以及各类趣缘社群等，研究试图细化量化研究结果以了解乡村社区数字沟通生态、媒介实践及其社会效应。田野作业时间为从2022年8月到2023年8月。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社区社会资本
尽管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结构还未达成一致，但其测量范式多集中于个体层次。参照Nahapiet和Ghoshal以及罗家德和方震平的研究，本文将社区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共计15个题项，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从最不符合到十分符合)。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结构探索，结果显示KMO系数值为0.952，总体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2461(df=105，p<0.001)，五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82.518%，表明社区社会资本因子结构区分明显，且五个因子变量较具有解释力。
具体指标包括，第一，结构性社会资本，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因子分析显示，人际网络的3个题项因子载荷均高于0.7，乡村居民在村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较高(M=3.72，SD=1.03，Cronbach'sα=0.897)。第二，认知性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对社区共享精神、文化传统和公共叙事的主观感受。因子分析显示，社区归属感的3个题项因子载荷均超过0.7，个体对社区的情感依恋水平较高(M=3.76，SD=1.03，Cronbach'sα=0.90)。另外3个题项反映了志愿主义变量，因子载荷满足要求，衡量个体对社区的公共参与水平(M=3.45，SD=0.99，Cronbach'sα=0.88)。第三，关系性社会资本，包括了社区信任和社区互惠。因子分析同样显示，对本村人、村委会干部及邻里信任的因子载荷均超过0.6(M=3.71，SD=0.92，Cronbach'sα=0.87)。另外3个题项归类为社区互惠，体现村民与乡村社区的关系联结水平(M=3.88，SD=0.93，Cronbach'sα=0.91)(见表1)。
表1 社区社会资本变量的因子分析
2.自变量：数字沟通网络嵌入
本文通过Friedland提出的沟通整合社区框架来衡量居民与社区沟通网络的连通度(connectedness)，包括微观层面的人际网络、中观层面的社区团体及宏观层面的官方媒体。结合乡村移动互联网运行的实际情况，具体测量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线人际沟通网络。通过询问乡村居民在数字平台中人际交往情况来测量嵌入在线邻里网络程度，包括网络聊天、在线点赞、加好友、在线互助(1=几乎不，5=非常频繁)，采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M=3.45，SD=0.93，Cronbach'sα=0.72)。
其二，在线群体沟通网络。由于村社微信群在乡村社区扩散和普及程度高，因此采用村民与村社微信群的连通度来反映个体与社区的联结。采用3个题项进行测量，包括“村社微信群日常接触频率”“使用微信群关注村中动态频率”“使用微信群与村民和村委会互动频率”(M=3.64，SD=1.03，Cronbach'sα=0.82)。
其三，在线组织沟通网络。询问居民与政务新媒体的连通度以衡量嵌入在线治理网络程度，采用3个题项进行测量，包括“在政务新媒体上办理或反映村社问题频率”“使用政务新媒体了解村社动态频率”“使用政务新媒体阅读惠农政策频率”(M=3.27，SD=1.06，Cronbach'sα=0.80)。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纳入控制模型；其二，控制其他媒介接触类型变量。根据Ali-Hassan等的研究，数字媒介接触偏向对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影响，因此采用8个题项进行测量，所有题项均使用李克特量表(1=几乎不，5=非常频繁)。社交媒体信息接触包括使用社交媒体与家人朋友聊天、收看新闻、查看天气、分享时事视频和发朋友圈等自我表露(Cronbach'sα=0.76)。社交媒体娱乐接触包括刷搞笑短视频、直播、娱乐、看免费小说和听书、玩社交游戏、听电子音乐(Cronbach'sα=0.75)。此外，电视媒介接触和社区治理整体满意度可能会产生外生影响，将电视接触频率(1=几乎不，5=非常频繁)(M=3.11，SD=1.25)和社区治理满意度(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M=3.75，SD=1.02)纳入控制变量(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乡村数字沟通网络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
(一)乡村数字沟通网络对社区社会资本影响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回归分析模型检验乡村数字沟通网络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为了评估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本文使用方差膨胀因子作为判断指标。结果显示，所有的VIF值均低于5，表明模型的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将社区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分别作为因变量，将数字沟通网络的细分维度组织沟通网络、群体沟通网络和人际沟通网络作为自变量，衡量乡村居民嵌入不同乡村数字沟通网络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由此建立回归模型1～5。
从模型1到模型5对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数字沟通网络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这一论题上，社交媒体接触频率与社区社会资本并无显著关系，但是社交媒体信息使用偏向能正向促进乡村居民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社交媒体娱乐使用偏向并未显现积极的媒介效果。此外，数字沟通网络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这表明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并非与“接入沟”相关，而与“使用沟”息息相关。
具体而言，首先，当前乡村数字沟通网络带来的社区社会资本积累效果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以村社微信群为典型代表的群体沟通网络对结构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线社区网络是当前乡村居民频繁接触的、具有半公共性质的公共空间，乡村居民通过村社微信群实现村民之间和村干之间的脱域交往、互动交流和问题反馈，有助于维系传统的邻里关系网络、增强社区信任和互惠、巩固农村社区共同体。其次，乡村居民与人际沟通网络的连接度基本上与社区社会资本积累是正向关系，但是对互惠性社会资本积累并未表现出明显效果。这意味着，通过线上沟通加强乡村居民之间的互惠往来的效果并不显著，但是能够有效促进结构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及社区信任的积累。此外，乡村居民通过政务新媒体嵌入组织沟通网络有助于增强志愿主义，但是对社会关系网、社区归属感、社区信任和社区互惠等社会资本积累均并无显著影响。
质言之，在当前乡村的在线社区沟通网络中，数字技术嵌入下的社区社会资本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效应。整体而言，人际沟通网络以及与村社微信群等群体沟通网络的连接能提升村民的社区社会资本，与正式的政务治理平台连接反而阻碍了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相较于村级社群空间，治理媒介接触的传播效果不佳，具体原因有待访谈分析展开。
表3 乡村数字沟通网络对社区社会资本影响的回归模型
(二)乡村数字沟通网络的差异化媒介效果访谈分析
随着互联网下沉到乡村社会，区别于在地沟通网络的数字沟通网络何以呈现差异化的社区社会资本积累效果？要想进一步理解村民的数字媒介使用及其社会资本效应，需要特别注意沟通性社会资本理论范式下行动者复杂的数字沟通实践。Foth和Hearn曾提出沟通生态框架(( communicative ecology framework)，用于理解数字技术嵌入产生的社区影响，并从三个层次予以剖析乡村社区沟通环境，包括由能够进行沟通和交互的设备、媒体组成的技术层(technological layer)；由不同的社区行动者组成的社会层(social layer)，用来描述参与的不同人群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话语层(discursive layer)表示人际沟通互动的实际内容，体现在具体实践中的故事和符号。
如图1所示，本研究在沟通性社会资本理论和沟通生态框架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获得的访谈资料，提出一个分析乡村社区数字沟通生态的框架。在技术层，政务新媒体，微信、短视频平台等都已经嵌入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社区治理情境之中，发挥乡村社区新型沟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在社会层，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影响社区行动者的交往范式，地方治理逻辑推动依托政务新媒体的平台交往，熟人关系逻辑促使人际在线开展邻里交往，而在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在线社区中开展的组织交往既是公共事务治理驱动，也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关系驱动，共同构成了当前乡村社区多元的沟通行动角色和逻辑。在话语层，社区沟通行动者在数字交往活动中呈现的是系统话语和生活话语两种不同叙事风格的话语体系，由此也影响了乡村居民对社区数字沟通网络嵌入的深度和广度。社区沟通基础设施、社区沟通行动者和社区沟通话语共同构成了乡村社区数字沟通生态，补足理解村民社区参与、社区信任和社区互惠等社区社会资本积累差异的传播维度。
1.技术层：媒介技术体验差异与不均衡的数字接入
作为社区沟通的新型基础设施，媒介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影响乡村居民对社区数字沟通网络的接入。在当前乡村社区的在线互动中，乡村居民的媒介使用体验具有显著的差异。访谈资料显示，系统嵌入的政务平台功能齐全，琳琅满目的功能板块属于政府各个业务条线，是数字化政府的技术治理。相反，微信、短视频平台等构建的人际沟通网络和以村社微信群为代表的群体沟通网络是居民日常反复使用的工具，使用场景多样，媒介学习成本更低，用户黏性更强。“我还是更习惯用微信、抖音。我不会使用拼音，但是会使用手写。发语音、发视频都会，有需要的话在群里问一下，很方便。但是那个政务平台，很多功能用不来，就反映事情赚点积分，兑换东西还能用一下。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要搞清楚还是很难的。”(Y4)
图1 乡村社区数字沟通生态框架
对于数字媒介技术体验，霍伊夫勒强调要考虑到在“人—产品系统”中，用户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信息摄入、处理和转化过程，这会消耗用户的认知资源。因此，从用户组成的结构来看，这些主要由村民组成的生活网络而非治理系统构建的组织沟通网络能够吸引村民的注意力，发挥联结作用，增加村民的社区社会资本积累。
媒介技术使用的感知有用性集中于媒介功能差异。系统嵌入的政务新媒体主要具有信息功能，用来传递社区消息、通知及各项政府安排。尽管它是作为公共性媒介服务于乡村基层社会，并以制度化方式保障乡村居民的权利实现，但是它的问题反馈并非实时性的，也并没有居民共同在场的“社会临场感”。反而，像村社微信群等一类的半公共性质的社区沟通基础设施、人际的在线交往具有更强的互动功能。乡村居民反映社区事项或咨询问题更多的是利用村社微信群，而非政务新媒体。“(政务新媒体)那个里面主要是村里信息、一些办事功能，平时用得不多。微信群里问问题更好，别人反馈也及时，也能得到其他村民的帮助。有时候也嫌消息多，很吵，但是又舍不得退出，退出了真是什么消息也不能及时知道了。”(Y1)在这种媒介生态系统中，一个人选择某种媒体而不是另一种媒体来传递某种信息，本身就是它的关系性意义的一部分。尽管有不同的社区沟通基础设施，但是人们会根据媒介体验感知，形成不均衡的数字接入。
2.社会层：多元行动者共同在场及其治理张力
数字媒介是新媒体环境下人们进行在线社区互动的基础设施，除具有信息功能和互动功能之外，还具有治理功能。随着大量治理任务下沉，加强对基层治理能力的考核，提升基层数字化水平，地方政府依靠数字技术开发出各种类型的政务新媒体，如上海的“社区云”、浙江嘉兴的“微嘉园”等，也有直接采用互联网公司提供的集成平台，如电信企业开发的数字乡村平台等，其具有的基本治理功能包括乡村社区、乡镇新闻和通知，村务公开，便民办事服务等。
嵌入治理网络的媒介逻辑影响了乡村内部权力关系格局。当前，“数字管理”在乡村社会中应用普遍，县乡政府对村级层面的考核指标之一就是对村级数字治理效能的考核。在调研中发现，在政务新媒体上，村民可以用方言语音、视频图像、文字等方式反映各种问题，村里应及时处理群众在平台上提出的问题，如果问题超过72小时未得到处理，就会被流转到上级单位，上级单位会联系并敦促村里进行处理，进而会影响村庄绩效考核。村干部被期待随时随地回复信息，一种“永久联系”的状态在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带来了关系困扰。“别人是玩微信，我是微信玩我。说句玩笑话，但是确实很真实。现在每天都有很多微信消息要处理，上级指派的、村民反映的、同事联系的，各种消息都要及时回复。这是有考核的，回复慢了或者态度不好，是要被问责的。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要打开后台看看有哪些问题需要当天就处理。”(Y3)
相反，在当前乡村社会的数字沟通生态中，村社微信群是一个普及范围广、居民共同在场的多元行动者空间，甚至还包括外来权力主体的介入，这种新型传播网络跳出传统的熟人关系格局，实现居民—社区关系的再造。“我们村这个群是2017年建立的，当时主要是为了完成上级的普法宣传任务，后来逐渐成为村民活跃的主要平台了，氛围很好。群成员有律师、村班子成员、党员、村民小组长、村民等各类人士，实现了只要有一个问题，就有许多专业人士给你当参谋，矛盾纠纷迎刃而解，大大提高了为村民服务的效率，得到了村民的好评。”(Y2)技术可供性为乡村社区赋能的表现之一就是将居民意见聚合起来，为乡村居民的集体行动“结网”，形成非正式的朴素舆论网络，促进乡村公共交往秩序转型。“在群里，村干部不作为啊!比如我们村重新修路了，结果发现没过几天路面都开裂了，我就拍了几段视频发到我们村群里，希望村干部能够督促下，不能搞昧良心的豆腐渣工程。刚开始，村干部也不说句话，老百姓反映情况，你不能坐视不管啊。后来可能因为大家都有意见了。村干部感到了压力，出来解释了情况。”(Y12)这种媒介逻辑一旦嵌入治理场域，乡村治理者在数字化传播环境中也面临公共沟通挑战，密切参与政治生产之中，成为一种形塑行动的“力量”。“现在不同以往了，有了这些手机工具，我们得学习如何在微信上和老百姓讲话讲得明白，让对方接受。毕竟群里人也多，稍不注意村委的威信也会受损。我们也是在慢慢学习之中，该(在群里)说什么，不该在群里说什么，怎么在群里传达消息。现在上面的各种信息都要传递给村民，不见面的沟通有时候很容易让村民产生误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Y5)
3.话语层：系统话语与生活话语及其社区沟通效能差异
哈贝马斯将现代社会分为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层结构，为理解乡村数字空间中的沟通话语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框架。在乡村数字空间中，组织沟通网络、人际沟通网络和群体沟通网络形成系统话语、生活话语和系统—生活话语三种不同的沟通形态，并呈现差异化的沟通效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乡村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积累。
系统话语主要体现为乡村治理平台的制度化传播，依赖规训化的流程、规则与程序。基层治理任务冗杂，大量政策信息需要下沉到一线，治理媒介扮演着“宣传员”的角色。系统话语注重乡村治理的规范性，同样需要具有一定的媒介使用素养，否则基层村民的实际需求难以及时且全面地充分表达。“政务平台上每天都会发布县里的政策、农业补贴通知、反诈宣传等信息，确实想让大家能第一时间看到政策。但我们很多村民不会仔细看，或者看不懂，村干部还得一个个上门做工作或者打电话。”(Y20)缺乏沟通效能的系统话语削弱了村民对治理体系的信任感，使得社区公共参与和信任都极易陷入困境。
生活世界是语言建构的共同体，主体之间平等对话有助于达成共同的理解和行动。基于微信人际沟通网络的生活话语是乡村日常交往的自然延续，以亲缘、地缘、人情网络为纽带，信息传播的核心是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情感表达，体现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以乡土语言和符号构建意义世界的过程，有助于提升社区信任和社区互惠。而系统—生活话语是介于制度化治理与日常交往之间的中介性沟通形态，具有一定的制度化特征，同时保留了生活世界的互动性和灵活性。村社微信群等正是这一话语类型的典型体现，既有官方信息，也包含村民的意见反馈和讨论，系统—生活话语是以共同的方言表达多样化需求，使得治理平台不再是单向度的信息发布工具，而是可以与村民进行互动、讨论、反馈的平台，塑造“村民的共同家园”。“以往有什么事情要反映，那是要跑到村委会，或者打电话的。图方便嘛，现在可以直接在微信群里反映，而且其他人也可以看到你反映的事情，兴许对别人有用，比方说疫情那段时间，群里问题多得‘炸锅’了，但是很有用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最后村里也采纳了部分。”(Y19)
五、结论与讨论
多年来，面对社区的弱参与困境，社区社会资本被证明是居民社区参与、增强个体与社区关系纽带的关键。社区社会资本根植于社区关系中，而互联网使用方式产生了不同社会资本效应，影响了社区成员对新型关系资源的获取。本研究聚焦中国乡村地区互联网卷入的现实背景，探讨了在乡村社区构建的数字沟通网络对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及其过程机制。
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乡村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积累并非受到数字“接入沟”的影响，而是与“使用沟”息息相关。相较于嵌入以政务新媒体为代表的组织沟通网络，卷入以微信、村社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社区群体沟通网络和人际沟通网络程度则正向影响社区社会资本。访谈分析进一步表明，乡村移动互联网构建的数字沟通生态存在显著差异，村民视角下的社区数字沟通媒介具有不均衡的使用黏性，兼具信息、互动和治理功能的村社微信群成为社区日常生活动态的“大喇叭”，而政务新媒体的治理属性掩盖了其政民日常互动属性。其间，乡村数字社区交往内隐着多元行动者治理张力，治理平台交往的时间控制程式在推动村民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加剧了乡村治理者与村民的紧张关系。此外，乡村数字空间中系统话语与生活话语存在明显的社区沟通效能差异，影响着乡村居民的社区集体体验。这提醒人们，基层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传播实践，必须考虑以沟通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数字乡村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的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数字基础设施所产生的“软性沟通”的社会影响。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离不开充足的社区社会资本，互联网是未来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关键，让互联网科技加强而不是替代以时空为基础的面对面的社交网络。正如Landecker所提出的，通过传播互动达成的社区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整合形式，即沟通整合(communicative integration)。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注意甄别不同数字沟通网络的社会资本效应的差异性，释放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所实现的正向效益。这也意味着研究者既需要探究新兴媒介整合或分化的一般性媒介效果，还需要具体而微地剖析媒介实践的日常行动及其细颗粒度的影响，扩充新传播技术社会效果研究的经验与理论想象。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参考：
李龙飞.数字沟通网络嵌入对乡村居民社区社会资本的差异化影响[J].传播创新研究,2025,(02):162-180+244-245.
作者简介：
李龙飞，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