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1日上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黄旦教授应邀在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讲座《文化之跨：跨文化传播的一些思考》。

图1 黄旦老师讲座中

讲座开始，黄旦老师首先说明了思考跨文化传播的源起。他认为，由新媒体促发的媒介融合的想象，疫情的冲击以及对后疫情时代的展望，使得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人们需要思考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通过跨文化传播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

黄旦老师从两个关键词切入题目——“文化”与“跨”。

“文化”概念层次丰富，参照雷蒙·威廉斯的看法，可分为三个维度：其一，“理想的”（ideal），表示某种价值追求；其二，“文献式的”（documentary），如书籍或艺术作品；其三，“社会的”（social），表现为特定的生活方式。在特定部落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意义系统中理解所谓“食人”现象，以宗教文化的内部视角理解教徒朝圣的行为例证了生活方式视角的重要性。三个维度的“文化”相互联系，表现着文化的复杂性与看待文化的多种视角。

从丰富的“文化”概念出发思考跨文化传播，“文化”能不能“跨”是个前提性问题。黄旦老师认为，文化的完全一致和完全不一致似乎都意味着跨文化的不可能。但如果从实在论的角度看，将文化视为解释经验和实在的不同图式，也即观念、习俗、规则等，那么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就在于，经由理解他者图式来反观自身。

理解文化概念的层次性，文化交流便可能层层深入。参照沈清松的体会，文化交流有三个步骤。第一，语言的外推，某一文化能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使人理解；第二，实践的外推，一种文化能否接受另一种文化脉络中的理念和价值；第三，本体的外推，一种文化能否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意义世界。

接着，黄旦老师引入对关键词“跨”的讨论。

“跨”是一个隐喻，牵涉到一组语言表达。谈起“跨”，首先意味着有所“区隔”，其次是“连接”和“通达”。由此延展，跨什么，通过什么跨，怎么跨，跨与影响的关系，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可见，跨文化传播首先要研究的不是“跨”的结果，而是“跨”的过程和形态。

跨文化所指的“跨”，可能是一种“分聚”，因为有分，才能会聚，“跨”可以理解为居间之所，也就是媒介，兼有物与调节的特性。跨文化传播因此具有某种复杂性，是离散与整合、混乱和秩序的互动的所在，将自我置身于自身和他人之间，从而达到万物不同而相通的和而不同、万物一体状态。

认识到人性相通，与了解、理解并接受存在着不同的人类生活方式，这两者同样重要，而这才能带来跨文化传播的可能。但这同时提示我们反思研究者、观察者的位置，是否在超越单一文化、强调文化多元的同时，赋予了自身优越感。

最后，黄旦老师以对“传播”的讲解作结。他认为，跨文化传播的“传播”，实际上是一种对他者和异质文化的开放，接受某些反对我自己的东西，即使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如此，在敞开和交往的过程中互相丰富。

图2 讲座现场

主题讲座结束后，黄旦老师与现场的学者学人进行了讨论。

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姚曦教授讨论了品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认为品牌传播是市场行为，有资本盈利的考虑，同时也是文化交往的行为，需要引入跨文化传播的思维，使品牌传播和文化间的互相丰富结合起来，使物质的、现实的层面和道德的、价值的层面结合起来，达到企业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

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介绍了自己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感悟，尤其是对新媒体跨文化传播这一新现象和新领域的探索，物理层面的交往互动未必带来更好的信任，也无法保证文化间的认同，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是不确定的，因此正如黄旦老师所提示，如何保持“居间”的“跨”的状态非常重要。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熊伟教授强调语言和思维是紧密相关的，汉字“跨”的隐喻性思维在多大程度上将我们限制住了呢？英文、法文、德文等相对应的词汇会带来怎样的视域？这激发了我们对“语言牢笼”的思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逃脱？我们如何逃脱？

中心主任单波教授接续讨论，对于“语言牢笼”，我们万分苦恼，但也不必苦恼，翻译并非寻求一一对应，只是参照其他语言的意义，来开放原有语言，将不同的看法互相聚拢起来，这也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单波老师从“居间”“中庸”“桥与沟”“连接与失联”“河流之喻”等角度回应了黄旦老师的论说：任何解释都不能一劳永逸，但每一种解释都是一种可能性，要将这些思想智慧综合起来理解，不停地追问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

图3：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