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8日上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副主任单学刚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中心331会议室围绕“全媒体时代的舆情工作”这一主题与师生进行交流，分享他多年来从事舆情工作的理念、心得和方法。
图1：单学刚老师主题分享中
主题分享首先从“舆情”概念的界定引入。“舆”字出现于春秋末期，本意指车厢，转意为车。“舆人”指造车的人，后引伸为管车（拉车、随车）的人、差役和小官吏等，又引伸为与坐车官吏相对应的中下层平民百姓。“舆情”一词早在《全唐诗》里就有出现（如“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一句）。“舆情”所指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变化，沿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舆情”分别涉及到百姓的情感及民心、民众诉求和道义表达、舆论反映及接受心理、民情民意的公开回应等多种意义。
图2：主题分享现场
单学刚老师认为，舆情、舆论和民意概念相近，但并不完全等同。舆情有潜性和显性之分，显性舆情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形成舆论。舆论是指在特定时空和社会范围内，公众对特定公众事务公开表达的、多数人的（30%以上）基本一致的意见。民意是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意愿、意志的总和，一般认为比例超过60%，舆论与民意才具有同义性。做好舆情工作，其积极意义就在于促进民意表达，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推进社会改革，疏导公众情绪。
对于全媒体时代的舆情传播问题，单学刚老师感触最深的是舆情传播载体的演进。互联网的发展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的信息传播和舆论格局。从早期的论坛/BBS、博客、微博客，到后发的微信等社交平台、自媒体平台，以及近来兴起的网络音视频、网络新社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方式的转变给舆情工作带来全方位的挑战。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进一步突破空间和地域限制，沉浸和交互成为常态，年轻网民习惯于在网络视频、网络聊天、甚至表情符号中去感知社会，舆论的信息量将空前膨胀。
在这一情形下，舆情热点变得复杂而多元，涉及人们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所谓的后疫情时期，大数据的挖掘与应用场景、分类治理网络谣言、删帖引发的情绪、虚拟空间的压力疏导，成为新的关注点。舆情热点虽然表面聚焦在具体的事件和话题上，但其诱发原因往往并不仅仅是基本事实，还有复杂的社会背景、群体心态、利益关系和惯性认知等。由此形成环环相扣的舆情传导路径：媒体或网络发起，经多平台传播与网民讨论，逐渐聚焦形成话题，接着各种力量入场，“蹭热点”，媒体跟进报道评论，引发涉事主体的回应，出现新的线索和新的争议，在反复应对博弈中，话题最终消解，新的话题又酝酿发酵。
单学刚老师以“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为例，对以上所归纳的舆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做了说明。整体上看，这是一起由网友从社交媒体发现并持续关注、不懈追问后被确认的拐卖妇女案，民间叙事文本自成一体，舆论形成共同记忆。其中，草根引领和深度人际传播的模式，社会问题的相互关联与交叉，专业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国际舆论战下的对话空间等议题，值得学者和学生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从学理到应用，进行舆情信息的监测、预警和研判，是舆情工作的重要部分。单学刚老师认为，在海量信息中迅速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是舆情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也是我们做好舆情工作的基础。其方式包括人工检索（搜索引擎、重点平台）、监测工具（爬虫技术的应用）和第三方可视化分析工具，其原则是全面（总量大、范围广）与兼顾（渠道丰富、信源得当）。对于敏感舆情信息的预警，其一般便准可以把握网民关注、媒体关注、意见领袖关注、网站推荐、回复率、负面率等维度，也可以根据舆情性质、影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预警分为一般、较大、大、特别重大等不同等级，提出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应对机制和处置方案。对于舆情的研判，可以从时间空间、发酵轨迹、民意观点、发展态势、社会属性等层面展开。
最后，单学刚老师对我国的舆情产业做了简要介绍。他表示，舆情产业是我国特有的产业形态，它的出现与媒介演变、政策支持、技术发展、舆论生态和社会需求等背景相关，经历了由研究报告、舆情内参、逐步商用到企业化运作的过程。媒体、高校和社科院所、技术类公司、网络公关咨询公司、党政机构舆情部门是舆情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他认为，舆情从业者将是未来主流工作岗位之一。
主题分享结束后，在场师生与单学刚老师交流互动。针对于有同学提出的如何在舆情工作中如何把握所谓隐性舆情的问题，单学刚老师表示，舆情的发酵是从隐性到外溢到显性的过程，舆情工作的对象自然是可见的文本，对于不太容易捕捉或者被审查、删除和控制的信息，需要研究者及时的收集。
图3：右上、左上、右下、左下依次为：肖珺老师、吴世文老师、朱战辉老师、欧阳敏老师
朱战辉老师回应时提到，单学刚老师的舆情研究给他带来许多启发。首先，舆情的关联因素复杂多元，比如城乡转型的社会结构变迁，给中小城镇的青年群体带来了生存和发展上的社会适应问题，而伴随着的互联网的普及，又扩大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因此相关舆情就随之显著。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情绪的表达，可以成为研究的切入点。另外，在长期调研中，朱战辉老师发现，县乡基层治理对于舆情工作的需求是很大的，如何将社会治理和舆情相结合依然是个问题。
欧阳敏老师在交流互动中提到，在公权力与舆情的关系中，饱受诟病的一点就是“捂盖子”，职能部门以消极的“封堵删”应对舆情。单学刚老师认为，这种方式是机械的，既涉及官员媒介素养的问题，同时也是权责分配机制的问题，应该从整体上加以考虑。
吴世文老师表达了自己听讲的感受。首先，单学刚老师的分享有许多方法论上的启发，舆情工作对于发现事物关联与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其次，数据的检索能力在如今变得愈发重要，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再次，舆情其实意味着社会当下发生的变化，舆情工作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追踪这种变化，舆情研究是观察社会变化的重要过程和工具。另外，全媒体时代的舆情，似乎显现出价值的分裂，而不是共识的凝聚，这似乎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忧虑所在。单学刚老师表示，舆情问题是社会问题，互联网治理的根源应当是社会治理，网络舆情更像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现实的矛盾在网络上表达出来，为治理互联网而治理互联网，把互联网管得很死，也就削减了互联网的社会功能。
肖珺老师最后表示，单学刚老师从概念、历史、事件、技术、流程、产业等层面，分析了全媒体时代的舆情工作，呈现了网络舆情的复杂、多元与微妙。网络舆情是否展现了更全面的社会公共意见，互联网记忆的隐藏与凸显意味着怎样的历史的建构，不同舆论场所生成的不同“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理解和对话，都可以成为同学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撰稿：李龙腾；摄影：丁凤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