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6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钥机教授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发表线上讲座《谁是大师？什么理论？有何启示？回顾半世纪大众传播学发展》。讲座由中心副主任肖珺教授主持。

讲座主题缘于苏钥机老师多年的观察：大众传播学近半世纪发展迅速，但理论知识却没有太多增长，科技越发达，新事物越多，却缺乏相应的概念化。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有必要对既有的传播学理论和知识做一番考察。

图1：苏钥机老师线上讲座截图

在学术领域，教科书的内容往往反映了学科知识的增长和认证（certification）。苏老师因此以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以实证数据分析呈现传播学的主要学者、理论和概念。研究共选择教科书19本，44个版本，时间跨度从1959年至2021年，其中“主要学者”的选择标准是至少在一个10年的时段有六成或以上的教科书提及，“主要理论”则要在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时段的教科书中出现。

以此标准，主要的大众传播学者有George Gerbner, Elihu Katz, Harold Lasswell, Paul F. Lazarsfeld等，他们分别是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主流化(mainstreaming)、两级传播(two-step flow)、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hi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魔弹论(magic bullet theory)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者。其次被引较多的是Marshall McLuhan, Jay G. Blumler, Everett M. Rogers，他们的代表观点分别是地球村(global village)、“媒介即信息”、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等。再有则是Bernard R. Berelson, Maxwell E. McCombs, Donald L. Shaw, Wilbur Schramm, Denis McQuail, Harold Innis, Melvin DeFleur等。最常被引用的非传播领域的学者包括：Walter Lippmann, Carl I. Hovland, George Herbert Mead, Joseph Klapper, Herbert Blumber, Stuart Hall, Elizabeth Noelle-Neumann, Claude E. Shannon, Warren Weaver, Leon A. Festinger, Irving Janis, Kurt Lewin, Sandra Ball-Rokeach等。

主要的大众传播学理论和概念可分为三类，分别涉及传媒效果、传播过程、传媒的社会功能。最常提及的有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创新扩散、涵化理论，其次是两级传播、沉默的螺旋、把关人、有限效果、主流化，再次是媒体依赖理论、地球村、魔弹论/皮下注射理论、知沟、第三人效果、接种理论。最常被引用的非传播领域的理论包括，认知不协调理论、批判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和框架理论。

一些新词语逐渐出现和流行在教科书中。比如网络(network)和技术(technology)更为普及使用，互联网(internet)、新媒体(new media)、全球化(globalization)、万维网(World Wide Web)、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随着90年代快速流行。进入2000年后，电子游戏(video games)、维基百科(Wikipedia)、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超现实(hyperreality)、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博客(blog)等词语产生，近来有假新闻(fake news)、大数据(big data)和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等新词语。苏老师认为，半世纪以来，教科书越来越多，体现了学生人数的增加，但过去30年却未有新理论被纳入教科书；近年的新概念和事物主要和科技相关，未有足够的概念化或理论化。

针对大众传播学“理论停滞”现象，苏老师提供了几种常见的反思性的说法，比如传播学者建构理论的倾向薄弱，只喜欢探讨现象；新事物出现得太快太多，未有足够时间思考沉淀；“理论大厦”各层位置已满，未能让新的理论进驻。传播学大师们的共通点可供参考，比如研究有创见，开创先河，长时间努力专注某些重要社会议题，有研究团队并且著作多产。年轻学人可从中获得启发：创新，专注，关注社会重要问题，善于合作，持续努力；选择研究题目时，要以理论关怀为先，多层面和多面向，有社会意义。

在主题讲座最后，针对华人学者在教科书中出现较少，华人传播学者怎样才较有机会在国际学术殿堂占一席位的问题，苏老师阐发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做研究时，要强调创新，提出前人未见的想法和成果；同时，理念为先，数据和现象为辅，不然只能做西方理论的验证者；要了解自己在“学术地图”中的定位，善用自身优势；发掘前沿性、有潜质的题目，要有先见之明；做研究要如“解谜”，研究过程要“入迷”；要有长、中、短期规划，定立适当目标，并不时作检讨。

图2：中心会议室现场

在交流与互动环节，中心研究员纪莉教授首先向苏老师分享了她的问题：研究中教科书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教科书时，有许多不同的决定因素，包括可得性、学者的个人倾向和学术判断等，这些因素对理论和知识的生产有怎样的影响？新的传播现象越来越多，却缺乏相应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时，我们该怎么做？苏老师回应，教科书选择以较为入门的低年级学生选择较多的英文书为主；具体国家和地区的教科书选择确实需要考虑具体的情境因素，目前研究更偏向于美国的传播学状况；在技术和社会变迁的条件下，利用新环境重思旧理论，可能是一种路径。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心研究员吴世文教授向苏老师提问时表示，效果和功能研究的学者的排名或引用比较靠前，但文化或批判研究的理论家比较靠后，这是否体现出某种偏向？近30年的教科书中较少纳入新理论，是否因为教科书的知识沉淀有滞后性，或缺乏理论家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有关？苏老师回应，研究以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为主，因此有美国理论风格的偏向；传播学自90年代开始，有“群龙无首”的状况，表现出琐碎化和内卷化，不太关心别人的研究，也缺乏全局性的视野，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中心主任单波教授分享了他的听讲感受。首先，苏老师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传播技术发展飞快，为何传播理论知识没有什么增长。其次，又为我们提供了传播学领域的知识焦点，呈现西方传播学发展或者说学科规训的过程。沿着苏老师的研究回溯历史，可以说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是顺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出现的，这也使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传播学知识生产的中心。西方传播学为西方社会传播体系提供修正机制，这正是西方传播学的活力和生命力所在。传播学知识不断生产、质疑与证明、修补与发展，逐渐沉淀下来，并相信它在一定的传播情境中是真的，不断补充理由和证明。如今传播技术发展飞快，技术话语得到充分发展，但传播技术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也给理论创造带来不确定，同时，各种网络知识平台上对新产生的传播学知识进行多样化讨论，而对传播学教科书所呈现的“确定的知”没有发生兴趣。另外，苏老师对影响传播学的学者们的分析，启发我们要向不拘一格的大师学习，聚焦于问题和理论解释，不拘泥于学科身份与边界，而在意理论创造者的身份。许多非西方学者的理论突破，也往往是文化间或者“从边缘出发”的结果。

图3：苏老师和现场师生云端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