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讲座海报

10月15日下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应邀发表讲座《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讲座由中心研究员纪莉教授主持，中心主任单波、特聘研究员彭增军、《新闻与写作》主编梁凤鸣、《新闻界》主编段吉平等40余名师生参加讲座。

观察人工智能有多重视角，技术、伦理、政治或社会等。孙玮教授指出：媒介也是其中的一个视角，揭示出人工智能的特定面向。

图2 孙玮教授讲座现场

以克莱默尔对计算机的研究为例。一开始，计算机定位于以二进制的数据编码为基础的计算工具；随着技术演进，计算机被想象成思维机器（大脑的模拟器）；然而，计算机只是计算，并非像人一样“思维”，因此90年代后，人们更偏向于强调人机之间的交互关系，计算机进一步被视为交互的媒介。

计算机媒介对传播产生多种影响。其一，文献传媒数字化，文字和影像都以数字形式表达，二进制编码成了符号学上的“一般”货币；其二，技术传媒虚拟化，在超文本和虚拟实在的世界中，虚拟获得优先性；其三，大众传媒转向交互的主动性，被大众媒介阻隔的个体之间双向交互关系“恢复”。

在人机交互中存在不同偏向。或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的工具，具有“类人”的特性；或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非人”的特性，从一开始，人类与技术就相互发明、协同共生。从“类人”到“非人”，媒介问题不止于伦理和政治，还朝向了人的存在，以及更进一步的人性化问题。

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技术（媒介）是人通达外部世界的中介化机制，既是主体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构成性要素，两者之间互嵌、融合。如马克思所提示：手工磨坊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人是技术的尺度，技术也是人的尺度。在数字时代，人与机器完全相当（维纳），创造出人－机共生系统。人类－技术、过去－现在、个人－社会、时间－空间、自然－文化、物质－精神、身体－意识、主体－客体、现实－虚拟、人－非人等二元对立崩塌，转向交织融合的动态趋势。

图3 讲座现场

媒介视角下，人工智能与人类交互、共生。在交互的层面上，人与人工智能这个“异类”数字接合。“异类”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感知、理解、决策、记忆、行动，都与人类不同。人工智能只是像人那样“行事”，为解决问题服务。而这需要在数字系统的前提上，在人工智能和人类经验之间找到接口，形成交互。

在共生的层面上，人与人工智能是数字系统的节点主体。在基础层面，人－机交互系统的发起者是人类，是原生自主力；人工智能是次生自主力。例如，在智能城市中，设定目标、运作机制的是人，在自动化运作中，人工智能是次生自主力，当反馈有问题时，人再次介入。在社会层面，人工智能嵌入社会各类系统，实施各领域的实时交互。例如，无人驾驶不只涉及人和驾驶舱，还关联着从基础设施到社会规制的整个社会系统的交互。在个体层面，个体的社会活动甚至生命节奏都受到人工智能的调节。

在人与智能技术的互构中，数字媒介使人朝向沉浸式、分身在场。其中，多媒介形态的组合式冲击，使得媒介表达中理性与感性交织；媒介系统以多重网络形式交汇于节点主体，产生了自主配置“真实”和多重“真相”现象；人在移动网络中“分身”；脱域与嵌入同时发生，社会关系由此大范围、动态地重构；还生成了人工世界、元宇宙、仿真式互动等，与现实世界交织融合，时空重组。

这些变化激发起人类对于智能社会的想象。孙玮教授认为，可能会形成一个社会整体的自动化运作的新世界。例如，智能城市作为交流系统，借助人工智能趋向自动化运作。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协作，也在改变人类的思维、行动和生存方式，并相互改变。也许，我们应该向人工智能学习，来提升我们整个人类文明。

讨论

李龙腾（武汉大学博士生）：人机交互是如何实现人性化的呢？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庖丁的身体和技艺合一、合于道，人的潜能得到自由表现，人与人工智能之间是否朝向这种状态？

孙玮：斯蒂格勒区分了三种记忆，遗传记忆由遗传基因传承，后生成记忆经人的后天经历获得，后种系生成记忆则由技术保存下来。人工智能在第三持存的意义上，对人类文明和个体发展产生影响。人工智能是“异类”，人机交互必须在人类经验上找到接口，正因如此，我们称计算机、智能机器人是媒介，寻求媒介过程中的交互共生。

刘沛彤（武汉大学博士生）：有学者指出了从技术控制的工具论到存在论视域的转变，在您看来，工具论和存在论之间是什么关系？

孙玮：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论具有优先性。技术具是药性，是毒药，也是解药。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与技术形成共生关系。

周丽玲（武汉大学副教授）：人在交互中需要控制感，没有控制感，谈不上交互，可能变成依赖和被控制。不懂人工智能的普通人，不知道怎么获得控制感，尤其是“数字弃民”。人在人工智能面前显示出局限性，担心人工智能会控制自己。

孙玮：人工智能与人的经验对接，调适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编程教学，算法开源，媒介素养教育等。算法知识可以作为公共素养教育的一部分。

纪莉（中心研究员）：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东西是有畏惧的；也很难想象未来肉身和虚拟融通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技术物不断发明、迭代，除了商业外，还有什么原因呢？这种加速会不会有终点？

孙玮：我比较相信，人类要靠技术来挽救自身。技术的毒性或许很大，但是如果不去努力的话，就更没有希望了。如果现在终止技术，人类文明也将走向终结。要抵抗熵，就需要负熵，而我们只有技术。

图4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为：单波、纪莉、周丽玲、刘沛彤、李龙腾

单波（中心主任）：无论是期待技术解救，担忧技术毒性，还是与技术共生，都免不了带有人类中心的色彩。捷克作家恰佩克曾在其科幻剧《万能机器人》中将捷克语robota（强迫劳动）和波兰语robotnik（强制劳动、苦工、奴役）合并成robot一词，凝结对机器化时代的忧虑：一方面，工人像机器一样劳动，因此要发明机器人将他们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又恐惧机器化使人脱离自然性，脱离与有机、非技术和精神的联系，显示出人类对非人生活的恐惧以及被机器人所掌控的自卑感。对人类中心的反思，正是人类在各种挫败后形成的一种认识：只有与万物平等共生、共在，才能够维护自身存在。人们以此为基点，寻求技术与人的社会、文化逻辑的结合，在人机的协调关系中展开机器人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