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波 肖珺

如何更深入地揭示中国传播创新的前沿问题?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所谓前沿问题，认识论视之为意义深远的问题，出人意料而又给人带来启发的问题，是从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渗透的问题；而一般的社会评价又把它看成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民族和谐、平衡发展的问题。真正说来，要捕捉到前沿问题，我们必须处于中国传播创新实践的前沿，即必须“在场”感知其中的难题，参与讨论人民关注的重大议题，在触动中发出疑问，揭示媒体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寻找解决的路径。

为此，我们推出“一带一路专栏”，呈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在地传播实践经验。幸运的是我们遇见了深入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进行采访活动的记者，他们有丰富的个人体验和强烈的情感认知。能“在场”体验其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

与国内其它媒体一样，《长江日报》组成记者团进行了 “一带一路”跨国探访，并发表了系列新闻报道。为更好地了解记者们的“一带一路”跨国探访细节，编辑部专门邀请记者团骨干成员到武汉大学举办讲座和交流活动，记者们讲述了生动有趣的实践细节。很快，我们根据新闻报道文本和讲座交流内容提炼出研究问题，并与记者团成员谷萍取得联系，提出合作性论文写作方案，即共同商议研究问题，形成研究框架，并安排研究助手和记者共同写作。方案的执行过程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所幸的是，经过多次修改终成此文，最终梳理了“一带一路”跨国探访报道的跨文化价值，从记者视野探讨了中国企业的跨文化实践，提炼了新闻采访与报道中记者的跨文化体验与认知，同时也形成了反思：记者们在采访中的跨文化问题意识远远不足，需要更多地认知文化的敏感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提升文化的适应性。

另一位“在场”者则是曾任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负责人的郑闯。在多次沟通后，他开始聚焦在蒙中资企业面对的跨文化沟通挑战和应对策略，把中资企业看成是“一带一路”倡议在蒙古国最重要的传播主体，亦是传播渠道。文章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事实：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进入蒙古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中资企业与当地社会的跨文化沟通挑战重重，原因包括历史形成的负面认知、“中国威胁论”、负面刻板印象等，中资企业应增强跨文化敏感度、跨文化适应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本辑大量作品都密切关注互联网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互联网技术使用、网络舆情、互联网政治、新闻业等多个维度，体现另一种“在场”。

有些作品是自2016年以来的连续性研究，作者群体来自中国一线的数据调查公司CTR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等，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历时性的研究设计，呈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脉动，比如：《2016年中国媒介与生活形态变迁》认为2016年中国出现两个主要变化，一是回归传播的内容为本，二是成为消费品质升级的开端，未来的传播只有认清新消费者的生活形态变迁，才能更好地与新消费者进行有效沟通，并精准捕捉他们的需求；《2016年中国网络舆情新趋势》指出微博、微信、网络移动直播、视频弹幕、表情符号与表情包、知识型社群（在线问答平台）等为代表的中国移动互联网新传播形态持续快速发展，这使得2016年我国互联网舆情呈现出鲜明特征，如年轻网民进入舆论主场、圈层化传播凸显、舆论压力转移、话题分布多元等。

有些作品特别关注数字新技术的媒体采纳及其传播效果，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通过对话式访谈、调研和文本分析等多种方法共同记录和反思当下实践。访谈作品《数据新闻内容生产的探索与商业模式》在访谈者与财新网、澎湃新闻、新华网、DT财经等数据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对话中发现，中国数据新闻内容生产的重心从数据可视化展示转向对数据的分析与解读，除传统广告模式外，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内容服务、数据产品再包装与开发服务等模式得以发展。《中国新闻机器人现象分析：数据与技术困境下的填字游戏》对我国4个主要新闻机器人：Dreamwriter、Xiaomingbot、快笔小新、DT稿王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我国机器新闻的生产仍处于初级阶段，生产的稿件较为生硬、缺乏人情味，呈现出公式化、模块化、同质化的特点，未来的新闻生产应是基于数据的人机一体的报道模式。《无人机技术在我国传统媒体中的应用现状》认为，无人机技术适合极现现场的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实时在线的直播类新闻或媒体产品、精雕细琢的纪实性新闻报道或纪实性媒体产品等，传统媒体需要用合适的方式提升用户体验、构建用户参与的全流程战略等。

有些作品聚焦互联网政治的中国经验，分别从新媒体政务使用和社会公众被赋权的角度展开研究叙事。教育部新闻中心通过问卷调查，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及省级以上教育部门政务新媒体进行研究，最终形成我国第一篇教育政务新媒体的行业分析作品《2016年中国教育政务新媒体发展报告》，该报告归纳教育政务新媒体的四个功能：发布厅、服务厅、文化厅、茶餐厅和四个发展方向：理性交流、大数据服务、智库、社群联动等。《“丽江女游客被打”事件中的“第五权力”研究与反思》则将视角投向中国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研究以“第五权力”理论为框架分析“丽江女游客被打”这一新媒体事件，研究认为：话语权、监督权是个人实现“第五权力”的基础；“第四权力”与“第五权力”的合作性生产，解放的权力到权力的无序，内部分化、转向与再次聚焦则是“第五权力”的传播特点，中国社会的“第五权力”呈现权力的动态变迁和“双向赋权”，其风险具有规避的可能性。

跨文化传播研究是本刊的特色研究之一，作为年度研究作品，《2016年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就表情包大战、巴基斯坦反“一带一路”言行、中国推出G20宣传片、福克斯电视台节目丑化华人等11起具有典型性的跨文化事件，从种族偏见、文化适应、刻板印象、文化代码等理论视角进行评析与阐释，清晰地建构和分析了2016年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与跨文化冲突事件。区别于全景式研究，《Quora社区的中国文化分享》选取Quora（英语世界最大的SNS问答平台）中的“中国文化”栏目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非华人网民主要以全球视野下的比较框架看待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主要有四种类型：抗拒、共情、肯定和正名，教育、文学作品、事件、亲身体验、互联网等五个因素影响非华人网民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伴随中国与全球间日益密切的跨文化互动，跨文化传播研究更需要从全球视野回归中国问题。

我们深知，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变迁洪流面前，人类仍需时刻保持质疑和批判，我们希冀和研究者们合力揭示传播创新中涌动着的、充满活力且异常丰富的社会交往与对话的复杂系统。可以预见的是，我们正在踏入人类的机器化、机器的人类化并行发展的多重时空关系中，传播在机器与人、实体与虚体等多组矛盾统一体中发生着革命性的变迁。而这些，需要研究者更为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更为复合的知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