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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新闻传播论
发布时间:2003-07-15 09:07:36 作者: 来源:“经济全球化与跨地区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香港•2001年) 2003年湖北大学学报 关注:35615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说,跨文化新闻传播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闻业进入技术高度发展的二十世纪之前,跨文化新闻传播早就作为一种精神交往现象而存在了,它不是现时代特有的景象,不是仅仅由由卫星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技术制作出来的“人体延伸”景观,而是植根于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与精神交往需要的历史现象。跨文化新闻传播理念强调的是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全球新闻传播。跨文化新闻传播肯定人类作为具有跨文化经验的物种的可能性,也肯定文化的无边界性以及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跨文化新闻传播既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又信守全球新闻自由原则,并建立两者间的统一性。跨文化新闻传播推行文化间的非垄断化市场原则、传播技术均衡原则、新闻报道平衡原则。

 

关键词:跨文化  新闻传播  世界历史   精神交往

 

在当今这个多样化、多极化的世界,这个由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支撑的消费主义时代,跨文化新闻传播不仅成了新闻事业发展的策略,更重要的是成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策略。但是,跨文化新闻传播并不成功。19971998年度美国富布莱特教授大卫·亚当斯在考察了中美间的新闻报道后写道:

“有充分证据表明,大洋两岸的传媒在当前事务的报道方面是不成功的。中美两国的传媒都需要‘更新’本国的舆论,把冷战、台湾问题、天安门事件,以及美国不成功的‘遏制中国’政策都搁置在一边。大众传媒应着力报道当前事务,报道那些充满生机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媒体应更好地报道复杂问题,以使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加准确,使现在和将来的人们互相之间能更好地理解。媒体的报道应做到更加真实、及时、准确,以使两国的领导人能了解人民的真实需要和想法,从而促进世界和平,增强相互理解。”[]

这位美国教授的观察多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跨文化新闻传播的问题:跨文化新闻传播没能促进理解与沟通。显然,那些深谙新闻传播技巧、新闻专业精神以及政治策略的人,并不懂得真正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本文试图对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历史与文化基础及其基本理念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作为历史现象的跨文化新闻传播

 

新闻作为一种公开传播的信息,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具要素,社会越开放,越是现代化,人们通过新闻信息交流建立起互动的社会化生活、满足生存和发展的愿望,就越强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闻传播又在特定的文化圈中成长,传承着一定的文化,受制于一定的文化,开放并改变着一定的文化,同时,还发挥着联系各文化圈的纽带作用。尽管新闻的意识形态性,同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一样,具有排斥性与对抗性,但跨文化的新闻传播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延续下来。

现代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跨文化新闻传播是现时代特有的景象,是由卫星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技术制作出来的“人体延伸”景观。其实,这只是技术决定论者所看到的表象。从根本上说,跨文化新闻传播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谓世界历史是指建立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着依存关系,都不可独立于世界历史轨迹而发展。很显然,跨文化新闻传播就存在于“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历史进程中。本来,人的历史是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开始的,是在人的物质联系中演进的,但由于人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同时生产着人的精神交往需要,人在物质联系中不断地产生出精神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的普遍交往也得以建立起来,以致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跨文化新闻传播植根于人的普遍的精神交往需要,而这种需要的出现,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把人们推到了这样历史场景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有助于开放自我、开放社会,更好地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类传播史表明,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的同时,就开始生产精神交往的需要,如远古的洞穴壁画、结绳记事等,可看作人类早期精神交往的凭证,而在这中间,人类出于好奇心和生活指引的需要,导引出对新闻的渴望。史前时代,当流浪者和出外旅行的人回到家乡时,周围的人一定会请他们讲述旅途见闻;农耕时代的人有了更多的知的需要:其他村落种植哪些作物?屋顶的设计有什么改进?其村落又是如何组织管理的?到十五、十六世纪,德国新闻书、威尼斯手抄新闻信、英国新闻小册子等的出现,表明人的物质生活生产的扩展(商业、航海业等的出现),直接带来了精神交往的发展。当时的出版商很明白人类渴望理解、渴望新奇、渴望了解他人生活的交往需要,英国的一位早期编辑曾这样写道:“从内在倾向上看,人类的天性总是爱打听不知道的新闻,想看到更多的东西,了解更丰富的知识,想知道神秘王国里究竟是一幅怎样的景象。这就是人类自然情感的本能表现。”[]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普遍的精神交往还不能建立起来,新闻传播只能表现出地域特点。

十七世纪,在强大的社会与技术潮流的推动下,欧洲北部诞生了近代化的报纸。其中一股潮流是商业活动逐渐兴盛,人们需要有关价格、供给、需求方面的消息,这些消息有时是来自另一个国家,有时则是来自另一块大陆。另一股潮流是,除了宫廷官员和贵族外,连一般老百姓也开始对政治赶兴趣,而且大众赶兴趣的范围超过自己的临近地区,涵盖全国及其他国家。这些潮流连同出版控制的挤压,使新闻传播开始呈现跨文化传播的端倪。如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新闻时事于1619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第一份英文新闻时事也是在阿姆斯特丹发行,而不是在英国;1622年,第一份在英国发行的新闻时事,报道的是来自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新闻[]。然而,这些只能算作是自在的跨文化新闻传播,那些自为的跨文化新闻传播还是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因为最终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正是大工业,“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况”[]。到十九世纪,欧美部分关注世界局势发展的报纸,已有专人负责阅读外国报刊,并挑选读者感兴趣的文章加以转载;有的报纸还花钱请居住在异地或国外的人撰写新闻稿。1833年,法籍匈牙利人哈瓦斯(Charles Havas)在巴黎买下一个翻译社从事外国报刊翻译,随后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跨国传播的新闻通讯社,使用信鸽在欧洲各国首都间传递新闻[]。从此,那些大大小小的新闻通讯社就在控制与反控制、对话与对抗相交织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新闻交换。

对中国新闻史家而言,外国人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发展的。在那些早期的传教式新闻性刊物中,有关中国政事的消息,完全依赖在北京发行的京报[] (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所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最早转录京报的近代报刊),尽管他们完全看不上京报,认为京报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不过是一些对政府自己有益、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但是,为了使自己的报刊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他们深知应顺应中国的国情,实行中西方新闻传播的“杂交”,如此才能打开文化征服的道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采取“附会儒学”的策略,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封面上印上“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以使中国读者产生亲近感。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习华文,学华语”的西方传教士很注意以四书五经的格言装点他们的刊物,模仿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新闻报道,如有些新闻的结尾处往往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今未知如何,下月细传”,显然采用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写法,甚至在写到海军交战时,也要写上“大战几个回合”,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交战描写用到了近代战争上来。在这种包装下,西方的基督教、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文明慢慢地渗透进来。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毕竟带着文化征服的味道,如王韬所言:“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颠倒,是非倒置”[]。与此同时,在《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一文中,王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不仅要广泛的创办中文报纸,而且还要自办外文报纸,以发挥对外宣传的作用,以防止外报在中外交涉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应对中西文化的冲突、探寻富国强兵的过程中,中国文人把报刊从受制于传统文化的边缘状态移入引导中国文化转型与创新的核心地带,使之成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并把报业的兴盛与发达被看作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指标。就像吴恒炜在《知新报缘起》一文所言,报纸是“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形象地表述了报纸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同时,他还表述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故国愈强,其设报之数必愈博,译报之事必愈详,传报之地必愈远,开报之人必愈众,治报之学必愈精,保报之力必愈大,掌报之权必愈尊,获报之益必愈溥”[]。在这里,作者把国家发展与报业网的建立、新闻传播内容与传播范围、新闻传播权及其保障、新闻传播效果以及报业研究一一联系起来,俨然要把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虽说这些维新派的办报人士在“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的笼罩之下,只想到上下内外之通与“国事”的关系,把报业与政治的联盟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严重忽视了报业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广泛联系,但由于他们已处于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之中,即已处于破除传统的“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辩”的思维模式、树立把中国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国家思想”的过程之中,因此,他们又在客观上把对报业的思考引向了人类精神交往的广阔时空之中。这就产生了一种历史效应:在一场跨文化传播的运动中,技术与工商业的优势使西方文化反客为主,战争简化了中西文化传播的手续,宗教也扮演着中西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而新闻传播真正完整呈现并参与中西文化的全面接触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涵化”过程,从而取得了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地位。

在上述浓缩的新闻业历史图景面前,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新闻业进入技术高度发展的二十世纪之前,跨文化新闻传播早就作为一种精神交往现象而存在了,它不是现时代特有的景象,不是仅仅由由卫星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技术制作出来的“人体延伸”景观,而是植根于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与精神交往需要的历史现象。

 

二、     全球化与跨文化新闻传播

 

自从麦克卢汉1962年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以来,“全球性的”(global)一词已经历了以“主义”(-ism)、“性”(-ity)、“化”(-ization)为后缀的一系列思想的扩展,既被赋予时代的特性,又被赋予理论化的品格。不论我们赞同还是反对,它都成了现时代最强劲的社会思潮之一。按照约翰·汤林森的说法,全球化一词最为普遍和最无争议的含义,是指一种发展过程,即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各种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用的时间——有形或想象的——加以戏剧化压缩而使距离缩短,好像把世界变小了,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与人之间相距更近。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

但对全球化的理解并不这样简单。事实上,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一些人眼里,它是“一种帝国主义特有的带有等级的东西,是一些核心文化所表现出的愈益膨胀的霸权主义,是美国的价值观、消费品和生产方式”[11]。有些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发展为美国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渗透着美元、微软、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CNN、杰瑞·斯皮林格、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更有趣的是,在当代英语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还出现了两个同义词——“可口可乐化”(Cocacolalization)、“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这就是说,“全球化”还可以是虚无缥缈的、无可比拟的“时尚感觉”。有些人又认为,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其基本原理在于,资本主义必须扩大再生产,市场必须扩张。这类见解的共同特点是把全球化看作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以致主权国家体制解体、稳定而完整的国家分裂、文化多样性消失,出现大联合的世界社团或国际社会。与此相反的见解是,全球化“不是那想象中的地位稳固、自信自负、在全球行使霸权主义的各种经济文化权力集中地,而是一张离心网,网中的权力分配格局是游移不定的”,“呈现出一种全球性相互关联、互为解释的复杂形态”[12]

如果按前一种看法来观察,全球化将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终结。因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在消灭了闭关自守状态后,落入一个更大的权力支配体系中,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性的完全丧失和世界的完全融合,相反,它尊重各国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多样化的有机统一体,满足开放性、多样化的精神交往需要。但是,如果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一全球化的观点提供了大量的批判性材料,而这些批判性材料无疑是把握“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从总体上而言,人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人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以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的尺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的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以致交往和文化的世界化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这种两面性应该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具有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全球化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体现为国家、民族、文化间的互动过程,并由于这种互动,每一个国家、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打破片面性、局限性和对抗性,又能保持自我的发展特性,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沟通的多极化、多样化格局。这样,全球化才体现为人的目的。

由此,我们就为跨文化新闻传播打开了人文主义通道,使之朝向具有人的目的的“世界历史”发展方向向前推进。在这种全球化观念的导引下,文化的地域性和封闭性被消灭了,从而肯定了人类作为具有跨文化经验的物种的可能性;同时,也恢复了文化的无边界性,促进了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而不是促进文化的同质化[13];促进文化区域间的信息分享、意义分享,而不是促进文化帝国主义的权力支配体系的形成。跨文化新闻传播就基于此文化理念。

然而,新闻传播往往以资本的逻辑推行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权力支配体系,有关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新闻传媒中的非本地新闻有75%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以致发展中国家说,它们不得不以西方的视野来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新闻事件;西方信息垄断导致新闻流向的巨大不平衡,即总是使新闻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同时,西方新闻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又总是以暴力、瘟疫、谋杀及一些灾害事件作为“固定的描述”[14]。引人注目的是,跨国电视的发展在1980年代末加快了步伐,私营综合性频道网(如Super ChannelStar TV)、公共电视系统(如TV5、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台)、新闻频道(如CNN、欧洲新闻台)、体育频道(如欧洲体育、Screensport)、娱乐频道(如迪斯尼频道)、音乐频道(MTVMCM)等,通过有线网络、卫星技术而达到了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特别是CNN已经能够通过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网而到达世界上任何地区,形成了庞大的新闻帝国。据英国记者拉宾诺维基(Dina Rabinnovitch)的报道,它已延伸到了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角落(或者至少是完全荒僻的最后地区之一),即南太平洋中的圣赫勒拿岛,该岛居民通过有线和无线传送,于199411月第一次收看到了卫星电视节目,并且唯一能收看到的是美国有线新闻电视(CNN)。对此,CNN的官员说,CNN把自己看作“地球村街头的公告传报员”,要把岛外世界的图象与信息送上岛去。但是,人们感受到的是,这些图象与信息无不体现着“美国方式”和消费资本主义,并将逐步改变圣赫勒拿岛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本土特色。

以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变化来看,新闻传媒把中国文化全方位推向世界舞台,又让西方文化万花筒般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中西文化的互动不再仅仅是文化精英们“推行‘的事情,而是活生生地发生每一个中国人的家里。与一百多年前比较,中国的传播媒介不再只是被动地模仿西方传播媒介,而是与西方传播媒介展开了广泛、平等的交流与合作。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一切只是传播媒介虚拟的中西文化互动,真实的情形是,西方传播媒介以资本主义方式瓜分着全球媒介市场,以数倍于先前时代的穿透力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声音”的微弱相反,西方传播媒介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主宰着世界新闻传播范围,并因此向中国大量倾销文化产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其中所产生的效果虽不能量化,但无疑累积了整体的文化作用。对此,西方人很轻松地说:“至于中国人,只有说声抱歉,因为这也只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来理解”[15]。而留给中国人的则是深层的反思以及反思过后全方位的文化变革。

近代以来的中西之争最终是文化之争,西方的主要目的不是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这是最可行、最经济的征服途径。由此,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西方传教士处于近现代中西之争的前线,为什么传教士是文化征服事业中最积极最坚决的斗士,为什么中西之争总也离不开器物、制度和精神等文化层面,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总是弥漫着实质性的文化大战的硝烟,流行着“文明冲突”的论调,推行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就是中西文化交流与竞争的历史,在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艰难地探“中源”寻“中体”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开始一点点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如西方宗教的传人,使一部分人改变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洋货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改变着一些人的生活习俗和传统观念;学堂的开设、书刊的出版,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改变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赛马、溜冰、跳舞等西方人的休闲方式也为中国人所学习、模仿。这样一种变化过程既在横向上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刺激,又在纵向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呈现出冲突中有融合、融合中有冲突的复杂局面。而从中国新闻传播业自身的全球化来看,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中国的近代报刊无论分类、编辑、印刷、经营、发行,从形式到精神都全面模仿西方,打破了官报独占的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特点,如民办报刊的增多、民间印刷出版业的兴盛、民间发行网络的形成、新闻内容的社会化、读者对象的民众化[16]。这样一种特点导致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产生了多重的社会效应,显而易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人际间的经验化的文化传播形式,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和传统精英文化的垄断局面,促使都市通俗文化迅速浮升,不断刺激人们对于文化知识和信息的普遍需求,并以巨大的魔力使得知识群体摆脱对专制皇权的依附状态和向心运动,重新确立社会良心载体的地位营造出民众广泛参与、思想流派纷呈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17]的威力,发挥知情权和表达权,成为约束政治权力的社会制衡机制,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引向了面向世界的发展道路。新闻媒介的这种文化表现已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它本身既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察异观同、求中西文化之融合会通的探寻后,今天的中国人正以开放的心灵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皮尔卡丹服装、可口可乐、麦当劳、好来坞电影、迪斯尼、多媒体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西方文化,一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工业。尽管如此,我们所关注的依然是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与共存问题,一步步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一步步进行着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创造。

 

三、     跨文化新闻传播理念

 

文化学家们大多认同于这样一种判断: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这样,“跨文化”(interculture)成了一种最具时代特点的文化语境和思维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新闻媒介不再仅仅面对单一的社群、单一的国家或民族、单一的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而是面对整个世界。因此,跨文化新闻传播理念的建构将是变革新闻传播观念的焦点。

首先,跨文化新闻传播理念强调的是在文化间的协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全球新闻传播。它认为,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使世界新闻史呈现某种一致性,不论是把世界新闻史置于西方中心论中考察,还是置于东方中心论中考察,都不会得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真实过程。新闻传播的发展之所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前表现出差异性、分散性,主要是因为不同类型的文化与文明的作用所致。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是顺着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两条大的主线发展的,如中国文化主要顺着农业文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文化是向内的、富足的、稳定的,强调家国同构,强调天人合一,强调“性”(自由)“命”(义务)合一,等等。这种文化塑造了相应的传播结构,把古代中国新闻传播置于道德伦理教化的大前提下,凸现向内的“调节”功能,而不太注重向外的“沟通”功能,同时,在“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中,新闻传播始终处于非历史的历史过程之中,不能向相对独立而开放的新闻传播组织演进。而西方文化主要是顺着商业文化的方向发展的,这种文化是向外的、富而不足的、强而不安的、流变的,强调个性发展,强调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强调自由精神,它孕育了西方新闻传播的组织化及其向外的“沟通”功能,孕育了新闻自由观念,并直接给予西方新闻传播发展的利益驱动力。总的看来,中西新闻传播都融入到了人的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之中,但又随着生产与交往需求的变化呈现阶段性,随着文化的制约性呈现不同的个性。跨文化新闻传播既具国际化的开放品格,又尊重文化的民族性,体现“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有机结合。

其次,跨文化新闻传播肯定人类作为具有跨文化经验的物种的可能性,也肯定文化的无边界性以及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不仅认为共存于同一文化情境中能更好地达成意义的分享,从而共享一种媒介文化,同时还认为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多种文化的交互作用都存在于人的新闻传播活动中,而文化的交互作用越发展,新闻传播就越能在跨文化背景中达成意义分享。在这一点上,西方新闻媒体比较擅长以文化交流中形成的“文化经验”作为意义分享的“跳板”,如这样的报道:

《纽约时报》19822月新德里电    这是数以百计的印度电影表现的故事:一位骄横的婆婆大发雷霆,指责自己的寡媳出卖自己家庭的利益,并将她逐出家门。

这次发生的可不是影片中虚幻的故事:婆婆成了七亿人民的领导者、位高权重的英迪拉·甘地总理。

儿媳是二十六岁的玛尼加·甘地,她是总理已故的儿子桑贾伊的遗孀。

在这里,记者以人们对印度影片的“文化经验”,达成了对一个陌生的政治事件的“意义分享”。

第三,跨文化新闻传播既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又信守全球新闻自由原则,并建立两者间的统一性。认定新闻自由是一项普遍性的人权,也是跨文化新闻传播的重要保障,正如1987年在伦敦通过的《自由新闻宪章》所规定的,各国政府应“停止直接或间接的新闻检查”;“防止对独立新闻机构,特别是在获得信息、利用传播手段和税收方面的歧视性做法”;“允许消息的自由流动,允许新闻工作者及其设备自由穿越国境”;“不以发放许可证的形式限制新闻工作”;“确保记者受到法律的保护,保证记者在战争期间被视为平民”[18]。也如《国际新闻自由公约》所规定的,“准予本国人民及其他缔约国人民在本国境内发表或收取各种新闻与意见的自由,不问其方式为口头、文字、出版品、图画或其它合法的视觉或听觉的方法,本国政府均不加干涉”[19]。与此同时,任何新闻传播必须尊重国家主权,遵守国家法律,国家与国家之间实行新闻媒介市场开放的“对等、互利”与“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任何跨国媒体必须自动给予受到不公正批评的国家政府以答复权,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形成范围不同、层次不同的国家主权问题“公共论坛”。

第四,文化的发达与不发达造成了新闻传播的落差,形成了新闻传播区域间的不平衡,以致出现了文化发达地区对文化不发达地区的新闻传播垄断,或称“媒介帝国主义”,因此,跨文化新闻传播推行文化间的非垄断化市场原则、传播技术均衡原则、新闻报道平衡原则,认为文化间的差异越大,就越是需要多样化的新闻传播空间,越是需要准确、完整、理智的报道,越是需要使新闻传媒成为文化交流的论坛,越是需要呈现文化的多元化价值体系,并厘清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新闻资源共享,使各国新闻传播突破历史强加的局限性,同时,又在世界新闻舞台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形成开放、自由、平衡、多元的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



引文注释:

 

[] 大卫·亚当斯:《改进大洋两岸的中美新闻报道》,林木译,载《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4期。

[] Richard Strechfuss: News before Newspaper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75, No. 1, Spring 1996.

[] 参见威尔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 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29-230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 参见威尔伯·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 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69页。

[] 我国古代报纸发展到明代中叶以后,便出现了京报,它是当时政府允许公开出版的民间报纸,由政府默许民间自设的报房编辑发行。京报可以公开出售、公开叫卖和接受订阅,读者主要是官僚、士绅和商人。其内容是根据“邸报”内容加以翻印的,选印从内阁抄录的谕旨、奏疏和官吏任免的消息几朝廷动态。可以说,他本身是“邸报”的翻版,只不过后者是朝廷所主持,前者为民间所经营。

[] 《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八),第417页。转引自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页。

[] 见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版,第111

[] 《知新报》1897222日。

[] 约翰·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周越美译,载陆扬、王毅选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11] 约翰·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周越美译,载陆扬、王毅选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12] 约翰·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周越美译,载陆扬、王毅选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17页。

[13] 参见(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0页。

[14] John C. Merrill ed. Global Journalism :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ongman Publishers, 1999, P47-48.

[15] 希勒(Herbert Schiller)语。转引自(英)汤林森 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6] 参见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571页。

[17] 《国民日日报》,190387日。

[18]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师淑方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08页。

[19] 参见《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人民日报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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