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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的新闻思想
发布时间:2003-09-18 09:26:56 作者: 来源: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关注:35615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世界性人物。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阵营中激进势力的代表,他高喊民主、自由的口号,推动着革命的巨轮,碾碎了专制制度的锁链,将法国大革命引向高潮。然而,又正是这个历史人物,迫于当时情势的需要,毫不迟疑地将民主自由的旗帜踩在脚下,实行血腥的恐怖政治。其影响所及,除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外,还包括作为民意代表的报界。作者无意全面论述罗伯斯庇尔的历史地位,而仅想就其新闻思想及在此指导下的雅各宾政权的新闻政策略作分析。这是理解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报刊的作用。也是认识罗伯斯庇尔的历史地位所不可缺少的。

一、罗伯斯庇尔生平及思想来源

  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①,是雅各宾派的主要领袖和雅各宾政权的核心。他于1758年5月6日出生于法国北部阿尔土瓦省阿腊斯城的一个律师家庭。1781年,罗伯斯庇尔大学毕业,返回家乡,在阿尔土瓦省法院开始了律师生涯。在不长的时间内,罗伯斯庇尔就成了当地的名律师、学者和诗人,也是这个时期,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思想已逐步形成。而这种思想又直接来源于启蒙时期一些主要的思想家,其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学说及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观念,对于罗伯斯庇尔的影响最大。

  1789年,在法国空前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年仅30岁的罗伯斯庇尔当选为阿腊斯城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参加全国的三级会议,从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作为第三等级的代表,罗伯斯庇尔对于贫困的下层民众,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公开表示,他所敬重的是贫苦人民,而不是“傲慢的达官贵人”②。就在全国三级会议开幕不久,罗伯斯庇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代表组织了一个松散的政治俱乐部。1789年11月,该俱乐部选择巴黎杜伊勒利宫附近的雅各宾修道院作为会场,所以,人们习惯于将集结于该俱乐部的政治势力称为雅各宾派。1793年6月,雅各宾派终于从吉伦特派手中夺取了政权,由此开始了一年多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在此期间,罗伯斯庇尔成了执政集团中无可争议的核心领袖,以至于无法将他的名字与雅各宾政权分离开来。

  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深知,要实现政治斗争的目标,报纸、集会等宣传手段的功能是不能忽视的。“他了解报刊的重要性,预见到报刊的作用和所能造成的影响。”③他也清楚,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报纸、记者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帮他的忙。因此,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新闻记者交朋友,尽可能地利用报纸的版面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同时,罗伯斯庇尔自己还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如《宪法保卫者》、《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给选民的信》等,这些报刊作为他自己的喉舌,宣传雅各宾派激进的主张,对于推进革命的深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罗伯斯庇尔还是大革命时期最富有魅力的少数的几个演讲者之一,其卓越的宣传才能就连他当时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1794年6月4日,法国国民公会举行会议,全体代表一致推举罗伯斯庇尔为主席。约50万巴黎市民举行游行,向罗伯斯庇尔表示敬意。人们把他比作希腊神话中的音乐之神,赞扬他为人民指出了文化与道德的原则。就在这时,反对派势力已在阴谋反攻。7月27日,反对派发动进攻,他们在国会中阻止罗伯斯庇尔发言,并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拥护者的决定。第二天,即热月十日,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时年36岁。

二、罗伯斯庇尔的新闻观念

  如前所述,罗伯斯庇尔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才能卓越的宣传家和杰出的报人。事实表明,罗伯斯庇尔集政治家、宣传家及报人角色于一身,正是他取得一时政治成就的重要条件。作为一个宣传家、新闻工作者,罗伯斯庇尔对于新闻宣传、言论自由、真理等重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其观点不仅仅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进步性,而且还作为一种具有感召力的口号,鼓舞了报人们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从罗伯斯庇尔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的新闻思想大体上可从如下四个方面去把握。

  (一)人性与人权观念

  对于人性及人的基本权利的认识,是罗伯斯庇尔新闻观念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罗伯斯庇尔受到了卢梭的较大影响。就在罗伯斯庇尔即将开始其政治生涯时,他就在敬奉给卢梭的未完成的献词中表示:“我受命将在那曾经震撼世界的最伟大的事件中发挥作用。我应当首先自己弄清楚并在不久之后向我们的同胞说明我的思想和行动。您的范例就在我的眼前。我愿踏着您那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迹前进……”④沿着卢梭的足迹,罗伯斯庇尔进行了自己的探索。罗伯斯庇尔认为,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动物,具有判断是非、辨别真假的能力,并且习惯于选择。除了思维能力之外,人还有“向自己亲友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这是他们有别于动物的最惊人的品质。“这个能力同时又是人创造社会财产的不朽天职的标志,是社会联系的基础、灵魂和工具,是改善社会,使人的权势、知识和幸福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唯一手段。”⑤“人生来就是为了幸福和自由的。”⑥而社会与国家的目的,仅是为了保全人们的权利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国家是基于契约而产生的,而人民又是订立契约的主体;人民有权废除不利的契约,重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新契约。因此,国家主权在实质上属于全体人民。

  既然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人民又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阶级的集合,那么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在本国人与殖民地有色人种之间,其享有的权利是否平等?罗伯斯庇尔的回答是肯定的。就个人而言,在国王、贵族、官吏与一般平民之间,他们不仅在权利方面完全平等,而且当他们触犯了法律,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时,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惩罚。

  罗伯斯庇尔还主张,“权利平等应适用于全体公民的原则”,不仅在政治身份,就是在经济地位方面,也应得到完全的贯彻。罗伯斯庇尔不仅主张权利平等的原则适用法国本土的所有公民,而且还认为,殖民地人民,包括白人殖民者、黑白混血殖民者乃至黑人都应享有与本土公民同样性质的天赋权利。这一激进的主张,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解决了主权归属和权利平等的问题之后,罗伯斯庇尔又界定了基本人权的内容。在他看来,人的基本权利,应该是“关心保全自己生存的权利和自由的权利。”就生存的权利而言,它包括财产权、劳动权、教育权等,这些权利应“同等地属于一切人,不管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有什么不同。”“权利平等是大自然规定的,社会不但不破坏这一平等,而且保障不滥用暴力使平等变成幻想。”自由则是“人所固有的随意表现自己一切能力的权利。它以正义为准则,以他人的权利为限制,以自然为原则,以法律为保障”。“和平集会的权利,用出版或任何其他方法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是人的自由的极明显的后果。”⑦于此可见,人的基本权利虽然涵盖范围广大,但其核心不外乎生命的维系及意志能力的自由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

  (二)真理观

  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认为,真理是一种具体的、可以表述的、正确的意见或思想。惟其正确,故而有益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极端实用地说,“所有与世有益,实际有用的东西都是真理。”⑧罗伯斯庇尔相信,资产阶级若要实现革命的目标,必须要有真理的指导。所以,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他就“已经决定要为真理献身。”⑨

  罗伯斯庇尔认为,真理作为一种有用的、正确的思想,并不是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来自于现实世界中多种意见的争论。现实生活中何以又会出现纷纭的意见争论呢?其根源在于人类天性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智能和性格,决定了不同的人们对于同一事件、同一问题、同一过程的不同评价和判断,从而决定了思想领域的多元化。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意见与行为不一样,判断意见、思想很难找到、或根本没有一种绝对通用的标准。一些作品,在热情而勇敢的人看来是有益而且明智的,而冷酷无情的人则把它作为煽动暴乱的东西加以指责。“同是一个作者,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忽而得到赞扬,忽而遭到迫害;有时人们为他塑像,有时则把他送上断头台。”⑩这些作者作品,每时每刻都处于同其他作品、作者的比较、竞争之中。其间固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虚伪的、荒谬的观念,但是“真理只能是从真实的或虚伪的、荒谬的或理智的各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出来。”  

  真理虽然与世有益,并且实际有用,但是并非人人都能认识它的价值。真理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些人多具有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他的思想的大胆创新总是使软弱和愚昧的人望而生畏,各种成见一定要同嫉妒联合起来,把他描绘成为令人讨厌的或者可笑的模样。正因为如此,伟大人物的命运常常是受到同时代人不该有的奚落和后代人来之过晚的尊敬。”   为了捍卫真理,防止世俗成见的扼杀,罗伯斯庇尔强烈要求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他在《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一文中强调,“任何一部分人民不得行使全体人民的权利,但是这部分人民所表达的愿望,应当作为参加形成公共意志的那部分人民的愿望而加以尊重。”“集会上的每一部分人民都应当享有充分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只有这样,人类智能、性格的多样性,才能与思想的多样性挂起钩来。

  在思想多元化的前提下,在好意见与坏意见的争论之中,虽然坏的意见、思想会占得一时的上风,但是正确的思想、意见,真正有用的真理,最终必然会战胜谬误而为广大的人民所接受。罗伯斯庇尔对于“一般理智和人的辨别善恶的能力”充满信心,   并且反对任何人剥夺人民运用这种能力的可能性,反对以权势代替人民的选择。在他看来,多种思想并存,人民的自由选择,乃是大自然本身规定的秩序。他提醒那些试图破坏这一秩序的当权者,“时代必然会使谬误归于消灭而真理取得胜利。”  

  (三)报刊使命观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人,罗伯斯庇尔的报刊使命意识非常明确。根据他的多处论述,报刊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捍卫自由与人权。在这方面,他很赞成马拉的论断。马拉曾经说过:“在一切自由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是保卫自由的哨兵,一有动静,一旦出现任何威胁国家的危险迹象,他都应当大声疾呼。”罗伯斯庇尔认为,普通公民因忙于自己的日常事物,可能无法切实进行这种监督,因而有必要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一个专门的团体,这就是新闻记者。因此,报纸,记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遏制那些得到人民授权的人们的野心和专横,不断提醒人民注意当权者对他们的权利可能作出的侵犯。”   报刊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如实地反映民意,成为人们追求、接近真理的工具。报纸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自然应该成为各种意见交汇的场所,成为真理表演的舞台;而记者作为社会的哨兵,更应该充分地关注民意,如实地反映民意。但是,罗伯斯庇尔也意识到,报刊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影响通常是“缓慢的和逐渐的。这种影响取决于时间和理智。要是作品与社会舆论和多数利益相矛盾,就会毫无作为,甚至会遭到公众的谴责和轻视,天下依旧太平。”  

  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报刊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就其实质而言,乃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纽带,是沟通、协调这两者关系的桥梁。对于当权者、治人者而言,宪法应当设法使负有相当重大责任的公职人员承担道义的责任。这种责任“主要在于对群众开诚布公。”   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在一定时期和很短期限内提出有关管理工作的准确和详细的报告,要通过报刊公布这些报告并使之受到一切公民的讨论。”“如果受人民委任的人不向任何人报告自己的管理工作,人民就没有宪政”   ,也就不可能消除渎职和腐败行为。罗伯斯庇尔坚决反对政府操纵报纸,控制人民的情报来源。他提醒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不是执政者应当使社会舆论服从自己和制造舆论,而是社会舆论应当裁判执政者。”   只有确保政治过程的公开透明,使全体国民知道自己的委任人员的行为,执政者才会自觉地同“公众意志商量”,“倾听理智和社会利益的呼声。”   另一方面,罗伯斯庇尔又主张,作为国家主权之所在,广大的国民乃是公职人员一切行为的“最终裁判者”,所以应该给予他们利用报刊发表意见的自由。“公民应该有权对于社会活动家的行为发表意见和写出文章,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   至于公民所作的裁判,没有必要拿出“法律依据”,也就是说,不必拿出他们意见所依的确切事实,换言之,公民们只要以简单的推测为依据,就可以对公职人员进行揭发,施行裁判。

  罗伯斯庇尔还认为,作为一种职业,记者完全不同于政治家,后者是历史活剧的演员,而前者则是台下的看客;后者看重的是个人和国家利益,而前者追求的则是人类和世界的利益。唯其如此,记者能够脱离尘嚣,在一种“更加肃穆,更加纯洁的空气中得到休息,并且对于人们,对于事物作出更加正确的判断。”  

  作为一个政治家型的报人,罗伯斯庇尔认为办报纸“乃是祖国和人道的朋友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为了拯救国家,他甚至愿意退出政界而成为一个报人,并且决心以“对于正义和真理的爱”来指导自己的写作。   他的报人生涯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的,从《宪法保卫者》、《给选民的信》等报纸的宣传实践看来,罗伯斯庇尔确实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实践了自己的报纸使命观的。

  (四)出版自由观

  把出版自由看成为一种基本人权,是罗伯斯庇尔的一贯见解。他在《关于出版自由》一文中指出,人类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是其有别于动物的根本品质,“当人借助语言、文字或者运用那种无限扩大他的知识界限和保证每一个人能与全体人类谈话的良好艺术,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他所行使的权利永远是同样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可能有区别;两种自由像自然界一样,都是神圣的;出版自由也像社会本身一样是必须的。”这项基本人权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它是“鞭挞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   ,是抑制那些被人民委之以权力的人的野心和专制作风,不断提醒人民注意这些人可能对人民权利的侵害的可靠手段。其次,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还是美德的支柱,是真理的保证。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对于美国宪法修正案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和赞赏。他也主张,“出版自由必须是完全的和无限制的,不然它就根本不存在”,因而坚决反对对出版自由的任何限制。

  罗伯斯庇尔还认为,除了不受限制和人人普遍享有外,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还“只能是发表一切对立意见的自由”。   这些对立的意见,可能是对公职人员的批判揭露,也可能是对现行法律制度弊端的指责。作为公民,固然有义务服从政府与法律,但是对于政府、法律的缺点与优点,“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全社会的福利;这是人对自己理智的最有价值和最有益处的运用。这是具有为教育他人所必须的才干的人能够对他人履行的最神圣的天职。”  

  出版自由固然是一种绝对的不可侵犯的人权,它不接受任何外来强制性的约束。这一基本原则对于与公共事物有关的公职人员、政府、议会而言,其正确性、神圣性自不待言,但是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涉及到普通个人的时候,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就应该附带一些条件。这就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应以侵害或牺牲他人的权利为代价,尤其是不能对他人进行无端的诽谤中伤。对于诽谤,罗伯斯庇尔认为有两个法庭可以审判。其一是法官的法庭,它“使受到诽谤的个人能够得到诽谤给他造成的损害的赔偿。”   另外一个是社会舆论的法庭。这个法庭是最自然、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因为“社会舆论是对个人意见的唯一有资格的判断者,是对各种作品的唯一合法的检查员。”  


三、雅各宾政权的新闻政策

  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在巴黎发动起义,终于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建立了以罗伯斯庇尔为核心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政权建立伊始,就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要战胜国内外敌人,稳定革命政权,就必须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适应着这种需要,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开始在国民公会中清除吉伦特派分子,改组革命政府,强化专政机构;取消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直接选举;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个体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实行全面限价,打击投机商人;限制报道言论,统一思想舆论;制定《嫌疑犯条例》,严厉镇压反革命   。这一系列激进的革命措施,完全不同于前期的吉伦特派政权,虽然带有相当的恐怖色彩,但是对于稳定形势却极为有效。

  就在雅各宾派政权实现重大的政策转轨时,作为政权核心的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思想、新闻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雅各宾派的政策转轨乃是在变化了的罗伯斯庇尔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实现的。罗伯斯庇尔思想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六个方面。

  其一,从权利绝对平等的观念到把反对派清除出人民的范畴。

  其二,从主张绝对出版自由到限制自由。

  其三,从主张思想多样性,到统一思想,不允许思想分歧的存在。

  其四,从允许没有证据的批评到限制批评诽谤。

  其五,从反对操纵舆论到主张政府影响舆论。

  其六,从反对死刑到支持恢复死刑。

  罗伯斯庇尔思想观念的变化,决定了雅各宾政权新闻政策的基本特征。在大革命的初期,吉伦特派掌握的政权基本上坚持了由国民大会通过的11条人权宣言,取消了一切新闻检查和任何形式的出版许可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从而促进了法国报刊事业的繁荣。据统计,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共出版了1350种报刊,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793年雅各宾派专政建立之前出版的。在当时的报界,活跃着许多著名的报人,包括德穆兰、里瓦罗尔、埃贝尔、马拉,还有罗伯斯庇尔,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的报纸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当时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革命报刊无拘无束的现实。但是,在雅各宾政权建立之后,为了克服国家面临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革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恐怖措施。尤其是“牧月法令”的实施,大大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预审制和辩护人,其惩罚也都规定为死刑。加上规定了可以不要证据的推理判决,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推上了断头台。这些恐怖措施很自然地扩大到了报界。因为报界是社会的舆论工具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雅各宾政权在新闻方面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停止实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政策,查封各种革命报刊和革命阵营中的持各种不同政见的报刊。控制消息传播,引导、影响、操纵社会舆论。由于这一措施,大量的报刊相继被取缔,聪明一些的人,就是自动停刊   。最后,公安委员会提出只能出版一种接受资助的报纸———《公安报》。这种作法,比君主专制最严厉的时期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个措施,是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报人。首先是保皇派记者。接着,在1793年10月,革命政府将《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创办者、著名宣传家、政治活动家里索推上了断头台。5个月后,忿激派领袖、《杜歇老爹报》的“灵魂”埃贝尔也被处死。1794年4月,罗伯斯庇尔的老朋友、《老科尔德利报》的主人德穆兰,随着著名革命家丹东一起走上了断头台。由于这样不断的杀戮,到了雅各宾专政的后期,公安委员会所能依靠的报纸已所剩无几了,它们没有例外地都是官方的或半官方的报纸。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府,终于完全控制了报界。

  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思想、新闻观念何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雅各宾政权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采取那种严酷的恐怖政策,乃至于完全剥夺革命初期以鲜血换来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必然联系到罗伯斯庇尔政治地位和当时客观形势的变化,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政治地位来看,在1792年之前,罗伯斯庇尔代表着在野的反对派,他们需要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来攻击掌权的反动派。由于反动派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财力,他们时刻都在计划着剥夺革命者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因此,这时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护爱国的革命报人、记者不受反革命的迫害。而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代表的激进派掌握了国家的全部权力,其优先的课题是巩固革命政权,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被推翻的反动派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反扑,故而有必要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在客观情势方面,当时外敌入侵,内乱频仍,粮食短缺,物价高涨,非采用铁腕手段不足以应付时局。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12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说明了这一点:“革命政府所以需要非常行动,正是因为它处在战争状态。它所以不能服从划一的和严格的规章,是因为它周围的情况是急剧发展和变化无常的,特别是因为它必须不断采取新的和迅速见效的手段来消除新的严重的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及其限制乃至取消自由的特殊政策,是形势逼出来的,而非出自罗伯斯庇尔的初衷。

四、结  论

  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也是历史学界饶有趣味的课题。罗伯斯庇尔还是一个杰出的报人、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观念虽然与政治思想密不可分,但总的来讲,还是自成体系:人是理性的动物,对于外部事物具有分析判断能力,并且善于选择;国家是基于人民之间的契约而成立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作为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不接受任何外来的制约。这一权利不仅是抑制专制主义的主要手段,而且还是真理的保障。因为真理来源于多种意见的竞争。虽然真理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真理战胜谬误乃是历史的必然。而报纸正是人们追求真理的伙伴,和捍卫基本人权的工具。由于这一性质,报纸又成了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纽带。这些观点,与英国约翰·弥尔顿的思想基本相似,属于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范畴。但是罗伯斯庇尔又有不同于弥尔顿的地方。弥尔顿认为,出版自由作为一项人权,并不是人人得而享有的,它只属于社会上少数精英分子;而罗伯斯庇尔则主张这是一项全民的权利,所有的国民在权利上一律平等。弥尔顿满足于论述真理与自由,而没有注意到当时刚刚出现的近代报纸;罗伯斯庇尔于真理观、自由观之外,还深入地分析了报纸的使命及报人的品德修养,这是对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发展。

  罗伯斯庇尔新闻观念的前后差异十分明显。在1793年前,他主张所有公民在权利上一律平等,反对政府操纵和限制出版自由,提倡没有证据的批评和思维多样性。可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却把反动派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主张政府影响舆论,限制出版自由,反对诽谤和思想分歧。所以如此,固然是缘于罗伯斯庇尔政治身份的变化,但还有一个因素也须注意,那就是政治家与记者角色的冲突。在前期,罗伯斯庇尔主要是一个报人,后期则是主宰一国命运的政治家。作为报人、记者,追求的是出版自由、报道特色及新闻价值,而政治家追求的则是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在当时,这两者之间是难以并行不悖的。

  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新闻政策及后期罗伯斯庇尔的新闻观念,虽然从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沿大大地后退了,甚至引入了封建集权主义的某些成分,但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势使然,而非出自罗伯斯庇尔的初衷。

注 释:

① 列宁著:《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197页。

② (法)热拉尔·瓦尔特著,姜靖藩等译:《罗伯斯庇尔》,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2页。

③ 同上书,第122页。

④ 同上书,第61-62页。

⑤ 同上书,第50-51页。

⑥ 同上书,第140页。

⑦ 同上书,第50页。

⑧ 同上书,第136-137页。

⑨ 同上书,第396页。

⑩ 同上书,第91页。    

同上书,第54-55页。    

同上书,第53页。    

同上书,第55页。    

同上书,第138页。    

(法)罗伯斯庇尔著:《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页。    

(法)热拉尔·瓦尔特著,姜靖藩等译:《罗伯斯庇尔》,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0-151页。    

(法)罗伯斯庇尔著:《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页。    

同上书,第150页。    

同上书,第148页。    

同上书,第147页。    

同上书,第150页。    

同上书,第62页。    

同上书,第87页。    

同上书,第86-87页。    

同上书,第51页。    

同上注。    

同上书,第58页。    

同上书,第66页。    

同上书,第57页。    

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第六章,《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法)皮埃尔·阿尔贝、费尔南·泰鲁著,许崇山等译:《世界新闻简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法)罗伯斯庇尔著:《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9页。(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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