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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2年度世界新闻史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04-05-11 08:53:10 作者: 来源: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2 关注:35615

   

 

新闻传播史学是新闻传播学科原初的三大构成板块之一,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进化的基石。新闻传播史又依研究对象及其地域范围划分为国内新闻传播史、外国新闻传播史和世界新闻传播史。从逻辑关系来看,国内与外国新闻传播史是并列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则包容了国内和外国两个部分,虽然这种包容并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研究新闻传播史,既是为了把握新闻传播的过去,更是为了了解新闻传播的现在和未来。国内、外国及世界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但是从学科建设的视角看,国内、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积累乃是世界新闻传播史学发展的基础。然而,身处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在媒介巨头超国界并购风起云涌、大众媒介全球覆盖日趋严密的背景下,世界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显得尤其的迫切。在现实需求的拉动下,近年来,世界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日见繁荣,为新闻传播学科的整体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就2001-2002年度世界新闻传播史(不含中国部分)研究的具体进展略作评述。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一、           关于国别新闻史的研究

国别新闻传播史既是建构世界新闻传播史体系的基础,也是世界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在2001—2002年度,国内学术界在国别新闻传播史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总的看来,在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美洲、欧洲、亚洲及大洋洲几个主要国家。

美国是中国新闻传播史学界本年度关注的焦点,其成果也最为丰硕。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美国著名新闻史学家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的《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的翻译出版。该书在1982年已经有了一个中文译本,其书名为《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新译本由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版。新版本在体系、内容、资料等方面均较旧版本有许多完善、扩展、补充,堪称一部信息量大、体系完备、视野开阔的美国新闻传播史教科书。此书出版在中国新闻史学界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本年度应该注意的另一件事情是“9·11”事件。它不仅影响了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而且对美国的传播领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黄旦的《“9·11”新闻媒介的影响和职业使命—萨尔茨堡研讨班概述》(国际新闻界,2002,4);陈绚的《亟待重塑“见证”形象》(国际新闻界,2002,4);仰和的《从美国“反恐”宣传看传统新闻理念的迷思》(国际新闻界,2002,4);梁利的《“新闻自由”新走向—“9·11”事件后美国新闻发生的变化》(记者摇篮,2002,5);张海鹰的《9·11与美国网络传播》(新闻大学,2002,冬)、孔祥军的《从美国“战时信息中心”看公关与新闻的二元互动》(国际新闻界,2002,5)等,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9·11”事件后美国大众媒介的新变化。

2001年正值美国《纽约时报》创办150周年,史学界的兴趣自然集中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平面媒体。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姜涛的《从〈纽约时报〉看美国报业经营的新特点》(新闻通讯,2002,6);施建的《〈纽约时报〉的风格》(新闻采编,2002,1);肖伟的《〈纽约时报〉的版面风格》(新闻记者,2002,1);马少华的《由词语规范到媒体管理—读纽约时报〈风格与用语手册〉》(国际新闻界,2002,6);熊波的《报业进化的缩影--〈纽约时报〉150年》(新传播资讯网2002,6,19);展江的《〈纽约时报〉的次要改版》(中国记者,2002,1)等,从不同的侧面尝试描述《纽约时报》的历史与现状,为中国读者全面认识该报提供了方便。关于美国平面媒体还有:辜晓进的《近观美国报业(一)美国报业现状》、《近观美国报业(二)美国日报的组织结构》(新闻记者,2002,5,6);孙镜的《老报也要创新--〈华尔街日报〉改版预览》(中国记者,2002,2);赵晓兰的《美国华文报刊的历史发展与特征》(编辑之友,2002,1);张金玺的《美国报纸版式的流变与动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郑丹的《美国〈商业周刊〉:一扇眺望全球的商业之窗》(国际新闻界,2002,3);蔡荣耀《美国新闻报道的平民化趋势—对亲近性新闻的解读》(国际新闻界,2001,1)等。这些文章或以个案研究为主,或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美国报界最近的演进。

美国的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体也是史学家论述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王欣编译的查尔斯·费尔查德的文章《美国广播的非地域化—放松管制与合作主义观的不断胜利》(现代传播,2001,4)从放松广播管制的思想意识基础,具体实施的措施以及放松广播管制所带来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结果等方面探讨了美国的放松管制问题。陆晔的《探析市场重构的范式与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广电业》(现代传播,2001,3),对美国广播电视业在近20年市场重构的背景、结果,特别是其自身的运行机制、结构与范式的变化,作了深入详尽的描述与分析,对于媒介的体制改革与市场运营有重要借鉴意义。李海昌与卜希霆《包装时代的美国电视新闻》(现代传播,2001,3)概括了美国电视新闻的特点:生存特性上的栏目化、频道化,传播理念上的从受众需要出发的人本关怀,管理上的机制运行合理、人员分工细致等。罗霆《从美国有线电视业看专业频道的运营》(现代传播,2002,5)就美国有线电视业的构成、美国有线电视的收入与分配模式作了清晰的描述,并对中国电视频道专业化及运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艳秋的《美国早间电视新闻节目透视》(现代传播2002,2)一文,分析了美国NBC、CBS、ABC三大电视网播出的早间电视节目,这类节目定位明确,内容与形式不断更新,表现出较强的大众化、通俗化倾向,成为近年来整个美国电视新闻节目变化与发展的一个缩影;还有山口秀夫《从美国电子媒体势力演变过程看新老媒体竞争》(国际新闻界,2001,4),方虹的《美国商业电视运作机制的形成》(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5),支庭荣的《在管制与开放竞争之间摇摆:20世纪美国电视事业政策述评》(中国记者,2002,4);吴伟龙的《美国在线的发展之路》(光明日报,2001,1,18第8版);黄玉的《无序的美国国际广播》(中华读书报,2001,2,19第5版);张允若的《美国电视的新近印象》(国际新闻界,2001,1)等,就当代美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值得研究者的注意。

欧洲地区得到史学家最多注意的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英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为一批论文。赵斌在其论文《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上、下)》(现代传播,2001,5、6)中系统、全面地介绍、梳理了英国传媒研究、文化研究的整体状况,并予以了很有价值的分析与批评。田启林、姬琳在《新世纪的分水岭---1800-1860年的英国新闻业》一文中,通过对当时英国新闻事业的宏观背景、业界格局和现代报业的初步形成等方面的总结论述,描绘出逐渐摆脱知识税束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国际新闻界,2002,5)。茅廉涛的《新闻投诉委员会及读者编辑:英国媒体行业自律行为一瞥》(新闻记者,2001,4);谢征的《英国第一位报人——巴特》(新闻大学,2002,春);孙镜、唐润华《从年报看路透社的发展战略》(中国记者,2001,3);还有胡谱中翻译由英国学者马克·克普森等撰著的《文化研究四十年—理查·霍加特访谈录》(现代传播,2002,5)等,就英国新闻史特别是报业和通讯社的历史及行业自律等做了深入的研究。

法国是欧洲的新闻传播大国,其新闻传播的历史自然也是中国学者注目的对象。张晓辉的《法国媒介市场过去、现状与未来——巴黎第二大学德穆兰教授讲座综述》(现代传播,2002,4);周小普《法国国家电视台综合频道节目给我们的启示》(国际新闻界,2002,3);罗治平的《法国的视听媒介及其广告管理》(法国研究,2001,1);张字让《法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新闻大学,2002,冬);还有王志杰的《法国新闻传播学面面观》(法国研究,2001,2)等,从媒介市场(经营)、电视业务,到新闻传播教育、新闻学术,在不同的层面就法国当代新闻史进行了比较理性的探讨。

德国新闻传播史也是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王才勇在论文《德国广播电视业概况》(当代传播,2001,5)中,从媒介的一般情形、运作现状、市场性操作等方面,对德国的广播电视业作了总体概述。他的另一篇论文《大众传媒在德国》(国际新闻界,2001,1)一文又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德国文化产业的政策特点:文化多元制、产业化运作与国家职能、市场性运作与产业发展。饶立华的论文《有信自远方来》(国际新闻界,2001,3),专就活字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与德国学者进行了通信交流和思考。这些论文拓宽了我们观察现代德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视野。

欧洲地区俄罗斯的当代新闻史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对俄罗斯新闻史集中于前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转型时期新闻传播的变化。程曼丽的《转型期俄罗斯新闻业透视》(国际新闻界,2002,1)一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俄罗斯新闻传播的转型:管理模式从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媒介性质从事业单位到商业机构,媒体角色从印刷媒体唱主角到电子媒体唱主角,新闻理念从马列主义到西方理论。门立军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报刊传媒业》(中国出版,2002,3、4),吴泽霖的《苏联解体后俄国报刊业的发展态势》(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等文,也就社会和经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报刊传媒业,从报刊传媒业的现状及经济问题;联邦及地方政府对它的扶持,报刊集体管理经济模式探索,财阀和金融寡头对报刊传媒的掠夺及外国资本的进入,报刊业的发展态势等个方面进行总结。李琴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前后新闻道德之比较》(当代传播,2001,3)从新闻道德这个视角对俄罗斯媒介行业在转型前后进行了对比。胡太春的《从古辛斯基的浮沉看俄罗斯传媒政策的走向》(国际新闻界,2002,4)一文则从俄“传媒大王”古辛斯基的案件入手,勾勒了普京政府逐步瓦解媒介垄断集团和国际资本势力,夺回大众媒介控制管理权的过程。该文由此指出普京政府加强媒介管理和舆论导向的政策倾向,并进一步透视俄罗斯从“国家利益”出发诠释新闻自由的本质。贾靖华的《俄罗斯是否入轨西方模式》(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2,春季)则从俄美两国媒介的政治、经济、社会运作模式等角度,考察俄媒介是否入轨西方模式,认为俄国媒介在经济上欠秩序,在政治上未形成稳定机制,在社会生活方面媒介机制并未入轨西方模式。此外张丹的《〈真理报〉的历史变迁与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一文还从个案的角度描述了俄国的新闻体制和办报方式的历史变化。

另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时期的自治的新闻传播体制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兴趣。李磊在《外国新闻史教程》一书中[1],以前苏联新闻事业模式为参照系,对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李文认为,南斯拉夫新闻体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形式。其二,它没有那种超阶级的或无限制的自由,它的阶级性首先突出表现在构成这个社会基础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受攻击,这些原则主要是:社会主义自治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民族平等和团结;全民防御和社会自立;独立自由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以及铁托元帅在前南斯拉夫历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威望。南斯拉夫不仅在宪法上保障了新闻自由,而且用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法律形式来保证新闻自由原则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得以实现。其观念和做法是明显不同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模式的。前南斯拉夫党和人民坚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展完善的新闻自由普遍的法律形式结合起来,共同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切实的新闻自由权力,坚决排除国家极权主义专制权力对人民新闻出版自由的破坏性因素,实现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下的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系列民主权力。南斯拉夫新闻体制的可贵经验是,既注意到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规律对社会主义的正面作用,也注意到了它们的负面作用,并对如何处理商品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亚洲地区得到比较多研究的国家是日本、韩国和印度。日本作为亚洲新闻传播最发达的国家,其新闻史引起了更多的兴趣。周光明的《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国际新闻界,2001,2)一文,揭示出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权力与媒介关系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其间有扶持,有容易妥协的对抗,但其主流的关系是共存与协作。陈立丹的《论日本媒体“二战”时的法西斯化》(国际新闻界,2001,3),则从历史原因、民族发展的特点以及不彻底的明治维新的背景等方面说明,日本媒体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化不像意大利和德国,基本上是该国媒体从19世纪末自觉鼓吹侵略战争的自然结果。在早期历史探讨之外,新闻伦理也是重点关照的问题,周建明《一个纲领  一个宣言---跨入新世纪的日本新闻界自律规范》(国际新闻界,2001,2)一文全文呈现了2000年的《日本新闻伦理纲领》和《新闻人良心宣言》,并进行了评析;周勇的《自省自律 自强—日本广告业的良性发展之路》(国际新闻界,2002,6),论及了广告伦理的作用。张宁《论日本三大报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社论框架》(国际新闻界,2002,4),就日本三大报从1982年至2001年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社论框架做了分析。卓南生的《中日关系与日本舆论—从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到朱熔基访日》(国际新闻界,2001,2),分析了媒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刘林利编译的《日本周刊杂志》(国际新闻界,2002,2)概括了其发行量、发行方式及其演变、传播内容、社会影响和所受的社会调控等问题。周勇《日本报纸:探索互联网时代经营之路》(国际新闻界,2002,1),探讨了网络时代报业的生存策略。王润泽《日本广告“新贵”—户外广告》(国际新闻界,2001,4),对日本户外广告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应该说,对日本新闻历史的探讨涉及面广,且有一定的深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韩国新闻史也得到了较深入的探讨。在这方面郭镇之的研究成果无疑值得我们重视。郭镇之在其论文《韩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叙述与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8)中表示,韩国新闻传播在媒介与权力体系、媒介与国家发展、媒介与新闻专业主义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历史特点。这些使得西方新闻自由理论不能解释韩国的“新闻自由”。郭镇之把它总结为结构性的失调,一方面,是政府“跑步发展”科技与经济;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的徘徊不前,甚至屡次出现倒行逆施。在结构失衡前提下获得的进步是脆弱的,它必定要经历调整和转型;靠移植得来的现代化是无根的,它必定要经历深层的变革。韩国目前正在进行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朝真正现代民主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一场思想、制度、文化的重建。郭镇之的另一篇文章《韩国的卫星与放送事业》(现代传播,2002,2)较为详细地谈到了韩国广播事业的历史进程和现状。此外她与两个韩国学者的访谈文章:《广播电视教育与研究---韩国传播学者朴明珍访谈录》(现代传播,2001,5),和《“生活世界”与“传播的世界”—韩国传播学者朴承宽访谈录》(现代传播,2001,4),对于了解韩国新闻教育与新闻学术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之外,臧海群的《韩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一文对韩国大众传媒的产生和社会背景进行了历史追溯,分析近代报业的艰难萌芽和大众传媒的缓慢发展与民族运动的兴起、近代意识的产生之间的关系;分析现代社会的演变和经济发展与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陈绚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韩国互联网》(国际新闻界,2001,2)一文,提供了大量韩国互联网发展的最新资料,详细分析韩国政府的网络开放政策,指出该政策是促使其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经济高速发展及全国网络意识觉醒的主要动因。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其新闻传播在当今世界也有重大的影响。陈力丹在《印度独立后新闻业发展的四个特征》(国际新闻界,2001,5)中认为,理解印度独立后新闻事业发展的两个关键,一是理解印度新闻业内部的,以及与政府和执政党的种种利益冲突;二是理解印度复杂的语言和种族,以及相互间的矛盾。他将印度的新闻事业总结为以下四个特征:从不稳定到相对稳定的新闻政策;印度家族财团垄断报业;语言文字的繁多阻碍印度新闻业的发展;突破文字障碍的途径—快速发展广播电视业。张放的《印度的广播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5)一文,就印度的广播电视事业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澳大利亚新闻史是大洋洲诸国中最受学界关注的国家之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推张威撰写的系列论文。张威在《兼并,新闻寡头和政府举措—当代澳大利亚报业研究(1920-1999)》(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一文中,在把握澳大利亚报团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其垄断兼并的程度太深,威胁新闻自由,政府不得不进行管制,以确保新闻自由,这与政府在新闻自由化中一贯的消极形象形成了一个悖论。他与邓天颖合著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澳大利亚广告业》(国际新闻界,2002,1)一文探讨了澳大利亚广告业的发展历程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其广告业造成的影响,并对其前景作了描述。他与孙杨合著的《当代澳大利亚杂志研究》(国际新闻界,2002,5)则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杂志,重点讨论了该国杂志的发行量、主流杂志所有权归属状况、读者与广告的关系以及妇女杂志的命运。他与周秀芳合著的《澳大利亚:谁在教授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01,4),则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的新闻教育状况。王永志的论文《澳洲华文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崛起的成因与前瞻》(国际新闻界,2002,2)则回顾了澳洲华文传媒的历史,着重探讨它如何在近二十年间崛起,并描述了不同的报纸和网络媒体的生存环境与特色,预测澳洲华文媒体将在激烈的竞争中与时俱进的前景。此外,关于澳大利亚新闻历史研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忽视,他就是鲁伯特·默多克。王生智的《“传媒巨人”默多克的经营战略》(国际新闻界,2001,4),就默多克的经营战略进行了归纳。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国内还翻译出版了两本有关默多克的书[2],值得一读。

 

二、           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史的研究

2001—2002年间,学术界关于新闻史的研究也涉及到新闻传播观念与新闻学术、新闻教育史等层面。这是此前各大阶段不曾见过的可喜的现象。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关于媒介人物和新闻学者新闻传播观念的研究。丁俊杰的《简论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现代传播,2002,5),张昆在《当代传播》上连载发表的《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当代传播,2001,1起连载三期),在传播思想史的背景下,就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揭示了出版自由观念最初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在此之外,其他一些在传播学术史鼎鼎有名的人物,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李彬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一文中,对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进行了梳理、研究,并评价了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国际新闻界,2001,6)。杨伯溆与李凌凌《艺术的视角—理解麦克卢汉》(现代传播,2001,6)一文从麦克卢汉的学术背景和他所处的时代的传播学研究的实际出发,提出从艺术的视角而不是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出发来理解麦克卢汉,为我们理解他那奇诡的理论开辟新的路径。杨艳珊在《伊莱休·卡茨:在背景中考察媒介效果》中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批判地解读了卡茨的著作(现代传播,2002,5);杨击的论文《理解霍尔—从媒介功能和新闻真实性的角度看》对霍尔理论中的媒介功能问题以及真实性、客观性和现实性诸概念进行了严谨的学术梳理(现代传播,2001,3);刘晓红的《重新理解哈贝马斯对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论述》(现代传播,2002,5),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邵培仁的《米德:美国传播学的鼻祖》,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米德的传播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徐新平的《威廉的新闻道德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新闻大学,2002,夏),正如文章的标题,揭示了威廉的新闻伦理思想对中国传播媒介行业自律进程的影响。对这些人物的及其思想的研究,对于了解西方的新闻传播思想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谢静在《九十年代的〈新闻与传播学季刊〉—从〈新闻与传播学季刊〉(1990-1999)看美国九十年代的新闻学研究》中指出:在对研究主题进行归类分析以后发现,传统新闻学的主题仍然为美国学者们所关注,但比例有所下降;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尤其是对新闻传播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有所加强;某些内容的减少令人不解和遗憾。对研究方法的分析发现,定量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尤其是内容分析的方法呈上升趋势。论文的篇幅逐渐增大,而论文作者中合作的比例也在一半以上,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研究难度的增大(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对于国外传播学历史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于受众与效果研究,葛岩的《美国广播电视市场上通货:受众调查》(现代传播,2002,5)一文讨论美国受众调查方法和企业的历史,调查报告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以及调查的商业用途,勾勒出美国受众调查产业的发展和现状。祝建华的《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和王旭《台湾阅听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就受众研究理论在中国及台湾的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孙英春的《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浙江学刊,2002,2)在回顾美国传播效果理论发展演变的基础上,阐述了两种重要的传播效果理论:“议题设置”与“使用与满足研究”的特征、发展、局限性及应用研究中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并指出了传播效果理论的未来前景。谢静《媒介对谁更有效?--“第三者效果”理论述略》(新闻大学,2001,春),简要地介绍了第三者效果理论。其次是传播学方法论,殷晓蓉在《传播学方法论的第一次冲突及其后果》(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4)中叙述了经验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的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第一冲突及其后果与对今后研究的启示。郭虹《对内容分析研究方法的再思考》(新闻大学,2001,春)谈到了内容分析方法的应用趋势、进展以及应有的态度。还有丁和根的《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3),以及蔡骐与常燕乐的《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对于传播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评介。再次是议题设置问题。黄瑚和李俊的《“议题融合论”:传播理论的一个新假设》(新闻大学,2001,夏),王囡囡与史振宁《从媒介发展看“议题融合”》(新闻大学2002,秋),还有张洪忠的《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的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10)等,对西方传播学议题设置理论作了全面的评述。复次是媒介经济理论。梁昊光的《传播经济理论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2,2),从批判理论的全新视角出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传播经济理论的形塑过程,包括媒介产品多样性与差异性、法兰克福学派与传媒经济的源引、公共领域与媒介经济、两种经济理论,并用批判学派的眼光重新审视国内媒介经济研究的空白。

本年度学界对广告史的追溯也是引人注目。阮卫在《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国际新闻界,2001,6)一文提出,广告传播理论的起步、发展及其走向成熟都集中在20世纪的美国。随着社会的变迁、营销理论及传播理论的发展,广告理论也实现了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飞跃。这一飞跃使现代广告逐渐脱离了单纯推销商品的特性,朝着人本主义的方向迈进。黄孟芳的《广告理论百年回眸》(西北大学学报,2002,2)认为,自20世纪初广告学科出现以来,经历了学科的建立、成熟和创新三个阶段,其间形成了芝加哥广告学派、USP学派、美术指导—文案学派、广告古典主义学派等流派和广告调查策略、广告目标、广告人素质、广告定位等理论。这些广告流派和广告思想对于广告学科的成型和完善,对于广告事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新闻史学理论的探讨。卓南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国际新闻界,2002,3)主张,当新媒体出现时,不能忽视或抛弃对旧媒体的研究,新闻史既要重视宏观的总体的研究,也要从事断代史和个案的研究。张昆在《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国际新闻界,2001,1)中指出,当前国内世界新闻史的研究的基本格局是中外分治。目前流行的四种研究的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 =外国新闻史;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专门史研究;国别史研究。这种研究格局,有利于逐一清理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深入地分析和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研究的特殊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新闻历史的比较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客体限于特定国家或地区,没有把全球的新闻传播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必然是视野受到限制,不利于了解世界新闻历史发展的全貌,难以解释各国新闻史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限制了对世界新闻史的普遍规律的把握等。艾红红的《网络时代的新视野—广播电视史学三论》(现代传播,2002,2)认为,“广播电视”概念和“广播电视史”研究范畴因网络媒体的加盟而“扩容”;完整的广播电视发展史至少应该包括传者、受众、信息、媒介等的历史,应该把广播电视的研究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就广播电视论广播电视,要有一种国际视野,把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世界广播电视的历史格局中加以考察。白子超在《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缺憾》(新闻记者,2001,9)中,反思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研究存在的缺失。杨鹏的《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的研究》(新闻大学,2001,春)则指出,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而是一种大众传播层面的“一般史”研究,包括它的多样化发展和相互交融,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这样可以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历史全图。

除此之外,黄旦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学者研究历史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时统宇《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现代传播,2001,5),由龙耘翻译的美国学者麦克·摩根等撰著的《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一个总体的评估与元分析》(现代传播,2002,5),丁末的《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与知识差异—明尼苏达小组早期知沟假设研究》(新闻大学,2001,秋),张辉锋《西方新闻访谈研究中的含糊理论》(电视研究,2001,11)和《面子最为重要:介绍西方对新闻访谈的研究》(现代传播,2001,5),陈谦与孙琳的《关于西方“把关人”研究“复杂化”与“简单化”的辨证思考》(新闻界,2002,3),胡正强的《论西方新闻传播中的公正性原则》(学海,2002,2),还有司景新的《对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的考察与思考》(新闻大学,2001,夏)等,就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学术界对相关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为我们全面地把握西方新闻传播观念、新闻学术的发展,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工作。

 

三、           关于媒介发展及媒介产业化进程的研究

本年度关于世界新闻史的研究,在媒介发展及媒介产业化进程的探讨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传统的新闻事业史研究模式的延续。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首先表现在宏观把握上,对世界范围内大众传媒发展总趋势的把握。其代表作品主要有陈力丹的论文《20世纪世界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重大回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该文指出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媒介集团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电子媒介兴起,网络传播威胁传统大众传媒;传播内容趋向大众化;世界新闻流通越发不平衡;媒介业,特别是广播电视业民营化趋势日益加强。张允若在《二十世纪国际新闻界十二件大事》(新传播资讯网,2002,6,19)中回顾了20世纪世界新闻传播领域的十二件大事:西方国家报业集团的出现和报业垄断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报业的诞生、发展与解体;广播事业的诞生与发展;电视事业的诞生与发展;新闻通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与新格局;新闻周刊的兴起与发展;传播学的形成,提升和扩展了新闻理论的研究;社会责任理论的出现,推动了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演变;国际广播电视的出现,使国际新闻传播出现新局面;电脑网络的诞生,开创了新闻传播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家新闻事业的崛起,正改变着世界新闻事业的总体格局;国际新闻界为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而斗争,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吴廷俊的《试论新世纪大众媒体结构的格局》(现代传播,2001,4)一文就当代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关系展开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网络媒体、纸质媒体和数字广播“三分天下”的大众媒体结构格局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传媒犹如狂飙突起,对当代新闻传播的基本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关于网络媒介发展演进的探讨,也相当的深入。在网络媒介发展方面,学界最为关注的是“知沟”和“网络霸权”问题。陈绚的《亚洲国家面临的数字化“鸿沟”与数字化的“机遇”》(国际新闻界,2001,6)描述了亚洲国家之间的数字化现状,针对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提出亚洲各国要重视用互联网营造新的社会形态的建议。孙五三的《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的因特网》(国际新闻界,2001,5),和丁未与张国良的《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现代传播,2001,6)等文章,分析了普遍存在的“知沟”问题。与“知沟”相连的是“网络霸权”。李攀在《全球网络霸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解措施》(新闻大学,2001,春)一文中提出了消解霸权的具体措施:延缓接入因特网的时间;加强对网络的管制和监控;相对缩小经济、技术上的劣势地位,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合纵连横,组建反网络霸权联盟。在网络与传统媒介的关系上,唐润华的《西方三大通讯社如何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国际新闻界,2001,6),客观地分析了网络对传统通讯社的影响及通讯社的应战策略,文章认为网络的迅猛发展威胁到通讯社的“新闻信息总汇”的地位,同时,又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市场。西方三大通讯社采取的策略有:第一,将互联网用作一个新的技术手段,提高新闻采集、加工和传输的效率;第二,走资源整合的道路,与外部公司特别是IT合作,向全球提供无限上网服务和技术;第三,采用通讯社的传统模式向网站提供新闻信息。在网络泡沫破灭不久,李希光在《网络媒体生路在何方?--复兴网络媒体的九种策略》(现代传播,2001,5)一文中提出了复兴网络媒介的具体策略;张咏华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因特网及网站的经济模式》(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一文,将传播系统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背景中,探讨现代传媒系统的发展和变迁同社会经济运行及管理需要之间的关系。文章重点讨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的兴起及网站的经济运行模式,对于网络媒介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史学界也十分关心网络的社会影响。殷晓蓉的《阿帕对于因特网的贡献及其内在意义》(现代传播,2002,1)一文在广阔的政治、军事背景中,通过阿帕网与网络的关系的考察,弄清楚网络最初是怎样发展的,与之相连的内在意义是什么。杨伯溆与刘瑛在《关于全球化与互联网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中从宏观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与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的互动和纵深发展,必然推动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孟威的《网络“虚拟世界”的符号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一文从符号学角度对比构筑媒介“拟态世界”的不同传播符号特点和功能,揭示了网络“虚拟世界”的符号特征和人们信息需求与接受的新特点。程士安的《网络媒体与文化价值观—兼析网络影响和当代大学生亚文化的形成》(新闻大学,2002,秋)则从网络信息的共同性与文化的共同经验、一对一的互动交流和文化价值的多元选择、虚拟时空与现实社会的共存及全新的社会文化地位等方面,论述了网络对大学生亚文化的影响。张咏华的《互联网与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4),以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区中的传播为切入点,从网络在拓展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中的潜力着手,进而论及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加强传播中国文化的中文信息的网络化建设之现实紧迫性。闵大洪《全球化时代中文网络的价值》(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一文围绕中文网络的兴起与发展、中文网络的特点、中文网络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问题,进行了论述。黄鸣奋的《数码媒体与远程剧场》(现代传播,2002,6)阐述了现代网络技术对传统剧场向现代的转变的影响。张雅军的《网络环境下新闻资料部门收藏职能的变化趋势》(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指出,由于网络的影响,收藏结构从静态文献库到动态信息库,收藏原则从趋同性到趋异性,收藏空间从物理空间到网络空间。王晓晖《浅析网络媒体对公共关系实践活动的影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6),则探讨了网络对公共关系的影响。美国学者罗伯特·A·罗根的《科学传播与互联网---美国R2委员会调查成果》(国际新闻界,2001,6)一文,提出科学传播在互联网时代的面临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及其对策。

除此之外,网络自由与网络伦理及网络传播业务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钟瑛在《论网络传播的伦理建设》(现代传播,2001,6)中指出,网络在技术上的特殊性使网络媒体面临新的网络伦理问题。在对网络性质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并分析了网络伦理的自主性、多元性、开放性特点。杨新敏的文章《自由:网络传播的神话》(现代传播,2001,6)针对网络自由传播的神话,就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在互联网上,为实现传播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李宏的《试论网络媒体的统计与评估》和白冰《网络传播效果的数字化统计》(新闻大学,2001,春)两篇文章,以及柯惠新的《互联网调查研究方法综述》(现代传播,2001,3),都是使用数理方法研究网络传播效果的典范之作。它们就网络调查、统计的基本概念、目前国内外网络调查、统计研究的现状、方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今后研究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意见。栾轶玫《从受众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网络新闻编辑规律》(现代传播,2002,3),则是对网络传播基本业务的探讨。对网络历史的梳理,为正确处理网络与传统媒介的关系、认识网络的现实与未来奠定了基础。

传统媒介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的演变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蔡雯与甘露在《西方报纸版面变革及其动因分析》(国际新闻界,2002,4)中描述了西方报纸版面变革的过程,并从技术基础、市场需求、媒介竞争以及学理研究等方面寻求变革的动因。陈建云的《世界报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展望》(当代传播,2002,2)客观地描述了世界报业的五大发展趋势:发达国家面临困境,发展中国家突飞猛进;竞争激烈,并购加剧;传统报业与互联网对接;地方化、娱乐化、服务性;厚报化、多版组与小众化。寿昌涛与刘波《数字化、分众化时代电视期刊发展战略—解析美国〈电视指南周刊〉》(国际新闻界,2002,6)则理性地剖析了美国电视指南周刊的三大经营策略。与报纸相比,广播电视的发展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眷顾。徐福健的《世界广播电视业的发展趋势》(电视研究,2002,2),刘习良的《90年代国际电视业的发展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1),陆晔《力量游戏: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电视业的市场重构》(当代电影,2001,3),吴冯与庄严的《世界有线电视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有线电视,2001,15),朱金玉与齐爱军的《电视媒体数字化实践及其对未来的影响》、高涵的《媒介无形资产评估》(新闻大学,2002,春),陆地的《西方商业电视的经营意识》(国际新闻界,2002,1),还有郭景哲的《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传媒向全球扩张的战略》(对外宣传参考,2002,6),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情况作了客观的描述。对于我们把握世界广播电视事业的全貌有很大的帮助。

仅次于网络的是对当代媒介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历史的研究。裴延辉编译的《西方报业集团:我们被误解了》(国际新闻界,2001,1)一文针对报业集团的出现减少了意见的多样性、降低了新闻的品质这一传统观念,从现代西方报业集团的所有权归属、管理以及实际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反驳。陈力丹的《西方新闻传播产业化的进程》(现代传播,2001,6)则描述了西方新闻传媒产业化的历史进程,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媒介的产业化及其特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还有王学成的《论跨媒体联合》和程小萍《试论电视媒体的管理信息化》(新闻大学,2002,春),唐世鼎等《台际合作与电视集团化的运作:西欧电视业考察启示》(电视研究,2001,5),黄玉的《跨媒介合作的由来与启示》(新闻战线,2001,4),潘玉鹏的《西方传媒业集团的成因与特点评价》(新闻大学,2001,秋),杨明斋的《传播全球化—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国际新闻界,2001,2),张辉锋的《跨国传媒集团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2),对媒介集团化的一般情况进行了探讨。在此之外,学者还对媒介产业化集团化的负面效应也予以了高度的注意。余红与杨伯编译的《新闻公司化与利润最大化》(国际新闻界,2001,2)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传播公司的兼并浪潮,造成新闻价值的削弱,新闻目标的偏离,无论对新闻从业者、受众还是国家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范新闻垄断。李春的《公众利益遭受威胁—近年来美国新闻业的变化》(新闻大学,2002,冬)也谈到了美国的经济放任政策加深媒介集中程度,新闻媒介受庞大公司体系控制,以及有识之士在加强新闻职业操守、改变媒介结构、建立媒介监督组织、推行媒介教育课程等方面进行的抗争。马锋与路宪民《西方新闻娱乐化现象成因浅析》(当代传播,2002,6)则认为西方新闻娱乐化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盛行的快乐主义原则以及市场化的媒介在利润最大化宗旨下对受众需求的迎合。吴飞与沈荟的《现代传媒、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5),从新闻产品消费者的需求、新闻产品生产者的欲求、官方意志和公共舆论等社会体系的承认等方面阐述了新闻娱乐化的成因。陈翔则在《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文化批判》(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中,以消费社会作为背景,从功能、生产方式、文本内涵、传播方式等方面对广告文化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广告与媒介的合流,给媒介传播、消费社会以及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文章,总体上展现了世界传媒产业化、集团化的比较完整的图像。

 

四、           关于新闻传播政策与新闻传播体制历史的研究

新闻传播政策与新闻传播体制的沿革,也是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内涵。在2001—2002年度,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十分的突出。首先是媒介行业自律问题的探讨。蓝鸿文教授在《世界扫描:新闻自律的一项基本建设—道德信条》(国际新闻界,2001,2)中,从世界传播整体的角度,对行业自律及其道德信条做了一次全面的扫描,从西方新闻界到中国新闻界,再到区域性的新闻组织。文章指出,制定道德信条是新闻自律的一项基本建设,是刚过去的20世纪深具道德意义的一件事情。张殿元等人在《三种传媒道德问题的跨文化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5)中,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对有偿新闻、媒介歧视以及媒介产品的扇情化倾向问题进行了检讨,从侧面证明了推进新闻行业自律必要性。赵明的《国外行业协会如何参与报业管理》(当代传播,2002,6),则叙述了西方新闻行业协会的历史发展过程,阐述行业协会的功能:受理投诉、名誉仲裁、监督以提高道德自律、协调业内外利害关系等,及其自律规范。筱棠的《新闻业务与规范化—西方通讯社采编工作规范简介》(中国记者,2002,9),介绍了西方通讯社运行的基本流程和行为规范。雷跃捷等人翻译的《论媒介监督》(现代传播,2002,1)谈到对媒介批评监督的各类主体及其价值观和判断标准。这方面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中国传播业界及其从业人员的影响则是相当显著的。

其次,史学界对欧洲当代新闻传播的历史也表现了浓厚的兴趣。金冠军与郑涵的《当代西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基本类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4)一文认为,当代西方诸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一方面依法独立运行,普遍地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同社会基本政治力量结成不同的政治调控关系,而形成彼此相异的体制类型,主要有国有公营型、国有国会主导型、社会联合公营型和国有政府主导型等。唐世鼎等著的《西欧公共电视机构的市场化改革》、《欧洲电视媒体的科学管理特色》(电视研究,2001,7)等,也就欧洲公营电视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昱的《政治传播、媒体管理、民族主义—略论当代欧洲一体化中关于媒体的几个焦点问题》(国际新闻界2001,4),就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媒介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媒介的管理与调控方面,有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如程宗璋的《论新闻取材来源隐匿的法律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3)探讨了新闻取材来源隐匿在西方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状况及其对新闻报道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的可能影响;崔磊的《西方反恐怖主义斗争中的媒体控制》(新闻大学,2001,春),则就特定时期反对恐怖主义的主题与大众媒体的关系,控制恐怖主义报道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主张必须正视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孰主孰次的问题。此外,还有黄玉的《欧盟的视听保护政策》(电视研究,2001,1),张谦的《欧洲理事会与欧盟的广播电视政策法规》(国际新闻界,2002,5),王永亮等著《西方国家的新闻管制》(中国记者,2002,,1),李钦的《从自然权利到制度权利:透视西方新闻法中自由观念的演进》(当代传播,2002,1),王小飞的《西方舆论监督透析》(新闻知识,2001,7)等,从政策、制度的层面就欧洲国家的新闻传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传播体制方面最受重视的还是美国这个新闻传播大国。吴飞的《在思想与行为之间摆动的言论自由—从美国法院的“明显和即刻的危险”规则看美国的新闻自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3),“明显和即刻的危险”规则是霍尔姆斯法官于1917年提出的,旨在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与限制的言论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作者系统地分析了提出的历史背景,介绍了美国学界对这一规则的理解与评价。邵志择的《表达自由:言论与行为的两分法—从国旗案看美国最高法院的几个原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1),汪露《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新闻大学,2002,夏),侯健的《摄象机能否进入美国法庭》(新闻大学,2001,秋),胡正强的《试论美国新闻传播中的更正制度》(国际新闻界,2001,6)等文,也就美国当代的新闻传播自由与司法公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支庭荣的《在管制与开放竞争之间摇摆:20世纪美国电视事业政策述评》(中国记者,2002,4),张咏华的《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小议—从美国因特网委员会〈2000年因特网发展状况〉看国外的有关动态》(新闻大学,2001,夏),沈浩的《新闻理念与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当代美国的交锋》(新闻大学,2002,夏),还有叶琦的《政治仪式中的媒介权力---大众传媒对美国总统竞选的影响》(现代传播,2001,1),分别就美国不同媒介的管理政策、新闻传播理念变化及媒介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全景式、纵深的描述,对于读者认识美国大众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五、           关于跨国新闻传播的历史研究

20世纪以来传播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大众媒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在信息流动上呈现出超国界的特性,而且在产业经营上也实现了世界规模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大众媒介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大众媒介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何?大众媒介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推动全球化进程?成为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杨伯溆与李凌凌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一文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媒体一直起着引导和制造消费需要的作用。不同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和扩张,也是以大众媒体传播的消费文化的扩张为先导。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现代消费社会也不会形成,全球化也无从谈起。汪飞舟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策略》(现代传播,2001,5)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国际传播最初以宣传为目的,冷战结束后,从政府行为转变为商业行为;互联网带来了信息革命,也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在国际传播中忌讳民族主义的宣泄;国际传播管理中要不断与官僚主义毒瘤作斗争。陈卫星的《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2)就跨文化传播的产生机制、作用过程、跨文化传播的媒介逻辑对传播生态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卜彦芳的《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现代传播,2001,6)提出,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段京肃在《略论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中提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逆差问题。黄顺铭的《全球化传播语境分析》(现代传播,2001,6)一文分析了全球化传播语境的历史发展,概括了其现实特征:偏斜的语境,和多样化的传播理念。杨瑞明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权力》(国际新闻界,2002,6),和李银波翻译的荷兰学者西斯·哈姆林克的文章《全球化、主权与国际传播》(现代传播,2002,5),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媒介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刘卫东的《全球化——华夏文明传播的新机遇》、哈艳秋与鄢晨的《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陈培爱的《汉字作为信息媒介的传播学思考》(国际新闻界,2001,5),张燕的《冲突与和谐:全球化空间中亚洲影视的新趋势》(现代传播,2002,6)等文章,则主要探讨了全球化与华夏文化、亚洲文化传播诸问题。特别应予介绍的是,罗以澄与夏倩芳在其论文《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4)中,提出了国家形象的扭曲误读的现象,并从多个维度来思考其可能的原因,并就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提出了建议,视角独特,颇有新意。

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大众媒介的涉华报道及其倾向也引起了史学家的兴趣,因为这些报道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其中的焦点是李文和案。邱林川在《多重现实:美国三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1)一文中,采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包含多重现实之仪式性传播模式分析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从1999年到2001年关于李文和案的报道,发现三份报章之间甚至同一报章在案件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表明,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该案过程中不仅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定型化处理,而且也存在争辩。然后,运用相关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刘鉴强的《从李文和案看<纽约时报>的意识形态》(国际新闻界,2001,1),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陈寒溪的《美国如何“塑造”中国形象—以“中美撞机事件”为例》(国际新闻界,2001,3),李希光《影响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因素—对美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中国记者,2002,3),沙奇光的《对西方媒体散布“中国威胁论”的评析(上、中、下)》(对外宣传参考,2001,4、5、6),周庆安、沈绿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0年涉华报道透视》(国际新闻界,2001,3),乔木的《从美国媒体报道看PNTR的通过》,方汉奇的《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对100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002,2),以及熊蕾的《从两家美国媒体对江泽民的采访看两种新闻观》(国际新闻界2001,1)等,这些文章试图揭示美国大众媒介在报道中国事情时内在倾向及其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

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热点是海外华文报纸与外国人在华创办报刊的发展。程曼丽的专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以时间为序,重点涉及四类媒体,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以外创办的华文报刊、海外华侨报刊、海外华人报刊和新移民创办的华文媒体,对她们进行了系统的、动态的、比较的研究。作者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高度,对华文传媒由古至今嬗变过程作全方位的考察与研究,认识和评价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以及它们在新形势下的作用与意义。该书共有八章,第一章为绪论,最后一章为结论,中间六章的内容分别是:海外华文传媒的产生、辛亥革命前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海外华文报刊、辛亥革命后的海外华文新闻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海外华文新闻业、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期的海外华文新闻业、90年代华人新移民新闻业。作者在最后提出了四个结论:第一,海外华文传媒是中国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发扬和中国影响的扩大。第二,海外华文传媒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国强它强,国弱它弱。第三,海外存在着两岸三地融合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新闻传媒中。在目前大陆与台湾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有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第四,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本专著在海外华文报纸研究方面是最最系统、最全面,影响也最大。在此之外,彭伟步《东南亚华文报刊的文化传播与编辑特色》(国际新闻界,2001,5),赵晓兰《欧洲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特性》(中国出版,2001,10),就个别地区的华文报刊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至于外国在华创办的报刊历史,主要有赵永华的论文《俄苏在华办报追溯》(国际新闻界,2001,1),该文以1917年“十月革命”,1937年“九、一八事变”和1945年抗战胜利为分界,按不同的政治色彩、刊行地点,对在华俄文报刊的开创、繁荣和衰老各期进行了立体的全景式描述。

除此之外,文有仁的《外国传媒与反邪教斗争》(国际新闻界,2001,3)一文,认为外国传媒对待邪教问题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同声谴责并揭露邪教反社会、侵犯人类尊严的本质,同时详细报道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反邪教斗争。陈燕如的论文《“新闻是匆忙中写就的历史”—西方报界如何发现并报道毛泽东的一篇秘密讲话》(新闻大学,2002,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运用相关的传播学理论,厚重地勾勒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讲话在国内外的传播过程,使历史的叙述与传播理论的分析熔铸于一炉,其方法和角度均有创新。

 

六、           主要代表作评介

2001—2002年度,世界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推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分量的论文随处可见,但有见解的专著数量不多。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就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世界新闻传播史专著,主要是《美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教程》、《世界新闻传播通史》、《当代世界新闻事业》等略作评介。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的翻译应该是本年度新闻历史研究的重头戏。本书第一版开始编写于1949年。其书名最初为《报业与美国》。1982年该书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新版本是它的第八版。从副标题的变化,可以看出原作者对该书最初框架的继承以及对美国新闻传播发展的追踪研究。正如新译本的《原序》所言,该书“一如既往地把重点放在新闻史与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潮流的相互关系上。通过这种互动,媒介影响了美国所走过的道路。反过来,每一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条件和影响,也决定了媒介的状况和特点。新闻界的男男女女所特有的历史,以及他们所创立的公共机构和传统所特有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3]。”新版本从英文版原著完整翻译过来,长达一百万字。在原来的基础上写到克林顿任内的1995年,并对原有的内容进行补充、更新。该书对所有的媒介形式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其中包括报纸、通讯社、杂志、书籍出版、广告、公共关系、新闻摄影、电影、电台、电视及有线电视,实际是一本广义的大众传播工具史。通过文字与插图,该书对传播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进行了概述,对重要的问题人物和传播机构进行考察,与此同时,对记者、编辑和广播电视工作者如何报道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其他的撰稿人、广告商和辩护士如何影响美国人的生活进行了追溯。从第八版陈述中所流露的观点来看,本书的作者都是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正义,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而罗伯茨女士(第八版的主要作者之一)的贡献便是她对女性新闻与传播事业的研究,这也是该书的一个特色。从现有的材料看,该书堪称是目前我们认识美国新闻传播史的最权威、最丰饶的参考书之一。其中由展江撰述的《译者的话》[4],体现了译者解读美国新闻史的独特视角,值得每个研究者参考。

李磊编著的《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和陈力丹编著《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大出版社,2002年版)是国内学者推出的不可多得的专业教材。这两本书都在教学的基础上写成,这种成书的途径与方式可能对现有的叙述格局产生影响,表现为在一种广阔的世界新闻史背景下,重视比较的研究方法,注意概括各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个性与特殊规律。陈书力求让读者从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简短的大洲或区域新闻传播史---各大洲或地区代表性的14个国家的新闻传播史的叙述中把握整体,又了解细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的纵向的历史发展是该书叙述的主线,横向区域内的比较为辅线。该书共分为7篇21章,37万多字;材料截止2000年,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内容丰富全面,历史的纵深感显得尤其强烈;在客观的历史叙述中来揭示历史的特点与规律,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规范。

李磊的《外国新闻史教程》则使用宏观的比较研究方法,把世界新闻事业史分为:封建集权主义时代的新闻传播事业史,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新闻传播事业史,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新闻传播事业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史。重点对西方各国集权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深度分析和横向比较,尽量凸现不同国家新闻事业之特点,对其进行较为准确的把握,使人能从历史发展的宏观叙述中,把握各种不同的新闻事业体制。全书共分四编十八章,每章都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背景分析、历史进程和分析与思考,其中第三部分“分析与思考”是每章的重点,作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对所叙述的事实进行理性的分析。书中有历史背景介绍、有历史事实叙述、有针对性地分析与思考,史论结合,这是该书的一个特色。此外,本书作者还提出了东、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四种集权主义新闻传播模式,五种从封建社会形态的新闻传播事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传播事业转变的模式及法西斯新闻传播事业体系,并对社会主义的典型模式——前苏联新闻传播事业体系和前南斯拉夫新闻传播模式进行了详尽的比较与分析。其媒介、事件、人物选择的依据,是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的大小,而不是以阶级性作为标准。作者力求简化史料,尽量使用概括性史料,多作思考与分析,总结典型模式,又不忘模式之外的特殊性,目的是在于使人读来更有启发性。但从整体上看,其后两部分没有充分展开,给人以有前重后轻之感。在注释、参考文献等方面的学术规范性上稍有欠缺。

李良荣的《当代世界新闻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在勾勒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发展的概貌的基础上,关注了影响世界新闻传播总体格局的几个重大问题: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与勃兴、当代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和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和主导的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版面和版面编辑、电视新闻的主要报道形式等。因此,宏观的全方位的观照,和多层面多视角的叙述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该书关注的主要历史时段为近20年来的情况,特别是追踪世界新闻事业的最新发展。作者说,许多的相关数据是边写作边修改,所以,反映最新的变动与媒体发展趋势,换言之,与时俱进,应该是该书特点之一。该书对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事业、媒介理论和新闻活动也进行了应有的关照和叙述,对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总体格局和趋势的把握在总体上是准确的,这可以说是该书的又一个特色。

 

七、           结论

客观地说,2001—2002年度的世界新闻史研究,是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新闻传播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最为丰硕的年份。其间不仅出版了多本有分量的教材、专著,更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立足于丰富的资料、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者奉献的智慧,客观公正,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实际,是经得起时代的检验的。

与此前国内的世界新闻史研究相比,2001—2002年度的世界新闻史研究显示了自己的特点。第一,研究的成果绝大部分集中于世界新闻传播史的现当代部分,古代的、近代的部分得到的关注远远地少于现当代部分,就是那些古今贯通的新闻历史教材,其内容的古今之比,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研究历史,固然要略古详今,或者说厚今薄古,毕竟我们不会生活在过去,对现实的关注和未来的企盼,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我们的人生的历程。但是,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对历史了解的阙如,就无法准确地把握现实。所以,现当代新闻历史成为热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第二,新媒介成为史学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网络媒介、电视媒介,吸引了越来越多新闻史专家的目光,相应地,这方面成果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第三,媒介的产业化、集团化是研究的热点。自美国第一张便士报问世以来,媒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的支配下,媒介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出现了媒介集团。媒介集团的现实,使大众媒介不仅是一种政治力量、文化力量,而且还是一股经济力量。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环境,为中国传媒集团化创造了条件。在这个背景下,学者们自然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媒介产业化、集团化历史。第四,观念、制度的历史研究是重头戏。过去的新闻历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沿革的层面,满足于对媒介、人物、事件的线性描述。现在不同了。2001—2002年度的世界新闻历史研究,正如前所述,在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面整体推进,而且观念、制度的历史探讨还成了学界关注的重头戏。第五,跨国新闻传播成为新闻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大众媒介扮演的角色、大众媒介与政府权力的关系、海外华文媒介、跨国界传播及超国界的媒介集团化等,是传播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史学界探讨的主流话题。

但是,仔细地检讨这些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式、方法,我们又不难发现其存在的局限。首先,以媒介、国家为研究本位,过于注重对媒介、国家历史的线性描述,通过这些成果,只能看到历史的纵向演进,而很难看到历史的横向发展,即不同国家新闻传播历史或不同媒介历史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其次,由于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研究力量分散,多面出击,形不成拳头,热点焦点太多,缺乏对众多头绪研究成果的整合,也就是说,研究者缺乏全球性的眼光,对既有成果没有进行再开发,因此一般人心目中的世界新闻史,不过是各国历史、各媒介历史的简单相加。再次,对国外世界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情况不是很了解,跟踪西方国家新闻历史研究进展严重不够,新闻历史的内容不新,跟不上时代的进步。



[1] 李磊 《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475497页。

[2] 这两本书是:(美)斯图尔特·克雷纳著,章彦译:《全球企业并购大师——鲁伯特·默多克》,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威廉·肖克罗斯著,樊新志译:《默多克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3]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等译:《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原序》第2页。

[4]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等译:《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的话》第857-8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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