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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报道中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
发布时间:2004-05-11 08:57:02 作者: 来源: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网站 关注:35615

 

【内容提要】战争报道中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是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它由来于交战双方国家根本利益的对立。爱国主义情怀使媒体从业人员自然的站在本国的立场看待战争、报道战争,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性、工具性,以至与追求公正、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使传媒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媒体的实际运作中,专业主义的空间受到压缩,爱国主义却大行其道。本文从媒体的战时报道行为入手,对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表现及其冲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 键 词】战争报道  爱国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战争是相对于和平而言的,它既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又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和传播方式。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实际是由和平与战争相互交织而成的。这种交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纵向的交织,即和平与战争在历史上交替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台,和平的终结意味着战争的开始,反之亦然。二是横向的交织,即战争与和平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在历史上,有时虽然从世界全局来看和平是主流,但是并不排除局部地域的战争状态。虽然战争给予人类的印象一直是负面多于正面。一提起战争,人们就会想起跑火连天、硝烟四起、血流满地的场面,想起大量人员的死亡、财产的破坏、道义的破产。人们不愿意置身于其间,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回避,以至于和平成为了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战争的阴影却是一直伴随着人类,挥之不去。我们都在追求和平,可是战争的达摩克里斯剑始终高悬在我们的头上。

在直观上,战争总是表现为对立双方军事上的冲突。其实,战争是交战双方包括政治、经济、心理、文化等因素的综合性较量。20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概念的提出,军力在立体战争中的地位相应地有所降低,而其他战争要素则大大提高。在国家战争总动员的过程中,新闻媒介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而被纳入了战争轨道,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当战争的危险正在发酵,或者在战端开启之时,新闻媒介将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支持战争,要么反对战争。从战争历史看,在绝大部分时间或场合,新闻媒介是选择了支持战争,即支持本国政府、军方的战争决策和战争行为。新闻媒介所以选择支持战争的道路,是有诸多客观的现实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媒介从业人员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容易使他们把对祖国的忠诚理解为对本国政府及军人的无条件的支持。当这种情感与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将会在最大的限度上挤压媒介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空间。在每一场全球或地域性战争引发的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中,其结果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新闻专业精神的失落与萎缩。

一、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及其冲突

(一)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意义,她不为国别、种族、阶级、职业、种族和信仰所限制而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一致尊崇、认同。这一重要价值虽然传承了千百年,但含义复杂,至今依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

爱国主义常常被通俗地理解为一种情感,列宁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作了高度的概括[1],它集中地表现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并转化为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和富强所主张的牺牲和奉献精神。

这种情感首先表现为一种朴素的自然情感,它是源于个人对故土的自然风物、文化传统、历史血缘的眷恋,在世代生活实践中自然产生,经过历史的积淀,深刻地渗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而巩固起来的。爱国情感还表现为公民内心的自然情感升华为对自己国家所产生的理解、服从、服务和捍卫等意志和激情,它是在所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下,国家主体不断推进的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闻传媒宣传推广的重要价值。因而在本质上,爱国主义可以看成是一种政治情感,“这种情感是从对国家政权的崇拜中产生出来的,并被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和巩固。”[2]爱国情感是公民爱国的内部动力,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具体的爱国行为,自愿承担个人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工作奉献;在战争时期,这种行为表现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斗争,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

爱国主义还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爱国主义逐渐外化形成一种伦理道德,被社会文化传统不断的褒扬和强化,形成个体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人们的内心体体验发挥作用,规范着人们的言论和行为。爱国主义作为道德规范,决定人们行为的取舍,使个人利益自觉自愿服从国家利益,使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始终高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所以在社会政治实践中,爱国主义是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江泽民说“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她能够唤起公民对祖国的纯洁、崇高的情感,成为公民精神动力的源泉,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面对外国强权的侵略时,能够产生巨大力量。孟德斯鸠所以将罗马共和国的胜利归功于公民的整体的爱国情感,正是因为这一点。

爱国主义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没有国家的原始社会,自然没有爱国主义;在阶级社会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国情下,其具体内涵也不尽一致,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在极权主义国家,家国同构,朕即国家,爱国就是爱皇帝,反皇帝就是叛国、卖国;而在自由主义社会,国家和政府、政府首脑有着严格的区分,反政府、反总统不等于叛国,而支持政府的也不一定爱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派正是反对当时殖民政府,而那些支持政府,效忠母国的保皇派,则被当时和后人称之为卖国者。

爱国主义既然是一种政治情感,自然免不了人类情感所具有的普遍特性。情感作为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对客观现实或认识对象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和社会要求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在一些特殊的背景下,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偏差,甚至使主体陷于偏执、狂热、狭隘、痴迷的心理状态。一些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时常抱着这样的心理:“无论祖国是对还是错,都应该热爱祖国。”[3]事实上有“许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而实施的行为,包含着极端的偏狭和心胸狭隘,表现了民族的偏见、民族的自负和民族的仇恨[4]。”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说:“爱国主义相对于国家,犹如利己主义相对个人——事实上有相同的根源,既有各种好处,又有各种坏处。”因此,大众媒介应该宣扬正确的高尚的爱国主义,同时还“应该消除爱国精神的偏见[5]。”只有这样,爱国主义这种中西共有、历久弥新的政治价值才能在人类政治活动中正确地引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新闻专业主义

随着政党报刊时代的终结和大众化报纸的兴起,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在美国缓慢的发展起来,它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商业媒介赢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两个动因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也是新闻媒介不断调整与政党、公民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演进的结果。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息,一系列规范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全面、真实、客观、公正、服务”五个方面[6]

新闻专业主义最主要的观点是,新闻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公正立场准确报道,正如法律人士的专业信念是“公正”,医学专业的信念是“救死扶伤”一样。它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其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这标志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新闻自由是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前提,而保持媒介地位的独立则是其存在的基础。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也就是要求“新闻媒介摆脱外界的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报道事实”[7]客观新闻学理论要求,报业实行自治体系,对政府、政党、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树立的公众“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因而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理念就是事实高于一切,新闻媒介的最高准则就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它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进行取舍。“在报道争议问题时,他们高高在上,站在争辩各方之间,有时类似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有时又像希腊戏剧多声部合唱的序曲和尾声,它们代表民主的声音[8]。”

新闻专业主义的确立,是新闻活动和新闻理念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使新闻事业逐渐摆脱政治偏见,树立“公共服务”的信念,而且还提高了新闻从业者的地位,改变了其职业形象,使新闻从业者取得了真正职业的待遇,成为维护公共利益,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和人民的代言人。新闻专业主义需要加强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强化公共利益的保卫者的角色,发挥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视职责,成为人民意志和权利的捍卫者。

(三)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

在新闻传播领域,专业主义与爱国主义在根本上应该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和平时期,一个爱国主义者,在传播过程中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专业理念;而一个具有专业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往往也具有深厚的爱国情结。在西方社会,新闻媒介被一致誉为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的“看门人”,是独立的、超党派的“无冕之王”和“第四种权力”。它们遵守专业主义的准则,追求客观公正的理念,自由报道新闻事实,并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这种情形常常被视为是民主社会的骄傲,甚至有人用“千万种声音鲜花般盛开”来形容[9]。从直观上看,媒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出对立的性质。但这种关系在的战争——“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中发生了转变,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媒介与政府间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和空前的团结,媒介主动接受政府的控制,并进行严格的自律,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被压制甚至被消解,成为“沉默的螺旋”,而爱国主义却大行其道。

新闻媒介在战争报道中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爱国主义”行为。这在最近发生的美英与伊拉克战争中再一次得到证实。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英国、美国的新闻媒体普遍把本国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些在平时绝对地会遭到专业人士唾弃的行为——迎合政治权力,现在自己做起来,感到自然、合理,而没有丝毫的不适。首先,新闻媒体自愿充当政府和军方的代言人。大部分媒体都表现出既主动接受政府和军方的管制,也对苛刻的行业自律无怨无悔,并自觉的与政府和军方保持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从开战前的舆论酝酿,到战时的新闻报道,几乎成为官方的宣传机构。政府说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媒体便披露相关的“证据”;军方说袭击了萨达姆的住宅,媒体便报道“萨达姆死了”。其次,根据官方意图“设置议程,”引导舆论。在伊拉克战争中,英国、美国的新闻媒体更是统筹规划,从“妖魔化”萨达姆开始,到政策转向、战争的理由等,利用媒介为攻打伊拉克和“倒萨”造势,称其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正义战争”,是“行使政当的执法权”,不遗余力的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充当辩护士。再次,散布谣言,传播假新闻。伊拉克战争中,英国、美国新闻媒体的虚假报道随处可见。“萨达姆已经死亡”、“8000名官兵投降”、“在伊拉克发现了制造化学武器的设施”——媒体援引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人士的话进行的报道后来都被否定了。BBC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伊拉克战争中的假新闻超过了我报道过的任何军事冲突,包括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而伊拉克政府同样地制造了“农民击落美军直升机”等假新闻。此外,垄断信息源控制话语权。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介都充当着“新闻霸主”的角色,控制着新闻信息源。在伊拉克战争中更是如此。“嵌入式”报道的新闻记者绝大数是西方国家的,仅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一家就多达20名,几乎每项采访都有他们的记者,他们几乎控制了战争的话语权。其他国家的媒体不得不转用CNN等美国西方媒介的信息和图像。而英美国家新闻媒介的垄断性新闻来源绝大部分受到政府和军方控制和操纵。

新闻媒介的爱国主义行为,使其背离了专业主义的传统;新闻记者本身也从战争记录者和观察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协助者。其直接结果是新闻报道的异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闻真实性的丧失。当新闻媒介被利用而充当工具时,它更多的是用于战争策略性的谋划,使新闻真实退居次要地位。以至于新闻报道有的是三份想象七份事实,有的是七份想象三份事实,有的甚至是纯属谎言。这种现象在近代战争报道史上时有出现,在伊拉克战争中更是几乎随处可见。二是充斥偏见和政治倾向性。“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拉克,愿意提供给媒体的只是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在美国媒介的报道中加入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色彩,忘记了公正评论、客观报道的职业准则,或公开偏袒、或公然攻击,倾向性立场毫不隐讳、旗帜鲜明。例如前线记者充满情感的使用“我们”军队、“我们”的战争,报道明显有失偏颇。在美国和英国的媒介中可以看到被精心“制作”的电视画面:航母上发射导弹的火光、伊拉克境内美军的长驱直入、沙漠中快速行驶的坦克和装甲车、空中肆虐飞行的直升机和夹道欢迎美英联军的伊拉克人民等,一切如美国的大片;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让世界人民看到了轰炸过后的断垣残壁、眼含热泪的伊拉克儿童、惨死的伊拉克人民。类似的偏见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就受到英国社会学者斯宾塞的批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新教徒只记得罗马天主教的残暴行为,而罗马天主教徒只记得新教的残暴行为。这种片面性就象各国在保存的传统观念中表现的片面性一样,——那些传统观念说明了与本国交战的国家的野蛮行径[10]。”如果把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分别置换为伊拉克、英美诸国,这种批评仍然是中肯的。三是新闻记者不再中立。爱国主义旗帜使记者的角色发生冲突,在全国舆论一致的压力下,记者角色只能让位于公民爱国者的角色,与政府和公众舆论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背叛。国际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BBC报道还算客观,而CNN的记者是从美国的立场说话,就是在乘坐美国的坦克时,也不忘兴奋的喊“打”;FOX更是美国军队的“跟屁虫”。但BBC在以色列遭到了封杀,BBC为自己的立场付出了代价。“这种爱国主义的偏见这样使我们对国际间的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必定使我们对其他社会的特性做出严重错误的判断[11]。”四是批评精神的衰落。英美诸国的新闻媒介向来以“拔粪者”自居,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敢于揭露政府弊病,甚至将总统拉下马。可在战争中,再不见尖锐和挑战性的问题出现,不再对政府的弊病穷追猛打,不再报道于美军不利的情况。新闻媒介让人们看到的是它与政府和军方的高度一致。于是美国政府挥洒自如的“发布新闻”、“解释新闻”,达到了制造舆论和控制舆论的目的,并通过美国的卫星和网络传遍全球,世界的舆论就这样被美国完全控制了。

二、        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冲突的实质

如前所述,新闻专业主义以服务社会为主旨,其核心是客观性、公正性和独立性,真实是其最高的理念;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集体主义,具有激情、利己和偏见等特点。爱国主义与专业主义在战争报道中的冲突,在本质上是理性与激情、权力于与自由、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冲突。

一、激情与理性的冲突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本能的爱国主义总是表现为一种激情和冲动,它是潜藏在公民内心深处的对祖国的朴素情感,往往具有轻率、护短情绪,甚至存在仇外排外情绪的特点,缺少客观与公正,容易失去冷静与理性,这种情绪容易被煽动,在行为上表现出“本能的”宣泄和冲动倾向,因而常常为政治权力所利用。战时爱国主义最初往往就是“本能的”爱国情感的宣泄,它之所以容易获得支持,就是因为它是以激情而不是理智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的激情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利益置身于普遍公理和规律之上。这种爱国主义常常是专制国家所提倡的,民主国家在战争时期也会欣赏这样的爱国。“9·11”事件后,美国爆发了爱国主义的热潮,人们高唱国歌,挥舞国旗,一幅生死存亡的气概;伊拉克战争使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一路飙升,甚至达到90%。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冲击下,民主党也不敢与民意为敌,立即表现出“团结,美国”的大局意识,媒体就接着跟进[12]。这正好证明“无论祖国是对还是错,都应热爱祖国”的本能的爱国主义激情的力量。

爱国主义的激情不可避免的影响和冲击新闻传媒,这种激情往往与专业主义所要求的理性与客观相冲突。新闻传媒社会功能的发挥,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客观的评论。激情、冲动往往使其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传媒使政府得以走出误区的自我矫正力量,也是防止其走向错误方向的基本条件。爱国主义的激情使公众不再如平时那样珍视“知情权”。“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本质就是,它的公民有知情权,那怕是被告知一些有可能激怒他们的事[13]。”但是对马岛战争和海湾战争的研究表明,由于爱国主义激情的影响,许多英国和美国人并不珍惜他们的知情权,他们认为,与新闻自由相比赢得战争胜利是更高层次的好处。甚至在真实性和公开性方面,许多受众同意政府为了战争胜利传播假新闻,不少人能够原谅政府为了同样的目的作假。这意味着战争期间新闻传播的根基遭到了严重削弱。

爱国主义激情使新闻人丧失了理性和中立。记者和编辑处在“爱国者”与“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冲突之中。作为公民,基于对国家的深厚情感,他应该是一个爱国者。英国记者马克斯•黑斯廷斯在英阿马岛战争期间就曾说过,“没有哪个英国记者在自己的祖国处于战争时还能保持中立:客观性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战争的延伸。”同时他还说“当一个人的祖国陷入战争时,报道就成了战争力量的延伸。只有结束封锁后,客观性才会再度流行[14]。”另方面,民众舆论的压力和政治权力的影响,使爱国激情所滋生的偏见和利己性充分显现出来,甚至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不爱国”的后果不仅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这一切都影响着记者对信息的判断和取舍。中立、理性、客观的准则、监督的天职只不过是书中的梦幻,记者的“话语权”由于激情的干扰而发生了偏向。

爱国激情使传媒成为爱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这固然是舆论与权力影响的结果,也是媒介在现实环境中选择自我利益的表现。爱国激情使传媒丧失了社会责任,成为政府的代言人,与政府和军方保持高度一致,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偏见和倾向,使其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媒介的伦理准则成为一种形式,这使得我们只能看到美国大片式的“现代战争”——火光闪烁的精彩画面;只能听到“我军”是为了解放伊拉克这一“正义”战争的胜利消息。虽然“完全独立的报纸不可能存在,在任何体制中大众传媒都是那些掌握经济政治社会权力的人们的代言人[15]。”但这种代言人公然为政府的政策辩护,为激情驱动的公众舆论推波助澜,使民众的爱国主义走向极端,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激情增长与理性的丧失,使媒介的批判精神衰落,在这次的伊拉克战争中表现的犹为明显。英美诸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很少有理性的批评和思考,对战争的理由和正义性的质疑;无论在美国白宫新闻发布会还是在战时新闻中心,美国的记者既没有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又没有追问战争的真正原因。作为专业主义报道精神的基础的理性,为激情所俘获,并在“爱国主义的声浪中淹没”,却是战争造成的现实。

2、权力与自由的冲突

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在实质上还是政治权力与新闻自由的冲突。自由是人类普遍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但自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它总是伴随着各种限制。法国《人权宣言》认为自由是“在不损害他人之下,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卢梭更是说“人生而自由,但无一不在枷锁之中”。新闻自由也是如此。一部新闻史,就是一部不断地追求新闻自由的历史,“同时也是反对限制表达自由的历史[16]。”不论是在任何时期,或者是任何地区,传媒演进的过程中都充满了权力与自由的矛盾。国家总是致试图利用权力控制和影响传媒,传媒则千方百计地摆脱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与干预,争取更大自由空间。在国家与传媒的关系中,国家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但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媒介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独立的地位,国家以立法的手段来保障新闻自由,政府一般不干预新闻媒介的传播活动,以至传媒被誉为“第四权力”。

但在战争时期,国家安全成为高于一切政治目标。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帜下,政府挟爱国主义激情对新闻媒介的强制成为常态。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媒介报道战争和军事进展情况,另一方面,又对媒介泄露机密表示担心。媒介则希望从政府和军方获得信息,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赖权力机构的帮助。这种复杂关系使得政府的控制成为现实。所以罗素说,“战争是自由的最坏的敌人。”岂止如此,它还是新闻自由的敌人。政府对媒介的控制,大体上分为硬性和软性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指新闻检查,这是政治权力强化把关人角色,过滤、截流信息内容的主要形式;而后者则是通过提高新闻从业人员道德责任感,利用国内高扬的爱国激情,对新闻媒介施压,这种软性控制有时比硬性手段更为有效。关于政府控制新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统治者们振振有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十分讨厌保密制度,正如他们十分讨厌战争一样。但是,我们和所有国家的经验都已证明:某种程度的保密检查在战时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现在是在战争中。”以思想开明、有“伟大的异议者”之誉的大发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一战”时也为政府辩解说:“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许多可以在和平时期说的事情就会妨碍国家的努力,以至于只要人们在打仗,就不能容忍这样的言论,也没有哪个法院会将它们视为宪法赋予的权利加以保护[17]。”

美国的新闻控制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时期就有主动接受强制检查的先例,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毫不例外的实行了新闻战时检查。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除了制订战时新闻规则外,还特别采用“嵌入式”的报道方式,这实质上是一种隐蔽式的更为策略的新闻控制手段。正如西方评论家所说的,“与其让所有记者放任自流,不如将他们统一起来”[18]。只要把记者与军队捆在一起,“无论记者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要与他们处在的部队相认同,分担危险,并希望被部队接受,掌握他们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更多的是以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报道战争[19]。”因为这种方式正如“公民由于融于民族当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发展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情感与观点;如果普遍结果不是这样,民族就无法生存了[20]。”新闻控制及由此产生的认同使新闻的真实性受到怀疑。早在1917年,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就指出“在战争中,事实的真相是最值得怀疑的”,真实性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新闻记者甚至成为“谎言的传播者[21]”。战时报道缺乏客观,是由于战争的高度破坏性、危险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政府与军方的控制,记者想通过采访来获得准确、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十分困难,因而往往更多的是从交战国的政府或军方的新闻发布会获得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报道就落入了权力设置的陷阱。

 

3、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冲突

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在战争时期还表现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矛盾。国际主义常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世界主义却常常被加上资产阶级的定冠词。从具体内涵来看,国际主义主张各国家和民族,无论大小和强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平等的权利,体现团结和合作精神,不但要维护国家利益而且要维护国际利益。作为无产阶级对外原则,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全人类的利益——这实际是世界“大同”另一种表述。世界主义则主张促进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淡化狭隘的种族和国家的观念,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世界主义者认为人类一体,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民族国家的一员,又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一员的身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主义就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向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以及反对民族解放运动而提出的反动观念。不过如果撇开阶级情感,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还是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追求超越国家、民族的人类共同利益。所以,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主义心存反感,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上不反对世界主义,就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团结而言还是支持它的[22]。”

新闻专业主义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新闻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是公众交流意见的“公共领域”,它以服务全社会、全人类为目标,这使新闻传播活动具有超越国家、民族的意义。而新闻传播职业准则所倡导的客观、公正和中立的精神,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因而在国家和世界公民的身份中,新闻专业主义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世界公民”。在实际工作中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超越国家和民族的限制,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关注人类的发展,关怀人类命运。这种理念与当代所提倡的“全球主义”有相同之处和共同的视野:人类真正的家乡是整个世界(地球),人类应该追求全球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而不应该只考虑眼前和局部的利益,不应该专注于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但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在爱国主义者看来,国家利益具有至上性。德谟克利特说过“国家利益应该放在超乎一切之上的地位,……因为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其中有着一切[23]。”查尔斯·比尔德在《国家利益的概念》中也认为:国家利益具有最大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综合性,是政府行为和公民行为的合法性源泉,在逻辑上说任何个人集团的利益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支配的公共利益,它是政府行为的基本动因,也是公民社会自愿奉献行为的重要动力。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也主张,“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只能是国家利益”。可是,在世界主义者看来,国家作为一个拥有意识、可以思想和行动的“集体的个人”,就像个人一样,“迟早会出生并死亡[24]”。国家利益并不是人类最后的利益。世界主义追求的是全面利益,“全面利益,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战争目的为了形形色色的利益,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说道底还是局部利益[25]。”但“国家利益”往往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功用性。因此,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个人生存的巨大影响,战时国家公民的身份比世界公民的身份更具体和实在,无论哪一种文化背景和国家制度中,国家利益都可以激起公民对国家的一种奉献行为。这使得战时“全面利益”屈从国家利益的至上性成为可能。

在国家作为基本成员的国际社会,“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可能导致对外侵略和扩张,即使是为了维护安全的防御行为也可能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因为国家的“现实主义领导者疑心谋求绝对安全,反而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暴力行为,使得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扩军合法化[26]。”从而导致“爱国主义”的异化,产生国际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事实上“许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而实施行动,包含着极端的便狭和心胸狭隘,表现了民族的偏见、民族自负和民族的仇恨[27]。”美国的国际行为正是这样的例证,它过分强调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对他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忽视乃至于践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是因为爱国主义作为“集体的个人”的信念,在本质上是集体主义,但却具有与利己主义相同的根源。“无论在哪里,过分的利己主义都被看作是缺点,但过分的爱国精神在哪里都不被看作缺点。”这样的评判标准极大的影响了公众的思想和行为,以至“在绝大多数公民看来,替与我们不和的民族的行为辩解,就像是背叛祖国[28]。”爱国主义是基于自己主观的判断,它无法撇开个人和国家利益来观察事物,从而对事物很难做出均衡的判断和评价。这种偏见的事例在战争媒体报道中俯拾皆是:马克•吐温在1901年反对美国对菲律宾的战争被扣上“叛徒”的帽子;世界重量级拳王穆翰穆德•阿里就因为在越战期间说了“我对越共并无反感”,于是被视为“不爱国”“令人厌恶”,并取消了系列比赛和重量级拳王的称号等。

可见,在和平时代坚持爱国主义也许能够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相容,能够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并行不悖。但在国际关系紧张,尤其是战争期间,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就难免与爱国主义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新闻专业主义者作为世界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其取向必须是全球性的,必须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这很难与国家利益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相调和。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其主体构成分子是国家单位,国家是个人的寄身之所。个人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其次才是世界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优先于个人与人类的关系。而新闻职业公正、独立的理念,要求新闻从业者具备世界公民的身份,超然于国家之外,反对与国家发生联系。一旦国家利益成为新闻工作者服务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专业精神难免遭到消解。所以,爱国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在战时必然会表现为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冲突。

 

总之,战争报道中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爱国激情的驱使,媒体不自觉的从本国利益报道战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制度下新闻媒体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要使媒体完全舍弃对祖国的情感,超然于国家之外,做到绝对的客观和独立是不可能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爱国行为更要有理性的指导。力求客观真实地报道战争,传播真相,并不是故意与政府对立,也不能说是不爱国的表现,而是要求媒体回归新闻的层面挖掘客观事实,秉承新闻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报道战争真相。冷静的分析、理性的批评不仅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是为政府决策必需的参考。新闻传媒毕竟是公众自由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形成舆论的“公共领域”,它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利益,不仅受到“公共理性力量的制约,同时也不断地生产这种力量,那就是公众理性的声音[29]。”在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中,这种理性依然存在。

即便在战争时期,即便是西方自由主义国家,也有一些媒体、一些新闻工作者坚守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发出理性的呼声。美国《亚利桑那每日太阳报》刊登的一封读者的来信,或许能代表该报及另一部分美国人的意见:“首先,我们是爱国的美国人,我们全心全意支持在伊拉克的军队。但是,对强加于伊拉克政府的明显的不公平和带给人民的伤害,我们感到震惊。预防性的攻击不是公平的战争。这和支持美国、我们引以自豪的所有政策自相矛盾。我们想看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如果伊拉克有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使用?……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善意大家公认,但是我们正在用病态的战争来浪费我们的善意。”美国著名记者阿内特也固执地表示,“将报道这场战争的真实情况,……我谁也不代表,我只是报道我亲眼看到的东西。”但不容否认的是,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在战争时期,在专业主义与爱国主义发生冲突时普遍地牺牲客观、中立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教授奥弗霍尔批评美国媒介特别是电视网“过火”,轻蔑了新闻原则。她表示“这直指传媒的公信力的问题,我们应该不偏不倚的报道……假如我们认为新闻该公正持平,即使在战争时期,不也一样正确吗[30]?”

不管是在什么社会环境下,传媒的公信力都来自于其报道的客观、公正。在战争期间沸腾的爱国热潮中,媒体从本能的激情出发,为了国家利益,摈弃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可能会成为一个“爱国者”,提高其影响力、辐射力。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你游戏真实,必将被真实游戏,因为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当真相被揭穿时,媒体的生命力就终结了。所以对于新闻媒体、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非常时期,面对汹涌的爱国激情,面对政府军方的压力,仍然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它就能够做到报道的平衡,客观地反映事实的真相;它才能够为接受者提供多渠道的信息来源和参考意见。否则,媒体只有沦为战争机器,成为战争手段,而不是结束战争的正义力量。



[1] 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134页。

[2] 赵小鸣著:《关于爱国主义的理论思考》, http//www.lib.szu.edu.cn

[3]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张红辉等译:《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4]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宋景堂等译:《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5]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张红辉等译:《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177页。

[6]  陆晔等著:《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http://ruanzixiao.myrice.com/cmdxx.htm

[7]  赫伯特·阿尔休特著,黄煜等译:《权利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8] 郭镇之著:《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载《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五期。

[9] 谢静著:《美国的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自律》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五期。

[10]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张红辉等译:《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11]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张红辉等译:《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12] 《美国人的爱国迷魂汤》,http//www..sina.com.cn

[13] 参见桑木著:《战争对新闻理念的冲击》,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5期。

[14] 苏珊••••K卡拉瑟斯:《西方传媒与战争》,新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5] (美)沃纳塞佛林著,郭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16](美)沃纳塞佛林著:郭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17] 转引自展江著:《战时新闻传播诸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18] 杨民青著:《伊拉克战争中的媒体新特性》,载《中国记者》2003年第四期。

[19] 《“媒介与战争”研究评析》,参见《现代传播》2000年,第二期。

[20] 郝伯特斯宾塞著:《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21] 吴元栋著:《战争中的新闻真实》,《新闻记者》,2003年第5期。

[22] 约·维尔钦斯基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典》,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3] 转引自丛日云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24] (美)梅尔格托夫著,贾宗谊译:《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新化出版社2001年版。

[25] 沈伟光著:《理想战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26] 参见约瑟夫•••••••••A•凯米来里,吉米•福尔克著:《主权的终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34页。

[27] (英)塞谬尔斯迈尔斯著,宋景堂译:《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8](英)赫伯特斯宾塞著:《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29] 肖小穗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第7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版。

[30] 引自桑木著:《战争对新闻理念的冲击》,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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