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 for Studies of Media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papers
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发布时间:2004-05-11 09:07:02 作者: 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03年卷 关注:35615

[内容提要] 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大众媒介政治属性的表现也不相同。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表现为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公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党性原则支配下的舆论工具和“灵魂工程师”。政治属性决定了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政治参与功能、政治沟通功能、权力监督功能、议程设置功能、政治控制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全面发挥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大众媒介  政治属性  政治功能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的共同体依靠信息传播才得以维持,所以我们无法想像在所有传播行为停止后,人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大众媒介作为人类信息传播的基本渠道,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它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手段,而且为人们提供了精神联系的纽带;它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支柱,而且还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它不仅能够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而且能够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过程的归趋。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法国拿破仑认为一个报馆胜过三千支毛瑟枪;中国梁启超则说报纸“可以生一切、可以灭一切、可以吐一切、可以纳一切。”梁启超甚至断言,报业发达程度是衡量国家强弱的基本指标,所以“欲觇国家之强弱,无他道焉,则于其报章多寡良否而已[1]。”“阅报愈多,其人愈知;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2]。”谭嗣同也说:“各新闻纸为绝精之测量仪器,可以测其国,兼可分策其人。国愈盛者,出报必愈多……人至极暗陋,必不阅报[3]。”当代美国心理学家巴克指出:通过大众媒介摄取信息,获得休闲和娱乐,成为大众重要的生活方式;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也愈来愈大,“这种依赖性所采取的是满足某些需要的形式……随着依赖性的不断增大,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改变各种态度和信念的可能性亦将愈来愈大[4]。”这种可能性极大地扩张了大众媒介在政治过程中发挥影响的空间。而这种影响与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是密切相关的。

一、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

所谓属性,是一个哲学名词,它是指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特性。大众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视角考察,其本质方面的特性是大不一样的。在经济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其产品就是精神商品;在政治方面,大众媒介的本质特性是什么呢?“文革”时期曾流行这种说法: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根据甘惜分的研究,在1957年以前学界还没有这个提法。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一判断的[5]。 毛泽东在1957年批评否认报纸阶级性的观点时说,“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6]。”但是,把报纸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术界存在着不少异议。甘惜分就认为,这种说法意味着“报纸的唯一任务就是阶级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报纸一切为了阶级斗争,一切围绕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不但在现时不对,在过去时期也是不对的[7]。”在经济建设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时,其偏颇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当时还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说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看来也站不住脚。“新闻事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专政工具本身,新闻事业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它对谁都无法进行专政,它不是公检法机关……它不但不能对人民专政,对敌人也无法专政……新闻事业顶多不过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它本身决不可能是荷枪实弹的法警[8]。”当然也有人这样解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有两个方面,对敌人专政,对人民民主。讲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在人民民主的意义上讲的。即便这样解释,也无法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给人们的暴力型“专政工具”的初始印象。

要正确地理解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必须从政治概念的解读着手。政治这个名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得太多太滥。我们平时的“政治学习”、“三讲”中的“讲政治”,学校的“政治课”,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无不与政治挂钩。那么政治究竟是什么?有必要从学理意义上去理解。政治一词最早出现于奴隶社会。中国古代经典《周礼·遂人》中就有“掌其政治禁令,”《尚书·毕命》中也有“道恰政治,泽润生民。”在西方社会,政治(Politics)一词最早出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千百年来,由于环境的不同以及观察、研究视角的差别,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政治是对国事的管理。代表人就是孙中山。“政治两个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9]”。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0]。”列宁也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11]。”毛泽东也认为:“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人的行为[12]。”这在80年代以前比较流行。三、政治是对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称:“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13]。”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认为,“政治是当政者运筹帷幄的活动。”四、政治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践的活动[14]。”五、政治是一种社会关系。王蒲劬说,政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5]。” 应该说,以上五种界定,基本上把握了政治现象的主要内容,如社会关系、权力、政策、阶级斗争、国家管理。我们不打算确定赞成其中的哪一种,这不是本文的主旨。不管对政治概念如何解读,其指向的内容,都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则与大众媒介有着直接的联系。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权力的取得和运用,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阶级斗争的展开与调和以及国家的有效管理,都有赖于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也就是说,政治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政治运行的基本条件。同样,大众传播也离不开政治,不管报人还是电视人是怎样标榜超越于政治之外,他总是保持着与政治割不断的关系。恩格斯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刊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16]。”

笔者认为,要把握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必须从媒介与政治的关系着手。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做过有益的尝试。西方学者习惯于把大众媒介看成是“第四权力”,或“第四阶级”。第四权力显然是相对于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机关而言的,意思是媒介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对其他权力进行制衡。而第四等级则是相对于中世纪教士、贵族、平民三大等级而言的,意思是新闻工作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还有人把新闻媒介视为“社会公器”,是全体公民意志的代表。随着批评学派的兴起,人们倾向于把大众媒介视为社会公共领域的代表。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市民可以自由表达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公共领域的基本前提是市民应有相等的自由表达机会,并且能够自主地组织成公共团体,其讨论的主题应以批评公共事务为主[17]。公共领域的基本精神是多元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大众媒介正是理想的公共领域,正是它提供了市民表达与沟通的平台。所以大众媒介必须以平等、理性的原则对待多元的意见。这一观点与历代报人对报纸性质及社会责任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这一见解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阿特休尔指出:“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18]。”日本学者井上俊也认为,尽管历代报人一直以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为奋斗目标,但是报纸从来没有摆脱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完全的自由。“报纸作为文字媒介始终带有权力的影子……是专制权力利用的工具,这是不容否认的[19]。”事实上,大众媒介不仅代表资本或政治统治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它本身是一种营利产业,使其追逐利润的动机压倒了对公共利益所承担的责任。

当代中国与自由主义国家不同,传统的新闻理论坚持大众媒介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是一定阶级的舆论工具。毛泽东曾指出,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20]。”江泽民也强调:“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21]。”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总是代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是阶级的舆论工具,而不是所谓的“社会公器”或“公共领域”。

由于大众媒介对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政治家无不重视对它的控制。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前,是控制原始的传播手段。古希腊政治学者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把信息传播手段(当时是手书文字、口头演讲、演剧、诗歌)作为塑造国民灵魂的工具,作为哲学家国王实施政治统治的手段。为了确保信息传播的建设性作用,他主张建立检查制度,由检察官对未发表作品进行预先检查,为此他还专门制定了检查的规则,同时对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也要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进行删节,那怕是荷马史诗也不能例外。柏拉图还主张发展教育,从军事体育和文化艺术两方面,培养塑造国家未来的公民。中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也持有类似的见解。他也主张实行法治,将国民的言行纳入法律的轨道。“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他还提出了保证政治统治的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再次禁其行。”近代报业出现后,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精英越来越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于是不仅作为革命家的政治精英,就是保守的执政的政治领袖,也把办报作为主要的政治手段。法国大革命时期涌现出的革命领袖,在其早期生涯中都办过报纸,美国也是如此。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领袖人物也多有办报经历。

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也是一个报人革命家。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人物,他不仅自己办报,而且还要求高级干部学会利用新闻媒介。他多次强调:“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所以“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22]。” 在这个意义上,他提醒省委书记们,“省报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23]。”“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24]。”政治家办报是发挥报纸政治功能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使大众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保持高度的一致,减少政治决策过程面临的舆论压力。但是,政治家办报也有其不利的一面。由于政治家办报,媒介传播与官方政策高度一致,不仅不利于提升大众媒介的公信力,也不利于对政治过程保持必要的舆论压力。表面看来,这对政治系统十分有利,有利于政治系统放开手脚。其实不然,没有了大众媒介进行的体外监督,政治系统将逐渐丧失自我净化能力,由于有错不纠,积重难返,最终可能酿成大祸。

总之,大众媒介不论是在自由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摆脱不了权力控制的影子。不管是自由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舆论工具,或灵魂的工程师,其最终的支配者都是该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政治上的被统治阶级,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意见和诉求,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淹没在主流声音之中。只不过,自由主义社会支配这种“社会公器”或“公共领域”的是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执政党和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直接表现为资本控制的“社会公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党性原则支配下的宣传舆论工具和“灵魂工程师”。

二、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

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传播过程与政治过程也是相辅相成的。大众传播影响着政治进程,而政治力量也决定着媒介传播的方向。前苏联一本权威性新闻学教科书说:“新闻事业在社会体系中总是作为一种手段,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服务的。目的是由一些政治组织与机构,诸如政党、国家、地方自治机关、企业家经济联合体、工会或其他什么另外的社会集团等拟定的。……定期报刊是在该政治力量所定出的轨道内活动的。所以,为了理解充满活力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必须确定其阶级属性、其原本的阶级宗旨和被客观、主观所确立的阶级立场[25]。”那么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大众媒介能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应该说,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与其置身的政治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大众媒介的政治法律地位、活动空间也存在着差别。例如,大众媒介在专制制度下与代议制民主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同样,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有大不相同。如果将制度的差异撇开不谈,仅就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而言,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几条。

1、政治参与功能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这一概念的解读也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有人把它界定为“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26]。”有人则把它理解为“参与制订、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这一宽泛的定义适用于从事这类行动的任何人,无论他是当选的政治家、政府官员或是普通公民,只要他是在政治制度内以任何方式参与政策的形成过程。这一定义并不包括这样的含义,即政治参与者必须成功地或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尽管人们会指望这类行动具有超出纯象征性的作用[27]。”还有人主张,“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允许方式、允许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28]。”这些表述虽然存在着相当差异,但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它们都认可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所不同者,仅在于参与范围的大小和具体指向的差别而已。

政治参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就指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应该建立起“通过人民自己实行的人民管理制。”列宁也表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29]”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后,列宁又指出必须普遍吸引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逐步地吸引全体人民参加苏维埃组织的工作(在服从劳动组织的条件下)并担负管理国家的职务[30]。”在现代中国,扩大政治参与成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目标。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表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府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1]。”应该说,在对政治参与的重视上,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落实在制度安排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自由主义国家则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公民的政治参与对现代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约翰·基恩认为,民主是一种把公共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的机制,“没有公民方面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32]。”具体而言,公民参与的意义可从政治体系和公民个人两个方面来考察。对政治体系而言,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取得,有助于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消除政治腐败和个人专断,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甚至把政治参与看成是“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的重要标志。他认为,“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要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够超越村落和乡镇范围[33]。”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看,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表达自身意愿,通过政治活动实现自己利益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公民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是维护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政治参与,就没有民主。

不管是属于什么范围或指向什么内容的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都离不开作为交流沟通手段的大众媒介。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充分的知情为前提,如果公民对相关的政治事务一无所知,没有起码的心理和精神介入,如何参与呢?同时,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又涉及到意见的表达,而作为交流工具,为大众提供发表意见和充分讨论的平台,正是大众媒介的基本职能。

2、权力监督功能

代表舆论行使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是大众媒介重要的政治功能。权力所以要监督,是因为它带有一种天然的腐败倾向。用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的话来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34]。”据此,孟德斯鸠在政治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一个原则,即权力必须分开掌握,彼此独立。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三种,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三种权力既分开行使,又相互合作,同时彼此制衡。这种分权制衡制度,一方面可以防止腐败,另方面又能够捍卫自由。虽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没有实现孟德斯鸠的政治理想,但独立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却使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应该说,在人类经历过的诸多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在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是最有效的。但仅靠这一制度就可以遏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吗?回答是否定的。随着近代报纸的兴起,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在权力监督方面的潜在能量逐渐释放出来,于是资产阶级开始视报纸为权力监督的主要手段,视报纸为政府的“第四机构”或者“第四权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赞同“第四权力”、“第四机构”的说法,但他们几乎都认可报纸在监督权力方面的作用,而且主张,报刊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它是作为人民的喉舌在行使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恩格斯在为《新莱因报》辩护时说,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35]。”马克思则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36]。”因此,“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代表先生们的活动[37]。”“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38]。”这一见解后来为列宁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袖所继承。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众媒介作为权力监督的工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有巨大的影响。

大众媒介监督权力的前提,是对现实社会的充分、公开的报道,是“政治过程的透明化[39]。”政治透明度的提高,使得政府工作和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一切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被置于大众的眼皮底下,从而增强了腐败和滥用权力所面临的道德压力和政治风险,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有利于消除腐败行为。其次,大众媒介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批评和揭露,还可以起到“社会排气阀”的作用。“如果运用得当,大众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宣泄人民的不满情绪[40],”这十分有利于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不过,鉴于历史发展的实际,我们对于大众媒介监督作用也不能评价过高。梁启超所谓的一张报纸抵得上三千毛瑟枪,不过是理想的憧憬而已,充其量是社会变革时期的非常事态。和平时期大众媒介的监督功能如果没有相关因素的协调配合,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大众媒介进行的监督“只有与法律监督和行政监察协调运行,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41]。”否则,这种监督将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

3、政治沟通功能

大众媒介本来是作为交流工具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这种信息交流或沟通不仅存在于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它也是政治领域不可忽视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现实政治过程与信息沟通过程不仅是同步的,而且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政治沟通呢?有人说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形式……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42]。”美国学者K·W·多伊奇在其《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一书中把政治沟通看成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存储、分析和处理。他认为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和控制是在沟通中实现的。在现代化国家,政治沟通的基本工具是大众媒介。而在前报纸时代,口头传播是政治沟通的主要手段。现在,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制约着政府的决策行为和过程,而且也在更大范围里左右着人民的政治态度和选择。

政治沟通首先表现为统治阶级或精英阶层关于政策价值的传播,有效的传播能够获得民众认同,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要实现其政治目标,离不开人民的理解和好感。如果人民对统治者心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所以君主必须想方设法使“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同时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43]。”建立并且保持与人民的友谊。这样统治者不仅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在社会变革时期,先进的阶级领袖,要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也要将其政治理想诉诸普通民众。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就希望该报将“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之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在他看来,大众媒介就是先知启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基本手段。其次,政治沟通还表现为民意的上达。人们的喜乐哀愁,人们的悲愤,人们的深切愿望,如果能够借由大众媒介传播、宣泄,大众媒介如果能够胜任社会的排气阀,将有利于增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彼此和谐,消除相互间的敌意,从而实现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否则,消极能量的长期积压,将会引发社会的大爆炸。

政治沟通对现代国家的政治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政治理论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改革维新时代,梁启超就指出了沟通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消息不通则陋。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44]。”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原因就在于不通。所以要振兴国家,必须去塞求通,而办报纸乃是基本的途径。报纸犹如耳目,能告知人们中外之事;又像喉舌,使下面的苦患能告之君,而上面的恩德能喻之民。毛泽东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他认为一个党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45]。对一个政党和领导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听到了不同的意见,而是鸦雀无声,无从知晓自己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无从知晓民众的呼声。大众媒介通过报道各种意见,呈现出国家的意见生态,并且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这不仅能够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实现人民的利益。

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必须以发达的交流结构和有效的政治沟通为基础。根据阿尔蒙德观点,社会的交流结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即非正式的面对面接触,非政治的社会结构,政治输入结构,政治输出结构和大众传播媒介[46]。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大众媒介。西方政治学者认为,一个自主的交流结构,即一个既不受政治权力约束也不受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大众媒介系统,对于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作为政治沟通主渠道的大众媒介,被普遍要求置于执政党的直接领导或控制之下,在这个前提下,大众媒介才被视为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因此,政治沟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政治系统中,由于其定位的不同,其作用和影响的空间也是大不一样。

4、政治控制功能

大众媒介不仅是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政治沟通的渠道,而且还是实施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什么是社会控制?美国学者罗斯认为,社会控制就是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所作的约束[47]。控制的目标是使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服从社会整体的利益,使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与社会秩序实现对立的统一;通过控制过程及其手段(如奖励、惩罚)完成社会成员的角色定位。在控制过程中,政治体系可以利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法律约束、道德约束、经济约束、教育约束、文化约束等。它们有的凭借自身的力量,如经济约束(利益分配的杠杆作用)就能够直接地控制人民的行为;有的则要借助于其他的力量,如法律须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道德约束、文化约束等则更多需要借助于大众媒介才能实现,不道德的行为、不文明的举止,一经大众媒介曝光,社会舆论的压力必将使行为者有所收敛。即便是经济约束、法律约束,如果能够在报纸、广播、电视上有所反映或得到相应的评价,其约束的效能将会明显加强。

所以,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大众媒介以实现社会控制,是十分普遍而且流行的做法。政治体系为了支持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治文化的传播,尽可能地控制各种“媒介,特别是诸如学校、大众传播媒介等在社会化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介,传播支持现行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培育和塑造适应其统治秩序需要的政治人格,同时还要对各种媒体传播的政治信息进行认真的选择,如政治教育内容的确定、学校教科书的审定、新闻出版审查等[48]。”除了政治文化的传播和政治人格塑造外,政治体系还可以利用大众媒介引导、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正如美国学者默顿所说的,政治权力“通过利用已有技术进行宣传使无意识的听众接受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他们自己或他们成员最大利益的舆论;通过越来越高深莫测的推销术,可以假冒对推销员和顾客来说是共同的价值观[49],”从而将社会大众纳入政治体系所期望的轨道。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各个国家对大众媒介的控制不尽一致。设立在苏黎世的国际新闻研究所曾经根据政府对传播媒介控制力度的不同,而将联合国的成员国划分为四种类型[50]:全面控制报刊的国家;报刊在形式上可以批评政治,但是实际上实行检查制度的国家;制定了特别出版法和他种歧视性立法,可据以逮捕和迫害编辑的国家;用非正式的方法使报刊就范的国家等。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大众媒介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其在社会控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大不一样。

5、议程设置功能

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媒介有能力选择并强调某些话题,造成这些话题被公众认可是重要的印象[51],或者说是大众媒介“确定辩论的范围以适合有权势者利益的过程[52]。”也就是说,大众媒介通过其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和传播,能够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什么内容不能讨论;什么是热门话题,什么会被排斥出讨论的议程之外。政治议程设置对于政治过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谁能够确定议程,谁就可以掌握政治活动的主动权。不管是平时的政治运作,还是大选期间,力图影响政治议程是政治人物优先考虑的课题。70年代中期,美国传播学者M·麦库姆斯和D·肖通过美国总统大选的定量分析,证明了“受众通过大众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如反映候选人在一次竞选运动中讲了些什么内容时,大众媒介显然决定了哪些是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大众媒介决定了竞选运动的议题,这种影响个人认知变化的能力是大众传播效力的最重要方面之一[53]。”议程设置功能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大众媒介如何确定自己的议题,即大众媒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根据什么具体标准,确定事件的轻重缓急;二是大众媒介把自己确定的议题告诉大家,让公众了解、体会媒介所谈论的事件及其分量;三是公众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议题次序。无数实证研究表明,大众关于社会议题的次序与大众媒介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几乎是完全的同步。

议程设置理论是建立在两个重要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其一,各种媒介是报道世界上各种新闻的必不可少的把关人。世界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千千万万,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对其不做筛选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报道。所以大众媒介既是报道者,又是信息的把关者。而在这个把关者、报道者的背后,又有两只看不见的手——资本的权力和政治权力——在操控着他们对信息的选择。其次,公众需要大众媒介为他们指明方向,帮助他们决定那些超出了他们实际感受范围的那些事件和问题,究竟哪个(些)是“值得关心和加以注意的[54]。”应该说,这两个假说有其客观依据。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众媒介的把关人地位及受众对解释、指导的需要,都是客观存在的。由于这种需要,由于大众媒介对辩论范围的确定,使得大众媒介与社会权势阶层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维持现状成为大众媒介报道的基本倾向。

6、政治社会化功能

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指的是大众媒介在传承政治文化、习得政治知识、塑造政治人格、建构政治价值、维持政治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指的是在社会成员由自然人、社会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中大众媒介的所起的实际作用。这一功能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相当程度的吻合。政治社会化也好,思想政治教育也罢,在当今社会,谁也离不开大众媒介。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新闻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把世界大众媒介体系划分为三大乐章,每个乐章具有一个基本的主题。其中第一乐章指资本主义国家大众媒介,第二乐章指社会主义国家大众媒介,第三乐章指发展中国家大众媒介。阿特休尔认为,“在所有这三个乐章中,新闻媒介都被当作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教育人民使他们在社会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55]。”

政治社会化功能与上述其他功能有着密切的关联。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参与还需要借助大众媒介才能得以实现;议程设置更不用说,没有大众媒介的把关与选择,社会就没有办法确立事件的轻重缓急;政治沟通的基本手段就是大众媒介,而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正是在政治沟通之中进行的;舆论监督的展开得力于大众媒介的参与和主持,这种监督又能加强公民的权力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另外,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与大众媒介的一般功能也密切相关。监测环境是公民适应环境、适应社会的前提;文化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先导,并且为政治社会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健康的娱乐是提升政治社会化效果的最好的方式;广告推销的不仅是产品,而且还有意见、价值观、信念和政策,这正是政治教育或政治社会化所力图灌输的内容。可见,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与其他一般功能特别是其他政治功能,联系密切,相辅相成的。

 

可见,由于大众媒介自身的政治属性,由于政治系统与媒介系统的互动,大众媒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历史上流行一时的所谓“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在社会变革时期固然也可以视为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之一,但是在和平发展时期的适用性就值得怀疑了。既然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既然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不是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对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就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大众媒介不仅是政治沟通和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渠道,是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监督的工具,而且是政治议程设置和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大众媒介政治功能的全面发挥,对于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56]。”大众媒介的发展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大众媒介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大众媒介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政治文明发展的水平。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国家要想达到理想的境界,其领土不能太大也不能过小,人口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国家大了,人口多了,难以做到有效的信息覆盖,政令不通,就难以做到有效的治理。时至今日,有哪个政治学者再会提出这样幼稚的命题呢?原因无它,在于无所不至的信息网络缩短了地球的空间距离,过去浩淼的地球,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落。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大众传播事业不仅在数量上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在质量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媒介体制落后,媒介体系与政治体系一体化,行政权力对媒介的过多干预,限制了大众媒介活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推进新闻体制改革,发展大众传播事业,是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

[1] 梁启超著:《<清议报>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第六卷。

[2] 梁启超著:《论报馆之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三卷。

[3] 《谭嗣同选集》增订本上册,第270页。

[4] (美)克特·W·巴克主编,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5] 甘惜分著:《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6] 毛泽东著:《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3-444页。

[7] 甘惜分著:《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8] 甘惜分著:《新闻论争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9] 孙中山著:《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61页。

[10] 马克思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60页。

[11]《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70页。

[12] 毛泽东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3页。

[13] 转引自艾·C·艾萨克著:《政治学:范围和方法》,中文版,第21页。

[14]《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页。

[15] 王蒲劬著:《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16] 恩格斯著:《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441页。

[17] 转引自张锦华著:《公共领域、多文化主义与传播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97年版,第16页。

[18] (美)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等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337页。

[19] (日)井上俊等著:《媒介与信息化的社会学》,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52页。

[20] 毛泽东著:《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3-444页。

[21] 《江泽民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6年1月22日第1版。

[22]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23] 毛泽东著:《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2页。

[24]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1页。

[25] (苏)乌契诺哇著:傅显明译:《马列主义新闻学原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6]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页。

[27]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3页。

[28] 马振清著:《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29] 列宁著:《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07页。

[30] 列宁著:《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页。

[31] 江泽民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2] (日)猪口孝等著,林猛等译:《变动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3]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页。

[34]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4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著:《新莱因报审判案·恩格斯的发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著:《新莱因报审判案·恩格斯的发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37] 马克思著:《法庭对<新莱因报>的审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3页。

[38] 马克思著:《福格特先生——十一、一件诉讼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75页。

[39] (日)猪口孝等著,林猛等译:《变动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40] 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述评》,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41] 刘华蓉著:《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42]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43] (意大利)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页。

[44] 梁启超著:《论报馆之有益于国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1卷。

[45] 毛泽东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页。

[46] 赵渭荣著:《社会转型与政治社会化变迁》,《社会科学》1999年第9期。

[47] 王因为、宋书伟主编:《社会学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48] 施雪华主编:《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7页。

[49] (美)旦尼斯·朗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50] (美)韦尔伯·施拉姆等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

[51] 陈昭郎著:《传播社会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05页。

[52] (英)戴维·巴特勒著,赵伯英等译:《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1页。

[53] (英)旦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等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页。

[54] (美)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译:《传播学概论》,1984年版,第277-278页。

[55] (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等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317页。

[56] 虞崇胜著:《政治文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发布者: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关于我们
关注我们
  • 微信公众号: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找到我们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路16号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 邮编:430072
  • 电话:027-68756969
  • 传真:027-68756969
  • 邮箱:media@whu.edu.cn